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内掀起“破四旧”的浪潮，不到一个月时间打死上千人。被抄家的一万多户。周总理明确指出：我们提倡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动手打人。就是斗争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争那些地富反坏分子，也应该这样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北京新市委根据周总理指示，成立了北京市大中学校红卫兵联络总站，地址设在劳动人民文化宫。筹备了两天，二十六日即召开了联络总站成立大会。
一开始，市委决定我以市委书记身份兼任党委书记主持总站工作。当时，即将在联络总站工作的同志，包括我在内，对于为什么要成立这个总站和如何进行工作都缺乏思想准备，普遍有惶惑之感。但是，就在联络总站成立的当天，周总理亲自出席了成立大会，并做了重要讲话。周总理说，设立联络总站的主要任务是宣传解释党的政策。党中央、国务院在总站内设立办公室，及时解决红，卫兵提出的问题。这就为我们明确了方向，规定了任务。紧接着于九月一日和九月十日召开了两次红卫兵座谈会。在这两次会上，总理首先倾听同学们提出的意见和问题，然后，有针对性地宣传、解释党的政策。两次大会之后，我们不仅从开始时存在的困惑心情中走了出来，并发现站到第一线亲自解决问题，正确宣传、解释党的政策的，首先是我们的周总理。
从八月下旬总站成立到十二月中旬我被江青点名停止工作的三个多月时间里，周总理为教育引导青少年按照党的政策办事，亲自参加红卫兵组织召集的大型汇报会、座谈会等在四十次以上。小型的、个别的约见谈话就更多了。无论是大型会议，还是小型个别会见，周总理都不失时机地向青少年宣传、解释党的政策，做了大量的工作。有些会议长达四五个小时，有些会见谈话则是通宵达旦进行的。周总理在青少年身上倾注了大量心血。他那种不辞劳苦、夜以继日地忘我工作和高度负责的精神，激发了同志们宣传党的政策的热情，克服了畏难情绪。那段时间，联络总站平均每天接待人民群众来访上千人次（来信、来电话及外出联系办事计算在内）。迄今回顾起来，当时没有出现大的失误，与周总理的身教言教是密不可分的。
在联络总站成立之前，北京市内已掀起了“破四旧”的浪潮，从八月下旬到九月下旬，形成全市性的高潮。据九月五日的统计，到八月底止，全市共打死上千人，被抄家的一万多户。许多被斗、被打、被抄家的家属等到联络总站申诉。一些学校的校长、教员、支部书记被斗致死，不少学校校长、教师被编入“劳改队”。革命烈士董振堂的女儿童光苔是女三中的支部书记，刚刚生下一个女儿，就被拉出去强迫劳动（后经毛主席批示由联络总站负责营救出来）。在抄家的同时，发生了驱赶市民的情况，从八月二十三日到九月九日，仅崇文区被迫搬迁出市区的就有四千余人，随迁的家属六千多人。红卫兵在一些服装店、理发店张贴了“最后通牒”，说他们搞了奇装异服、奇怪发式，勒令关门停业；有的红卫兵在荣宝斋张贴了对联，“遗老遗少杂七杂八大毒草，黑诗黑画妖风鬼雨蛇神窝”，横批是“鬼聚堂”。那时，人民生命财产受到了严重的威胁，恐怖气氛笼罩着北京城。
对社会上出现的严重情况，联络总站均以简报形式，分别向党中央、中央文革、国务院作了汇报。当时主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中央文革，对我们上报的情况，表面上未置可否，但实际上已经不满，认为我们的观点、立场不对。九月五日，中央文革发了一期“破四旧”的简报，标题是“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红卫兵半个月来战果累累”。简报称“红卫兵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锋队”，战果是“把资产阶级打得威风扫地”,“扫除了封建迷信”,“消灭了资本主义”。紧接着，在后来的天安门大会上，林彪公开表扬革命小将的“革命行动”“好得很”，说什么革命的洪流正在涤荡着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改变着我国整个社会的面貌。林彪、红青一伙对红卫兵的这种“表扬”、“鼓励”，其实是在煽动红卫兵抛弃党的政策，把整个社会秩序搞乱，就连红卫兵中一部分人也在思考为什么这样干，焦躁不安地寻求解答。
正是在这个关键时刻，周总理于九月一日、十日、十三日，三次长时间听取红卫兵的意见，并向他们反复耐心地宣传解释党的政策，力求把红卫兵的热情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来。在谈到武斗打人问题时，周总理说：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在我们手里，有政权，有武装，人有错误，可以批评，犯了法可以关起来，可以送去劳改。至于煞他们的威风问题，那也有人民的威力，有解放军的威力。所以，我们提倡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动手打人。就是斗争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争那些地富反坏分子，也应该是这样。在谈到对待五类分子问题时，周总理说：我们要团结大多数，特别要争取团结中间力量。敌人总是少数，朋友总是多数，打击面太大，就会失掉中间派的同情，不是所有地富反坏右出身的都打倒，我们要打击的是那些暗藏的反革命，现在还在搞反革命活动的，有民愤、有血债，查有证据的反革命。右派分子，只要摘了帽子就不叫右派。对资产阶级，我们要批的是他们的思想体系和违法行为。对一般的资产阶级上层人士，我们也采取教育改造的方针，不能动不动就搜查、抄家。即使对逃亡地主，他们原有的土地已经被分了，到这里已经落户了，也不需要再把他们赶走，不能把一切人都赶走。要派出所把名单交给你们，由你们去赶，那也不一定好。如果这样做，我看就是派出所想卸包袱。派出所把名单交给你们了，你们就把这些人往火车上一赶，以为就完事了，其实没那么简单。不能把一切黑五类的人和他们的家属子女都清除掉，这是无政府主义思想，不是毛泽东思想，毛主席历来主张要改造他们。对知名人士，一定要慎重对待。宋庆龄是我们革命的长期合作者，到她家里去贴大字报就不恰当。这只是说贴大字报，若进一步超过这个范围，如打人、搜查、抄家，那就属于法律制裁问题了。十五中同学同我谈话时说，理发馆都是资产阶级的，不要了。我反问他们，北京几万理发工人怎么办呢？他们一家子生活怎么去解决呢？有的同学说留长辫子不行，但短辫子有什么不可以呢？这就算资产阶级思想吗？他们一下子被我问住了。在谈到宗教信仰问题时，周总理说：不能把清真寺都办成学校，都作为公共的机关。像新疆一些地方，宗教信仰和民族习惯是结合在一起的，你要改变那个习惯，需要时间，宣传是可以的，强制就不对了。针对一些人破坏公共设施、烧毁文物等，周总理提出：要保护国家财产，保护群众利益。有些东西国内不能用的，可以出口，有人说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不能出口非毁掉不可，其实卖出去可以换取外汇，买回我们所需要的机器嘛！
这些苦口婆心的讲话，在当时很有针对性，联络总站和下属分站，立即用各种形式和办法，分别向各学校进行了传达。据九月二十四日统计，听传达的大中学校师生达数万人次。联络总站组织传达之后，下面反应很好，普遍认为周总理的报告像是一场及时雨。有的同学还说，这些问题我们都争论过，总理好像都知道一样。
在对待青少年的问题上，周总理与林彪、江青一伙针锋相对。他不止一次在大型的集会上对红卫兵说：对任何事情，都要先做学生，要做一个勤勤恳恳的小学生。人民永远是我们的先生
一九六六年秋末冬初，“文化大革命”的势头更加猛烈。学校“停课闹革命”了，幼稚的青少年冲向社会，开始了遍及全国城乡的大串联。他们到处造反，导致生产混乱，社会动荡。对这些被推上历史舞台的青少年是因势利导、苦口婆心地批评教育呢？还是推波助澜心怀叵测地蒙骗、利用？两种态度，两种做法，反映了一场争夺青少年的斗争。
江青多次借接见红卫兵之机，口蜜腹剑地吹捧小将们的“革命”行动和“伟大”作用。所谓的理论家陈伯达，更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大做文章，胡说什么：同学们的发言水平很高，在“文化大革命”中进步很快，逐步逐步地用毛泽东思想把自己的头脑武装起来了，这是我们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巩固的保证，是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胜利的保证，是防止我国出现修正主义的保证，是我国能够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把那些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国家远远甩在后面，使我们站到前面的保证。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林彪、江青、陈伯达等反革命野心家阴谋家为了篡党夺权，竟无耻地把无知的青少年当作炮灰和工具加以利用，他们用心之险恶，对青少年毒害之深重，令人发指。
“文化大革命”初期在对待青少年的问题上，周总理与林彪、江青一伙针锋相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周总理在九月十日对红卫兵讲话中，先引用了毛主席的话：“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接着，他语重心长地说，你们具有朝气蓬勃的精神，但必须保持有组织、有纪律的战斗作风，你们要学习解放军的组织性、纪律性。因为你们还很年轻，你们的知识毕竟有限，你们知道的各方面情况和党的政策并不是很完全的。一个新事物出现，你们的好处是善于接受下来。但要从实践中检验你们这样做是不是对，对的就坚持，错的就改正，这样的精神，你们是应该有的。周总理还多次指出红卫兵是战斗队、学习队、宣传队。他特别强调学习任务，强调只有学习好才能宣传好，学习是为了今天，也是为了明天。
周总理针对青少年正在成长中的特点谆谆教导说：从学校走到社会，你们已碰到很多不熟悉的事情，要想自己少犯错误，就要抓好两头。首先要学习毛主席的书；另一方面要练好基本功，先进行调查研究，这就得深入群众，接触广大不熟悉的群众，了解他们的情况。对任何事情，都要先做学生，要做一个勤勤恳恳的小学生。人民永远是我们的先生。周总理的这些话，不止讲过一次，特别是在大型的集会上多次对红卫兵反复讲这些思想。他那循循诱导、诲人不倦的精神十分令人感动。
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万人大会上，突然而来的“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声，打断了周总理的讲话。他毅然地转过身去，背向会场，表示了自己鲜明的态度。“今天我声明，不能把‘炮打司令部’这句话，看成是对一切领导都打。”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三日，周总理参加了在先农坛体育场召开的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万人大会。在大会上，周总理着重讲了红卫兵既是战斗队，又是学习队、宣传队。讲到战斗队时，周总理又特别讲了两点：一是要用文斗，不要武斗；二是要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当周总理提到有人问犯了路线、方向错误的人是不是黑帮的问题时，十分明确地说，不能那样讲。并说不应当滥用黑帮这个名词。还有一次，也是在接见各地代表的大会上，正当周总理讲话时，会场一个角落忽然响起一声“打倒刘少奇！”的口号接着又有几个人与之呼应。会场里人头攒动起来。正循循善诱地讲着话的周总理听到后，脸色骤然严峻起来。正当大家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只见周总理毅然决然地转过身去，背向会场。这个明显的动作表明他不同意这个口号的鲜明态度。总理这一举动震撼了大会，使险些混乱起来的会场立刻平静下来，全场千万双眼睛重新把目光投向了周总理。
少顷，周总理转回身来，面容依然十分严肃。一场凶涛恶浪过去了，大家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但刚才周总理威严的身影却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接着，周总理作了较长一段讲话。他说，犯了路线错误能不能就说他不革命？不能这样说。我们只要回顾一下党史就清楚了，在我们取得全国胜利以前，党中央曾发生过四次路线错误，即遵义会议以前，曾经胜利过，也失败过；发展过，也缩小过。周总理列举了四次路线错误的简况后说，从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三五年初，也不能说当时的中央是不革命的，更不能说是反革命的。他们主观上还是革命的，但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极大损失。党在那以后，还是领导人民前进的。所以，犯了错误的同志，不能说他是不革命的，更不能说他是反革命的。这和反革命集团、独立王国、分裂出去组织另一个党是不同的，要区别开。周总理最后更为严肃地说，我是过来人，在长征以前，我犯过路线上的错误，但是，毛主席并不因此不让我改正错误。上面讲的，是我的亲身体会，如果有的同志有不同意见，我愿意与他坐在一起说理、辩论。这时，会场安静肃穆，一直持续到周总理讲完散会。
在此之前，即八月中旬召开的十一中全会闭幕之后，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一一我的一张大宇报》的内容已在一些人中传开。九月十日，在周总理亲自主持召开的红卫兵第二次座谈会上，有个别红卫兵递条子间周总理毛主席写了大字报的事，说是从一位权威的人那儿听来的，问情况是否属实。周总理严肃地回答说：现在你们中传说着《炮打司令部一一我的一张大字报》，我要正式声明，主席的文件，只有根据主席授权，党中央机关、新华社、《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人民出版社发表的，才是正式的。任何传说，不管有什么根据，都不算数。今天我声明，不能把“炮打司令部”这句话，看成是对一切领导都打。否则，就成了一切党政机关都不能相信了，主席从来没有说过这种话。
对于毛主席的大字报内容是怎样流传出去的问题，中央文革还贼喊捉贼地追查了一阵，胡说是某某高干子弟首先传开的。但事隔不久，林彪、江青一伙为了陷害刘少奇同志，终于按捺不住，公开跳了出来。关锋、戚本禹和中宣部会见北航和地质学院的红卫兵时，戚本禹说了一段蛊惑人心的话，恶毒攻击刘少奇同志。他说：毛主席批评一些东西，就是因为有错误的东西，一九四五年有人要交出武器，合作化时解散合作社（关锋插话：还有四大自由），不是一般的问题。……那是有地位的人。很多事不能讲了。高岗、饶漱石早就公开了的。这几年，一九六二年“三自一包”，困难时期，斗争非常激烈。那时候我们伟大的舵手若是不在，稍微离开，那我们国家就很危险。那时主张包产到户的，不是底下的同志，不是基层干部，而是从上面一条线贯下去。一九六二至一九六六年，有些党内问题不能公开讲。你们可以好好看党的公报，可以看懂的。
戚本禹这段话，既是明枪也藏暗箭。这是中央文革成员公开出来作政治大煽动，还提供了那么多的炮弹。《炮打司令部一一我的一张大字报》之所以很快流传，紧接着出现打倒刘少奇的口号，这绝不能认为是一种偶然的巧合。十月二十五日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毛主席的大字报就是指的刘邓路线”,“经过这几天，同志们已经比较清楚地知道了这个来源……”林彪这里所说的经过这几天才比较清楚的来源，其实早在十多天前，他们就已经在红卫兵中故意泄露出去，煽风点火，必欲打倒刘少奇同志而甘心。可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周总理告诫红卫兵不要滥用“黑帮”、“黑线”的字眼，要学会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他打断哈尔滨工大红卫兵代表的汇报，说：这就不是一小撮，而是一大批了。同学们，要冷静地想想这个问题
林彪、江青一伙为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炮制了“文艺黑线专政论”，把矛头指向广大文艺工作者和更多的知识分子，又有意混淆当权派与走资派、领导干部与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分子的界限，以致“文化大革命”初期“黑帮”、“黑线”被滥用，并由“一小撮”很快扩大为“一大批”，把矛头直接指向各级党政军领导干部。
在起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的过程中，林彪、江青一伙曾经塞进了“黑帮”、“黑线”的内容，由于周总理和陶铸同志的坚决反对，并经毛主席同意后，才被删去，他们的阴谋未能得逞。但他们在“十六条”公布后，继续在他们控制的刊物上登载与“十六条”相违背的文章，使用“黑帮”、“黑线”的叫法，诸如什么“在林枫大红伞保护下，众多黑帮分子始终不同大家见面”，什么“周扬一一田汉黑线下的大毒瘤”等。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在长辛店二七机车车辆厂大讲：“你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反吴文彬（厂负责人）这条黑线。”在他们的蛊惑煽动下，“黑帮”、“黑线”的叫法，到处可以听到、见到，揪斗“黑帮分子”、“黑线人物”之风，不仅在首都，在各省市也都越刮越猛。
为此，周总理在红卫兵的几次大型集会上都专门谈到了这个问题，告诫大家，不要滥用这个字眼，要学会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九月十日，周总理和陶铸同志接见哈尔滨工大的三个红卫兵组织的代表时，听取了他们的汇报。当汇报到省一级的领导除潘复生外，大多挨斗戴了高帽子游了街，省委已经瘫倒不能工作，厅局长一级干部二百多人中有一百多人都挨斗戴了高帽子。这些被斗对象，有的被称为“走资派”，有的被称为必黑帮分子”、“黑线人物”时，周总理打断他们的汇报说：这就不是一小撮，而是一大批了。同学们，要冷静地想想这个问题。周总理接着说：“黑帮”、“黑线”，现在中央不讲这个话了，我跟北京红卫兵讲了，这个说法不容易把界限定准。“黑帮”，到底这个“帮”有多大，越搞“帮”越大；“黑线”有多长，越摸“线”越长。这不是毛泽东思想，不是马列主义的科学语言。所以，主席考虑之后，在“十六条”上没用这个话，本来草案上有“黑帮”、“黑线”，后来，主席考虑还是决定不用。接见结束，三派代表一致表示，回去之后，要贯彻周总理及陶铸同志的讲话精神。
但是，滥用、滥揪、滥斗“黑帮”问题，始终没有停止。不久，即发生红卫兵炮轰上海市委，要揪斗“黑帮”一事。上海市委打电话请示周总理，周总理在回话中说：“你们不是‘黑帮’，你们还是革命的。”
十月十三日，在先农坛红卫兵大会上，有人向周总理发难，问周总理是否说过这个话。周总理坚定明确地回答说：我是这样讲的，因为今天没有材料证明上海市委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是不革命的、反革命的。至于工作正确与不正确，那是路线上的问题，是两种不同性质的问题。
十月十五日，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接见红卫兵造反司令部的负责人，江青参加了。在提问题时，一位造反司令部的成员挑衅地说：“上海以传达总理的讲话说上海市委是正确的为盾牌，压制革命。”周总理当即严词回答说：“我给上海市委打电话，说过他们不是黑帮，是革命的，但未说过他们一切都是正确的。革命不革命是敌我矛盾，正确不正确是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两个问题，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一定要区分开来，不能混淆不清。我已经讲过多次了。”江青一伙在这个问题上虽不死心，但对周总理义正词严的答复，无力反驳，语塞作罢。
“文化大革命”初期，周总理对林彪、江青一伙危害党和人民利益的倒行逆施勇于针锋相对，严词驳斥；而对被他们迷惑和利用的青少年，则是耐心地教育说服。这种表面平静、实质尖锐的斗争，随着运动的发展而日趋激烈。当时，周总理大义凛然的立场，敏锐的令人信服的宣传解释，在广大青少年、干部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成为当时夜空中高悬的北斗明星。他那忠诚、正直、不屈的光辉形象，长留在人民的心中。周总理在十年动乱中忍辱负重，砥柱中流，呕心沥血，力挽危局，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所做的不懈努力将永留史册。
（雍文涛，一九六六年八月任北京新市委中学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和新市委书记）
雍文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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