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办公室台历还是翻在1976年1月8日。
我不相信，
一九七六年的日历，
会埋着个这样苍白的日子；
我不相信
死亡竟敢和他的生命，
连在一起……
我不相信，
迎风招展的红旗，
会覆盖他的身躯；
我只相信，
即使把他交给火，
也不会垂下辛勤的双臂……
但，千山默哀，
万水波息，
报纸，披着黑纱，
电波，浸着泪滴。
每盏灯，都像红肿的眼睛，
每颗心，都在哀悼伟大的战士。
回来吧！总理！
我们敬爱的周总理！
韩福裕：周恩来卫士。
看到总理躺在那里，我确实控制不住，我看见总理的枕巾哪，还是那个旧的枕巾。我真想去叫他醒来，因为我们每次叫他起床，都是推那个枕头。
韩福裕在哭泣。
王昆：
我就来到北京医院，看见一辆一辆的汽车出来进去。我觉得应该给他行个最深的礼，我就情不自禁地跪在那里。后来被抓走了。当时，悼念总理都没有权利。
王昆在哭泣。
郭兰英：
走到了总理遗体那个地方的时候，我实在控制不住自己了，马可同志在那儿浑身发抖，抖得就不行了。我就趁他们不注意，一下子扑到总理的遗体上头去了。我就大声地叫：“总理啊，兰英来看你老人家来了！”
可是，我喊破了嗓子，他也听不见。我就是再怎么叫，他也听不见。所以从此之后，我就感觉到，好像是天塌下来了，就觉得好像没着没落了。
郭兰英在哭泣。
长安街千千万万人在哭泣。
望着周恩来逝世的讣告，全国人民都哭泣。
二十多年前曾这样哭泣，二十多年后依然这样哭泣！
周恩来就这样成了中国人民心中眼泪浸透的名字。这么多的人为他流泪，这么多年来为他流泪。难以想像，有着五千年沧桑阅历的中国人，曾经对谁有这绵绵无绝期的泪河？
邓朴方：
总理去世，我们全家都非常悲痛。父亲忍着巨大的悲痛为总理致了悼词。本来总理留下遗嘱，不开追悼会，父亲讲，这个，人民不答应。
我想，父亲致悼词，如果总理在天有灵，他是感到欣慰的。
如果要总理选择，他一定会选择父亲，父亲也愿意为他做这件事。
很少看到，父亲在念稿子的时候，有念不下去的时候。
邓小平在悼词中说：
1976年1月8日9时57分，周恩来同志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为失去了我们的总理，而感到深切的悲痛。
纪念碑前，花山花海。
群众往松柏树上系花。
无言的泪在说，无言的花在说。
不约而同的无声的行动在说。
人民，不单是写在纸面上的两个字，而是一种具有深不可测的感情容量的生命整体。它留给历史也留给未来的是，人类史上难以再现的，真正是“人民”这两个字，站在滂沱泪海中哭出的葬礼！
李瑛：诗人、中国文联副主席。
1976年1月11号，我就到天安门广场。一月嘛，很冷。后 来就看到灵车缓缓地过来了。老百姓都是自发的，非常安静，只听见哭的声音。
有那白发老太太，风一吹啊，白头发飘起来，我就感觉到非常之激动。后来，灵车慢慢地过去了。
车队，像一条河，
缓缓地流在深冬的风里……
历史啊，请记着……
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一日，
在中国，
在北京，
一辆车，辗过一个峥嵘的世纪。
车上，躺着一个，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
车上，躺着一个，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车上，躺着一个，
真正的生命，
车上，躺着一个，
人民骄傲的儿子。
一个为中国人民，
耗尽了最后一丝精力的
伟大的英雄；
一个为世界人类，
倾尽了最后一滴心血的
伟大的战士……
你就这样，
从你熟悉的长安街从容走过，
像生前，
从不愿惊动我们，
轻轻地从我们身边走去……
车队，像一条河，
缓缓地流在深冬的风里……
人民大会堂大厅。
直到今天，我们发现，我们几乎很少对总理使用词汇中的“葬礼”这个字眼，而一致采用的说法，都是“十里长街送总理”。“送”字，是中国人非常富有感情含量的一个字，因而，多少感情的含量，就在这个“送”字上。
人们之所以都走出家门来送他，是认为他还活着；人们之所以一定要等候着来送他，是希望他还回来。中国人十分注重送行的这个礼节，所以大家宁可用送行的这个传统礼节和心态，来处理这个明明知道一去再不回返，最后永诀的现实。
然而直到今天，我们纪念他百年诞辰的时候，得知的一个事实，再度使我们溅泪惊心：善解人意的周恩来，早在大家十里长街送他之前，就先后到人民大会堂和北京饭店，向大家专门作最后的告别，留下了他精微至极深情至极的最后故事。
王占英：人民大会堂工作人员。
大会堂建成以来，周总理一年有三分之二的时间，都是在大会堂工作的。周总理在病重期间，对大会堂工作的同志们非常怀念。因此，他叫秘书事先通知我们。他说，我要利用三天的时间，到人民大会堂，我所活动的地方走一走，去看一看当时为我服务的这些同志们。
崔守财：人民大会堂工作人员。
那时候总理已经很虚弱了，走路身体都打晃，脚已经肿了，不能穿皮鞋，穿着布鞋来了。他平常一般都是穿着皮鞋，很正规的。
王颖：人民大会堂工作人员。
但总理是尽量地表现得不让我们看出来他重病在身。实际上，当时我们也根本不知道总理是有癌症的。总理那时候老是表现出他特别有精神。
侯桂珍：人民大会堂工作人员。
我一看见总理这么瘦，我就想哭。
他说：“你不能哭，你要哭了，对肚里的宝宝不好，要多吃点蔬菜和水果，多吃些水果你就消肿了。”他，他还说这样的话呢。
随后，他把小高叫来，说：“小高，拿些水果来。”当时拿来了西瓜，还拿了冰淇淋。你说，我能不难受吗？
我说：“总理，你瘦成这样。”他说，“我没有事，我梃好的。你看，这不挺健康嘛！”当时说到这儿.我更忍受不了了。
人们都知道十里长街送总理，哪知道总理却先来辞行。看过大会堂每一个厅，看过大会堂每一个人，就连未出世的宝宝都关照过了，这就是周恩来的最后辞行。
尽管他已经步履蹒跚，尽管他已经精力耗尽，他还是那样地想到别人前面，做到别人前面，抢在大家为他送行之前，先向大家辞行。
侯桂珍：
总理对安徽省也是很关心的。每次来安徽厅的时候，他就说：“安徽地质资源还是很丰富的，就是水灾闹得多，总是会好的嘛！是吧？将来，我们要走向世界去嘛！”在那个时候，周总理对这些贫困省份，还特别关心，非常注重。
迎客松这个地方，总理经常接见各国的朋友，然后合影。
最后来的那一次，他走到屏风这个地方，首先看到的又是这个铁画。他走到这屏风铁画面前，自己用手轻轻地碰了一下，然后，顺着迎客松这个画就开始摸，摸到这个地方，又摸那个地方，摸一下，再轻轻地摸一下。心里有很多的话，很多的记忆，都在迎客松这个屏风上。
走到大厅的那个门的方向，他还在回头看，快走出去的时候，他还扫视了一下。他说，多看看这个屏风。又对我们讲：“我在这见到的朋友很多，就遗憾一点，还有苏联领导人没有见。”我说：“总理，没见，咱们就见吧。”他说：“是啊，这个地方我是很熟悉的啦。”
伫立安徽厅，凝视迎客松。
此时此刻，仿佛在他的心中，以迎客松的身姿，也在默默地向他在国际交往中，所有结识的国际友人进行话别与辞行。
侯桂珍：
总理还手把手地教我做服务工作。
一开始，我是一点不懂。这个沙发怎么也摆不圆。他就说了：“这个沙发摆不圆，中间找个中心，立个棍，拉个绳子，然后取中，这个沙发就可以摆圆了。”
走在地毯上，他就告诉我们，地毯这个接缝啊，要把它铺平、缝好。他说，这个老年人走不好的时候容易摔跤，你们都要注意检查。
有时候，走到主席台上来以后，总理就要试一试，踩一踩。不管在什么时候，只要大礼堂一有会，他准是先到一步，国家的总理，考虑得这么细。
周总理在最后说了一句话，说：“你们要在这儿，把这个家给我看好。”我说：“哎，总理，你放心吧。”
耿秀珍：人民大会堂工作人员。
总理在病重期间，最后这一次来我们大会堂，把所有地方都看了，把所有的服务员都见了。没有在的同志，他就问其他人，这个人怎么样，什么情况，都问得很细。
我们没有想到，总理这是最后一次来大会堂，没有想到，我们这些同志，是最后一次见总理，这是我们万万没有想到的。
像这样的伟人，是应该永远在世的。总理的事情我们说不完，在我们的心里深深地打下了烙印。
我们永远忘不了总理，我们要永远向总理学习，这是我们当代最伟大的楷模。
关照好沙发怎样摆齐整，
关照好地毯怎样铺平整；
关照大家一定看好这个家。
他知道自己不久将要去远行，面对此番远行，人民、总理两相送，竟然又是总理先于我们前来说再见，道珍重。
好像只有这样，他的心才踏实，他的心才宽慰。留下这没有告别的告别，随着时间越久，感情越加浓烈。
生死两相送，人间第一情。
周恩来总理人民大会堂的最后辞行，就这样写进了中华民族的一种从未有过的生死辞行中。当大会堂部分工作人员，走进三零五医院看望周总理的时候，更加明了了他抢先前来向大家辞行的苦心真情。
崔守财：
总理逝世的前三天，周总理的司机把我们几个人接到三零五医院看总理。
那时候，总理已经不能说话，就是靠着吸氧。胡子又那么长，看着总理，当时心里特别难过。
想过去说句话吧，几乎不可能了，那时我们看到总理，更加想到总理对我们这些人的关心爱护。看到总理病重到那种程度，我们心里确实特别难受。(流泪)
面对着已经不能说话的周总理，我们更加明白了他抢先来向大家辞行的精心用意所在。
他用了还可以行走时的最后一部分精力，专门来做这件事；他用了身体难以支撑、语言无法表达之前的最后一部分精力，专门来做这件事。
从大会堂到北京饭店，他都是以这宝贵的最后一部分精力，来做这一次最后的辞行。
白淑兰：
敬爱的周总理，就是最后一次在这个房间里休息用餐的。
当时我为总理直接服务。我看到总理身体很不好，而且做了第一次手术，还在继续看文件，不休息。
当时我心里很难过，我就为总理搬了一个脚凳。总理说：谢谢你。后来，我就跟总理讲，我们饭店的领导和全体职工，都特别想念您。总理说，是吗，我也很想念你们。
齐永胜：原北京饭店副总经理。
到离开的时候，总理要饭店算账，说：“哎，我在这里休息几个小时啊，这个房间得算账。”我说：“这个饭费里都包括了。”他说，不要把我特殊对待，休息的这个时间你要算钱。我说，没有办法算，要算了这笔账，我面对饭店职工不好交代。
总理说：“噢，你是有特权。”下一句话，顺着总理的话，总理讲：“你有特权，是不是不欢迎我来？”
最后一次在北京饭店休息，实际上，是最后一次在北京饭店通过几个小时的办公，向北京饭店的工作人员进行话别。
而在这最后驻留的几个小时也坚持结账付钱，更使大家在万感交集中想到，当年周恩来于重病缠身中，关怀北京饭店扩建的感人情节。
齐永胜：
北京饭店扩建问题，是总理提出来的，找我们正式谈的。他对我说：“你们原来准备扩建大楼，很好。现在咱们也进入联合国了，进了联合国国际性活动就多了。叫万里给我写报告。”最初搞的是二十一层。
万里：
扩建北京饭店施工，总理看见了，在中南海里边看见了。他那时候有病，亲自打电话找我。
他就坐着施工的电梯，到了现在这个高度，拿着望远镜，看看中南海。总理在那里看了以后，说，不动了，就到这儿封项，就搞了个十八层。
乘坐施工电梯登上扩建中的北京饭店，这是晚年病弱的总理，留在北京饭店最高处的一张，并没有用照相机拍摄下来的照片。但它的底片，就在每一位员工的心中。
而在这次告别之后怕影响大家的心情，他细微到终止了一直在北京饭店的理发。
齐永胜：
这是总理最后一次到北京饭店。以后，邓大姐曾经讲过，说总理后来身体很弱，本来想到北京饭店理发，又怕理发师看到总理难过，因此也没有来理发。
告别北京饭店，
告别长安大街，
告别人民大会堂。
告别每一个厅，何尝又不是通过这每一个厅，在向每一个省、区的人民告别？他已经不能去那里进行一一告别，然而他却是在向那里进行一一告别，花了整整三天的时间完成这个告别。
但他对自己所有的亲属、自己从边疆内蒙古赶来看他的侄女，却没能进行一次最后的面别，仅仅是在他的允许之下，通过电话，留下了生前这次最后的话别。
周秉健：
1975年4月给队里办事，路过北京，到西花厅去。一进门看见老杨叔叔开着车，我就问：“老杨叔叔你去哪儿？”听说去看伯伯。我就说：“你能不能带我去呀？”老杨叔叔说：“伯伯是很遵守纪律的，你要想去看他，去问一下七妈。”
七妈说：“这样，我跟你伯伯商量好了，看看抽时间通个电话。这两天你就别出去了，在家等着。”然后，我就每天跟七妈住在一起，在西花厅等，等了好几天。
后来，有一天七妈告诉我，说伯伯来电话了，快过去接一下。拿起电话之后，我就先问伯伯，你的身体好吗？身体情况怎么样？治疗情况怎么样？伯伯就显得很轻松说，我挺好的。
伯伯还问起我的情况，我说我还在队里，但是组织上让我到团委机关工作，搞宣传。可是，我说我基础比较差，想上大学，想学蒙古语言文字。
伯伯说，既然你在内蒙古工作，非常需要作民族工作嘛。不管做什么，在民族地区都要学会他们的语言文字。说我上学这个想法挺好的。
伯伯说话时，拿电话的手都是抖的。当时特别想跟伯伯说很多很多话，可是不知道说什么好。最后我只好跟伯伯说，请他自己多保重身体，和他讲再见。没想到最后没见到伯伯，只是跟他通了一次话。(哭泣)
没能亲临最后话别，通过电话最后话别。这样的记忆，这样的悲痛，不止留在一个亲属的心中。
甚至按照西花厅的严格规定，许多外地亲属都不许来京参加吊唁，就连普通群众十里长街送总理的机会也忍痛失去。
即使是在京参加追悼会的亲属，也未能生前面别，最终留下的只是在遗体前的一张最后的照片。
而作为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却能够有幸在周总理的主动提议下，在三零五医院留下了与他最后一张合影。
杜修贤：新华社摄影记者。
总理他觉得他的病根本好不了，有一次，会见外宾完了之后，他把我叫过去，告诉我：“老杜，我的病你可能也知道了。”
我说：“我知道。”
总理又说：“外国朋友问我：‘你的病好得了吗？’我怎么回答呢，我只能回答：‘好了就好了，好不了就了了。’”
我说：“总理，我听说中医对这个病有办法。”总理摆摆手说：“没办法。”
我才意识到，这个意思就是说，总理他告诉我，他快要走了。
牟森：中央电视台摄影记者。
总理送完外宾之后，他说：“咱们照张相吧。”
大家很快都站好了，包括工作人员，还有我们一些记者。照完了相之后，总理说了一句话，当时说得大家心里都非常难过，而且眼睛都湿润了。
总理对我们说：“咱们这是最后一张照片了。”
杜修贤：
刚刚站好之后，照相时总理就说，我死了以后，你们可不要在我的脸上打叉。
所以总理就已经预料到他可能在世不长了。
最后的一张合影，最后的一张照片，也留下了周恩来又一种形式的最后告别。
历史不会在他的脸上打叉。
生死两相送，天地一真情，历史留下的是，这人民、总理生死两相送的感情交叉。
雪落无声，雪在话别。
他仿佛用这白雪的语言向天安门广场话别，向人民英雄纪念碑话别，向每一座山岭，向每一条河流，向祖国的大地的每一寸土地和每一棵小草话别。
他先于大家送他之前向大家话别，这是他独有的情理，这是他独有的性格，这是他独有的作风，这是他独有的人格。
他总是想在别人之前，他总是做在别人之前，他总是理解和体谅在别人之前。
这次，他还是又走到了别人之前。
车队像一条河，
缓缓地流在深冬的风里……
总理，敬爱的周总理，
泪眼，看不清你的遗容，
却是见你胸前，
没有绶带，没有勋章；
只有一枚，
你戴了十年的像章，
像你一颗火热的心，
跳动，跳动，
永不停息。
那是毛主席“为人民服务”，
五个金灿灿的大字，
辉映着你心头那
闪光的镰刀和铁锤。
辉映着你身上那
穿过无数次急风暴雨的红旗。
辉映着你头上那
一轮光芒四射的太阳。
照彻五洲，
照彻天宇……
车队像一条河，
缓缓地流在深冬的风里……
雪落无声，雪在话别。
他用这白雪的语言，也在和西花厅进行话别，和海棠花话别。和不远万里送海棠花给他的小超话别。
其实，更早于此的，他生前在各种场合以各种方式，已经向他的老朋友、老战友一一进行了送行与话别。
舒乙：
文革初期，老舍先生受到了严酷的迫害。他1966年8月24号就投湖自尽了。但是从那以后，我们就慢慢地感到，有一只巨大的手，在后面支撑着这个破碎的家。实际上，是总理在一点一点地保护我们。
到总理晚年重病的时候，1975年他走到北海，对着湖水默默地沉思。突然，他问旁边的医护人员，你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那个人想一想：8月24日，这不是个什么日子。于是回答，总理，我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
总理说：“我来告诉你，今天是老舍先生的祭日。你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吗？”“有点耳闻，不很清楚。”“我清楚，我告诉你。”他就非常详细地讲了老舍先生去世的经过。
总理去世以后，1978年6月份，为老舍先生举行一个很隆重的骨灰安放仪式。邓颖超同志来得最早，她提前了半个小时就到了。
她说：“我今天是有意提前半个钟头来，为什么？就是因为，恩来生前多次提到老舍先生的名字。对老舍先生的死，他表现了非常大的悲痛，他念念不忘这件事情。所以，我今天提前来，是代表恩来同志来的，如果他活着，他肯定提前来。”
生前，他面对北海的湖水，在凝思中向着投湖而死的老舍默默话别，而且在他死后老舍的骨灰安放仪式上，邓颖超又代表他来为老舍送行。
除此之外，他生前以重病之躯，亲自主持陈毅追悼会，并且致悼词，以最大的沉痛与深切，来为他送行，以致悼词来同他话别。
这又是一次在方式上完全不同的，周恩来为老战友的送行话别。当总理突然听说主席亲自参加陈毅追悼会，并且已经上车时，立即设法迅速通知了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以及宋庆龄、人大、政协、国防委员会的领导同志和柬埔寨王国西哈努克亲王，并调来了新闻界，使原来规格很低的追悼会，规格骤然升高，并由叶剑英致悼词，改为自己亲自致悼词。不足600字的悼词，他几次哽咽，念不下去，使得整个会场哭声一片。他如此为陈毅送行，如此与陈毅话别，可谓苦心真情，感天动地。
八宝山革命公墓。
他为贺龙送行，他与贺龙话别。
在贺龙的骨灰安放仪式上，他以哭唤向贺龙话别，他以七鞠躬为贺龙送行。队伍还未站好，自己已经三鞠躬；正式主持仪式，又率全体三鞠躬；到仪式宣布结束，面对遗像，再深鞠一躬。
风雨两相送，人间第一情。这是他在自己最后临行前，向贺龙表达的，如此依依不舍而又深切的同志情、战友情、人间情！
啊！灵车
经过十里长街
向西，向西……
敬爱的周总理呀，
登庐山峰顶，
看烟雨流云，
临北戴河滨，
听大海潮汐。
啊，日月不灭，
苍穹不老，
山河不死，
生命不已……。
你把心脏的每次跳动，
都献给了人民。
你不许我们为你写一篇传记，
你的生命却写进党史的每一页里。
你不许我们为你谱一支颂歌，
对你的传颂却响彻环宇。
你没有一个亲生儿女，
全国人民却都是你的儿女。
你没有陵墓，没有碑文，
你的名字却镌刻在亿万人心里。
啊！灵车
经过十里长街
向西，向西……
十里长街送总理，
十里长街哭总理。
风雨两相送，生死两真情。
人民的总理人民爱，
人民的总理人民送。
中国人民在送，
外国友人在送。
每个人在送，
每颗心在送，
每滴泪在送。
接受过总理告别的天安门在送；
接受过总理告别的大会堂在送；
接受过总理告别的长安街在送。
多少人呼唤过，灵车啊，你开得慢一点儿，灵车啊，你能不能停一停。
今天，我们再采访这灵车，这开灵车的司机师傅，二十多年前亲自送总理的眼泪，依然没有停。
曹希泽：八宝山革命公墓司机。
这个车呀，是我二十年前送过总理的车。现在回忆起来二十年前啊，我这种对总理的感情，我是说不清楚的。总想把总理多看上几眼。
在一路上，从北京医院出来，到北京饭店的路口，有几个外国人在怀念总理，撂着蹦儿地哭；在长街上，看到群众和武装警卫，公安警卫，统统地都哭了，眼泪都在往下流。
事实上不用保卫了，群众都是保卫。走到闹市口，有几位老年人在马路上，截住车，要求不要火化总理。
曹希泽在哭泣。
灵车缓缓行进，
灵堂泪飞如雨，
风雨两相送，生死两真情，
人民送总理。一程又一程。
八宝山的火化工，专门为总理把炉子清理得干干净净，八宝山的火化工，伸不出手指把电钮启动。
痛苦使矛盾俱增，矛盾使痛苦倍增。直到今天，最后一程送总理的这种痛苦矛盾强烈交织的心灵还在剧烈作痛!
刘占海：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工。
棺材盖儿一打，看到总理的遗容，都嚎啕大哭，跳着脚哭。有的说：总理，我们离不开你呀，总理，你怎么走了!总理呀!哭了足足二十多分钟，有的哭得直抽搐，把眼睛都哭肿了。
这任务当初一来的时候，都不愿意烧我们总理，没办法。后来，老哭也不成啊。治丧委员会的说：按计划进行，按计划进行。我过去才点火。七点多开始的，大约在七点二十左右。点了火以后，这个手就哆嗦呀，流着眼泪也没法拿手擦，就这么蹭啊。
刘占海在哭泣。
李淑琴：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工。
当时我是摁电钮的，我就舍不得摁，我这手就哆嗦。要摁，我的手又拿回去了。上面还指示我，不摁不行了。我就一狠心，眼泪“哗”就掉下来了。因为，总理呀，我可舍不得你呀，我不愿意呀，我们真舍不得你，你是人民心中的好总理。当时我的心情特别地悲痛。
李淑琴在哭泣。
刘占海：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工。
骨灰出来了以后呢，我们一个个都是跪下，跪地下收总理的骨灰，就这么拣啊拣啊。总理呀，我们离不开你呀，你这么早的就过去了，都哭啊。
刘占海昨天、今天都在哭泣。
八宝山最后的告别。
邓颖超最后的告别。
风雨两相送，万古一真情。
全中国在送，全民族在送。
这是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极其宏大的一次送别，这是人类文明史上民族极其痛苦的一次送别。有着五千年沧桑阅历的中国人民，以当时仅有的权利，用哭声和泪水来送别自己的总理。同时，也以这当时仅有的权利，用哭声和泪水来颂扬自己的总理。
当西花厅的送别出现的时候，哭声与泪水中，周恩来听到了他临行前邓颖超最后的呼唤：恩来，我们永别了，让我看你最后一眼吧！
这最后的呼唤，最后淹没在哭声与眼泪的最后决溃之中……
啊，灵车
经过十里长街
向西，向西……
我们敬爱的党啊，
我们亲爱的祖国，
他是多么舍不得离开你。
他最后叮嘱我们，
把他的骨灰，他的鲜血，
撒向江河，
曾哺育他的江河；
撒向大地，
曾生长他的大地。
古老的波涛啊，
你奔腾了千年万载，
今天，奔流得更急。
你负载着一个伟大的灵魂，
快走遍祖国各地，
好去滋润每棵禾苗，
好去转动每架轮机。
古老的山岳啊，
你屹立了万代千秋，
今天，仿佛更高了。
你紧倚着一个伟大的生命，
快筑起铜墙铁壁，
好保卫大地，长出五谷，
好保卫林野，无限生机！
骄傲吧！
黄河飞涛，
昆仑雪岭，
长城漠野，
中原大地。
山山，因你而脉膊跳动，
水水，因你而洪波涌起。
敬爱的周总理，
你的生命就是这样，
和我们，
和我们的祖国，我们的阶级，
和我们大地的一草一木，一山一石，
紧紧地，紧紧地，
紧紧地连在一起。
风雨两相送，万古一真情。
一个“情”字拆不开，一个“爱”字拆不开。
送别不曾别，话别没有别，他把骨灰留给了江河大地，他还是和这个世界在一起。
他不会离开我们，因为他是周恩来；
我们也不会离开他，也因为他是周恩来。世界上只有一个周恩来，却是一个让我们对这个世界，可以感到美好与爱的周恩来。
风雨送春归，
他和我们相会在潇潇的春雨中，
飞雪迎春到，他和我们总是相会在飘飘的雪花里。
他年年会把美好与爱带到人间，他年年会把生机与笑带到世界。
风雨两相送，生死永不分。
青山在，人未老。我们就是把这样一种永不磨灭的情感，珍重地写在百年恩来的世纪纪念册里。
十一、风雨两相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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