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开这个先例，不能随便把人抓走！”“人要是被抓走了，你必须向主席作出交待。”彭真、罗瑞卿、陈再道、宋任穷等受到周总理保护
我常常以深深怀念的心情，想起在“文化大革命”的最初两年，周总理领导我们同林彪、江青一伙掀起的反革命逆流作斗争的日日夜夜。那时我负责首都卫戍工作，是同周总理接触最多的两年。那些日子，林彪、江青一伙为了篡党夺权，打击、摧残、迫害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跟随毛主席革命多年的大批老干部，掀起了阵阵恶浪。周总理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大智大勇，砥柱中流，力排干扰，坚决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和党历来的干部政策，关心和保护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老干部，同林彪、江青一伙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今天，当我回忆起这些往事，看到受过周总理关心和保护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大批老干部，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带领群众斗志昂扬地迈进在四化征途上时，怎能不深切地怀念周总理！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一伙利用他们窃取的权力，大搞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掀起打、砸、抢和抄家抓人的恶浪。社会主义法制遭到肆意践踏，从中央到地方，一大批党政军负责同志的人身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对于林彪、江青一伙煽起的这股邪风恶浪，周总理旗帜鲜明地表示了反对意见。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初，江青、戚本禹等策动一些人，把当时中共北京市委的彭真、刘仁、万里等几个负责人抓走了。总理得知，焦虑不安。江青得意洋洋地说：“小将们干得真漂亮！群众起来了，你们想保也是保不住的。这一下你这个卫戍司令也甘拜下风了吧？”
周总理立即指出：“不能开这个先例，不能随便把人抓走！”他指示卫戍区立即把人找回，要保护好被抓的人。我们很快找到了被抓走的人，报告了总理。总理批评了抓人的群众组织，给他们耐心地做工作，让他们把抓去的人交给卫戍区。我们按照总理的要求，制定好方案，报总理批准，把人送到总理指示的安全的地方。
但是，林彪、江青一伙利令智昏，他们哪里会听从总理的严肃劝告！他们煽起的打、砸、抢和抄、抓之风有增无减。在他们的指使、蛊惑下，有一些人竟把重病在院的罗瑞卿同志抓走。总理知道了，让我告诉这些人：“绝不能乱抓人！”为此，陈伯达、江青一伙对我施加很大压力，质问我：为什么不让抓？为什么阻挠和压制“革命群众的造反行动”？你对罗瑞卿是什么感情，为什么保护他？为什么“开红灯不开绿灯”？等等。话是对着我讲的，实际上矛头指向周总理。当时我回答他们：“要是允许随便抓人，警卫部队就没法按中央军委批准的警卫规定执行任务了！”但是，那些人根本不听总理的劝阻，还是想方设法把罗瑞卿同志抓走了。后来，经过总理反复做工作，才把罗瑞卿同志交给卫戍区。
从此，周总理更加注意指示我们加强警卫工作，提高警惕性。有一段时间，宋任穷同志住在京西宾馆，林彪、江青一伙在辽宁的支持者带领一群人去抓他。他们事先进行侦察和预谋活动，在夜间突然闯入宾馆，直奔宋任穷同志住室。我们的警卫部队闻讯赶去，那一伙人知道从楼道抓不走，便企图把宋任穷同志绑起来从窗口吊送到地面。楼房那样高，宋任穷同志年龄又大了，万一有点闪失，就会粉身碎骨！此刻，我们的警卫战士迅速赶到，才把宋任穷同志解救下来，把那伙人赶走。我们把这一情况报告了总理。总理非常关切地问：宋任穷同志挨打了没有？受伤了没有？要求我们继续做好对宋任穷同志的安全保卫工作。
不久，武汉发生了“七二○事件”。毛主席、周总理通知陈再道、钟汉华等同志来北京谈问题，让他们住在京西宾馆，实际上是把他们保护了起来。这时，林彪、江青一伙又是蒙蔽群众开大会，又是组织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发泄他们对在“七二○事件”中不赞成中央文革一套做法的陈再道等同志的仇恨，并煽动一些人冲到楼上。情况非常紧急！总理要我和卫戍区另一位领导同志赶到现场，并指示我们：无论如何不能让他们把人抢走，一定要保护好陈再道、钟汉华等同志。根据总理的指示，我们立即采取了应急措施，按事先制定好并经总理同意的方案，让陈再道等同志躲进一个不常用的电梯里，把电梯在九层与八层之间停下，告诉他们只有听到指定人给的信号才能出来。同时，反复地给冲击宾馆的人做工作，劝他们退出去。但是，由于有戚本禹等人在背后捣乱，这些人仍然不走。总理就把戚本禹找去，责令他“退兵”。总理严肃地说：“人要是被抓走了，你必须向主席作出交代！”迫使他们不得不有所收敛。在总理的关怀和指导下，我们保证了陈再道、钟汉华等同志的安全，粉碎了林彪、江青一伙把陈再道、钟汉华等同志置于死地的阴谋。
一九六七年八月份，在一次批斗会上，林彪的一个死党目无党纪国法，打了陈再道同志两个耳光。这一罪恶行径得到江青一伙的赏识，江青说他是造反派，有气魄。周总理当即严肃地指出：又不是三岁的小孩子，不能这样干嘛！总理针对林彪、江青一伙煽起的打人、挂黑牌子等歪风，苦口婆心地给群众做工作，讲道理，宣传党的政策和光荣传统，对群众进行正确的引导。
“谁拦截陈毅同志的车子，我马上挺身而出；你们要揪斗陈毅同志，我就站在人民大会堂门口，让你们从我身上踏过去！”听说一伙儿人扬言要拦截陈毅的汽车，周总理连续十八个小时吃不下饭，心脏病又犯了
我终生难忘周总理对陈毅同志的保护。陈毅同志是我们党和国家久经考验的卓越领导人。林彪、江青一伙要剪除他们篡党夺权的障碍，煽起了一股又一股打倒陈毅同志的妖风。周总理旗帜鲜明地同他们进行了斗争。他们策动一些人批斗陈毅同志，想在批斗会上把陈毅同志揪走。周总理就指示我们，警卫部队部署在主席台下边，把陈毅同志保护起来。周总理还亲自参加大会，坚决反对“打倒陈毅”的标语和口号。为了表明他的态度，教育受蒙蔽的群众，不等“批判会”开完，他愤然退出会场，同时命令警卫人员保护陈毅同志也离开会场。但有一伙人居然把陈毅同志抢走了。总理立即指示我们派部队把他救护出来。有一次，林彪、江青一伙指使一伙人围攻总理，扬言要拦截陈毅同志的汽车，要冲到人民大会堂去揪斗陈毅同志，致使总理连续十八个小时不能吃饭，心脏病犯了。总理气愤地说：“谁要在路上拦截陈毅同志的车子，我马上挺身而出；你们要揪斗陈毅同志，我就站在人民大会堂门口，让你们从我身上踏过去！”
还有一次，由陈毅副总理主持在北京饭店举行招待会。当时，林彪、江青一伙正煽动一些人抓陈毅同志，揪斗陈毅同志。周总理指示我们：一定要保证陈老总的安全！陈毅副总理对我们开玩笑说：“呵！总理把我交给你们了！”去北京饭店时，没有发生什么问题。到了饭店，我们发现有不少形迹可疑的人。我们便把陈毅同志的汽车停在正门，没等招待会结束，就把车子开走了，那伙人被引到车子开去的方向；招待会结束后，我们用另外准备的车，从另外的门，把陈毅接回中南海。陈毅同志笑着说：“谢谢你们了！”这时，总理又查问此事，得知陈毅同志已安全返回，才放了心。由于总理坚持斗争，林彪、江青一伙妄图揪斗陈毅同志的阴谋始终未能得逞。
当我军杰出的领导人罗瑞卿同志遭到林彪、江青一伙残酷折磨的时候，周总理要求我们对罗瑞卿同志“要保护好，要保密，不要被人抢走”。针对林彪、江青一伙煽起的那股歪风，总理规定，不准搞“喷气式”，不准打人，不要挂黑牌子，不准游斗，不准抢走。后来还指示不准体罚，不准侮辱人格，要保障生命安全，等等。我们坚决执行了总理提出的这些保护罗瑞卿同志的措施和要求，这就再一次触动了林彪、江青一伙的反革命神经。他们在一次会上对我横加指责，说什么“群众要求”斗罗瑞卿，这是出于“义愤”，你为什么搞条条框框？江青破口大骂罗瑞卿同志是什么“反革命”，质问我：你不斗他，他就斗你，你懂吗？陈伯达阴阳怪气地说，罗瑞卿是十九兵团的，当过你的政委嘛！我说：我们是按中央指示办的，不遵守中央指示，我们怎样完成任务？以后，罗瑞卿同志几次住院做手术，林彪、江青一伙残酷地摧残折磨他，伤口还没愈合，就要他参加批斗会。我们把这个情况报告了总理，总理指示：手术期间不能批斗！有一次罗瑞卿同志动大手术，我们向中央和中央军委提出在手术期间不宜批斗的请示，很快得到周总理和叶剑英、聂荣臻同志的批准。但是，林彪、江青一伙早就想把罗瑞卿同志置于死地。他们根本不顾总理一再指示，也不顾罗瑞卿同志病重身残，操纵一伙人最终将罗瑞卿强行抢走，频频地批斗，使罗瑞卿同志备受折磨。
“我是总理。就得什么事也要管阿！管不好怎么向党、向人民交代！”周总理指示我，把二十多位大区和省、市委负责同志送往安全地方保护起来。我受迫害离开北京的那天，总理握着我的手说：“要把身体搞好。要经得住考验，以后有的是工作做。”
周总理担负着处理党和国家日常事务的繁重工作，许多国际友人都说他是“世界上最忙的人”。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最动乱的年代，他夜以继日地工作，忘我地、不知疲倦地为党和人民操劳。他常常顾不上吃饭，顾不上睡觉，有时连水都顾不上喝一口。我们见他操劳过度，日益消瘦，劝他适当注意休息。他总是说：“我是总理，就得什么事也要管呵！管不好怎么向党、向人民交代！”周总理对许多受到林彪、江青一伙凶暴批斗的老干部、老同志，总是竭尽可能加以保护。他领导我们做好这方面的工作，不仅交任务，还教方法。听说一位老干部被批斗，他告诉我们事先怎样准备好部队，怎样准备好汽车，万一发生危及被批斗人安全的事态，立即把人抢救走。有一次，他亲自指示我们要准备好一架直升机，当被批斗的同志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时，立即运走。
周总理和聂荣臻同志曾经指示我们，给科学家们增加警卫力量。但是，江青却说：为什么要保护“反动学术权威”？有一次，林彪、江青一伙策动一些人批斗一位对我国国防现代化有重大贡献的科学家。这位科学家被接出家门时，总理要求我们向他报告情况。随后，在到达会场中、在大会进行时、在把人送回后，周总理又多次要我们报告情况，直到这位科学家安全地回了家，周总理才放了心。
周总理曾经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带着我们到几位老帅的住地，视察那里的安全警卫工作，一处一处地给我们作指示。在林彪、江青一伙大反所谓“二月逆流”、抓“军内一小撮”时，有一些群众组织受这帮反革命的煽动、蒙蔽，要冲击老帅们的住地。我们把得到的情况报告周总理，总理把我们找去研究保护措施，要我们把老帅们安排在安全的地方，加强那里的警卫工作，并与他们一起研究万一这些老同志的安全受到威胁时，需要采取什么应急措施。当我们把落实的情况向他报告时，他还再三叮嘱我们，一定要加倍小心保护好老帅们。
一九六七年“八一”建军节前后，林彪、江青一伙掀起了冲击中央军委领导同志的恶浪。“八一”招待会前夕，总理告诉我们，徐向前同志必须去参加招待会，你们一定要保证他路上不出事！我们把徐帅护送到招待会上，总理又嘱托我们，一定要保证徐帅在回家的路上不出事。我们考虑，回去的路上出事的可能性更大些，就增派了警卫，协同有关单位，用三辆警卫车跟着他，并兜个大圈子，把徐向前同志安全地送回家。
一九六七年夏天，住在中直招待所的李井泉等几位老同志，先后被人抓走游斗。我们把这个情况报告了总理，总理很为他们的安全担心，指示我们派出部队，保护他们的安全；还让我们把住在招待所的王任重、江渭清等二十多位大区和省、市委负责同志，立即送到卫戍区部队的一个安全的住所保护起来，并嘱咐我们要严格保密。江青一伙听说找不到这些同志了，竟当着总理的面声色俱厉地问我，把人弄到哪里去了？接连两天吵吵闹闹。我见总理不理睬他们，也就不吭声。追问紧了，我就说了句：“上面知道。”后来我见到毛主席，向他报告了对这些同志的保护措施，主席赞同地说：“总理做得好！你们卫戍区保护得好！”第二天，江青一伙又来拍着桌子追问，我理直气壮地说：你们去问主席吧！他们一听，不敢再追问了，只问我为什么不早说。我说我不是早就说过上面指示的吗！事后我把向主席汇报的情况报告了总理，总理爽朗地大笑起来。那二十多位大区和省、市委的负责同志被保护在卫戍区部队营房以后，总理还专门指派了一位同志，每隔一天去探望一次，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形，给他们送文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在林彪、江青一伙迫害贺龙同志的时候，周总理亲自派人把他接到中南海，指示我们派部队把他保护起来。总理亲自过问他的医疗和生活问题。但是，尽管有总理的极力关怀和保护，林彪、江青一伙还是加紧了对贺龙同志的迫害，设立专案组对他进行审查，有关贺龙同志的事都改由专案组负责。他们多方刁难、折磨贺龙同志，经林彪的死党批准，用偷梁换柱的办法，从外地派了一个脑系科护士，冒充卫戍区的医生，把原来护理贺龙同志的医生换走。在他们的折磨摧残下，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在我国人民中享有崇高威望的贺老总，过早地离开了我们。
万万没有想到，我按照总理指示，保护毛主席领导下的大批老干部、老同志，竟成了林彪、江青一伙的眼中钉，他们对我也下了毒手。我个人也亲身领受了周总理充满阶级深情的保护和关怀。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二日夜，林彪、江青一伙一手制造了所谓“杨、余、傅事件”假案。我遭受政治迫害离开北京的那天，总理的处境虽然十分困难，仍然与我一起在人民大会堂吃了饭。分别时，总理紧握着我的手说：“要把身体搞好，要经得住考验，以后有的是工作做！”他还嘱咐有关的领导同志照顾好我的生活。一九七四年，毛主席亲自批准为我平反冤案，我回到北京，见到了总理，总理紧紧握住我的手，激动地说：“见到你太高兴了！”我这个在炮火硝烟中长大的人，很少哭过，这时也禁不住流下热泪。后来我才知道，为了昭雪我的冤案，那几年，总理不知花了多少心血。这是多么令人铭心刻骨的关怀啊！
我回忆的仅仅是若干往事中的几件。对于总理的关怀和保护，许多老同志都有各自的亲身感受。我们的周总理真是参天大树护英华啊！想起这一切，就牵动我对总理的深切怀念之情。特别是当我参加一些重要会议或者一些重要活动，看到健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老同志们聚集一堂，共商党和国家大事的时候，就想起了总理的亲切教诲，想起了总理对老干部的关怀。当时如果没有周总理顶着林彪、“四人帮”掀起的逆流，保护了这些老同志，他们今天会是怎样呢？真是不堪设想！
（傅崇碧，曾任北京卫戍区司令）
傅崇碧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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