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逝世，全中国降半旗，联合国降半旗，以此表达了纪念中华民族一代伟人的民族规格与世界规格。
这也会使我们想到1976年1月8日的周恩来逝世，全中国降半旗，联合国降半旗。
而在这两者中，从当年的文革，到后来的改革，留下了中国极为凝重的历史话题。
《沉思中的周恩来》，这是纪录周恩来晚年形象的一幅风靡世界的摄影作品。它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艺术上，都无疑进入了经典之列。
这幅照片的作者，就是著名的意大利摄影家，焦尔乔·洛迪。
焦尔乔·洛迪：
1973年1月，我在人民大会堂见到了周恩来总理。这对我来说，真是一个绝好的机会。
为了拍摄这幅照片，焦尔乔·洛迪故意把自己从接见队伍的前面排到了最后，并且违背了意大利使馆向他所做的不许携带照相机的叮嘱。
当他向周恩来总理坦诚地做了说明，并且提出自己拍照的要求时，总理回答：对有白头发的人的请求，我是不会拒绝的。于是，快门闪动的瞬间，世界诞生了这幅伟大作品。
焦尔乔·洛迪：
我让他走近沙发，并请他坐了下来。他当时的姿势是那样的高贵，你们可以从这张照片上看得出来。他的手，他的胳膊，是这样完美地放在这里，根本不需要任何提示。
这幅《沉思中的周恩来》，仅八十年代，在全世界就发行达几千万幅。但是，对于作品中面向未来沉思中的周恩来，在所处的那个时期正在沉思什么？这似乎在一些人心中，并没有过多去联想。
而在这凝重的沉思中，与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的一个重要人物，就是邓小平。
拍摄《百年恩来》，我们在小平同志生前，对邓朴方同志进行了专门采访。情感的波澜，历史的波澜，时代的波澜，在周恩来与邓小平之间，汹涌着的是一种生死与共的世纪波澜。
邓朴方：
提起总理来，父亲曾经讲过，他说：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的时候，就在一起住。对于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全国人民都尊重他。
根据父亲讲，他有半年的时间，都是和总理住在一起的。那时吃得很坏，白水，面包，大家拥挤在一起。但是，革命劲头，革命热情，非常高。
父亲是很怀念那一段的历程。比如说，他们有一些习惯也是在过去法国的那一段时间里共同养成的。好比说，父亲爱看足球，总理也爱看足球，父亲爱吃那种牛角面包——CROIS—SANT，总理也喜欢吃。一九二四年七月份照的一张照片，父亲像小孩子一样的，圆圆的脸站在最后一排。总理则是非常英俊的，坐在前排。
驰骋于战争年代，共同为创立新中国打江山；
纵横于和平时期，共同为建设新中国守江山。
身居要职，肩负天下，相互支持，密切合作，这就是国徽下的周恩来与邓小平。
邓朴方：
从1952年到文化革命，父亲一直是作为副总理，协助总理工作。有时候总理出国，父亲作为代总理，接替他的工作。后来，父亲做了总书记，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总理主持国务院的日常工作。这时候，中央一摊工作，国务院一摊工作，互相合作是最好的。
他们俩互相信任，也相互理解。每个人思考问题的方式，处理问题的办法，互相之间都有一个默契。
周总理视察水利建设。
邓小平视察农村建设。
周恩来与邓小平同看大比武。
有人曾把周恩来与邓小平在共和国版图上的密切合作，称之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高度默契的二重奏。
周恩来总理对于这位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开始密切合作的老战友，其水平，其能力，其性格，以及工作作风，心中有着更为深刻的认识与赞誉。
薄一波：
1950年七届三中全会期间，恩来同志若有所思。他是想到问题了，问我：“你在晋冀鲁豫，跟伯承、小平共事多年，对他们二位工作怎么看？”我说：“一个司令员，一个政治委员，各尽职责，他们在工作上配合得很好。对于我来说，学到的东西不少。”总理摇了摇头，说：“我不是讲他们的配合，而是问你，他们在工作方法上有什么不同？”
恩来同志随后接着说：“根据我多年观察，他们两人的工作方法是大不相同。小平是举重若轻，伯承是举轻若重。”我说：“完全对，这八个字啊，概括得很准确。”
总理又讲：“从愿望上说，我更欣赏小平的举重若轻。但说句实在的话，我做不到，我跟伯承同志一样，在工作上都是举轻若重。”
邓朴方：
那时候，父亲母亲谈起总理来都非常尊敬。父亲谈到总理时，他的那种神态，都是一种非常尊重、非常亲密的神态。小时候，家长还让我们管邓妈妈叫姑妈，因为她也姓邓。就我们看到父亲和总理他们两人之间的那种感情，那种友谊都是很自然的，不是表面的。
所以我们见到总理，既有一种尊敬，也有一种亲切的感觉，觉得总理是亲人。
后来到了文化革命，总理和父亲之间，这种战斗友谊更加巩固。
父亲1966年就被打倒了，很多人要揪斗他。根据毛主席的意思，总理都制止了。当时的那个环境，总理非常艰难。作为总理来说，他要根据主席的决策来办事。这个事情他不能多说，但是必要做的，该做的，他都做了。
文化大革命，打倒刘邓陶。在这个以姓氏缩写的，到处张贴的文革标语中的第二名，就是和周恩来早年朝夕相处，共同喜爱足球与牛角面包的邓小平。
在总理的精心保护下，邓小平来到了江西。
保护不是最终目的，而是随时以待复出。然而，1970年的庐山会议，使得毛泽东与周恩来本来已经开始讨论邓小平复出的问题，却在林彪集团大有炸平庐山之势中被迫搁浅。
邓朴方：
总理在6月刚刚做完“伍豪事件”的说明，接着就批了一个文件，让我父亲恢复工资待遇。同时，也批准了我回到北京来治病。
一直到年底，在主席最后下了决心之后，总理请纪登奎、汪东兴正式提出建议：让邓小平恢复副总理的工作。1973年的2月份，父亲回到北京。
邓小平从江西回到了北京，这已经是周恩来身患重病的1973年的北京。这也是拍摄下那幅经典作品《沉思中的周恩来》的1973年的北京。也是周恩来带病，反复讨论邓小平复出，并亲自起草了邓小平复出的中央文件的1973年的北京。
周恩来亲自起草的最后几个中央文件之一。
邓朴方：
到3月9日，讨论完了。总理向政治局请假，讲明他的病情，然后到玉泉山去治疗。
就在这一天，关于邓小平复出问题，他向主席做了汇报，主席又批准了。于是，3月10日，关于邓小平复出的中央文件正式发出。总理为了邓小平的复出，在病中坚持工作。
4月份的一天，去看望总理。那一天，父亲和母亲到了玉泉山之后，一下车，邓妈妈正在门口等着，我妈妈激动，就忍不住想哭。然后，她就和邓妈妈拥抱在一起了。
总理还特别交待了一句：“你们需要保健大夫，找吴家的。”又嘱咐我妈妈说：“卓琳，这个事情，你不要忘了。”总理是对父亲复出寄予厚望，不但在医疗上做出保证，我想，也是在安全上做出了考虑。
吴阶平：
卓琳同志跟我这么说的：总理说，健康工作，保健工作和医疗工作，要找吴氏兄弟。
周总理宴请西哈努克国王。邓小平与西哈努克拥抱。
苦心安排这次复出，精心安排这次复出。
选择各种重要场合让邓小平露面。特别是1973年4月12日，在欢迎西哈努克国王的宴会上，周恩来更是异常兴奋地介绍邓小平。
诺罗敦·西哈努克：
那一次，总理谈到了邓小平阁下的复出问题。他说，邓小平的下台是不公正的。虽然说，我们有时也会遇到一些灾难。受到不公正的对待。现在，小平阁下已经得到平反，恢复了名誉，这是好事。因此，气氛非常好。
邓朴方：
总理是希望父亲能够接替他，特别是因为他重病在身，这完全是出于总理对父亲的了解。
总理跟父亲的性格不同：总理这个人，非常聪明，善于团结人，善于融合各种不同的意见，办事事无巨细，力求认真负责；父亲这个人，比他刚，比他硬。处事从大处着眼，但是容易被打倒。总理知道父亲的特点，但他也知道父亲能够接替他的工作，知道父亲能承担起他的工作。父亲对总理也是非常理解的，知道这个兄长他心里想的是什么。
在8月份召开“十大”的时候，父亲就作为主席团成员，当选为中央委员，这是父亲的复出又往前走了一步。事情看来好像越来越顺利。可是就在1973年，父亲的问题逐步解决的过程当中，总理也受到了批判。说他“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到了“十大”召开之前，主席又提出了儒法斗争。
张佐良：
于是，就开始批周公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外交部的一些人参加，搞了他十来天。这个期间，总理靠边站。会议是由王洪文掌握，批总理。
崔守财：
召开会议，出入会场，大刘和我，当时也听到一句半句的。尤其是江青，说总理，你有些事情，不向主席汇报。总理把笔一放说，不对！这个事在什么时间，我向毛主席汇报了，当时有谁谁谁在场。总理在那个时候，身体都已经有病了，但还是跟“四人帮”作坚决的斗争。
张佐良：
有一次，大会堂的一个姓刘的科长，从里面提了个暖瓶，一出这个东大厅的门，进了服务间，把门一关就哭起来了。她一面哭，一面说，这怎么叫帮助总理呀，这是想要把他打倒！
第二个见到的场面，是江青的护士。她说：“张大夫，你不知道，这个老太婆，她自己什么事情也不干。总理为国家，为人民，为党这么累，她还要整总理，回去还和姚文元他们一起拿红葡萄酒干杯呢！”
邓颖超生前讲述
1972年春天，知道周恩来同志患了癌症，按照他患癌初期的病况和治疗条件，都可以治好的。
但是他不能够得到治愈的结果，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第一个是工作太繁忙，第二个是“四人帮”想尽很多的办法，增加他的工作负担，并且对他还采取所谓疲劳轰炸，用这样的方法来折磨他。
虽然，他当时的心情是很沉重的，但是他并没有被这个沉重的精神负担压倒，也没有因此而影响了他为党做工作。对于当时的形势，他的心情是非常忧虑的。
这依然是那个拍摄下《沉思中的周恩来》的一九七三年，也是周恩来身负重病，巧妙地力保邓小平复出，并又一次战胜江青的一九七三年。
邓朴方：
最后开完了会，主席批评了江青，说，十一次路线斗争讲得不对。另外，不是总理迫不及待，是你迫不及待。
然后，主席就决定了，父亲恢复政治局的委员，恢复军委委员。主席还特别讲，小平同志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是政治局请回来的。小平同志回来，给政治局添了一位秘书长。
这时候，大家看到，总理像换了一个人一样，就是他高兴得像换了一个人一样。
沉思中的周恩来露出了微笑。他高兴得像换了一个人。他不只是为邓小平的正式复出，高兴得像换了一个人；他更是为最艰难时期的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为最艰难时期的共和国国徽又撒上了一层希望的阳光，而高兴得就像换了一个人。
这喜悦，似乎使他忘记了病痛。邓小平终于正式复出了，周恩来病情却进一步恶化了。然而，他心甘情愿地，以这病情恶化中的喜悦，忘我地安排共和国国徽下的另一件大事。
邓朴方：
但这时候，总理恰恰不能休息。
4月份，主席提出来，让我父亲参加联大。于是，又打第二仗。江青死也不同意，大闹政治局。最后，还是主席亲自给她写了封信，说，这是我的意见，你以不要反对为好。这样，才把这场风波平息下来。
父亲出国的事情一定下来，总理就开始安排了。首先从飞机的航线，另外对欢送的仪式，总理都作了精心安排，以示我们郑重其事地出去。铺上红地毯，用最高的礼仪来欢送父亲。
在整个欢送过程中，总理又打起精神来。他始终鼓掌。我想，这时候，对病情已经加重的总理，恐怕已不适合了，但他坚持这样做。父亲在国外出席联大的时候.总理就一直坚持着不治病。
从亲自到机场去欢送邓小平出席联大，到亲自去机场欢迎邓小平凯旋，这依然还是当年在法国共同喜欢品尝牛角面包那一段情谊的老战友。
邓小平更没有忘记这个细节，他不仅带回了出席联大胜利的喜悦，而且特别还为周恩来带回了牛角面包。千秋大业，同心知己，多少况味尽在不言中了。
邓朴方：
总理这样支持父亲工作，来保证父亲完成任务。他做出这种安排，以至他做出这种牺牲，不是为了父亲，而是为了将来，为了我们国家。
19日把父亲接回来，20日总理见医疗组。得到这个消息，我内心这种震动啊，我内心真是一种震动。
这是可以载入历史的令人震动；
这是足以感奋民族的心灵震动。
支持邓小平身赴联合国，其实，更是为日后四届人大组阁人选打下基础。
这种历史的震动，民族的震动，从国际舞台到国内政坛，都将留在我们的国歌里，留在我们的作为共和国象征的国旗上和国徽上！
邓朴方：
6月中旬，江青又布置批现代大儒，矛头又是直指周总理。到了7月中旬，毛主席又把这个事制止了。
7月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讲，江青她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又强调，总之，她不代表我。这是1974年“四人帮”的第三次攻击，又被毛主席制止了。
北京香山的红叶又红了，它红得像霞，它红得像火，但它更红得像血。因为，它迎来的将是使中国人民心情极其复杂的建国第二十五个国庆节。
很久没有见到周恩来总理了，每个人关切，全中国关切，全世界也关切。当周恩来出现在人民大会堂，在国徽下又一次举行1974年国庆招待会的时候，雷鸣般的掌声所表达的，既是内心最大的喜悦，又是内心最大的关切。
周恩来总理讲话：
贵宾们、朋友们、同志们：
二十五年前，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
王颖：
总理确实是病得很厉害了，已经消瘦了好多。但是，看着总理还是那么精神抖擞。
郭成仓：
大家流着热泪听总理的讲话，那声音特别宏亮，不像有病的人。大家都想看看总理，后面的椅子上站的都是人。
吴阶平：
包括外国使馆的一些人，全都站到椅子上、桌子上来看总理，那个场面真是难以想像。
郭成仓：
当时的情形特别感人，大家鼓掌经久不停，老鼓掌，老鼓掌，鼓了有好几分钟都停不下来。
毛泽东开始考虑四届人大的人选。他让人转告周恩来，第一副总理安排邓小平。一方面与自己体内的癌细胞作斗争，同时又要与党内的癌细胞作斗争的周恩来，又迎来了江青发起的攻击：利用“风庆轮”事件大作文章。
面对着四届人大召开之前的这场风浪。生死千秋业，危难周恩来。他义无反顾全力以赴地支持邓小平。
邓朴方：
政治局会上，“四人帮”逼着父亲表态，父亲就一步也不让。说，这个事情我要调查。江青就在政治局上闹起来。10月18日，王洪文跑到主席那里去告状，受到了主席的批评，说，你不要跟他们搞到一起。
10月19日，总理讲，“风庆轮”事件本来就不是什么问题，小平同志已经忍耐很久了。10月20日，在主席又批评“四人帮”以后，最后决定，邓小平任党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总参谋长，第一副总理。
这是“四人帮”在1974年第四次向父亲和总理发动的攻击。当然，这四次他们都失败了。最后适得其反，从而使毛主席做出了更进一步的决定。主席还讲了，总理还是总理。另外还讲了，四届人大人事安排，原来是由王洪文来抓，那么现在，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由总理和王洪文两个人安排。
袁宝华：
小平同志出来，这是毛主席下了决心。但实际上，是总理做了工作的。小平同志出来了以后，国务院新的领导班子组成。
周恩来因病已经不能在人民大会堂办公，他住进了三零五医院。但他的心，依然还在国徽高挂的人民大会堂，他的心就是国徽。
为了祖国的千秋大业，安排好四届人大人选，他精心保护的，苦心推出的，真心支持的邓小平，也正是为了把祖国的前途重任托付给邓小平。
邓朴方：
父亲经常到总理那儿去。其他的人，叶剑英，李先念，这些同志，都常去。实际上，人事安排主要是在总理这里了。总理在医院里，是车水马龙的，得不到休息。
但这正是关键的时候，这时恰恰就是最需要总理出面的时候，四届人大的安排基本上有眉目了，需要向主席汇报。
吴阶平：
总理去长沙见毛主席，那是1974年四届人大以前。这时发现胃肠道有问题，膀胱癌本身在变，本来预备要做肠子手术，后来因为有这个事，就通知我们一定要去。
邓朴方：
对于医生来说，总理这样的身体，是无论如何不能再出差的。但作为总理来说，这一趟任务，他无论如何也要去完成。
见了毛主席以后，毛主席讲，我父亲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这样，就把四届人大的整个格局安排妥当了。然后，总理才飞回北京。
他的病，这时候医生发现全面转移了。其实，总理他不是不明白。但这个时候，真是拼命啊。
为了国家的前途而一拼，
为了民族的前途而一搏1
1975年1月13日，四届人大胜利召开。周恩来又走进人民大会堂里来了，周恩来又站到国徽下面来了。
周总理在四届人大上讲话：
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人民奋发图强，克服种种艰难险阻，只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就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变成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再用二十多年的时间，一定能够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侯隽：河北省宝坻县副县长、下乡知识青年。
开四届人大的时候，因为总理是天津的代表，到天津组参加讨论。总理就跟我说了，说他得的是癌症。
听了以后，我就觉得，两眼发黑，脑袋“轰”的一家伙。只听他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975年1月，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令人荡气回肠，1975年3月，周恩来写给主席的病情报告，却让人肝肠寸断：这就是住在三零五医院病房里，还依然坚持工作的周恩来。
主席，最近四年来，我的大便中偶有潜血出现，但因消化系统好，未进行肠胃检查。这两年又因膀胱癌，出现尿中有血，易于计量和检查，故医疗力量集中于治疗膀胱癌。现膀胱癌经过两次开刀，三次电烧后，已能稍稍控制。
今年开会后，大便中潜血每天都有，大便也不畅通，因此利用三月间隙，进行食钡和灌钡检查，始发现大肠内接近肝部有一肿瘤，类似核桃大。
我因主席对我病状关怀备至，今又突然以新的病变报告主席，心实不安。但如需再次开刀，我还受得了。
周恩来
张佐良：
进手术室，我站在总理头部的这一边，推着他。总理在手术车上面躺着。大概离这个手术间的门可能还有四五米，总理忽然躺在那儿问：“小平同志来了没有？”我就放开嗓门使劲喊：“小平同志，总理请你过来。”总理跟小平拉着手的时候，非常激动地说：“小平同志，你这一年来的工作证明，比我强得多。”
他主要是说给后面的那些人听的，张春桥，王洪文不是都在那儿嘛！
邓朴方：
这也就是说，总理认为他马上就要去世了，所以在用最后的力量，支持我父亲工作。
有人说，这是他最后的一搏，还是他生命最后一个吼声。
他让我们直接想到了，1949年他亲自主持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决议，他直接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中“发出了最后的吼声”这战斗的歌词融为一体！
正像《伟大的交接》一诗所写的那样：
你伸出病弱的手，
微微在颤抖，
却是以最后的力量在
支持最亲密的战友；
把中国的前途，
民族的前途。
放在这被革命锤炼了
半个多世纪的战士肩头。
强风没能吹灭的火炬，
紧紧握在一双钳工的铁手，
在这世纪交替的时刻，挥斥方遒，
这伟大交接留下希望满神州，
在历史上写下不朽。
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我们多少次回想起邓小平当年的治理整顿，一种国家希望的复苏，一种民族生机的复苏，当年周恩来用生死拼搏换来的一次复苏。但同时所迎来的，却是又一次寒潮笼罩。
邓朴方：
到了11月，毛远新见主席，反映了情况。主席就开始对我父亲的工作不满意，认为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这时候，还不到一年的整顿工作就停下来了，开始了反击右倾翻案风。
万里：
总理在北海散步，我们两个最后一次见面。我就担心，反击右倾翻案风。我说整顿铁路有成绩，有成绩可是得罪人。他说，不要紧，还有小平同志在嘛，没关系。
邓朴方：
到了12月底，总理的心脏突然停止了跳动，后来，赶紧就把什么王洪文啊，父亲啊，张春桥和汪东兴等都找来了。
张佐良：
赶紧插管子吸痰抢救，二十来分钟，总理又好了。政治局委员们也都来了，这时总理说，春桥同志，你和洪文同志多帮助小平同志工作。
邓朴方：
这是他死而复生的奋力的又一搏！
他也知道，形势很坏了。但他就是在这种坏的形势之下，还要尽他生前最后的一份力量，希望能够起点作用。
实际上大家知道，张春桥这些人根本不可能说动他们。但是，总理再用他最后的唯一的一个可能的方式，来表自己的态，希望能够起些影响。这种事情想起来，真是让人非常非常的难过，非常难过。这种事情也是很残酷的。
总理跟父亲讲，你这一年来的工作证明比我强得多。而且最后还跟张春桥他们讲，我父亲绝对不会跟张春桥这么讲。总理用心之苦啊，用心之苦啊！也就是说他的一生用心之苦啊，很苦。直到最后他还用心这么苦，让人伤心哪。
沉思中的周恩来，变成了安睡的周恩来。
他以生死保护支持的邓小平，最后在他的追悼会上为他致悼词，也许这对他们又有一种特殊的含义。也许他们在这时，同时都想起了早年在法国时期，周恩来写下的那首壮丽诗作：《生离死别》。
壮烈的死，
胜似苟且贪生；
贪生怕死，
何如重死轻生。
没播革命的种子，
哪有共产的花儿开放？
没有鲜血的进发，
哪有赤色的旗帜飞扬？
生死参透了，
还要努力为生，
为人民的幸福，
为中华的前程。
纪念碑前白花如海。
天安门前春光如海。
生死千秋业，生离死别歌。
周恩来与邓小平。就这样用生死千秋业，唱着他们的生离死别歌；又用这生离死别歌，讲述了他们的生死千秋业。
周恩来把希望寄托于邓小平。邓小平行动延续了周恩来。这就是他们让历史咏叹的生死千秋！
邓朴方：
人民群众对反击右倾翻案风不满意。于是，在悼念总理的时候，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四五”运动。也就在这个时候，父亲又再次被打倒。父亲的这次被打倒，又和纪念总理的活动连结在一起。我想，总理他是做梦也想不到的。
但是，正是这样，才显示了中国人的民心。他们赞成父亲的做法，赞成总理的做法；他们景仰总理，也景仰父亲。文化大革命后期这一段，中国人都了解了，邓小平是要做什么的，周恩来是要做什么的。
父亲和总理的关系，经过这么长的时间，两个人的性格作风虽然各自不同，但又几十年那样心心相印。五十年，半个多世纪，生死与共，风雨同舟。有人说，难有知己。父亲和总理才真正是知己，这也是他们的幸福。
这是他们真正值得骄傲的幸福。
当天安门广场遍布悼念周恩来诗抄的时候，人们也以种种方式来表达对邓小平的呼唤。当粉碎四人帮人们告慰周恩来的时候，人们也以传送邓小平的消息来表示对他的期盼。
当年那场惊心动魄的斗争已经成为过去，但历史已经证明周恩来最终是胜利者。
从四届人大到改革开放，就是昨天的周恩来梦想，变成了辉煌的现实。千秋大业，生死相托，遗愿宏图，一脉相承。
中国人民从奏响《义勇军进行曲》站起来，到讲述着春天的故事富起来，国徽下的共和国永远不会忘记，在邓小平带着中国的春天走向我们的时候，周恩来以最后的生命，发出的那最后的呐喊！
百年恩来，面对国徽，我们浮想联翩：
在1942年，宋庆龄为欢送董必武举行的茶会上，面对着有人送来的两束麦穗，周恩来意味深长地说，等到全国解放后，我们一定要把麦穗装点在国徽上。
他构思了国徽，他主持设计了国徽。
他在国徽下举行会议，他在国徽下进行外交，最后他在国徽下把共和国的千秋大业，移交给明天，移交给未来。
共和国不会忘记：周恩来，他的心就是国徽！
十、生死千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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