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的第二年，毛主席决定去武汉长江游泳。周总理先期到达武汉长江岸边察看地形，确定下水地点、游泳路线
一九六七年七月三日，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召集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开会。
散会后，在回家的路上，周总理对我说：“毛主席要去武汉看看，准备再去长江游泳，会上决定让我先去一趟。你们也准备一下。”
我意识到这是叫周总理为毛主席去武汉先行安排一下。
在全国处于“文化大革命”的非常时期，人们以对领导人的观点不同而分为不同的派系，派与派之间，人与人之间有着难以调和的矛盾。这种矛盾有时会转化，但多数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越积越深，闹得人们互不信任，甚至于家庭分解，夫妻离异。
那时党组织不起作用，政府机关被冲垮，公安机关已瘫痪，是以派代政。
武汉的情况更为突出，“百万雄师”和“三钢”、“三新”两大派别，主宰着武汉的局面，当地驻军也被卷入。在这种形势下，能不能保证毛主席在武汉的安全和顺利再游长江，谁也没有把握。毛主席决定了的事也不会改变。谁能与这两派群众说上话，谁说了话他们才能听，除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当时就数周总理了。只有周总理去一趟，亲自安排，才会确保毛主席这次行动的安全。周总理也想借这个机会亲自看看武汉的情况，解决武汉的问题。
十四日凌晨两点钟左右，周总理坐上了空军专机。四点以前飞机抵达武汉。当时的武汉空军副司令刘丰前来迎接。我们乘车到达武汉空军司令部时已是早晨五点多钟了。天虽已大亮，官兵们还没有起床。
周总理和同行的人到会议室落座。室内很闷热，尽管两个电扇不停地吹，也没能给我们带来凉爽。几分钟后我们已是汗流浃背。周总理询问武汉各派的情况，以及武汉的社会治安现状。我们看房内人员较多，室内温度太高，就向刘丰建议，减少参加会的人员。刘丰接受了我们的建议，请一部分同志退出会场到另外房间休息，又指定几名同志去安排下一步的行动。周总理对我们这样做很满意。他向留下的几位负责人，交待了毛主席来武汉的具体时间和再游长江的设想。
吃早点时，周总理只吃了一个用盐水煮的鸡蛋，就由刘丰等陪同去省委招待所（即东湖宾馆）。
时间尚早，路上行人不多，我们很快就到了东湖宾馆百花一号楼。这栋楼周恩来过去住过，那是一九六一年和刘少奇、邓小平同住在这座楼里。
我们走进楼房，服务员三三两两正在聊天，看到总理进来了，他们感到有些突然，看来事先没有接到通知。周总理主动上前与他们一一握手问候。他们的紧张情绪消除了。他们把周总理请进了一个会议室，室内很热，我又看看温度表是摄氏三十四度，似乎更加感到透不过气来。我看看手表，是早晨八点多钟，心想，早晨八点多钟就这么热，到了中午会热成什么样子啊！我问一位服务员有没有冷气，他说发电厂今日不送电，哪里来的冷气，什么时候送电他也不知道。我真为周总理的身体担心。
周总理召集李作鹏、陈再道、钟汉华、刘丰等还有军区、空军的负责人开会，详细布置了毛主席来武汉的住地以及游长江的安全工作。后来周总理又把宾馆的负责人和服务员叫去，叫他们把梅岭一号的卫生搞好，房间布里好，迎接毛主席的到来。周总理一再要求他们不能有派性，要把工作想得周到，安排得细致，要绝对保密，不能出问题。
下午五点钟，周总理到梅岭一号亲自查着为毛主席准备的房间。
他看到守卫在门外的哨兵已被汗水湿透了衣服，便握着哨兵的手说：“你辛苦了。”哨兵激动得一时说不出话来。
周总理又关切地说：“你可以站在阴凉处有风的地方。”
哨兵急忙回答：“谢谢总理，我不热。”
周总理走进房间。
房间内都是按毛主席的习惯布置的，很多东西都是毛主席过去来时用过的，就是室内温度太高。毛主席是晚上九点多钟到，如果房内温度太高，就不能住这里，只能住在火车上，周总理当时也作了这个安排。周总理对驻军的负责同志说：“你派人去电厂，了解一下停电的原因，告诉电厂，就说是我在武汉，请他们尽快排除故障，恢复向这个地区供电。”
电厂听说周总理来到武汉，要他们供电，很快答应晚八时可以排除故障，准时送电，请总理放心。这样我们估计，毛主席到达时，室内温度可以降下来。实际上电厂六点多钟就送了电。
周总理在武汉，不顾天气炎热，带领武汉军区、武汉空军以及武汉航运的负责同志，亲自到长江岸边察看地形，确定下水地点、游泳时的路线和在什么地方上船等，分析会出现的问题，对采取什么抢救措施等都作了很细致的安排。他指定气象部门掌握这几天的天气情况，及时通报。还用了很多时间约地方省、市、军区的领导同志开会，了解武汉的情况，研究武汉的问题。
七月十七日晚，周总理对我们说：“这里的工作都安排好了，我们可以回去了。”说完他轻轻地舒了一口气。
七月十八日上午，周总理回到北京。
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在武汉被抓，毛主席游泳计划取消。周总理急赴武汉，飞机上坐满了荷枪实弹的士兵
七月二十日下午，周总理在钓鱼台十六楼开会。十六楼是当时中央文革碰头会的会址。
三点多钟，我在西花厅接到卫士长张树迎的电话：“你赶快准备行装，再陪周总理去趟武汉，一会儿总理回来见一下邓大姐就走。你先报告大姐。详细情况回来再说。”
我报告了邓大姐。大姐听后也很着急，问：“刚回来怎么又去？是毛主席在武汉有什么事？”她怪我没在电话里问清楚。
不一会儿，周总理回来了，邓大姐跟着周总理走进办公室。周总理向大姐交待了几句，我们和周总理就乘车去西郊机场。
机场上停着待飞的三架飞机，有一架是我们熟悉的周总理经常坐的飞机，另外两架已关上机舱门，机舱内坐满了中央警卫团的官兵，他们是奉命随周总理去武汉执行保卫毛主席任务的。
我们登上飞机，我看到座机的前半部，也都坐满了荷枪实弹的中央警卫团的战士们。看到这种场面，我真是有些紧张，不知武汉发生了什么事。
飞机很快起飞了，张树迎对我说了武汉发生的事情：谢富治被围攻，王力被抓走，毛主席的游泳计划也被迫取消。总而言之，武汉很乱。中央对毛主席的安全很不放心，所以还是请周总理去一趟，把毛主席接出来。
飞行大约四十多分钟，机长向周总理报告，接地面报告，武汉的大街已贴出了欢迎周总理亲临武汉解决问题的大标语，同时说，王家墩机场跑道上，停放着好多辆满载红卫兵的卡车，飞机无法着陆，只好改降备用的山坡机场。
周总理说：“到时看看再说。”
飞临王家墩机场，飞机降低了高度，我们看到机场跑道上的人群像一条长龙，只好改降山坡机场。这是一个军用机场。飞机着陆后，没有合适的梯子，周总理只好从飞机自带的小梯子上走下来。他没有进休息室，说是要先打个电话。机场负责人把他引进一个帐篷，里面有一部军用手摇电话机。他让那位负责人要通了刘丰的电话，询问了一些情况，同时了解到王家墩机场的群众还没有离开。
一位同志为周总理送来了一杯开水。周总理接过杯子想喝，因水太热不能喝。
我赶忙接过水杯，又要了一个杯子来回折，这样水会凉得快一点。周总理指着同来的中央警卫团的战士，对那位机场负责人说：“给战士们搞点水，要凉一些的。”
战士们站在飞机的一旁。他们的衣服被汗水浸透，有的脱下军帽在扇风。
机场负责人立即派人去搞水。
十几分钟后战士们就喝上了汽水。
刘丰等从王家墩机场赶到山坡机场。周总理与他们商量进城的办法。他们不同意坐汽车，理由是路途太远；更不同意调直升机来，因为武汉很久没有直升机飞越上空了，万一有人在下面开枪，就会危及生命安全。
周总理说：“先休息一会儿，等天黑下来再说。”
太阳渐渐落下山去，但天仍是亮的。周总理走出帐篷，坐在一个板凳上，一边摇着扇子，一边向机场负责同志了解他们的生活训练情况。天不作美，一点风都没有，加上着急，在场的每个人都像洗过澡一样。
电话铃声打断了他们的谈话。电话是王家墩机场打来的，说是那里的人们已离开机场向城里的方向去了，飞机可以降落了。周总理听后很高兴：“全体登机，返回王家墩机场。”
在王家墩机场，周总理了解“七二○事件”真相。天黑后，他坐吉普车进城，请毛主席乘专机离开武汉去上海
王家墩机场休息室里已坐满了人，他们向周总理详细报告了七月二十日发生的事件的经过：七月二十日凌晨，满载红卫兵的十几辆卡车，冲进了东湖宾馆的大院，他们很快拥向谢富治住的百花二号楼。王力等也住在里面。
谢富治、王力等是从重庆来的，他们是以中央文革成员的身份来武汉的。在一次接见红卫兵的集会上，对问题的表态倾向性地支持了“三钢”、“三新”派，压制了“百万雄师”派。这一派的红卫兵就冲进了东湖宾馆，要找谢富治、王力辩论。他们对王力在华中工学院的讲话中明显地支持一派、压制一派的做法极为不满，要他们重新表态。这派群众冲进了楼房，拥挤着把谢富治与王力分开，谢富治被挤到一个房间。混乱之中，他们抓走了王力。陈再道后来回忆说，是军队造反派抓走的。
看样子他们是有目的的只抓王力，如果想抓谢富治也不成问题，大概因为谢富治是国务院副总理，怕把问题搞得太大。
王力是中央文革小组的主要成员。王力的被抓，惊动了中央文革小组，中央文革小组在北京紧急开会，研究武汉发生的事情。他们把围攻谢富治、抓走王力视为对中央文革的态度，是对中央文革的攻击，是明目张胆地反对中央文革。反对中央文革就是反革命。“百万雄师”被中央文革定性为反革命组织，黑后台是军区司令陈再道、政委钟汉华。他们把矛头指向军区。这次由谢富治、王力一手搞起的事件就成为“文化大革命”期间闻名全国的武汉“七二○事件”。
这样做的结果，使武汉的局势更加动荡不安，两派斗争更加尖锐，敌对情绪不断升级。武汉三镇像开了锅，数百辆卡车满载着工人、农民、学生和一部分解放军官兵，分成几路拥上街头，举行大规模示威，武汉形势急剧发展，孕育着一场不可估量的武斗。毛主席在武汉的工作和安全都受到严重威胁。
把毛主席从武汉安全接出来的重任，很自然地又落到周总理的肩上。当时，也只有周总理才能说服那派群众把王力放出来。周总理到武汉行动的本身，也可以使那里的群众情绪稳定，有利于缓解矛盾，所以周总理认为再去武汉是十分必要的。
周总理不能停留在机场，要尽快去见毛主席。在场的同志认真研究着周总理怎么由机场去宾馆的事情。城里交通很乱，曾发生过一位军区负责同志乘坐吉普车时，被手持长矛的人捅了一下的事情。幸而长矛从这位同志腋下穿过，没有伤着。他们为周总理进城安全担心，一时想不出好办法。
周总理很果断地说：“天黑下来后，坐吉普车进城。”
为了缩小目标，周总理指定成元功、张树迎、乔金旺、张洪德和我几位负责安全的同志及医生张佐良、护士许奉生跟他分乘两辆吉普车，由空军的一位作战科长带路，先行进城，其他人员半小时后再走。
天黑下来，两辆吉普车飞快地向城里开去。武汉市区的秩序确实混乱，不时看到被打碎玻璃的公共汽车横在马路上，成群的人手持长矛在马路上走来走去，好像在寻找出击的目标，口号声、高音喇叭的呼叫声震耳欲聋。
东湖宾馆的一号楼内，谢富治和当地的负责同志，以及随谢富治去的全国有名的北京院校的造反派头头已等在那里。他们看到总理到了，都抢着向总理说七月二十日的事情。
周总理先招呼几位负责同志到了一个小会议室，研究确定了保证毛主席安全离开武汉的详细办法，从毛主席出发的时间、乘坐什么车辆、行车路线以及由哪些人负责护送，都做了周密细致的布置。会议结束后，周总理去看毛主席，当面报告了请毛主席离开武汉的安排。毛主席接受了周总理的建议，决定当晚乘专机离开武汉去上海。
周总理在百花一号楼约请当地各方面的负责人开会，指出：抓走王力更会引起武汉两派的严重对立，把问题搞得更加复杂化，以后会围绕着抓王力事件展开无休止的争论。最后周总理请军区的同志劝说抓王力的那派群众，尽快把王力放了。
毛主席离开武汉，周总理发出了鼾声。院外一阵嘈杂，警卫误以为被人包围。周总理过问，王力被放
毛主席乘飞机离开了武汉，周总理才松了一口气。这时有人报告说，王力已被放了出来，被转移到空军的山坡机场。
周总理说，事情都已解决，我们休息一下再走。我看了看手表，已是二十一日凌晨两点多了。张树迎、乔金旺和我随周总理走进楼上的一间卧室。周总理上床休息。我们三个人守在房外警卫，很快就听到周总理的鼾声。
突然，楼外传来了一阵嘈杂声。我们忙向外张望，楼外的路灯较暗，透过窗子看到院内有很多人在走动，还有人在搬梯子，我们三人原有的睡意，被这出乎意料的行动惊跑了。我们仔细观察着外边的情况。可能是职业的本能，我们误以为是被人包围了，就做了最坏的准备。
张树迎急切地对我说：“小高，下去看看。”
我警惕地来到楼下，看了看，不像是有人包围我们，就上前问个究竟。
原来是毛主席离开武汉时专门留下十几名战士保护周总理的，他们在清理楼房外的场地，把梯子搬到离楼房较远的地方。
我让他们动作轻一点便上了楼。
一场虚惊过去了，周总理已睡了两个多小时。按照睡前的约定，我们把他叫醒。
我们向周总理坦白地说：“总理，我们晚叫了您十分钟。”周总理笑了笑问我们：“你们三个都没睡呀？”
我们说：“回北京一块睡吧。”
周总理问：“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我们说：“准备好了，现在可以走了。”
天还没有亮，我们仍由空军那位作战科长带路，按原定计划，先去山坡机场，接上王力一起走。这是周总理得知王力被放出后，为防止再生事端，亲自布置的。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行驶，天亮时我们到了山坡机场。王力已躺在一个房间里，这个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也自食了他们一手炮制的“文攻武卫”的味道。只见他身上多处被扭伤一只脚腕肿得很粗，护士们正为他敷药。
王力看到周总理来了，有些激动，起身与周总理握手，向周总理述说被抓挨斗的经过。
周总理说：“现在事情都已解决，今天可以回北京了。”王力由护士和几位战士抬着上了飞机转到王家墩机场。
七月二十二日下午四时四十分，我们随周总理离开了武汉，并先行到达北京的西郊机场。只见机场上站满了欢迎的群众，原来是中央文革安排欢迎谢富治、王力等人的。群众看到周总理走下飞机，以高昂的口号声迎接周总理。
几分钟后，谢富治、王力的飞机降落了。王力被扶着一拐一拐地走下飞机，这扭伤的脚变成了王力这个“英雄”的资本。
周总理拖着疲乏的身子回到了西花厅。
“七二○事件”所带来的后果远没有结束。陈再道、钟汉华被中央文革确定为事件的主谋，调来北京接受批斗，很多群众也被牵连，遭到打击迫害。直到一九七八年七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通知决定为“七二○事件”平反昭雪，“七二○事件”才作为历史的一页被翻了过去，但是人们永远不会忘记。
（高振普，一九六一年至一九七六年任周恩来卫士）
高振普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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