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颇惊骇其弱冠诵读的广博，逢人便说再没见过比他天资更好的人了。进入文科后，黄侃看他文史各科都已升堂入室，既收为弟子，又视为畏友。他们听说胡适才二十六岁，还是个留学生，对古文如此口出浪言，心里自然不服。范文澜是个老实人，见傅斯年被黄侃骂得不便来校长室，面对着敬重的先生，也就实话实说起来。
“我们总觉得这人有点浮，爱出风头。他可能看康、梁和太炎先生过时了，想振臂一呼，来做中国思想界的领袖了。其实用白话写小说早在清代就已流行，像《红楼梦》等。民国后鸳鸯蝴蝶派更是用白话大写爱情小说，为市井津津乐道。听说他的白话诗淡而无味，类同笑话，全凭形式的新奇包装吸引人。像有一句‘匹克匿克来江边’，这‘匹克匿克’英文是指野炊。英文本来已经奇了，又能入诗，当然更奇了。”
蔡元培倒是听出了弦外之音，但他觉得学生的见解有些偏颇。他们往往容易被现象所迷感，而缺乏对一种思想潮流本质上的把握。
“这奇文我看好得很啊！”
钱玄同不知何时进了门，高声朗笑着。他身材不高，戴着近视眼镜，腋下夹着一个黑皮包。见他大大咧咧地把包往桌上一放，拖来一张椅子，坐了下来。
“好！你来的正是时候。又是章门弟子，又是音韵训信大家，正想听听你的宏论呢。”
范文澜顿时来了兴致，这钱玄同也是个有怪癖的人。平生最喜欢串门清谈和混饭局。他进京后家安在西北园的高师教职员宿舍，但每天只是抽空去看一眼三位公子和夫人，就心安理得地走人了。在学生眼里，他本应是黄侃一路人物。传说他十五岁前全是家学，四岁时每天要站着读父亲书写的《尔雅》词条，从早到晚，直读得两腿僵直被家人抱上床为止。平时上课，也喜欢显示自己精通《说文》，又写古字，又用典故，处处卖弄小学家的知识。由他来谈胡适，倒是挺令人信服的。
范文澜忙给他泡了杯茶，没想到他几口水入肚，便瞪起双眼劈头教训起范文澜来。
“你想想，从辛亥到今天，中国的思想文化界有何起色？末代小皇帝还在紫禁城里，那位民国大总统就急着黄袍加身了。如不拿起白话文这种新形式做思想武器，又如何来一举清扫八股旧习、选学妖孽和桐城谬种？”
钱玄同说得兴起时击掌拍案，两人却被他的气势震呆了。都说章门弟子是复古派，推翻满清后就主张恢复汉家传统，晋宋文风，而且越古越好。这一来，自然视处正统地位的桐城派古文家为大敌。但要称敌手为“妖孽”和“谬种”，倒是从未耳闻。再说，其音韵考据之学，不也同样因袭古人，不同属《新青年》的扫荡范围吗？
钱玄同像是揣摸到了对方的疑虑，又激动地阐述下去。
“我在给《新青年》写稿前，曾仔细拜读过仲甫在创刊号上的文章。他是想发起一场声讨旧势力的思想革命。今天，我一见胡适的文章，就觉得仲甫又前进了一大步。他是想借白话文做钟馗，来打封建思想余孽这只恶鬼啊！所以，我们谈文论人要看趋势，做人处世要讲大义。我们都是从旧营垒中走来的人，仲甫的《字义类别》等书，在训诂音韵上的造诣不可不高。所以打起旧事物，更懂得要害在何处。听说老兄今日进京了，我正想去会会他呢。我要正告他一声，在中国做官的到顶了就想称帝，老百姓的心里也总有个皇帝在作祟，好像那膝盖骨没处下跪就会心慌。如不能从思想上清除帝制余孽，一有机会还会复辟。”
蔡元培听了甚为高兴，他历来主张做人可以恪守传统，但思想一定要跟上潮流。他知道钱玄同说话幽默，一开口常喜欢说过头，就打趣地调侃道：
“想不到见了当大总统顾问的长兄要行跪拜之礼的人，竟有如此新见解？有你保驾，仲甫来当文科学长我也放心了。”
钱玄同像被抓到了痒处，脸顿时红了。钱家为吴兴望族，那位同父异母的长兄钱恂要大自己三十多岁。父亲死后全凭兄长照料调教，自然患重如山。他也悻悻然地反讽起蔡元培：
“这还不是跟您学的？您是历来主张‘互助论’和中庸调和说的。所以翰林公和革命元勋，法兰西和孔老二，空想社会主义和三民主义，都被您蔡公兼容并包进了北大。”
蔡元培知道他的脾气，又是有世交的小同乡，见到了吃饭时间，便学他平日咬文嚼字的腔调说：
“待会儿一同去见仲甫，就在我这儿酸酒苦饭随便‘雅’一回吧？”
钱玄同听了哈哈大笑，他平时以不回家为常，又不吃学校的包饭，常称与人相约上馆子找雅座为“雅”一回，没想到又被新校长逮住了。
范文澜忙帮着去学士居叫菜，蔡元培又摸出那把方形锡壶，还端来一罐夫人黄仲玉烧的霉干菜焖肉。两个人抿着醇香的绍酒，谈起了许多家乡的旧事。校长室内，不时爆出钱玄同爽朗的笑声。
范文澜却沿着刚才钱玄同的话题，思考起许多复杂而又矛盾的问题。像作为一代学人，譬如黄侃和钱玄同，在同样的文化背景和学术思想下，为何会产生不同的甚至对抗的政治见解呢？还有那隐藏在白话和文言之争背后的新旧思潮的较量，都是那样神秘和令人费解。他觉得有必要晚上与傅斯年他们好好地探讨一番。
蔡元培平时偶尔也吸烟，但瘾头不大。临行前，他摸出钱，特地让范文澜去校门口买回两包梅兰芳牌香烟。还轻声关照道：“仲甫烟瘾大，今后去看他，别忘了带点香烟去。”
小憩片刻，三人乘坐孙宝琦送蔡元培的那辆旧式马车，趁兴驶出了昔日的四公主府。
3
哭号的老北风，厉鬼般地追逐着行人。这真是一年中最冷的日子，灰暗的大街结满了薄冰。远远望去，蔡元培的马车，像一只冻僵的甲虫，艰难地在路上哆嗦着前进。当车驶进东安门的箭杆胡同时，只见陈宅门前的那对石狮子，也似乎冻得缩成一团，失去了昔日的威严。
开门的是一位清丽女子，病恹恹的瓜子脸上露出一丝惊疑。他们的行李刚安顿下来，怎么就会有人来拜访呢？
蔡元培自报了名号跟随而进。虽是初次见面，但有关高君曼的排闻倒是听说了不少。陈独秀与这位多情的小姨子，还是七年前在杭州同居后结的婚。这是个普通的四合院，陈独秀租居了三间北房，用雕花木隔扇一分，两边先作了卧室，中间用来供他会客和写作。
屋子里没有生火，像个冰窟。陈独秀却正襟危坐地趴在案前写作，嘴角叼着根纸烟，任一管狼毫疾如游龙地在纸上挥洒。
“好一个仲甫，真是个工作狂呵！”
一声轻喝唤醒了主人，陈独秀目光如炬地侧过脑袋。先是一惊，见三人眉间沾满晶莹的霜花，突然感动起来，一把上前拥住了蔡元培。
“大老冷的天，怎能如此劳您大驾呢？”
他双目炯炯地盯着对方的镜片和山羊胡子，神情严肃地打量了好久，那宽厚有力的嘴里终于爆出一声大笑。
“像！你真像俄国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啊！”
蔡元培面对着那张棱角分明，浩气凛然的脸，也感慨地说：“那你就是大风雪中，我们迎来的普列汉诺夫罗！”
一屋的人，都被这幽默而又充满象征的调侃惹笑了。
陈独秀一见钱玄同，就急切地问：“第一期《新青年》，看到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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