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越然说
周总理给代表团成员和工作人员做动员：“这好比是梅兰芳的大戏，各个角色都得齐全，要成龙配套。”将近二百人的队伍整齐、威武，外国记者惊呼：“日内瓦来了一连中国军人。”新中国外交首次轰动西方
一九五四年的日内瓦会议是新中国第一次作为五大国之一参加的重要国际会议。我虽然随中国党政领导多次出国访问，但都是与社会主义国家打交道。这是第一次到西方国家去。
当时朝鲜的停战协定虽已签字，但远东的紧张局势并未缓和下来。协定中为缓和局势而规定的政治会议由于美国的阻挠未能如期召开；法国在越南的殖民战争仍在继续；美国还封锁台湾海峡、支持蒋介石集团。很明显，美国并没有放弃从朝鲜、印度支那和台湾三个方向威胁我国的战略部署。
美国加剧远东紧张局势，顽固地与新中国为敌的政策，连英国、法国、比利时等它的盟国都越来越有所顾虑，不愿意无保留地给予支持。
一九五四年一月，苏联在苏、美、法、英四国外长柏林会议上提议召开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内的五大国会议，以缓和亚洲紧张局势。英法都倾向同意，美国被迫放弃反对态度。二月十八日，柏林会议闭幕，并发表公报：建议由苏联、美国、法国、英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韩民国及其它有武装部队参加朝鲜战争并愿意参加会议的国家的代表于四月二十六日在日内瓦举行会议，以期对朝鲜问题取得和平解决，并同意讨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届时将邀请苏联、美国、法国、英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它有关国家的代表参加。
三月三日，我中央人民政府答复苏联政府，同意派全权代表参加日内瓦会议。
代表团成员和工作人员在外交部集中后，周总理做动员讲话，要求大家全面地做好各项准备工作。我至今记得很清楚。他说：“这好比是梅兰芳的大戏，各个角色都得齐全，要成龙配套。”
中国政府派出以周总理为首的代表团出席日内瓦会议，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为代表。加上各方面工作人员，大约近二百人，是一个庞大的政府代表团。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能人专家都有，正如周总理所言“各个角色都得齐全，成龙配套”。
准备工作是相当细致全面的，甚至穿戴上“服装道具”进行“预演”和“彩排”。
比如，黄华是代表团发言人。出发前，在外交部礼堂三次举行“记者招待会”进行演习。集中懂英文的新华社记者扮演外国各通讯社记者，尽其所能提出各种问题刁难这位发言人。这些“外国记者”也毫不客气，挑衅性的、侮辱诽谤性的、威胁恫吓的、“据理”质问的，五花八门的问题一个接一个提出。黄华面对这些“敌对势力”，从容镇定，一一给予回答、解释或是反驳。几经“较量”，不但锻炼出镇定、从容、大度的气质，锻炼出机敏的应变能力，而且更加熟悉了有关问题的各种联系、背景和细节，更加熟悉了全部形势及我们的方针、政策和策略。后来，他在日内瓦会议期间，每天一散会就和另一名发言人龚澎同志去新闻中心，向等候在那里的各国记者发布消息，回答各种质疑和提问，也常就某些事件发表评论。尽管遇到许多歪曲事实的挑衅和刁难，他们都非常出色地给予了回答和驳斥，引起记者们的普遍赞叹。就连资产阶级报纸也不得不承认他们是“出色的”、“年轻优秀的”发言人。
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日，周总理率领中国代表团一行，由北京取道莫斯科飞往日内瓦。
中国代表团代表李克农同志身体不太好。飞日内瓦须经由苏联伊尔库茨克和莫斯科。北京到伊尔库茨克航线上气流大，李克农经受不住颠簸，周总理心细，考虑到这一点，叫他的秘书马列通知我，由我陪李克农乘火车先行出发，到伊尔库茨克等候，周总理乘飞机到达伊尔库茨克时，我再陪同李克农上飞机，与周总理同机飞莫斯科，而后转飞日内瓦。
过去我虽然没有去过日内瓦，但几乎每天都能从报刊广播中看到听到这个名字。在我的心目中，它不仅是世界名城之一，而且是一个超国家的国际城市。正如意大利的奠基人卡富尔所言：日内瓦是“医治政治创伤的医院”。
四月二十四日，中国代表团乘坐苏联“伊尔”飞机，经过长途飞行，抵达日内瓦上空。飞机开始徐徐下降时，我贴着舷窗向下探望：
眼前一片迷茫，不断有轻烟似的雾霭从窗外掠过。渐渐地，朦胧中浮出了蜿蜒的山峦和色彩斑斓的大地。由于气压的急剧变化，耳膜被压迫得难受，我张开了嘴。就在这时，一个明镜般的湖泊一下子跳入眼帘，浓绿的林带沿湖岸勾出它清晰的轮廓。在湖的一端还连接着一条弯曲闪烁的河流，像一条银色的双带伸向天地交连的远方。终于，我在湖与河的衔接处看到了一片片、一块块被绿树掩映着的状似积木玩具一样的漂亮建筑。那一定就是日内瓦市区了……
周总理率领中国代表团一下飞机，立刻有大批记者拥上来抢拍照片。中国代表团成员的穿着差不多都一个样。队伍整齐、威武。当时外国记者们是这样形容的：
“日内瓦来了一连中国军人。”“一个年轻的红色外交家率领了一批更年轻的红色外交家。”“他们穿的衣服都是一样的，连手提箱也都相似……”
苏联同志为中国代表团准备了五辆“吉斯”车。整个会议期间，中苏密切配合，互相交换意见，共同磋商，互通信息，协调行动，遇有中苏双方代表团同时出发时，十几辆黑色“吉斯”车所到之处引得人们轰动围观，在日内瓦是非常突出显眼的。
周恩来精力超人，每天平均睡四五个小时左右，仍然神采奕奕，有时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就是这样，到达日内瓦后，王炳南请他抓紧时间休息一下，他却说：“不要只管我，多关心大家。头一次到这个地方来，一定要安排好大家的生活，这样才好开展工作。”
我们代表团团员下榻于玻利瓦什旅馆和瑞希蒙特旅馆。周总理把所有团员，包括翻译、司机、打字员等全体同志的住宿吃饭安排好，才去休息。
周总理下榻于莱蒙湖畔韦尔索瓦镇的一座乳白色的别墅里，名曰花山别墅。别墅带网球场和草坪。法国十九世纪的著名诗人拉马丁曾经在这里居住过。一九六一年十月至一九六二年八月的日内瓦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团长、外交部长陈毅也是下榻于此。
四月二十八日我们跟随周总理参观了万国宫——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国联大厦旧址，一九四六年成为联合国驻日内瓦办事处，又称联合国欧洲总部。
早在一九一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巴黎和会通过了日内瓦为“国联”会址，消息当晚传到日内瓦，全城一片欢腾，各教堂的钟声响个不停，街上到处是欢呼的人群。聪明的日内瓦人完全明白这件事对日内瓦所具有的深远意义。它将推动日内瓦的市政建设，极大地提高日内瓦的国际地位和声望，使它从此跻身于国际名城之列，并使其独特的中立地位得到保证。这件事在日内瓦的发展史上确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汽车停在万国宫前，我们看到几名外国记者在门前铺了毯子睡觉，显然是在等镜头。周总理一到，这些记者闻声而起，立刻包围上来，咔嚓嚓的快门响动声中，周总理始终是一副从容、大度、优雅的形象。我看到一名记者抢拍下一组镜头后，回身蹦了一个高，并且抱着他的摄像机接连亲了三口，啧啧有声。
我们跟随周总理参观了阿里安纳花园、大会议厅、理事会议厅和图书馆。阿里安纳花园里建有它过去主人的陵墓，精心饲养着四处走动的孔雀。据说这都是当年的旧主人临死前，将花园赠送日内瓦市政府时提出的条件。无论是市政府、“国联”还是联合国，都严格遵守了主人生前提出的条件。
理事会议厅装饰富丽堂皇，四周墙壁和天花板上，有西班牙艺术名家绘制的作品。画的主题是：正义、力量、和平、法律和智慧。另有一幅浮雕壁画横贯整个天花板，画着宇宙中五个巨人的五只巨手紧紧握在一起，象征着世界五大洲人民的团结与合作。
两天前，就是四月二十六日，日内瓦会议在这里开幕。今后的一段日子里，这里将是解决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主要会场。周总理将以他令人耳目一新的形象和风格在这个国际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全世界也将通过这次会议第一次认识周恩来这位卓越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他的智慧、品德、风度和才华将在这里得到最充分的发挥和表现……
周总理机场声明：“相信参加会议者的共同努力和对于巩固和平的共同愿望，将会提供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可能。”不久，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诞生
中国政府代表团到达日内瓦那天，周总理在机场发表书面声明：“相信参加会议者的共同努力和对于巩固和平的共同愿望，将会提供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可能。”
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在机场发表简短讲话；“我认为会议应当致力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巩固普遍和平。”
周总理在会议期间，就朝鲜问题做过六次大会发言，就印度支那问题做过三次大会发言，并代表中国政府两次提出重要建议。这些内容在日内瓦会议文件中都有详细记录，并且早已汇编出版。我所回忆的是这些记录以外的，而又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一些情景。
大会开幕式结束后，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当天宴请周总理。
莫洛托夫是老资格的布尔什维克党员，也是斯大林时代苏联党和政府的著名领袖人物之一。美、英、法等国领导人都称他是“令人望而生畏的外交部长维奇斯拉夫·莫洛托夫”。这种评价无疑是从政治上而言。莫洛托夫一生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而战，资产阶级说他令人望而生畏，自然不稀奇。
其实莫洛托夫的样子一点不叫人生畏。看上去，他倒更像一位哲学教授。他个子不高，银白色的头发总是梳理得整整齐齐一丝不乱，戴一个夹鼻镜，看人时总是带了一种专注的思索的神情。他用这种表情望着周总理时，紧跟着的往往是愉悦的理解之情和由衷的赞叹。他用这种专注的思索的神情望着美国那位著名国务卿杜勒斯时，形势就不同了，那是一种出击的姿势，以便抓住要害猛扑过去。
我还注意到他说话有时口吃，特别是俄文中那个“C”（斯），这个字母经常成为他语言上的障碍。当他“CCC”地口吃起来的时候，一定会把夹鼻镜摘下来，于是便如释重负，可以“C”过去，继续往下讲，然后随手又将夹鼻镜拿起来戴好，以便能够保持他专注凝视的习惯。
莫洛托夫给所有参加日内瓦会议的中国同志留下了庄严、敏锐、坚毅而又可亲的美好印象。他随时保持着与周总理的联系，互通情况，互相磋商，配合默契。
我的感觉，莫洛托夫与周总理有同样的坚定性，有为自己的信仰而献身的精神。他们都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和卓越的领导才能。他们都具备了处理复杂政治问题所必须具备的魄力：直觉和适时地作出决定的能力。
在会议进行的前一段，经常是莫洛托夫介绍情况，谈国际斗争中的各种外交策略，周总理认真听取，并时时提出一些问题。莫洛托夫对一些资产阶级外交家们的背景、履历、禀性，以及优点和弱点了解得多，对一些人可以说是相当熟悉。他的介绍对周总理无疑是重要的。
然而，周总理显然比莫洛托夫具有更高的灵活性和斗争艺术性。他的这一特长，在会议的后半截，就是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斗争中，得到充分发挥和证明。
印度支那问题比朝鲜问题还要复杂。当事国不止一个越南，还有老挝和柬埔寨；不但有在印度支那进行殖民战争的法国，还有阻挠达成任何协议的美国。周总理的军事参谋雷英夫说过：“不打下奠边府，一切无从谈起。”
越南人民军在奠边府打得不顺利，武元甲将军有些信心不足，说：“损失太严重了。”中国由彭德怀将军直接负责支持越南的组织工作，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设法将重炮和火箭炮帮助越南人民军运上前线，投入奠边府战斗。在讨论印度支那问题的会议正式开始的前一天，终于取得了奠边府大捷。越南保大政府的代表曾大骂越南民主共和国：“你们的政府在哪里？你们不过是影子政府！”拿下奠边府，他们骂不出口了。
谈判有了基础，但是问题复杂，谈判一个月仍然达不成协议。西哈努克亲王提出一项比较好的方案，周总理立刻看出其中的合理性，有利于达成协议，结束印支战争。但是莫洛托夫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一定的僵化。西哈努克所提方案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不但在越南的法国武装部队和一切作战军事人员必须撤出，而且进入柬埔寨和老挝的其它国家或半岛其它地区的各种性质的战斗单位也必须全部撤出。凡不是在柬埔寨出生的柬埔寨人都应撤出柬埔寨。
由于越、老、柬的抗法武装力量一直是并肩战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越南坚持这是三个民族的团结互助。莫洛托夫出于固有的立场，对于中立国家在这种时候所能发挥的独特作用估计不足，未能表现出相应的灵活性，对西哈努克所提方案缺乏及时的支持。周总理为此多次跟莫洛托夫交换意见，做了大量工作，终于说服莫洛托夫将意识形态和国家关系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区分开，同意西哈努克亲王意见中的合理部分，为最终达成协议迈出重要一步。周总理还在休会期间访问印度和缅甸，在处理国家关系方面提出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
有人评价：“从周恩来和他的助手身上，可以看出中国人的自信、乐观和组织能力，他们是没有大国架子的大国风度。”“中国的罗米欧与朱丽叶”引起了外国记者的满堂喝彩
在印度支那进行殖民战争的是法国。法国外长皮杜尔是个小个子，留着短短的平头，总是往酒吧间里钻。他爱喝酒，好像整天都是迷迷糊糊，走路晃晃悠悠，发言时也是两手支撑桌面边讲边摇晃身子，永远是刚喝过酒的样子。法语“先生”的发音是“莫须有”,我们说“木须肉”。法语“主席”的发音是“布列切堂”，我们听着像“白菜汤”。皮杜尔每次发言总是摇晃着身子说“主席先生”，我们背地里常常笑称他“木须肉、白菜汤”。
这位外长坐一辆圆形法国小汽车，非常小。他住的别墅也很小，小巧玲珑。可惜，他的视野也很短，除了喝酒本事大，在谈判中显不出任何活力。
六月中旬，法国国内矛盾尖锐化，拉尼埃政府倒台，孟戴斯一弗朗斯受命组阁。周总理在说服莫洛托夫采取灵活态度，做出必要的让步之后，于六月二十三日在瑞士首都伯尔尼同法国新总理弗朗斯会晤。交谈中，周总理言辞恳切，从法国切身利益出发，分析国际形势、印度支那半岛形势和法国国内形势，指明美国阻挠达成协议，受损害的不只是印度支那三国，还有法国政府和人民。弗朗斯被动之以情，深受感动。这时，周总理又迫切地说：
“印支三国的问题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在适用同样的原则时，要照顾到三国的特殊情况。例如一切外国军队应该同样地从三国撤出，不但法国军队撤出，在老挝和柬埔寨还要包括进入这两国的越南志愿人员。又比如停战以后停止从境外进入新军事人员和武器弹药的原则既要适用于老挝和柬埔寨，但是方案又要考虑这两国的自卫需要。这样的方案才是公正合理的。”
“很好，你讲的合情合理。”弗朗斯眨眨潮润的眼睛向周总理做了个激动而又断然的手势，“我决心以一个月为期实现停火，尊敬的周总理先生，如果不成，我将提出辞职！”
日内瓦休会期间，周总理先到广西柳州同胡志明会谈，然后飞到莫斯科与莫洛托夫等苏联领导人会谈，进一步协调彼此看法，说服他们认清主要矛盾，在越南南北分界线问题上不要提过高要求，那既不现实，又容易让美国人钻空子。日内瓦会议复会以后，周总理立即投入紧张的斡旋工作。几天之内，越南和法国终于达成妥协：越南接受以北纬十七度为南北分界线，法国同意在协议中明文规定两年内通过普选统一越南。
越南问题一解决，老挝和柬埔寨问题也很快迎刃而解，会议发表了《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美国眼看达成这些协议，无可奈何又不甘心，最后宣布不参加会议的最后宣言，为其以后侵越留下伏笔，但也把自己完全放在了孤立地位，终于在侵越战争中落得个彻底失败的下场。
莫洛托夫与周总理在共同战斗和交往中结下深厚友谊。当时日内瓦各报大量报道周总理，他成为日内瓦最引人注目的人物。对此，莫洛托夫表现出由衷的喜悦，认为周总理是无产阶级的一个出类拔萃的外交家。后来，当一个美国人说莫洛托夫是个“很难对付的毫不妥协的谈判者”时，莫洛托夫指着他鼻子很自豪地说：”如果你认为我很难对付，那么你等着对付周总理吧，那时你才会懂什么叫难对付！”
周总理始终保持了对莫洛托夫的友谊和尊敬。后来莫洛托夫被赫鲁晓夫贬斥，派到蒙古人民共和国当大使去了。一九六○年周总理去蒙古人民共和国访问时，在招待会上与莫洛托夫相遇。他们握手，互致问候。在宴会上敬酒时，莫洛托夫和知心朋友谈心一样不无苦涩地向周总理说：“我现在在乌兰巴托，只能靠报纸了解一些外部情况。对中国共产党坚强地团结在毛泽东周围，我很高兴，很受鼓舞。”
周总理和中国代表团在日内瓦为新生的共和国赢得了巨大荣誉。美国对此极为敌视和不安。有人说：“从周总理和他的助手身上，可以看出中国人的自信、乐观和组织能力，他们具有没有大国架子的大国风度。”一位美国记者听出其中暗含了讽刺美国搞大国霸权，便从鼻子里哼一声说：“在日内瓦是看不到共产党统治下几亿中国人民的悲哀和愁苦的。”
周总理得知这一情况，指示新闻联络官熊向晖，为外国记者举行电影招待会，放映《一九五二年国庆节》。并出主意说：“把请柬分成两种。一种指名邀请，一种不写名，就放在‘记者之家’，让台湾、南越、南朝鲜以及不便邀请的美国记者自取。放映时用英语通过扩音器做简单说明。”
放映时，全场爆满，有许多人是站着看的。银幕上一个接一个热烈的场面引来全场一阵又一阵热烈掌声和赞叹声。当地报纸报道说：“当全副武装的中国军队和手捧鲜花的姑娘们，迈着矫健的步伐，跨过日内瓦的银幕时，西方和东方的无冕之王们都情不自禁地一起发出轻轻的赞叹声。”
然而，美国记者却报道说：“我们感觉中国是在搞军国主义。”“即使个别人这样挑衅，也值得我们注意。”周总理对熊向晖指示说：“这好对付，我们是梅兰芳的大戏，什么角色都有。再给他们放一部梁祝悲剧看看。”
周总理喜欢看各种民族音乐歌舞剧，尤其喜欢听越剧。出发时他特意点名让带上国内刚拍出不久的彩色越剧片《梁山伯与祝英台》。
“为了让外国人能看世，我看把剧名译成英文《梁与祝的悲剧》吧。”熊向晖建议说，“再搞个英文说明，十几页的唱词……”
“你们不要搞党八股么。”周总理摇头，“不看对象，对牛弹琴。”
熊向晖噗哧一声笑了。
“你笑什么？”
“俗话说，给洋人看戏白搭功。”熊向晖笑道，“我觉得给洋人看这部电影才是对牛弹琴呢。”
“噢？”周总理沉吟片刻，思考着说，“那就要看怎么‘弹’了。你搞十几页说明书去‘弹’，即是‘乱弹’。我们换个‘弹’法试试。”
“怎么‘弹’呢？”熊向晖没有立刻明白。
“你搞十几页的说明，我要是记者我就不看，又不是听教授讲社会发展史呢。”周总理信心十足地说，”你只要在请柬上写句话就行，‘请你欣赏一部彩色歌剧电影——中国的《罗米欧与朱丽叶》’。你试试，我保你不会失败。如果失败了，我送你一瓶茅台酒。”
大家照周总理的意见办了。“中国的罗米欧与朱丽叶”果然引起了外国记者们极大的兴趣，放映场又一次爆满，而且观众果然入戏，全看懂了。当演到“哭坟”和“化蝶”时，全场一片同情的感叹……
影片结束，灯光复明，全场观众如醉如痴静默了一分多钟。突然，谁鼓了一下掌，全场顿时沸腾了，暴风魏雨般的掌声喝彩声经久不息。
莫洛托夫听说后，希望看看这部影片。周总理特意为苏联代表团的同志们组织了一场电影招待会。按照周总理的意见，我们特地安排方祖安和在苏联学习的烈士子女欧阳菲（女）分别翻译男女主角的对白。
两位翻译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莫洛托夫看后非常高兴，笑容满面地鼓掌。
“雷管”杜勒斯禁止美国代表团成员与中国代表团成员握手。众目睽睽之下，周总理坦然一笑，向史密斯走去。史密斯手足无措，窘态百出
日内瓦会议期间，社会主义国家主要的斗争对象是美国的杜勒斯，周总理的谈判对手主要也是美国的杜勒斯。
杜勒斯是美国资产阶级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和理论家。他把和平演变“寄希望于中国的第三代和第四代”的言论，当时在中国几乎尽人皆知。
他不像有些年轻人想象的那么面目狰狞，他总是保持着一种政治活动家的庄重严谨。仔细看，你会发现他面色苍白疲倦，神情阴沉忧郁，戴一副夹鼻镜，两眼更显得深不可测。
会议上有人叫他“雷管”，倒不仅是说这个人物危险，那里有双重含义一一他威胁别人，他自己也岌岌可危。
因为他患了癌症，刚做过手术，胃里放了一支“镭管’，那是一种放射治疗的方法。镭管一一雷管，这使杜勒斯的赫赫大名又增加了一层阴森的色彩。
杜勒斯手术后，拖着虚弱的身体到朝鲜三八线视察，视察过前线又赶到日内瓦。他为他的资产阶级信仰奋斗，仍然是全力以赴。
在日内瓦，我没见杜勒斯笑过一次。他笑不出来。那时各资本主义国家的日子都不好过。面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洪流和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主要帝国主义国家都在世界范围内步步退缩。特别是朝鲜战争，美国人和美国所操纵的联合国军伤亡惨重。
美军的武器装备损失也是极其严重的，其中包括飞机、坦克、舰船、汽车等等。
建国以来，美国第一次屈辱地在失败的协议书上签字。而且，被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所激昂起来的士气和自信心，在朝鲜被中国人打得一落千丈。单此一点，杜勒斯与中国及其代表团首席代表周总理是不共戴天的。
但是，杜勒斯绝不是那种大呼大骂歇斯底里式的狂人或捋胳膊卷袖子像赫鲁晓夫那样用皮鞋敲联合国桌椅的粗鲁人。他沉默寡言，阴沉沉地走路，阴沉沉地坐到会议室中。我注意观察过，他一下汽车便低着头往会议室里走，一散会便低着头往汽车里钻，不理睬记者，也不向任何观众招呼或讲演。
他是个“思考型”的人物，不善演说，发言讲话不流利，穿一身死板的西服，紧板着面孔读他精心推敲过的发言稿，表明观点态度，便登上他那辆大型福特车，命令司机回去。
杜勒斯反共、敌视新中国达到疯狂的地步。他亲口下令：禁止任何美国代表团的人员同任何中国代表团的人员握手。我跟随周总理参加会议，在走廊，在休息室，曾与杜勒斯几次走对面。周总理总是面色庄严而不失柔和，从容大度。杜勒斯不同。所谓杜勒斯拒绝与周总理握手的事根本没有过，周总理在那种情况下不可能主动去与杜勒斯握手。每次相遇，杜勒斯苍白的脸便立刻板紧，在远处时还恶狠狠盯一眼，走近时，便目不斜视平视前方，好像面前是一片旷野荒漠。但是，他的动作明显变得僵硬机械，肯定浑身不自在，外人看来不免像小肚鸡肠的女人一样可笑又可怜。
杜勒斯是决定政策的幕后操纵者，加上身患癌症，会议开始一星期，他安排好一切便离开会场回国了，由他的副国务卿史密斯留下代理团长。
经验丰富的老资格的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抓紧时机来看望周总理，向他传递信息。
“美国这位代理团长史密斯你了解吗？”
“不太了解。”
“二次世界大战时，他是艾森豪威尔麾下的一名将军，这个人跟杜勒斯还不同。史密斯来日内瓦之前我们接触过几次。他对美国现行外交政策有些不满。”
“是这样吗？”
”他认为美国对中国实行敌对政策是不明智不现实的，缺少长远观点。”
“看来帝国主义阵营不是铁板一块，杜勒斯自己率领的代表团也不是铁板一块哟。”周总理思索着点头说，“我们不应该放弃做工作的机会。”
在一次会议休息时，各国代表挤满了休息大厅。周总理步入大厅，看到史密斯正在酒吧的柜台那里喝饮料。刹那间，两个人的目光相遇了，碰出火花。
周总理坦然一笑，向史密斯走去。这个动作立刻引起各国外交官的注目。事出意外，史密斯大吃一惊，众目睽睽之下，也亏他急中生智，连忙把杯子捧到右手上。当周总理走到他近前，伸出右手时，他演戏一样似乎右手急切里腾不出，顺势用左手握住周总理的右腕摇了几下胳膊。周总理似乎毫未介意，用友好的语气同他聊了一阵天。当时在各国代表眼中，周总理是那么从容不迫，豁达大度，而精明的史密斯却被美国僵硬的对华政策搞得手足无措，窘态百出。
解决朝鲜问题，美国代表团接到指示一一不许达成任何协议。会议面临破裂。周总理决定，争取不到协议，争人心，提出两句话的协议草案
一九五四年六月十五日是解决朝鲜问题的最后一次会议。会议开始前两个星期，美国代表团就接到一定要使会谈破裂，不许达成任何协议的明确指示。美国代表团接到指令后，急忙幕后活动，采用说服和压制手段，终于使十六个参加“联合国军”的国家同意执行这个指示。当时的加拿大代表团副团长朗宁，在他二十年之后出版的回忆录中详细记载了当时日内瓦会议讨论朝鲜问题的经过。他说“周总理的讲话和建议完全可以作为讨论的基础”，可是美国却“阻止达成和平解决”。
这些国家拟定了一个所谓的“十六国宣言”，由比利时外长斯巴克在六月十五日的会议上宣读。
当时，中、苏、朝三国不知道这些内情，仍然抱着善良的和平愿望，决定在六月十五日会议上为达成某种协议做最后努力。
会议在万国宫理事会厅正式开始了。平时各代表团的小会、秘密会议是在附设的小会议室召开，是圆桌会。在理事会厅的大会是“方桌”会议。各代表团有自己的翻译，联合国又为大会准备了高水平的精通英、俄、法三种语言的译员。但中文翻译稍弱些。联合国所配备的翻译分同声翻译和中心席翻译两种。
同声翻译坐在前面装有玻璃的箱子状的阁间里，手中有发言稿，可以看清会场全景进行同声传译。中心席翻译最厉害，坐在“方桌”中心，进行准确的现场翻译。
这天大会主席是英国外相艾登。他宣布开会后，大批记者在二楼照相，会议厅里灯光闪烁，咔嚓嚓的快门揿动声响连一片。抢过镜头，记者退场，赶往新闻中心等候各代表团发言人在会后发布新闻或谈话。会场内，大会发言正式开始。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代表团首席代表南日外务相首先发言，提出一个关于保证朝鲜和平状态的新建议，真诚地希望打开会议僵局。他一共提了六条建议，谋求“在成立一个统一、独立和民主的朝鲜国家的基础上达成和平解决问题的协议”。
接着是周总理发言，认为南日外务相的六项建议提供了保证朝鲜和平发展的基本条件，“为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建议本会议召开中、苏、英、美、法、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七国参加的限制性会议，讨论巩固朝鲜和平的有关措施”。
随后莫洛托夫发言，支持南日外务相所提六项建议，并提议由所有与会者发表一项共同宣言。他宣读了宣言草案：“参加日内瓦会议的各国业已同意：在等待朝鲜问题建立在一个统一、独立、民主国家的基础上最后解决期间，不得采取任何可能足以对维持朝鲜和平构成威胁的行动。与会者表示相信，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将为了和平的利益依照本宣言而行动。”
参加“联合国军”的十六国并非铁板一块。由于南日的六项建议和莫洛托夫对与会者的建议确实客观、公平、合理，与会者出现了骚动和议论。美国代表团慌了，忙召集“十六国”和南朝鲜代表利用会议休息时间开了四十分钟秘密会议，“统一思想”，协调行动。
休息后第一个发言的就是美国代表史密斯，他根本不提南日外务相的六项建议，只望着莫洛托夫说：“我拒绝莫洛托夫外长所提出的关于共同宣言的建议。因为朝鲜停战协定早有规定，没必要再搞。”
接着，澳大利亚、菲律宾、比利时等国代表相继发言拒绝南日外务相和莫洛托夫外长的建议。他们发言时虽然神态各异，但有一条看得很清楚：没有或者不得不放弃自己的任何独立想法，完全充当了美国的应声虫。比利时代表斯巴克的发言是最有趣、最有代表性的。他面无表情，平淡地宣布：“不接受这一建议的理由就是因为刚才美国代表反对这一建议。否则，这一建议本来是可以接受的。”
史密斯直瞧斯巴克，不满地皱眉头，但也不能说什么，何况斯巴克要宣读“十六国宣言”呢。这个宣言明确声称会议继续考虑和研究朝鲜问题“不会有什么用处”。
周总理全神贯注地倾听发言时，浓眉下的一双大眼闪烁不停，留意着每个发言者的表情语气。他明白会议已到了面临破裂的关键时刻，但十六国不是铁板一块，还可以做最后一次争取，争取不到协议，至少可以争取人心，而人心是最可贵的。他在那短短的时间里，以其聪明智慧马上提出一个方案，他语调平缓，却充满了真诚的感情：“我完全支持莫洛托夫外长关于与会各国发表共同宣言的建议。很遗憾的是，就连这样一个表示愿望的建议也被美国代表毫无道理地断然拒绝了。情况虽然如此，我们仍然有义务对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达成某种协议。”周总理说到这里，敏锐的目光扫视一遍会场，把声音又放低沉缓慢些，因而也更显出分量，“我提一个两句话的协议草案……”
周总理的提议使美国的盟友“造了反”。美国进退两难。英国外相艾登对记者说：“跟中国的周总理打交道，我当然乐意。他是个不平凡的人。”
会场陡然静下来，不少代表都一眨不眨地眼望着周总理。两句话的协议？这似乎不可能。可是，周总理已经一字一板地口述出来了：
“日内瓦与会国家达成协议，它们将继续努力以期在建立统一、独立和民主的朝鲜国家的基础上达成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协议。”
“关于恢复适当谈判的时间和地点问题，将由有关国家另行商定。”
会场静了几秒钟，跟着泛起骚动和私议，迅即又恢复肃静。几乎所有与会者都紧紧盯住了周总理，那目光有惊讶、感动、赞赏，也有惶恐、不安和窘迫。
周总理浓眉耸动一下，提高声音，显出庄严激昂：“如果这样一个建议都被联合国军有关国家所拒绝，那么，这种拒绝协商和和解的态度，将为国际会议留下一个极为不良的影响。”
会场一阵嗡嗡声，与会者无一例外地动容动情了。南日外务相首先大声表态支持。这是意料中的事。然后，大出美国代表团意料的事随即发生了。那些曾经紧跟美国亦步亦趋的国家忽然“叛变”了，或者说，“哗变”更确切。嘈杂声中，比利时、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代表居然都表示赞同周总理的建议。发展到后来，连美国“最亲密的盟友”英国也“造反”了。担任会议主席的英国外相艾登，开始是频频点头，最终居然宣布说：“周恩来总理的建议应当受到最认真的考虑，如果没有不同意见，我将宣布周总理的建议成为会议双方的一致意见。”
南朝鲜代表急眼了，一边举手一边尖着嗓子喊：“比利时不能代表联合国军十六个国家，也不能代表南朝鲜！……”他气急败坏，竟忘了几十分钟前，正是比利时代表他们发表的“十六国宣言”。
喊声一落，南朝鲜代表立刻眼巴巴望着美国代表史密斯，像溺水的人要抓住一根稻草。各国代表都把目光从周总理身上转移到史密斯身上，会场出现短时间的寂静。
史密斯扭动屁股，好像下边有大头针在扎。他耸耸肩，又皱皱眉头，又转身和本国代表团成员低语几句，然后掏出手绢用双手捧着在鼻子上沾沾，大概出汗了。他从没遇到过这么进退两难的境地。表示同意，将违反美国政府命令使会议破裂的指示；表示反对，美国将陷入完全孤立的可悲境地。
时间拖太久了，越拖压力越大。史密斯干咳一声，终于硬起头皮说：“在未经请示我国政府的情况下，我只能拒绝这项建议。”
会场又是一阵骚乱。美国自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国际政治会议上，从未陷入如此孤立狼狈的境地。而中国和周总理的声誉，在那一刻得到极大的提高。
艾登向英国政府报告：“联合国不能指望在没有得到中国和两个朝鲜同意的情况下来解决朝鲜问题。”
两天后，中国政府和英国政府达成两国互相派遣外交代办的协议。
第二天，英国外相艾登在日内瓦宴请周总理。
艾登是个很有趣的人，曾引起我极大兴趣来观察他。他身高大约一米八○左右，典型一副英国绅士的样子，会议上倾听发言时喜欢把铅笔咬在嘴里，显然是不良的老习惯。他坐的汽车是英国老式车，说不上豪华，但是他的司机是非常漂亮的年轻女郎。英国代表团的司机全是女的，清一色绿制服，白手套，个子都在一米七○以上，我怀疑她们是在全英国“选美”选来的，引得许多代表团成员总要朝她们多看几眼。
艾登热情洋溢，每次上车下车都要站住向记者和群众挥动双手致意，有时到万国宫开会，周围只有一两个人，他下车后仍要煞有介事地好像面对了千万名欢呼的群众一样举起双手招一招。
艾登和我们住在同一个旅馆里，就是玻利瓦什旅馆。旅馆对面有个漂亮的小亭子。他大概是名虔诚的基督教徒，每天出门都要站在旅馆正门的台阶上，面对小亭，恭恭敬敬地画十字祷告一番，然后才开始公务活动。
周总理的魅力征服了艾登。艾登多次宴请周总理。在等候周总理到达时，我曾见到记者围住艾登提问题，艾登很郑重地说：“跟中国的周总理打交道，我当然乐意。要知道，他可不是平凡的人，你们早晚都会清楚，他是个不平凡的人。”
英国人请客在中国人看来是太寒酸了。一人一个小碟，没什么菜，就是牙签插点火腿肉之类的东西，除了这几片菜便是点饮料。在我们看来显得吝啬了。那时我不明白国外请客不像中国人是为了“吃一顿”，而是联络感情交流思想的一种活动方式。所以吃请回来，我说：“英国代表团太吝啬了，就请咱们吃点这东西？”
周总理非常认真地对我说：“这正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简朴热情，不讲排场，一切为了工作。”
（李越然，原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副院长）
第二章亮相国际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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