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这是一个灾难的名词，永远不堪回首的一个民族灾难的名词。
彭德怀元帅、贺龙元帅、陈毅元帅、罗瑞卿元帅、宋庆龄副主席、章士钊教授，一大批功勋卓著德高望重的人物，一夜之间被打翻在地。而在这场灭顶之灾中，挺身而出，尽力保护他们的，就是周恩来。
钱嘉东：周恩来秘书。
1966年的8月29日晚上，有一批北大的红卫兵冲到章士钊府上抄家。
周家鼎：周恩来秘书。
章士钊这个人，他和主席两个人，交游是很厚的。他马上就给毛主席写了一信封。
钱嘉东：
这个信到了毛主席那里，毛主席当天就批了。批示说，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
周家鼎：
总理接到批示以后，就采取了三条措施：第一条，归还章士钊全部物品；第二条，派警卫部队保护他的住宅；第三条，采取保护措施，把章士钊送到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治病。实际上，是躲避红卫兵造反派对他的干扰。
在处理这件事的同时，总理联想到像章士钊这样的干部还有不少，应当予以保护。
钱嘉东：
因此，总理草拟了一张保护干部的名单，开列了十三个高级民主人士的名字。
周家鼎：
这个名单虽然只有七十九个字，但是，有几百位需要保护的人，都包括在内了。
比如，四副二高。什么叫四副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政协副主席，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两高是高检，高院。还有各部的部长，人大常委，政协常委。
有了主席的这个批示，总理就理直气壮地去保护这些干部。
一个名单七十多字，使几百位党和国家的精华得以保存下来，这显示了周恩来苦心挽救这场灾难的巨大智慧。除此之外，他还亲自写信，反复叮咛，提醒他的战友们如何在灾难中保护自身，从中可以看到他的过人胆识和良苦用心。
周家鼎：
总理很快又写了一封信，内容就是，要谨慎你们的言行，不然的话，我就不好说话，我就不好来保你们。
并且告诉他们，你们要实事求是，有什么错误可以检查什么错误，但是不能承认自己是“三反”分子。
然后，让我一个一个地给送他们传阅。这些人看了以后，很受感动，感觉这是总理对他们最大的爱护和保护，有的当时掉了眼泪。
傅崇碧：原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北京卫戍区前司令员。
彭真同志是第一个被抓的。卫戍区跑来跟我报告说，彭真被抓走了。我马上就给总理打电话。
总理非常生气，说：“为什么把人这样？把彭真同志抓到哪去了？你们赶快去找。”抓走了彭真，总理两晚上没有睡觉，和我一块去找这个造反派，马上谈。
最后，总算谈通了。
被周恩来誉为国之瑰宝、人中凤凰的宋庆龄，同样陷入了这场民族灾难。周恩来对她的保护，更是一种刚直果断，义正辞严！
傅崇碧：
总理说啊，宋庆龄是一只凤凰，对革命贡献相当大。所以，每次红卫兵要去围困宋庆龄，我总是去的。我们讲得很严厉，我们说，宋庆龄到北京来的时候，毛主席都去迎接她。你们要抓，要去冲，我们就开枪。
这样，也就保护住了。
总理把所有挨批斗的部长、副部长、统统都安排住进中南海的工字楼里头。
接到中南海，住进西花厅。
周恩来的家，一度成了这场灭顶之灾的避难所。在那个不可理喻的年代，他自然知道，这样做对自己意味着什么！
然而，他还是做当时别人所不敢做、所不能做的事。即使是对于在“文革”中被诬为“最大的走资派”的刘少奇与邓小平，周恩来在万般无奈中，依然设法向他们伸出自己温暖的手臂！
傅崇碧：
刘少奇住在中南海。蒯大富把他们两口儿骗出去了。总理说，刘少奇和王光美他们出去了，没有回来，你赶快想办法去找，看在什么地方，把他们找回来，弄回来。
我找到蒯大富。我说，你把少奇同志、王光美同志交给我们，这是主席讲的，总理讲的，不交给我们不行。
他开始不给。我说，蒯大富，你也不能走。总算把他们弄回来了。
张佐良：周恩来保健医生。
我们在外面开会，看到那些大标语、大字报都写着“打倒刘少奇”，“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叛徒、工贼、内奸”等等，名字上面都打着叉叉，或者名字倒着写。总理回家以后，就跟我们工作人员说：“你们看见了吗，外面的那些标语？这是污辱人格嘛！这样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怎么能这么搞！你们这里的人不许这样。少奇同志的问题，现在还没定性嘛！还得叫少奇同志嘛！”
总理又让我去看望少奇同志。我对少奇同志说：“我是西花厅的，是总理那里的保健医生，叫张佐良，总理让我来看望你。”
邓朴方：
1969年林彪搞一号通令，让老干部统统下去。这个时候，父亲被下放到江西，安排在赣州。
后来总理知道了，给江西的革委会的成员连续两次打电话，说邓小平已经是六十五岁的人了，身体又不怎么好，可以安排在南昌附近，最好是两层楼，一个院子，楼上由父亲母亲住，楼下由工作人员住，有个院子好散步。后来，他知道了江西已经落实了这个事情以后，父亲才出发的。
国家栋梁之材，社会各界人士，普通人民群众，以至于国际友人，无不在周恩来关心和保护之列。这方面的故事，数也数不清。
胡松华：歌唱家。
总理1969年就关心我们了。他曾点名问：胡松华，还有其他几位都哪儿去了？总理办公室指示：第一，尽快把胡松华的问题查清楚；第二，要保护他的形象，不要毁掉他的形象；第三，一定要让他恢复嗓音，要练基本功，千万不要使嗓子生锈。
新凤霞：评剧表演艺术家。
文化大革命当中，我们都被关起来了，而且限制吃饭，就给吃窝头，吃成菜。有一次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看见中国评剧院那个旗子了，总理第一句话就问有关人员：“新凤霞现在在哪儿？”有人回答说：“已经关在我们那儿了。”“她吃饭好吗？”“只许吃一命窝头。”“你回去说，新凤霞我了解她，她出身很苦，不要让她这样吃饭，让她随便吃饭，她还要唱戏呀。”
西园寺一晃：西园寺公一长子、日本友好人士。
记得那是1968年或1969年，北京王府井的街头，出现了攻击我父亲是日本特务的大字报，在当时对外国人是不会这么做的。但这张大字报出现后，不过几小时，就被取掉了。听说是总理知道后，立即命令取下的。
总理对我父亲说，我现在保护不了你了，你可以先回国去，等中国情况好转以后，再请你回来。这件事直到我父亲临终前，都没有对外人说过。
同每一个中国人一样，周恩来也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突然卷入文革风暴之中的。但他表现出一般人难以达到的刚毅和决断。他想尽一切办法减轻这场浩劫给全民族带来的摧残。在文革的深重灾难中，周恩来耗尽了自己的体力、精力和智力。他不仅有常人难以理解的苦衷，更有他人无法体会的遗憾。
周家鼎：
贺龙同志那时有病，糖尿病，身体一直很虚弱。总理派人把他们接到西花厅。贺龙同志和薛明同志就住在那里。
中南海也不是安全之地，当时中南海里边也有造反派。总理有一天见了贺老总，说：中南海也不是久居之处，也不是安全的地方。这样吧，我给你找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你到那里去休息。走的时候，总理跟贺老总讲，到秋天了，我去接你回来。
江青之流，得到这个消息后，就把那些照顾贺老总的人员全部给换掉了。所以，贺老总从那以后，受了很大的委屈。
贺龙最终被迫害死了。
尽管做了种种努力，周恩来仍然没有能够保护住南昌首义中的亲密战友。
周恩来在贺龙的追悼会上失声痛哭，并一连七次鞠躬，来表达他无法诉诸语言的痛苦和遗憾。
这个举动本身，包含了多少他的苦涩，他的苦闷，他的苦痛以及他的苦衷。而所有这些他的苦涩，他的苦闷，他的苦痛和他的苦衷，同样也表现在保护陈毅的整个过程中。
陈昊苏：
当时那么多人强烈地要求批判我父亲。总理当时也不能说不许批判，他说：可以批判，可以开批判会，但是，你们不能搞武斗。
傅崇碧：
每一次斗争陈毅，上万人啊。在人民大会堂，我们部队五、六排守着，后面的造反派一万多人斗他。陈毅老帅他那脾气真是也怪，坐在那儿说，你们斗我，毛主席都说我是个好同志，你们知不知道！那些红卫兵就喊口号，要打倒他，他说，陈毅是不是毛派，你问总理。总理说，是。
钱嘉东：
就在这个时候呢，忽然之间，那些造反派，就从三楼、从二楼，挂出了什么“打倒”啊，什么“三反分子”啊，这样一种标语牌了。
张佐良：
总理一看不行啦，“哎！不是跟你们说好的吗，怎么又这样了，怎么还搞这一套？”总理生气了。这时候，他的手就捂在胸口上了。
傅崇碧：
这时造反派啊，就起来要抓陈毅啊，朝着我那个部队就冲过来了，总理也站到前面来了。
张佐良：
总理就站起来，宣布散会。这个时候，捂着胸部就不行了，我们就赶紧搀着他。解放军战士呼呼都上来了，造反派当然是弄不过的，这样就把陈总护送走了。
钱嘉东：
离开了会场，那些造反派中间还有人这样讲，如果说是他们不能批判陈老总的话，他们就要冲大会堂。
总理说，如果你们要冲大会堂的话嘛，你们必须从我的身上踩过去。
陈昊苏：
我记得，有一次我回到家里边，我父亲当时的情绪相当激愤。他是这样说的，如果不是总理在那儿坐阵，还有8341部队的同志在那保驾，我今天也许就回不来了。
张佐良：
批陈总是多次，总理两次心脏病发作。等于说，好多次是陪着陈总检讨，甚至陪斗，基本就是这个样子。
每次批斗陈毅，每次总理都出席，这几乎成了变相的陪斗。实际上是不惜用自己陪斗来进行保护。这其中的苦涩谁能体会，这其中的苦衷谁能理解？
周恩来顶住巨大的压力，对陈毅等一大批老同志费尽苦心地进行保护。这不禁使我们想起，陈毅当年写下的《大雪压青松》，这首歌颂革命者精神气节的著名诗篇，成为对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光辉写照！
大雪压青松，
青松挺且直。
欲知松高洁，
待到雪化时。
林彪、“四人帮”，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是与文化大革命一样的灾难代名词，又是押在历史审判台上的罪恶形象。他们在对广大干部群众进行残酷迫害的同时，给整个国民经济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同样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场灭顶之灾！
而在这场灾难中，身处逆流，耗尽心血，想方设法尽一切努力使国民经济减少损失的，依然是周恩来！
袁宝华：
从1967年4月到1968年10月，我靠边站一年半。
为什么这么短呢？这是总理打的招呼。那个军管会主任很好，是空军的一个后勤部长，到国务院开会时，总理跟他打招呼，说这个袁某人哪，我在延安认识他。这人历史比较简单，学生出身，参加革命。你赶快把他审查审查，解放出来，我要用人。
这个军管会主任回去了以后，也就是三个月的时间，就把我解放出来了。
谷牧：
当时决定我一个礼拜出去三次啊，所谓出去，就是挨批斗。
总理说，什么两次、三次，不出去了！他说，我不能没有几个帮手，这么大个国家，千头万绪，什么事情都叫我自己干，这是不合理的，我得有几个帮手。
钟子云：
那时候，煤炭生产产量已经下来了，一天生产七十多万吨下降到四十多万吨，生产和国民经济都无法维持了。工业生产真是处于崩溃的边缘。
袁宝华：
总理真是一天到晚在那儿救火啊，我们这些人无非是救火队员就是了，一天到晚，拆东墙补西墙。
从“文革”，到改革，从当年对国民经济建设的大肆破坏，到今天的大展宏图，在这强烈的对比反差之中，我们会感到，正是由于当年周恩来为国家保护了一大批老干部，保存了元气，才为今天的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奠定了基础。
谷牧：
有一次深更半夜三点多钟，我在别的地方工作完了，回去睡觉。刚刚闭上眼没多久，电话铃响了，我一拿过来就是总理的声音，他告诉我纺织部的两派武斗的情况。三点多钟了，我想找谁去啊，结果我睡了几个钟头。
早晨醒来，总理处理这个问题的批示，已经放到我的桌子上了。上面写着：谷牧同志，我来不及等你明天啦，我已经找他们处理了这个事。并且告诉钱之光，把情况向你汇报。
那时候我觉得很惭愧。我，我应当晚上不睡嘛，来处理这个问题。
吕正操： 、
当时那混乱得很哪，非常乱，铁路从来没那吆乱过，车顶上坐的都是人哪。
袁宝华：
那个时候，支援铁路的建设，总理有个什么想法呢？
他说，你把他这个注意力转移转移，你让他搞建设去了，他就不打派仗了。要不然，你让他闲着，他一天到晚在那儿打派仗。
很快，大概半年多的时间，就把焦枝铁路建设通车了，把成昆铁道建设通车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总理还是想尽各种各样的办法，尽可能地多办一些事情。
尽管是高天滚滚寒流急，生命的列车依然在行进。陷身灾难，逆风千里，从抓铁路建设，到抓港口建设，这就是在政治高压下，昂然挺进的周恩来！
谷牧：
总理说，我给你出个题目，你抓一抓港口建设怎么样？我提个口号，三年改变港口面貌。
那时候，我们的港口是落后得很哪！没有总理这个决心，以后我们的对外开放都要受牵制！
后人也许无法想像，一度时间，独臂将军余秋里和副总理谷牧，竟是周恩来在“文革”灾难中，抓国民经济建设仅有的三条胳膊。对于当时八亿人口的大国，周恩来就是这样的苦心支撑，才使我们的民族，没有陷于经济崩溃的苦海！
袁宝华：
总理向我提出来说，你这个物资部啊，给各个地方拔了五千吨铝，去做毛主席像章。毛主席不赞成，你把它收回来。我刚刚出来工作，怎么敢收回来呢？
总理他这个人就是体谅你的困难。所以，讲话的时候特别点明说，袁某人到了没有？我说，到了。他说，我让你收回五千吨铝，你为什么一直到现在迟迟不动作呀？不收回来，唯你是问。
我心里明白，这就是支持我啊。所以，会议散了以后，第二天早上，我就起草了通知，下发各个省市，一律收回。
只要是经过文化大革命那场浩劫的人都会懂得，下令收回做毛主席像章的五千吨铝将意味着什么？
没有人敢于这样做，只有周恩来去这样做，并且敢于明确宣布这样做。这在当时情况下，是多么果敢又极富智慧的举措！
王占英：
1971年9月13日，林彪乘三叉戟叛国外逃，坠毁在温都尔汗。
王颖：
“九一三”事件发生以后，总理正在福建厅东大厅这几个厅室开会。出了这件事以后，他首先想到的是主席，想到其他首长的安全。
崔守财：
当时总理几天几夜没睡觉，穿着一件睡衣，饭也吃不上，一共搞了三天，证明林彪确实坠毁在温都尔汗了，才在这地方开的香槟酒。
李德生：
林彪有一个手令，用红铅笔写的，都撕碎了。是总理叫人把它收回来，并说，你一点也不能丢掉。收回来后，总理亲自拿到家去对起来的。
圆满地解决了“九一三”林彪事件，在中华民族灾难的阴云中透出一些光亮。是他保护了一大批人才，是他避免了国民经济的崩溃，是他用病弱的身躯和钢铁的意志，顽强地支撑起。这座濒于倒塌的共和国大厦。有一首《曾经是你》的诗这样写道：
那一棵大树曾经是你，
是你高高举起的手臂，
一任枝叶披挂，顶住乌云，
挡住横来的风雨！
如今，望着满地的浓荫，
多少人怀着无限感激！
那一座大山曾经是你，
是你皱起的浓重的双眉；
无奈的日子，你以顽强的身躯，
支撑着一片天地；
如今，望着远远的山影，
谁能不由衷生出敬意！
百年恩来，十年文革，是周恩来最苦涩的时期。
他尊重毛泽东。他一方面要执行毛泽东的决策，另一方面又要借助毛泽东的支持，尽力减轻对国家造成的危害与损失。这苦涩中渗透着千言万语道不尽的难字！
难中更苦，苦中更难的，是他运用各种策略与林彪、“四人帮”进行的斗争。他清醒地认识到，只要他一天不被打倒，林彪、“四人帮”就不能为所欲为，中国人民就不致陷入更加深重的苦难之中。 ‘
但这苦中苦，累中累，难中难，同时集中在他身上，最终造成了他自身健康的灾难。
赵茂峰：周恩来秘书。
当年所谓的“二月逆流”，实际上是“四人帮”对老干部的迫害，要打倒老干部，从而引发出的忍无可忍的一种反抗。
顾明：
怀仁堂会议之后，上海把陈丕显关起来批斗。那时候谭震林就不干了。谭震林说：“阿丕是井冈山时候的小鬼嘛！”他说，“你们斗他什么？你们再这样干，我不干了。”拿着皮包就走。
周总理拍着桌子把他叫回来。
赵茂峰：
周总理说，我还没开完会呢。硬是没让他走。
谷牧：
周总理三天没有到毛主席那儿去汇报这件事，毛主席就火了。因为江青和王力他们当天就去报告了。讲的就是什么谭震林、陈毅呀，这一些人在中南海造反了。
如果没有周恩来总理这个人，文化大革命中天下不知会乱到什么程度。一方面，毛泽东主席决定的事情他要办；另一方面，在办的中间，他要迂回曲折地尽量避害就利，尽量地减轻这件事情对国家对人民造成的损失，煞费苦心啊。
当年的“二月逆流”，其实是与林彪、江青反党集团进行重大斗争的二月主流。毛泽东的火，正是来自政治野心家林彪、江青一伙的诬告。但是周恩来为了保护国家栋梁，忍辱负重，主动承担了对所谓“逆流”的重责。
张佐良：
那些日子，他在家里，趴在桌子上，老这么趴着，写呀，写了十来天，也不出来散步，也不见外宾，也不去开会，也不打乒乓球，就趴在那儿整天在写。胡子也很长，头发也不理。我们也不敢问，他的双脚肿到膝盖以上了。
半个月后，周恩来走出西花厅，在人民大会堂，心情沉重地做了一次检查。
张佐良：
那天开会，总理前前后后大概讲了将近三个小时。我觉得整个会场的气氛非常沉闷。总是觉得，怎么所有历史上的错误，他都一个人背着，怎么搞的？大家想不通。
周恩来借以揭批林彪极左路线，力图扭转文革造成的灾难局面。然而，与他的愿望相反，揭批林彪的结果，却再次转向又一场极左的政治风雨。在处理“九一三”事件中立下首功的周恩来，被推到了受批判的位置。周恩来再一次承受了任何人难以承受的苦，难以承受的难。
耿秀珍：
总理从1973年受“四人帮”迫害以后，身体就一天天地衰落下去了。
张佐良：
1974年血尿越来越重，身体拖不下去了。主要就是大量出血，不是一点点出血。每天我们计算的量，起码就几十个CC，多的时候一二百个CC。
张作文：
总理用毛笔批文件的时候，手抖啊，抖得厉害。往往那文件上就戳了很多墨点。后来，总理就想了一个办法，改用铅笔来批阅文件。
吴阶平：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周恩来医疗组组长。
他一天的生活，我们都知道，每次到了人民大会堂，夜里两点多钟才回家，回到西花厅，回到家以后呢，上床，但上床不是睡觉。
张作文：
总理回来就问，有什么紧急的事？我们就把几件紧急需要批的，第二天必须处理的文件给总理。
吴阶平：
他躺在床上，有个架子垫着，批文件、看材料，这又得两个钟头左右。可能到四点钟左右才睡觉，十点钟、十一点钟起来，到卫生间又是办公，实际上有些事情在卫生间里就处理了。
张佐良：
每次小便因为出血量太大、太快，血块凝住了，小便就出不来，所以，有的时候小便一次，他就在那个地上滚啊。
卞志强：
后来，我们一起，把这个情况跟大姐说，请总理自己向上面去争取吧。有一次大姐很心痛地跟我们讲，她说，请示了，保守治疗。我说，还要保守治疗啊？！当时我们都哭了，大姐也要流眼泪，但是忍住了。
王颖：
有一次呢，总理靠在沙发背儿上，看着天花板说：“能给我一支烟吗？”
张劲智：
我们知道，总理是从来不抽烟的，当时就给了他一支烟。
张劲智：
总理吸了两口，然后就搁那儿了，他不会吸烟。
王颖：
看着总理要烟的这个样子，我们也看得出来，他是太疲劳了，太累了。
历史不会忽略这个细节：从不吸烟的周恩来，主动要求吸一支烟。他太苦了，他太难了，他太累了。他没有说的话，这支烟替他说了。
是他努力拯救文革深重的灾难，最后导致自己身心受到严重摧残的灾难，但他始终不渝地坚守着文革之初在极端愤激情绪下道出的心声！
谷牧：
这也是当时有名的故事了，叫“五部长包围周总理”。部长们纷纷陈词了，说：这样的话，这个生产维持不住啊；生产垮了，还革什么命啊。
总理也到会场了，有人给他建议，这种会议少来参加。就在这个场合，总理讲了一番话：“我怕什么，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
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
这石破天惊的语言，是感天动地化雨化泪的心灵真言！是身心愈摧意志愈坚的钢铁真言！在中国历史上这场空前浩劫中，周恩来就是这样，忍辱负重，身心交瘁，力挽狂澜，以自己少活多少年为代价，写下了他生命中极为苦涩、因而也显示出极其辉煌的最后篇章！
九、苦涩显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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