筹措资金不失为解决财政困难的一种办法，但更重要的是要有自己的金融机构，才可以运用有效的机制稳定物价、发展生产、沟通城乡物资交流、保证供给。因此，财经委员会决定建立人民自己的银行。这是一个重大任务，由谁来负责呢？贺龙、关向应、林枫都想到了刘少白。刘少白很早就同中国共产党有接触。他的女儿刘亚雄是加入中国共产党较早的一批女党员之一。1937年8月由王若飞、安子文介绍，刘少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不公开身分的党员。刘少白毕业于山西大学法律系预科，在河北省建设厅、天津商品检验局当过科长，有相当的经济工作经验，而且，对山西的经济情况比较熟悉，是一个理想的人选。因此，贺龙亲自出面邀请他出任总经理，筹建银行。经刘少白多方筹措，筹集到了开办银行必需的资金。1940年5月，西北农民银行在兴县正式成立，不久，又发行了晋西北根据地的货币——西北农币。银行的成立，农币的发行，对于稳定金融，争取晋西北财政经济的好转，起了重要作用。
1940年春季和夏季日寇对晋西北的两次大“扫荡”，特别是实行“三光政策”⑤的冬季大“扫荡”，使晋西北尚未来得及解决的经济困难更加严重。贺龙在冬季反“扫荡”胜利以后，马上对晋西北的经济状况进行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他建议召开财经会议，讨论怎样克服困难，渡过难关。1941年3月4日，晋西北行署召开财政经济会议，贺龙在会上作了报告，他指出：“现在的问题是群众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没有房子住。我们必须解决这些问题。这是一个中心工作，党政军民，要一致努力，各级领导要深入实际，下决心把生产建设工作做出成绩来。”根据贺龙的建议，这次会议确定把发展生产、加强经济建设作为1941年的中心任务，并明确提出了“以农业为主”的发展生产方针。会后，贺龙又四出奔走，动员党政机关，将行署、军区、新军总指挥部、青联、妇联等单位联合起来，组成晋西北春耕委员会，统一领导全区党政军民开展大规模生产运动。他领导军区后勤部门着重抓了4件事：第一件，生产粮食；第二件，解决服装供应。主要是发动部队种棉花，建设河西被服厂和用土特产交换布匹。到1942年夏天，一二〇师每人都领到了1套夏服，并且拨给新军8千套夏装；第三件，解决副食品供应和燃料。要求各部队建立油榨房、粉房，挖煤炭。晋西北煤多，贺龙让独一旅、独二旅⑥各抽出一部分人来开矿挖煤，供应部队和群众燃料；第四件，开办商店，活跃经济，解决部队的日常开支。半年内，晋西北各部队一共开了16个商店，赢利法币70万元，农币60万元。在贺龙领导下，部队生产发展很快，真正起到了带头作用。经过党政军民在发展生产方面的不懈努力，到1943年，晋西北的经济状况，已有显著改善。
⑤即日寇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实行的杀光、抢光、烧光政策。
⑥三五八旅返抵晋西北后，新三五八旅改称独二旅。
晋西北是华北与西北、中共中央与敌后各根据地联系的枢纽。1940年10月，贺龙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成立了晋西北交通司令部，由一二〇师三五八旅和决死二纵队各组织了相当于1个营兵力的交通大队，专门担负护送延安与敌后各根据地来往人员、物资、经费的任务。1941年3月，他又成立了晋西北军区交通运输委员会，指定参谋长周士第兼任主任委员，进一步加强交通部队，做好护送工作。许多从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和江苏等地去延安开会、汇报和出差的人员，都要经过晋西北，在兴县落脚。贺龙为此指定了两个招待所，指派副官处长陈仕南负责接待来往人员。贺龙对陈希云、陈仕南说：“兴县是延安的大门，我们要为党中央、毛主席看好这个大门。一方面要保卫党中央、毛主席的安全；一方面要把过往同志的生活照顾好。他们提出的要求，只要我们能办到的，一定要帮助解决好，使他们满意。”1942年10月，刘少奇从新四军回延安。一路上要通过敌人的重重封锁线，被褥、替换衣服等都不便随身携带。一到兴县，供给部就给刘少奇将这些东西一一补充好。其他领导同志从敌后来到晋西北，也都是缺什么补什么。对于一般过往干部也是这样。1942年5月，晋察冀的抗大二分校一批学员迁往延安，一个100多人的女生队，在过同蒲铁路时，被敌人冲散，被子、衣服、生活用品全部丢光了。当她们三五成群地到达兴县时，供给部及时给她们补充了被服。贺龙知道了很高兴。他说：“延安生活很困难，我们宁可自己苦一点，也不能给党中央增添麻烦。要想方设法减轻陕甘宁边区人民的负担，这是我们的光荣责任，也是我们应尽的革命义务。”1942年秋，彭德怀从太行山到延安开会，在兴县讲话说：“我们从太行出来，经过若干道封锁线，东西都扔光了，感谢你们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吃的、穿的，还有牲口，还特意给我们改善生活，让我们好好休息。贺总在晋西北宁肯自己饿肚子，吃黑豆，也要招待好过往的干部，这一点，人人皆知，我是很钦佩的。”
贺龙历来重视文化建设，把它看作是增强部队素质，提高士气的重要措施之一。他亲自创建了战斗剧社，1939年，又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抗日军政大学和冀中参军青年中动员了不少人参加剧社，编演了许多好的话剧，使战斗剧社成为敌后一个颇有影响的艺术团体，培养出了一批优秀的艺术工作者。后来，活跃于电影界、话剧界的著名导演成荫、欧阳山尊、严寄洲等都曾在这个剧社工作过，都受过贺龙当面教诲。1941年，贺龙又四处物色爱好京剧的人材，成立了一二〇师战斗平剧社（京剧在当时称平剧）。他向负责组建平剧社的刘西林、张一然说：“演旧戏一定要除掉封建毒素和低级庸俗的内容，要表现历史上除暴安良的正义人物和抵抗外侮的民族英雄，使人增长历史知识和民族意识。”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平剧社演出了不少新编历史剧。贺龙到延安以后，这个平剧社与鲁迅艺术学院平剧团合并，组成延安平剧院。解放后，活跃在京剧界的薛恩厚，就是战斗平剧社的领导人之一。贺龙领导的部队中，体育运动历来蓬蓬勃勃。最负盛名的是贺龙亲手创建的一二〇师战斗篮球队，许多队员都是他亲手挑来的。在冀中，他发现了曾参加过1936年奥运会的中国篮球队员刘卓甫，可是，人家已经当了抗日政府的县长，可贺龙爱才如命，想方设法经冀中主任公署把他调到了一二〇师。当时这个业余球队在陕甘宁边区和晋绥、晋察冀根据地都是很有名气的。有的队员，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成了体育界的领导干部。因此，在建设根据地工作中，文化建设自然也纳入了贺龙积极参预领导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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