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经常和冀中领导人在一起谈思想、讲工作、分析形势，交流经验，以实际行动团结和影响他们。冀中区有些干部对保持统一战线中共产党和八路军的独立性问题认识不清。贺龙和关向应耐心地反复地给他们讲洛川会议上确定的一些原则，向他们解释：只有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才能真正巩固统一战线的道理，并向他们指出，过去由于认识不清而在工作中作一些无原则让步，给发展和巩固统一战线造成的危害，从而，使冀中区一些领导人提高了认识，加强了地方党和抗日政权的建设。
在军队建设、作战指导思想、干部使用等问题上，贺龙与吕正操谈得更多。吕正操深情地回忆说：“我们就经常与贺龙同志在一起研究问题，部署整个冀中区作战行动；也经常一起行军，一起宿营。在这期间，贺龙同志一有空就和我们闲谈，天上地下，风土人情，无所不及，非常坦率。”“贺龙同志亲切的教导，对我们冀中几个负责人启发教育很大。”
贺龙更重视以一二〇师的模范行动去影响冀中部队。一二〇师在冀中军民中有很高的威望。贺龙一面强调一二〇师要作好样子，要求极严；一面通过吕正操、程子华发动冀中军区部队组织参观团，到一二〇师见学、座谈、交流工作经验，学习老八路的光荣传统和作风。在此基础上，贺龙指示一二〇师司令部、政治部举办各种训练班，帮助军区部队训练干部。据统计，在短短的几个月中，一二〇师举办了游击干部训练班、锄奸干部训练班和敌工工作训练班各一期，为冀中军区部队训练了410名干部。贺龙还亲自主持了一二〇师与冀中军区干部共同参加的参谋工作会议，总结经验，交流思想。贺龙亲自在会上讲解了一二〇师在冀中作战的若干战例，传授作战经验，对冀中的干部颇有启发。
贺龙采取的这些措施，对冀中部队的建设起了重要作用。吕正操后来说：“我们冀中几个领导同志深深感到，冀中部队能够长期坚持平原游击战争，能够经受1942年日军发动的空前残酷的大‘扫荡’，最后能为党保存了几万人的战斗部队，是与贺龙、关向应同志亲自指导，和一二〇师部队的传、帮、带分不开的。”
在帮助冀中部队正规化建设的进程中，为了扩大一二〇师，有一些冀中部队逐步与一二〇师合编了。这些部队有：高士一领导的独立四支队、魏大光领导的独立五支队、江东升领导的独立六支队和张仲瀚领导的津南自卫军。这些部队在1年多的抗日斗争中，经受了锻炼和考验，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要使他们成为具有高度政治觉悟和坚强战斗力的八路军主力部队，还存在许多问题。尤其是其中的一些上层人士，他们大都来自旧营垒，各自带着不同阶级和阶层的烙印。怎样帮助他们不断进步，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刘伯承元帅有一次对人说：“我们军内，对中国社会搞得透彻一点的，懂得多一点的，要算贺龙。他对三教九流那一套都懂。另一个是陈赓。”贺龙对高士一、魏大光这样从旧营垒里出来的人，可以说了如指掌。他知道，要把这些部队锤炼成八路军的主力，首要的问题是要把这些上层人士团结好，促进他们自身的变化。对于他们，贺龙说，他采取的是“八面玲珑”的方针。什么是贺龙的“八面玲珑”方针？那就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结合。贺龙认为，对于他们首先是团结和信任，以此来促进其政治上的不断进步；其次才是适当地采取改善部队素质的组织措施。贺龙和关向应商量了几条办法：在团结问题上，一要表扬他们的抗日行动，这是团结的基础，不要因为有某些缺点而否定他们；二是对他们的批评，一定要谨慎；三要加强引导，主要是引导他们学习毛泽东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在部队合编的组织措施上，一是上层领导不变；二是把一二〇师的部队编给他们，不是一二〇师吃掉他们；三是下面的干部因各种原因需要变动的，必须征得他们的同意。这些措施有很强的策略性，对促使新部队的进步发挥了巨大作用。
贺龙自己则把主要精力用在做上层人士的工作上。关向应对他说：“你老总威望高，他们都服你，你得多花点力气。”
独立四支队司令高士一，是任丘县有名的士绅，因其排行第四，人称“高四爷”。他为人性格豪爽，有正义感，热爱祖国，接受新事物快。抗日战争爆发不久，1937年10月，他在共产党员杨琪良、高万德的影响下，接受保属省委领导，举旗抗日。对这位爱国人士，贺龙主要是鼓励他坚持抗日，不断进步，革命到底。贺龙对高士一说：“高士一呀！你来抗战，地主生活不好搞了，你得过农民生活了，这很不容易，说明你抗日坚决，大家都很佩服你。你一定要坚持下去噢！”高士一说：“我是跟师长抗日到底了。”贺龙习惯地用烟斗指着他说：“啊呀，高士一，不是跟我，是跟共产党，我算个啥！”
为了帮助高士一带好这支部队，贺龙到冀中不久，就抽调了幸世修等10多个老红军去独立四支队协助工作。独立四支队与七一五团合编时，贺龙亲自呈报中共中央军委，提议由高士一担任独一旅旅长，而让他的老部下工尚荣当高士一的副手。贺龙对被委任为独一旅副旅长的王尚荣、政委朱辉照说：“高士参加抗日，跟共产党走是件了不起的事，不容易呀！你们一定要好好同他合作，团结他，帮助他，尤其要尊重他。他是旅长，应该有职有权。他的意见，你们一定要考虑，不能马虎。他年纪比你们大一半，你们在生活上要照顾他。你们之间发生了矛盾，我先找你们算账。”在政治上，贺龙、关向应对高士一的要求却是严格的。高士一是1939年2月由独立四支队政委幸世修和政治部主任杨琪良介绍入党的。2月底，杨琪良见到贺、关，汇报到这一问题时说：“幸政委说，他可以是个特殊党员。”关向应说：“党员就是党员，有什么特殊党员。”在生活上，贺龙对高士一十分关心。高士一的妻子杨启，一直住在任丘乡下，在日寇频繁围攻中，贺龙十分担心她的安全。因为高士一在冀中名望很大，敌人对他举旗抗日十分恼火。1938年冬，日军放火烧了他大哥、二哥住的高家场，还将高士一的两个侄儿抓走，杀害了一个，放回来一个，让他带信给高士一，要他投降。高士一愤怒地拒绝了。敌人如此猖狂，杨启的处境十分危险。因此，贺龙亲自动员高士一，将杨启送到平汉路西边去。贺龙说：“我派人送去。一定把她安排好，你放心。”高士一同意了。贺龙亲自派了一名副官，把杨启送到了晋察冀边区的冀西山区。
此后，高士一跟随贺龙、关向应离开家乡，转战晋察冀，保卫晋西北。1942年渡黄河进驻绥德，保卫陕甘宁，经受了一次次考验。高士一从一个地主士绅转变成共产党员、八路军旅长，经历了艰难的思想转化历程，是他主观努力的结果，然而，与贺龙、关向应的赤诚帮助是密不可分的。
独立五支队司令魏大光，河北霸县人，只有27岁，曾经在天津当过旧警察。“七七”事变以后，在一些共产党员推动下，举起了抗日的旗帜，他用结拜兄弟、哥儿们义气那一套把一些人团结在他周围。后来，他的队伍归属中共保属省委领导。但是，在他的部队中，一些人受旧的影响很深。贺龙知道，魏大光年轻气盛，颇为敏感，团结他比较容易，主要问题是要教育他丢掉封建帮会那一套，确立处人处事的正确的立场观点与方法。
1939年4月初编成独立二旅的时候，贺龙和魏大光一连谈了几次话。贺龙对魏大光说：“魏大光，你过去同一些人磕头、拜把子，大哥、二哥都不错，但是，你现在参加了革命，就要反对这些东西。大哥、二哥那种封建式的感情是靠不住的，只有阶级感情靠得住。这方面，我最有体会。现在抗日，是民族战争。为了中华民族的生存，我们要坚决打日本。打不打日本，这是当前一条辨别是非的基本标准。什么大哥、二哥，都要用这条来衡量。抗日的就是同志，不抗日的，不管是大哥还是二哥，都不是一路人。听说，你拉队伍抗日以后，有人想拉出去当土匪，你坚决反对，这就不错嘛！你一定要学会用无产阶级的观点、民族革命的观点去辨别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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