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江青一伙极力煽动“要扫除一切害人虫，搬掉一切绊脚石”，胡说“革命抓好了，生产自然会好”。周总理针锋相对：“我就不相信革命抓好了，生产就会自然上去。”他一再对我们讲：“工农业生产绝对不能中断，经济建设一定要尽可能进行下去，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一九六六年上半年，全国的经济形势还是好的，工农业生产也是增长的，但到了下半年特别是第四季度，情况开始恶化。这一年的十月，林彪关于取消《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的批件转发以后，全国到处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大批工交企业的领导班子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生产下降，建设停滞。这种情况使周总理十分焦虑，他一再对我们讲：工农业生产绝对不能中断，经济建设一定要尽可能设法进行下去，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他反复强调，工交企业要业余闹革命，要坚持八小时工作制，要保证生产活动的正常进行。他除了在各种会议、各种场合阐明这个观点以外，还亲自主持讨论修改了《人民日报》十一月十日《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社论一开头就讲：“抓革命，促生产，这是毛主席提出的方针，一再强调的方针。这个方针，不论在城市工矿企业、事业单位里面，在一切科学研究和设计部门里面，在农村里面，都是完全适用的，没有例外的，必须坚决遵守，时刻遵守的。”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公社绝对不能停止生产，“工农业生产稍有间断，就会影响到人民的经济生活。国民经济是一个整体，工业生产是一个整体，一个环节扣一个环节，只要某一部门脱节，就可能影响全局。这是常识范围的事情，谁都会懂得的。因此，在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和农村里搞文化革命，必须在生产以外的时间进行，利用业余时间进行，而不能占用生产的时间，不能离开生产岗位。”这篇社论阐述了周总理的观点，实际上也批驳了林彪、江青一伙的“停产闹革命”的谬论。正因为如此，他们攻击这篇社论把工人闹革命的高潮压制下去了，诬蔑周总理是“救火队长”：后来，戚本禹等人甚至恶毒地攻击说：“文革中存在着新文革和旧政府的矛盾。”明目张胆地把攻击的矛头对着周总理，狂妄地叫嚣要打倒旧政府。面对这群小丑的狂叫，周总理如同泰山的青松一样，岿然屹立，为维护整个国民经济这部机器的正常运转，为使工农业生产能继续下去，与林彪、江青一伙进行着多种形式的斗争。
这里特别应该提到的是，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中下旬在京西宾馆召开的那次全国计划和工交工作会议期间的一场斗争。当年八、九、十三个月的红卫兵大串连，严重地打乱了全国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的正常秩序，几乎天天都接到告急电报，不是这里铁路中断，就是那里生产瘫痪。总理焦急万分，多次指示我们：“无论多么困难，都要妥善处理好学生串连与生产建设的关系。首先，必须安排好维持生产建设所必需的货运力量，然后，安排好客运计划，在客运计划中留有一定余力以应付学生串连之需。总之，无论如何不能让生产受到影响。”林彪，江青一伙极力煽动“要扫除一切害人虫，搬掉一切绊脚石”，胡说什么“革命抓好了，生产自然会好”。周总理针锋相对，多次在不同场合申明：“我就不相信革命抓好了，生产就会自然上去。”据此，他找我和谷牧同志两个人谈话，要我抓紧准备召开计划会议，力求把一九六七年的计划安排得早些、好些；要谷牧同志组织几个人研究在工交系统如何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尽可能使工业生产减少损失。
这时，一向善于投机的陈伯达，得知毛主席支持周总理的意见，要抓革命促生产，不能停产闹革命，不能影响正常的生产秩序。于是，他就以“文革小组”的名义起草了一份关于工交系统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文稿，并于十一月十三日中午通知我和谷牧同志到他那里去谈这件事，并要我们在一周之内提出意见退给他。十四日上午，总理召开各口碰头会。谷牧同志把陈伯达找我们去的情况作了汇报，总理当即决定把“文革小组”的文稿拿到十七日在京西宾馆召开的全国计划和工交工作会议上讨论，听取大家的意见。会议开始以后，各地同志对陈伯达搞的那个稿子提了许多不同意见，谷牧同志集中起来搞了一个修改稿，由原来的十二条增改为十五条。修改稿根据总理多次讲话的精神，首先肯定了十七年来工交战线基本上是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时明确提出工矿企业的“文化大革命”要分期分批进行，要业余闹革命，要坚持八小时工作制不能侵犯，学生不能到工厂去串连，以免影响正常的生产秩序。这个修改稿使陈伯达极为恼火，他十一月二十一日下午要我和谷牧同志到他那里去，一见面没说几句话，他就大发雷霆，说了很多讽刺挖苦我们的话。总理听说后，即于二十二日中午在他和陶铸、富春同志参加的碰头会上听取了谷牧同志关于修改稿的汇报。当晚，总理和富春同志亲自向毛主席作了汇报，得到了主席的肯定。主席指示：（一）工矿企业还是要分期分批进行“文化大革命”；（二）八小时生产不能侵犯，工人只能在业余时间闹革命；（三）文件提出后，让谷牧带个班子到上海、天津、沈阳听取各派工人的意见，继续进行修改，争取十二月份发出。毛主席既已作了明确指示，意见似乎应该统一起来了，但事实并非如此，尖锐的斗争仍在继续进行着。
十二月四日，林彪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听取工交座谈会情况汇报时，林、江、康、陈一伙攻击工交系统“右倾”，说工交系统的问题比文教系统还要严重，非要发动群众大批判一下不可。这次会后，由陈伯达一伙摘了一个《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通知》，用中央的名义于十二月九日发出，通知中作了工人群众有建立革命组织的权利、可以申连等错误规定。与此同时，他们大造反革命舆论，煽动大乱。当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陈伯达要《人民日报》发表了《迎接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的高潮》的社论，一开头就说：“千百万工人群众起来进行文化大革命，是大势所趋，好得很，是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挡的。”还说什么“在工矿企业内部进行文化大革命，是要经过严重斗争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极少数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他们口口声声也讲抓生产，其实，他们是借口抓生产来压革命，抓生产是假的，压革命是真的”。社论还号召工人阶级应当欢迎革命学生到工厂来串连，革命学生也应当欢迎本市的工人到学校去串连。他们惟恐天下不乱。
“二月逆流”事件后，周总理的处境更加困难。凌晨三点多，疲惫至极的周总理忧虑地对我说：“今年只有五天了，明年计划还没有搞出来，一些重要的生产资料和人民生活必需品安排归哪里生产，往哪里调动，没有个计划怎么行！”
一九六七年初上海的“一月风暴”，很快就蔓延到全国各地和中央各部门，掀起了一股“夺权”风。随后林彪、江青一伙又蓄意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所谓“二月逆流”事件，使一大批各级领导干部被打倒，总理身边的助手也有的被打倒，有的被揪斗。这时，周总理的处境更加困难。
一九六七年的经济形势急剧恶化。这一年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是在一九六六年十一召开的全国计划和工交工作会议上讨论拟订，并经周总理审查同意后上报中央的。可是由于林彪、江青一伙的干扰，中央一直没有批准下达。为了使当年的生产建设工作不至于中断，国家计委提出分地区、分行业，甚至一个厂、一个厂地先把任务布置下去。即使这样，整个经济工作仍然处于无政府状态，到处打派仗、搞武斗，生产节节下降。从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的煤炭生产和铁路运输的情况，就可以看出形势严重到什么程度。当时煤炭部直属矿务局的日产量计划为五十三吨，一月份实际日产量只有四十五万吨，平均每天欠产八万吨，比上一年同期日产量减少五万吨；二份以后，情况更加不妙，二月上旬日产量减到四十万三千吨，中旬再减少到三十八点八吨。六月开始对部直属六十八个矿务局实行军管，但生产下降的局面仍然控制不住。八月十五日这一天，日产量只有二十二万八千吨。直到十二月，每天的日产量仍只及正常水平的百分之五十左右。煤炭产量大幅度下降，不但使整个工业生产和铁路运输难于运转，而且连人民生活用煤也保证不了。
面对这种危急情况，为了保证北京、上海、辽宁等重点地区和一些重点企业的生产得以维持，周总理指示我们要烧一些油。一九六八年全国烧油五十一万吨，比一九六六年增加了一点二倍（烧油最多的一九七五年，全国烧油达三千零二十万吨）。这是不得不采取的一种应急措施。当时，铁路运输的情况也很糟，一月份的运煤量比计划要求少运了三百八十万吨；二月份的平均日装车数只有三万多车，比计划要求少将近一万车。四月份以后的日装车量更是直线下降，最少时还不到二万车。这种情况，使周总理忧心如焚。五月三十一日他亲自向毛主席汇报，说明铁路轮船关系到全国交通命脉，决不能中断。毛主席支持总理的意见。下午，总理就召集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萧华、杨成武、谷牧等同志和我开会讨论此事，决定发布不许中断铁路轮船交通的命令。尽管总理想尽一切可能采取的措施制止生产下降，甚至自己亲自拟电文，打电话，直接抓生产、运物调度工作，但终因动乱的全局无法扭转，致使他的良好愿望还是落空了。一九六七年全国工业总产值为一千三百八十二亿元，比上年下降了百分之十四；煤炭产量减少四千六百万吨，下降将近百分之二十；发电量减少五十一亿度，下降百分之六点二；钢产量减少五百零三万吨，下降百分之三十二点八；化肥产量减少七十六万八千吨，下降百分之三十二；原油产量减少六十七万吨，下降百分之四点六；其他主要轻、重工业产品的产量也是下降的。这一年的全国货运量比上一年减少二亿多吨，其中铁路货运量减少一亿八千万吨，下降百分之二十以上。当年的财政收入也比一九六六年减少一百三十九亿元，下降百分之二十五。
进入一九六八年，经济形势更加严峻，工农业生产继续全面下降。如果说一九六七年还有一个不起多大作用的全国计划，那么一九六八年连制定计划的条件也不具备了。这一年无法召开计划会议定出一个计划，是“一五”计划以来惟一没有国民经济年度计划的一年。到了年底、周总理考虑，如果下一年还没有一个计划总是不行的，于是批准在十二月初召开全国计划会议。由国家计委、建委军管会的同志负责召集，参加会议的有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军管会的同志和群众组织的代表。可是会议期间，很少讨论计划问题，主要是搞大批判，直到会议结束时，也没有定出一个一九六九年的计划。十二月二十五日晚，周总理接见会议代表，我也参加了。原来打算通过总理接见，能把计划的盘子定下来，但接见一开始，一些地区的代表就要求本地区生产的物资少调出，而对调入的物资又要求多调入，争争吵吵，互不相让，直到凌晨也没有谈出个结果。总理感到这样谈下去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于是就站起来说：“今天是十二月二十六日，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生日，我请大家吃一碗寿面，上午大家都要赶回去，抓革命，促生产，好不好？”大家齐声说：“好！”吃过寿面，我回家时已是凌晨二点多了，刚进家门总理就亲自打电话叫我去。我到总理处已是凌晨三点。总理疲惫至极，面带忧虑地对我说：“今年只有五天了，明年计划还没有搞出来，一些重要的生产资料和人民生活必需品安排哪里生产，往哪里调动，没有个计划怎么行呢！”我说，我找几个人先搞一个明年第一季度的计划，以便使工作有所安排。总理说：“好！”你赶快回去搞吧。”我回来后顾不得休息，就找了几位同志商量，搞出了一个第一季度计划安排方案，只提出了几个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指标，立即报给了总理，总理审查同意后即报请毛主席审批。毛主席很快就批准了这个计划。这样，一九六九年一开头，总算有了一个可供遵循的计划。这件事，使我又一次深深感受到总理那种忧国忧民、对党和人民的事业高度负责的伟大精神，这种精神永远值得我学习。
一九六九年第一季度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们召开了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讨论年度计划纲要。纲要草稿印出后，总理亲自审查修改。记得在医疗卫生方面，总理亲自加上了这样一句话：“要以上海为中心重新组织南方十二个省市消灭血吸虫病的预防和医疗工作。”这说明总理时刻关心人民的疾苦，在这种时候仍然不忘对危害人民健康的地方病的防治工作。三月二十四日，周总理又亲自到会作报告。他在报告中全面地阐述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强调了独立自主、艰苦奋斗的重要性，严肃批评了许多地方铺张浪费的错误思想。这里，特别值得说到的是，总理针对林彪、江青一伙为了迷惑群众大搞形式主义那一套所造成的浪费，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说：“城里有些人有上百个像章，有很多毛主席著作，这不是浪费吗？”“现在毛主席像章越做越大，铝材用得很多，物资部一发就是五千吨，现在收回没有？应由物资部下令收回。”“今年计划出版的主席语录，可以考虑少出一些，节省一些原料转产别的东西，如节约纸张就能节约一些碱搞肥皂。”他还强调：“做计划要实事求是，把困难摆出来，让工人讨论……有缺口，要千方百计地清仓库，搞挖潜。”总理的这篇讲话，对我们的计划工作是极大的支持，也是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一种斗争。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周总理亲自担任北方八省市、自治区农业小组组长，指出，不管材料多么紧张，“给农业的一百六十万吨钢材一定要照拨”,“水利建设不能放松。”解放后二十年周总理关心两件事，一个水利，一个上天（指导弹、卫星）
周总理领导经济工作，从来都重视抓农业这个国民经济的基础，即使在十年动乱中，他也从未放松对农业的领导。
一九六六年二月，正当林彪、江青一伙在上海进行阴谋活动，以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的名义进行反革命舆论准备的时候，周总理在北京主持召开北方抗旱会议，研究如何缓解当时北方面临的严重旱情，保持农业的稳定增长。会后，总理接着就召开国务院会议，指出：北方抗旱是长期的任务，要做长期打算，要持续不断地把抗旱工作抓下去，以抗旱推动整个农业的发展。解决北方的粮食问题，逐步扭转“南粮北调”的局面。为了落实会议的精神，总理提出要组织几个抗旱工作组，分头下去调查研究，督促检查，并具体建议李富春同志任辽宁组组长，李先念同志任河南组组长，谭震林同志任山西组组长，林乎加同志任山东组组长，要我去陕西，总理自己则亲自担任北京和河北（当时天津市属河北省）两组的组长。三月七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关于成立北方八省（市、区）农业小组的通知》，确定把山西、河北、山东、河南、陕西、内蒙古、辽宁、北京八个省、市、自治区的农业作为农业战线上的一个战略主攻方向。同时，决定成立中央北方八省、市、自治区农业小组，周总理亲自担任组长，副组长为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李雪峰、薄一波同志，我也被指定任副组长。三月八日邢台发生大地震，总理亲赴地震现场慰问受灾群众，布置救灾工作，同时视察了河北的旱情。总理万万没有想到，正当他亲自抓华北抗旱救灾工作的时候，一场灾难性的动乱爆发了，他的工作部署完全被打乱了。
人民要吃饭，农业要上去，这是周总理时时刻刻挂念的问题。他多次对我们讲：要按照毛主席提出的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市场调节计划，“抓农业是不能一日放松的。我们搞计划，一定要把农业这个口子管起来。这是个基础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在日理万机，又要疲于应付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制造的一个个事件的情况下，也始终没有放松抓农业。他一方面及时纠正一度出现的农村“平调”现象，稳定当时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管理体制，保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另一方面挤出时间亲自召开北方农业会议、全国棉花生产会议等一系列会议，部署农业生产，落实各项支援农业的措施。一九六八年，在周总理亲自主持下，国务院全面部署了华北地区打机井的工作，并把这件事当作改变华北地区农业落后面貌的一项重大战略措施来对待。此后，不管局势多么混乱，周总理和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的李先念副总理，一有机会就要讲支援农业的问题，指示国家计委每年在计划中必须作出支农的具体安排，在资金、物资上支持，逐步改变农业的生产条件。总理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四日在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上的报告中，再次明确指出：不管材料多么紧张，“给农业的一百六十万吨钢材一定要照拨”,“水利建设不能放松”。一九六八年以后，华北地区打机井的工作，以每年三十多万眼的速度持续前进。这项宏大的农田基本建设工程，得到了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现在华北大地上已有近二百万眼电机井，一亿多亩耕地提取地下水灌溉，大大改变了历史上十年九旱的生产条件。
周总理对黄河、淮河、海河、长江等大江大河的治理一直十分关心，许多重要的兴利除弊水利工程的建设，都是总理亲自过问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开工兴建的葛洲坝工程，从项目的审定到设计方案的重大修改等关键问题，都是总理亲自召开会议讨论决定的。记得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总理在听取葛洲坝工程中存在的问题的汇报时曾说：“解放后二十年我关心两件事，一个水利，一个上天（指导弹、卫星）。”
周总理在抓兴修水利和农田基本建设的同时，还用了很多心血抓化肥、农业机械等支农工业的建设。一九七一年，总理提出，我们要从很有限的外汇中尽一切可能挤出一部分，抓紧进口一批国外的大化肥技术设备，发展自己的先进化肥工业。国家计委一九七二年一月提出进口计划方案，经李先念副总理审查同意后即报请周总理批准，先后从国外引进十三套大化肥技术设备。这十三套大化肥设备建成投产后，每年可以生产标准化肥一千三百多万吨。与此同时，总理还亲自布置上海市制造上百套的小化肥设备，支持发展各地的小化肥工业。可以说，我国化肥工业的生产建设能取得今天这样的巨大成就，是浸透了周总理的心血的。
周总理时时处处都在关心农业。这里我再讲一件使我受到深刻教育的事情。总理一九七三年五月十四日看到《参考消息》刊登的世界气象变化的报道后，当天就给李先念等同志和我写了如下一封亲笔信：
请你们好好读一下五月十四日的《参考消息》(五二五一期）四版下栏关于世界气象变化的两篇报道，并要气象局好好研究一下这个问题。今年我们可能还会遇到南涝北旱的局面，请告农林部多多提醒各地坚持实行防涝抗旱的措施，不要丝毫松懈。
“文化大革命”十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前前后后施展了无数的阴谋诡计，进行了大量的破坏活动，妄图把农村也搞得大乱，以便于他们篡党夺权。但是，由于广大农民和农村干部进行了多方面的抵制，由于周总理与他们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斗争，全国农业生产虽然受到了严重干扰，但还是缓慢地发展，维持了城乡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供应。
周总理首先发现了“三个突破”，及时指出：“‘三个突破’给国民经济各方面带来一系列问题，不注意解决就会犯错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离开统一计划，离开综合平衡，积极性就变成盲目性。就会把事情摘乱。”他要我们抓紧起草一个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若干规定
一九七一年林彪叛逃、自我爆炸的“九一三”事件发生以后，周总理在毛主席的支持下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使各方面的情况开始有了转机。当时，周总理集中主要精力抓批判极左思潮，清算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抓解放干部的工作；同时，着手整顿经济秩序。全国的经济在一九六七、一九六八两年连续下降以后，一九六九年回升，一九七○、一九七一年也是增长的，但这种增长包含着很多不正常的因素，潜伏着危机。由于当时对国际形势估计的错误，在计划安排中林彪一伙一再宣扬“什么比例不比例，打仗就是比例”，不顾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要求，盲目大上军工项目，不断扩大基本建设规模。一九六九年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为二百零一亿元，一九七○年猛增到三百一十三亿元，增加了一百一十二亿元，增长百分之五十五点六；一九七一年又在一九七○年的基础上增加二十八亿元，总规模达到三百四十一亿元，从而使国民收入使用中的积累率由一九六九年的百分之二十三点二猛增到一九七一年的百分之三十四点一。由于基建规模膨胀，职工人数也急剧增加，一九七○、一九七一两年，原计划全民所有制单位增加职工三百零六万人，实际却增加了九百八十三万人，突破计划二倍多。职工人数猛增，就使全国工资总额和粮食销售量也控制不住，都大大突破了原定的计划。上述情况，使一九七一年出现了“三个突破”，即职工人数突破五千万人，工资总额突破三百亿元，粮食销售量突破八百亿斤。
“三个突破”是周总理首先发现的，他在一九七二年初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上讲话中指出：“‘三个突破’给国民经济各方面带来一系列的问题，不注意解决，就会犯错误。”
根据总理的指示，一九七二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对解决“三个突破”的问题作了安排，但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问题不但没有解决，而且还有发展。这一年，职工人数又增加了二百九十二万人，工资总额增加了三十八亿元，粮食销售量增加了四十三亿斤。总理对经济工作中的这种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无政府状态，提出了严肃的批评。在准备召开一九七三年全国计划会议的时候，总理批示我们：“要按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的规律办事，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离开统一计划，离开各级综合平衡，积极性就变成盲目性，就会把事情搞乱。”为了克服当时经济工作中的混乱现象，总理要我们抓紧起草一个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若干规定，以利于统一思想，下发各地执行。
国家计委遵照总理的指示，拟订了一九七三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草案，起草了《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规定》的草稿。这个草稿作出了坚持社会主义经济的统一计划，搞好综合平衡；基本建设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提高投资效果；严格控制增加职工，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加强资金管理，严格财经纪律；搞好企业管理，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坚持按劳分配，反对平均主义；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全面贯彻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等十条规定。
总理于一九七三年三月二十六日亲自听取了我们关于这个十条规定草稿的汇报，并作了重要指示。他说：“一九六九年以后，在经济管理上瞎指挥盛行。南昌把飞机厂最好的工人下放了。景德镇陶瓷窑也炸了。林彪一伙一直破坏到‘九一三’，影响到一九七三年。恶果逐步暴露出来了。应把九大以来林彪一伙破坏经济计划的情况编个材料，供大家批判。一定要批透，把破坏性后果消除掉。”“国民经济要按比例发展，但现在根本没有比例！”“到处搞独立经济体系是不行的。”又说：“职工人数、工资总额、粮食销售量三项都突破了计划数字。去年我讲了这个问题，但没有抓。确实没有‘王法’了。”“不只‘三个突破’，货币发行也突破了。这不是那么舒服的。”“林彪一伙破坏经济所造成的恶果这两年表现出来了。票子发多了，到了最大警戒线。‘三个突破’不如这一个突破。你们管财政、银行的也不叫，要随时提醒，这是个寒暑表嘛！”汇报中总理还指示我们：“基本建设要经常检查，全年抓。一九七○年基本建设大膨胀，一九七二年没有抓，鉴于这个教训，以后要全年抓。该停的停，停得不合适的再建。”此外，总理还讲了要贯彻执行按劳分配原则，批评了当时存在的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会干不会干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干难干易一个样等平均主义倾向。
周总理的上述一系列重要指示，得到了全党、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各方面遵照总理的指示，抓经济整顿工作，调整比例关系，解决“三个突破”，严格控制基本建设规模，紧缩通货，控制货币投放等工作都取得了明显成效。一九七三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的结果，各项主要指标都完成或超额完成了。这一年同一九七二年比较，农业增长百分之八点四，工业增长百分之九点五，工业与农业的关系开始趋向协调。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增长情况是：粮食增长四百八十九亿斤，棉花增长一千二百零八万担，煤炭增长七百万吨，发电量增长一百四十四亿度，原油增长七百九十四万吨，钢增长一百五十四万吨，化肥增长八十九万吨，棉纱增长八万一千吨，布增长三亿六千万米。这一年的财政情况也是好的，收支平衡，略有结余。
周总理指示我们要抓紧研究制定第四个五年计划，以期早做准备，使全国经济走上正常轨道。他为实现“初步建立我国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四五”计划任务做出了巨大贡献
周总理一向强调发展我国经济要有长远打算，要作中长期计划，不能走一步说一步。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每一个五年计划都是在周总理直接领导、亲自过问下制定的。
一九六六年开始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国民经济遭到很大破坏的极其艰难的条件下执行的。一九六七、一九六八两年全国经济连续下降，一九六九年刚刚开始有所回升，周总理就指示我们要抓紧研究制定第四个五年计划，以期早做准备，使全国经济走上正常轨道。他指示我们，提“四五”计划的奋斗目标一定要考虑全面，不仅要考虑工业，而且要考虑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要全国一盘棋，搞好综合平衡，不然就会互相挤”；在方针任务的提法上，要与“三五”计划所提任务相衔接，明确写上：“初步建立我国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考虑到当时的具体情况，制定详细的“四五”计划的条件还不具备，总理提出可先搞出一个计划纲要，以利指导经济的发展和防止盲目性。我们在一九七○年八月份以前提出了一个“四五”计划纲要草案，周总理亲自主持讨论了好多次，提出了很多重要的修改意见，并决定将纲要草案提交九月份在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讨论。庐山会议开始以后，林彪、陈伯达就跳出来干扰破坏，把原定的会议日程打乱了，结果“四五”计划纲要未能讨论，只作为会议参考文件印发了。
前面说到，这个计划纲要在拟定过程中，由于受林彪鼓吹的“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的影响，过分突出建立重工业，特别是三线的军事工业，基本建设投资规模过大，有些生产指标也定高了。“九一三”事件以后，周总理在抓经济整顿、调整的工作中及时指示我们，要根据新的情况对“四五”计划纲要进行必要的修改，压缩过大的基本建设投资规模，调整投资结构，降低一部分过高的生产指标；同时努力发展对外贸易，抓紧国际有利时机，在已经逐步打开的对西方国家的贸易中抓紧进行成套设备和新技术的引进工作。这里特别应该提到的是，一九七二年根据周总理和李先念副总理的指示拟定的并由总理亲自审批的“四三”引进方案，即用四十三亿美金在三五年内引进一批国外的先进技术设备，其中包括：十三套大化肥设备，四套大化纤设备，三套石油化工设备，一个烷基苯厂，四十三套综合采煤机组，三个大电站，武钢的一点七米轧机，以及透平压缩机、燃汽轮机、工业汽轮机等的制造技术。这个方案，国家计委于一九七三年一月二日正式上报国务院，很快即由李先念副总理和周总理审查同意，并报毛主席批准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二批大规模的引进（第一批大规模引进是“一五”计划期间的一百五十六项），也是打破多年来西方国家对我国的封锁、禁运局面，发展我国同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和经济技术合作的重大突破。
一九七一年十月，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复，从而结束了二十多年来我国被剥夺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极不公正、极不合理的现象。一九七二年二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双方发表了上海联合公报，确定了发展两国关系的基本原则，开始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一九七二年九月，日本首相田中访华，中日两国政府发表了联合声明，宣告两国正式恢复邦交，开始了两国关系史上的新篇章。这是毛主席、周总理亲自制定的我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伟大胜利。根据国际关系的这种新形势、新变化，周总理高瞻远瞩，及时指示我们要采取积极措施，扩大出口，换取外汇，引进技术，推进四化。在周总理直接领导和亲切关怀下，“四五”计划期间我国的对外贸易，特别是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有了突破性的发展，进出口贸易总额由一九七○年的四十五亿九千万美元增加到一九七五年的一百四十七亿五千万美元，五年中增长了二点二倍。为了扩大新的出口货源，总理批示我们要利用当时国际贸易的有利形势和我国已开发的石油资源，多出口一些石油，使石油的年出口量由一九七○年的三十八万五千吨，增加到一九七五年的一千一百九十七万九千吨，五年中增长了三十倍，为国家赚取T很大一笔外汇。随着对外贸易的迅速扩大，我国的港口设施能力和远洋运输能力明显不相适应的矛盾突出出来。为此，周总理在“九一三”事件以后不久，就及时指示我们要抓港口建设，提出港口建设计划。一九七三年二月，中央政治局在听取国民经济计划汇报时，又专门讨论了港口建设问题。总理指出：“交通是先行，是基础工业，必须采取非常措施，很快把它搞上去。”并发出了“三年改变港口面貌”的号召。同一期间，总理还提出要在积极发展自己造船工业的同时，利用中国银行的贷款，在有利的条件下，适当购买一批外国货船，包括仍可行驶的旧船，组成自己的远洋船队，力争在一九七五年基本改变主要依靠租用外轮的局面。应当说，我国能有现在的二百五十多个万吨级以上的深水码头泊位和现代化装卸设施，能有一支将近二千万吨的远洋运输船队，是同当时周总理的远见卓识、正确决策分不开的。
出口贸易的扩大，外汇收入的增加，不但还清了当时的外债，而且使我们有可能拿出相当数量的外汇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设备，推进我国工业的现代化。由周总理批示和亲自审定的上述“四三”引进方案，就是在这种国际国内的有利条件下，排除“四人帮”的干扰而提出和实施的。通过引进这一批成套的先进技术设备，我们兴建了二十六个大型骨干项目，不但增强了我国基础工业的力量，增添了新的工业门类，提高了现代化技术水平，填补了一些缺门产品，而且培养一批能掌握现代先进技术的工人和管理人才。这是周总理为实现“初步建立我国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四五”计划任务所做的巨大贡献。
这里还应当提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建设起来的胜利油田、大港油田、焦枝线铁路、成昆线铁路、刘家峡水电站、丹江口水电站、望亭电厂等许多重点工程，以及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成功等重大科学技术成就，也无一不是同林彪、“四人帮”斗争的结果，无一不浸透了周总理的心血。
“四人帮”发起“批林批孔”运动。他们不批林，假批孔，却在大批“周公”、“宰相”和所谓的“现代大儒”，矛头指向周总理。周总理抱病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而后，他在常务会上说：“我身体不行了，今后国务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
周总理亲自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清算林彪反革命集团罪行的斗争正在全国范围内深入展开的时候，结成反党联盟的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四人帮”甚为恐惧，深知这样下去，他们的罪责难以逃脱。于是他们在一九七三年下半年掀起了一股所谓“反右倾复辟”的逆流。他们利用手中掌握的舆论工具，大造反革命舆论，把周总理主持中央工作所采取的各项正确政策、措施，诬蔑为“修正主义的黑线回潮”，坚持要批“极右”，反对批极左。到了一九七四年初，“四人帮”又丧心病狂地发起了“批林批孔”运动。他们不批林，假批孔，却在大批“周公”、“宰相”和所谓的“现代大儒”，把罪恶的斗争矛头直接指向全国人民爱戴的周总理。这股逆流，使刚刚趋于稳定的全国局势又动乱起来，刚刚开始好转的全国经济又急剧恶化。
毛主席很快察觉了江青一伙借机进行篡权的阴谋活动，多次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一九七四年七月，毛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警告江青一伙不要搞“四人小宗派”。鉴于周总理病情严重，十月四日毛主席提议邓小平同志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这对“四人帮”的篡党夺权阴谋是一个严重障碍。他们更加疯狂地攻击周总理和邓小平同志。中央在十月十一日发出的关于召开四届人大的通知中转达了毛主席的意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十一月，毛主席又指示；“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但是，“四人帮”一意孤行，根本不听毛主席的意见，不接受毛主席的替告、批评，加紧进行篡权组阁活动。十月十七日，江青一伙在政治局会议上，蓄意制造了“风庆轮事件”，诬蔑周总理、邓小平同志搞“卖国主义”、“洋奴哲学”。邓小平同志针锋相对，对他们进行了严厉驳斥。
一九七五年一月八日至十日，周总理亲自主持召开了党的十届二中全会。这次会议上，选举邓小平同志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同时通过了四届人大人事安排方案。这使“四人帮”组阁夺权的阴谋受到沉重打击。一月十三日四届人大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周总理抱病在会上作了《政府工作报告》。他在报告中重申了在三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宏伟目标：“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这次会议，任命邓小平同志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二月一日，周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讲了各位副总理的分工问题，接着又主持召开了有各部部长参加的全体会议。总理在常务会议上说：“我身体不行了，今后国务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医院是不想放我出来的，但我还是想争取每个星期来和大家见一次面……”我听到这里，再看看总理被病魔折磨的憔悴面容，心里非常难过，衷心盼望他老人家能够康复。
一九七五年，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和国务院的工作。他按照毛主席关于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精神，坚定地大刀阔斧地抓各方面的整顿工作，与“四人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使全国的局势迅速扭转，国民经济又开始回升，赢得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
（余秋里，曾任国家计委第一副主任、主任，国务院副总理）
余秋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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