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对熊克武历来尊重，但是，在是否去广东这个重大问题上却持反对态度。当年，贺龙决心去广州，是为了寻找中国共产党，探求新的革命道理和正确的革命道路。现在，反对去广州，是因为他已经得知孙中山逝世后，广东军政各方首脑正在争权夺利，驻广东的福建、云南、贵州军队将领都想乘机扩大自己的权势。川军再去广州，不仅增加矛盾，还可能被吞并，对继续完成革命大业有百害而无一利。此外，还有一个不开赴广东的重要因素，那就是贺龙率军返湘后，虽然励精图治，部队面目一新，但还不十分巩固。所部官兵大都是湘西人，听说本师可能开赴广东，一些人就泣涕请命要求留乡守土。如果断然开赴广东，部队很可能分裂。至于熊克武去广东的目的，贺龙更不赞同。他后来回忆说：“熊克武曾两次来澧州找我。第二次来的时候，他提出要去‘联络旧同志，组织新政府’。我和严仁珊说，联络旧同志，是什么同志？组织新政府，又是什么政府？北京政府是反动政府，广东政府是革命政府，如果再组织政府，是隶属广东政府，还是隶属那里？我不同意熊克武的意见，并通过严仁珊要熊克武解释这个问题。从此，我和熊克武来往就少了。”贺龙还向熊克武说明，他的部队从民国五年（1916年）讨伐袁世凯以来，就是遵照孙中山的主义干的。几经挫折，几番再起，为主义而战不屈不挠。这次不随总司令去广东，就是不能背叛主义，以免将来背上不义之名。可见，贺龙和熊克武已经出现了政治原则上的分歧。
熊克武无法说服贺龙，回了常德，熊部第二军军长汤子模便对贺龙施加武力威胁。3月17日，汤军两个旅围逼津市攻击贺部，被击退。
与此同时，湖南当局赵恒惕正筹划对建国军用武。他一面电请北京政府对湘西用兵，一面调湘军3个师开到益阳，进逼常德。5月8日，熊克武率汤子模等部南去，津澧只剩下贺龙这个师了。赵恒惕大军临近，或战、或撤、或和，成为需要贺龙迅速作出决断的头等大事。依当时的形势，上策是备战求和。于是，贺龙发表留湘通电，表示：“去岁追随熊锦公北伐，假道湘中，从师转战，负弩前驱，行战弥月，始达津澧”。但因“半载屯兵，毫无进展……报国既难如愿，害民尤所痛心，午夜彷徨，忧心如捣，不得已，勉徇部属之请，实行还湘，保卫桑梓。”③
③《贺龙通电》1925年4月21日长沙《大公报》。
湘军返乡，名正言顺，给湖南督军赵恒惕出了难题。赵恒惕依附北京政府，残酷镇压革命，剥削三湘人民，贺龙这样一支革命武装留在湖南，当然成了他的眼中钉。但是，赵正以其主力和建国湘军作战，没有足够力量同时攻击贺龙。省府内又有接纳贺部，让贺龙任澧州镇守使的建议。赵恒惕权衡利害得失之后，以湖南省政府名义委任贺龙为澧州镇守使，管辖7个县。同时，派省议员熊贡卿为省政府代表常驻澧州镇守使署监视贺龙。贺龙很清楚赵恒惕的用心，为了能够暂时避免本利的战事，便接受了委任。贺龙后来说：“中国镇守使多得很，连北京政府都不知道封了多少。他们把你没办法了，就给你一顶镇守使的乌纱帽，他们要是能把你吃掉，大概连骨头都嚼成渣渣了。没有办法，啃不动，嚼不烂，怎么办？当个镇守使吧。我这个镇守使就是靠枪杆子打出来的。”
熊克武去了广东，被蒋介石以“叛国罪行”囚禁于虎门。曾经转战川黔，为护法建有功勋的入粤四川建国军或被缴械，或流入湘黔被收编、遣散，从此消失。由于贺龙对复杂形势判断正确，不怀私念，策略得当，才保留并且发展了一支忠于国民革命的武装。
贺龙在澧州立即展开了多方面的活动。首先对澧州附近一些恶迹昭彰的队伍进行讨伐，以巩固防区，使自己处于攻守进退都有主动权的地位。他率部进攻盘踞石门县一带的前澧州镇守使唐荣阳部。唐部旅长率部倒戈，残敌数千一触即溃，唐荣阳逃往武汉。贺龙进而挥师攻克大庸等地，扫平了各路残杂武装。5月18 日，回到分别了5年之久的家乡桑植洪家关，祭奠祖先，看望亲族故友。
贺龙家中原来的房子已经被敌对武装烧毁。继母正在修建一栋木石结构的大屋，房架搭起来了，刚刚上梁。贺龙回来看到正在兴建的大屋，对亲属、乡亲们说：“你们看看，左邻右舍对门当户这些茅草木屋，单单我家修一座大殿，当成菩萨来供，这不是成心叫人骂我贺龙吗？”他断然决定不准再修。亲友们纷纷劝说，你当了师长，当了将军，修个大一点的屋子也是应该的，再说，屋架已经搭完，大梁已经上妥，搭成个屋算了。贺龙还是不答应，他说：“不要修了，盖个屋顶，让它空着，让往来赶场的乡亲也好有个躲风避雨的地方。”后来，贺龙参加了共产党，领导湘西武装斗争，这幢供四乡来往群众躲风避雨的棚子还是被国民党反动派烧掉了。
几天后，贺龙返回澧州，立即投入救灾工作。澧属7县连年战祸，加之3个来月滴雨未下，田地龟裂，寸谷不收，十室九空，到处躺着饿死的人，有的村子里农民们易子而食，悲惨之极。
贺龙一方面向省里发出要求赈荒救灾的急电，一方面带领一批部属到各地视察。看到一些农民饿得半死，而大地主们却囤粮不卖，哄抬价格。贺龙怒火冲天，下令打开地主的粮仓，把粮食无代价地发给饥民。回到澧州他立即召开各县救灾赈荒善后会议，制定赈济措施。贺龙在会上提出了《买谷备荒案》、《劝种杂粮案》等方案。④各县按照贺龙指示，责成殷实富户预交1年田赋，迅速筹办粮食，立即开始低价售粮并无代价地赈济灾民。贺龙还号召各县农民广种杂粮，生产自救，并且相应地作出了三条规定：一，各县不得闲置耕地；二，严禁种鸦片烟，以免妨害农业；三，定期派员到各县考察广种杂粮的成效，根据成绩好坏，给予奖惩。
④《贺龙提出四大议案》，1925年9月1日长沙《大公报》。
各县灾民拥入澧州，有的沿街乞讨，有的沦为盗贼娼妓，有的倒毙街头，加上城里百业萧条，失业者甚多，难民和失业居民生活都极端困难。贺龙决定恢复和扩建“九澧贫民工厂”，招收失业贫民和灾民600多人，使一批灾民及失业者一家大小有了饭吃。贺龙经常到这个工厂视察，还对厂长说：“贫民进了工厂，就有饭吃，挣了工钱，能养活一家三五口人。一个工厂600名工人就能养活二三千人，城里的失业问题和灾民的生活问题也就差不多解决了。工厂改名平民工厂，平等的平，要和工人讲平等，我们不是骑在工人脑壳上的大老板。”
在救灾的同时，贺龙提出了《维持教育经费案》。他对教育非常重视，在一次会议上说：“教育是开发民智的根本。现在的学校不能不整顿，如果高小毕业生和初中毕业生升学考试全推光头，这样的学校简直等于零。”他针对实际情况提出了三项整顿教育的意见：第一，严格选择教员，免误青年；第二，学风不正皆因校长因循所致，对校长尤须严格考察；第三，教育经费困难，大都由于专管人员侵吞以致亏空，以后对于亏空学校、侵吞公款者，当事人员无论何人，逃往何处，均需通缉严办。尔后，又派澧县知事（县长）贺寿文专程下乡视察县属各校，进行整顿，还雷厉风行地为各学校追回亏欠的经费2100串钱。他自己曾多次向一些学校捐款，参加学校活动。在短短时间内，澧属7县的教育事业面貌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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