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党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决定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会后，周恩来担任中央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书记，领导进一步开展对东北军、西北军的统战工作。接着，周恩来同东北军总司令张学良进行了直接会谈。张学良接受了我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其后，叶剑英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l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叶剑英、聂荣臻、刘志丹等红军将领名义发出《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提出：中华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愿意与任何抗日的武装队伍联合起来，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收复失地。并表示，我们愿意首先同东北军来共同实现这一主张，为全中国人民抗日的先锋。接着，李克农与中共中央北方局代表王世英分别到洛川、西安，与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谈判，达成初步协议。四月九日晚，周恩来亲赴延安城一座教堂内，与张学良就抗日救国问题举行会谈，双方达成了联合抗日的协议。
六月中旬，叶剑英同李克农等奉命去蟠龙、琉璃坡、石家砭等地，了解中央军、东北军的兵力部署、进军动态，及时向毛泽东、周恩来报告敌情。并尽一切可能，利用各种关系，向东北军一○七师、一一七师官兵进行政治宣传，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对如何防止敌军进攻瓦窑堡提出许多建议。并根据毛、周指示，进行了大量救护伤员、保障供给、修补道路等方面的工作。
从六月十五日至二十二日，一周之内，叶剑英亲笔给毛泽东、周恩来写信十四封，并派卢伟良等专人送去。这些信真实地记录了当时叶剑英辛勤工作的情形，内容涉及敌、我、友等各个方面，不仅反映了当时抗战与统战形势任务的复杂与艰巨，也反映了红军内部机构、人事和教育以及协助延安地区干部开展工作等诸多问题。对毛、周制定正确的政策起到了很好的参谋作用。
一九三六年七月下旬，为了进一步解决我党与东北军、十七路军团结抗战问题，中央委派叶剑英、朱理治等在安塞领导开展东线东北军工作。
叶剑英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很快到达安塞，并主持召开了安塞，延安两县工委负责人会议，进一步健全机构，明确任务，然后组织力量，分头调查研究，结交工作对象，积极开展各种活动。
在此期间，叶剑英给周恩来写过许多信，请示汇报工作。从七月二十八日至八月二十九日，一个月时间内，就亲笔写了十封信，派人送去。信中对东北军驻防、移防等活动情况，官佐与士兵关系，军队与百姓的关系，部队思乡抗日情绪，以及红军与东北军之间友好往来、交换枪支弹药、开展联欢活动等等，都作了详细的汇报。
周恩来见信后，总是立即答复，能解决的问题，及时给予帮助解决。如根据叶剑英的请求，周恩来派出人民剧社到安塞演出抗日剧目，发放书籍传单，对于激发东北军官兵的抗日热情起了很大作用：
叶剑英在开展东北军统战工作的同时，还积极做十七路军的统战工作，并向周恩来提出做好工作的建议。他在给周恩来的信中说：
“十七路军工作，依我所知，不能完全按照东北军工作指导原则，因该部与东北军有许多差异。”
在周恩来的具体领导下，经过叶剑英和东线工委的共同努力，延安地区的东北军、十七路军与红军不仅停止了敌对行动，而且和睦相处，互派代表，互通情报，互相帮助，变成了真正的友军。
一九三六年九月，中共中央根据张学良的要求，派叶剑英作为我党代表，秘密到达西安，同张学良进行合作抗日的谈判和联络工作。每遇重大问题，叶剑英都及时用电台向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汇报情况，并得到他们的指示。
在西安，叶剑英果然不负毛泽东、周恩来之重托，通过张学良向蒋介石转达了我党提出的《国共两党抗日救亡协定》。经过谈判，张学良帮助红军解决了部分棉衣、经费等问题，一次就借给红军十万块银元。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变发生，周恩来率叶剑英等人作为我党代表，在西安同张学良、杨虎城一道，与蒋介石、宋子文、宋美龄等谈判，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蒋介石回到南京以后，背信弃义，采取政治欺骗、军事压迫的办法，妄图搞垮红军和东北军、十七路军联合抗日的统一战线。内战又面临一触即发之势。周恩来、叶剑英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坚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同东北军、十七路军高级将领协商，发表通电，抗议南京政府扣押张学良和企图重新挑起内战的阴谋。同时与杨虎城一起制定了有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参加的联合作战方案，以对付国民党中央亲日派“讨逆军”的进攻。接着，周恩来、叶剑英为解决东北军内部的战与和两派的尖锐矛盾，冒着危险，多方奔走，调解矛盾，避免分裂，并主动接受、帮助处境十分困难的杨虎城将军处理各种棘手问题。周恩来离开西安以后，叶剑英留在西安，担任联络任务，继续为使西安和南京达成和解的协议，创造条件，贡献力量。
那是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初，蒋介石带领大批随从，杀气腾腾地来到西安，西安形势顿时紧张，一片黑云压城的气氛。叶剑英根据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精神，携带张学良送给红军的十万块大洋，悄然离开西安，回到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
担任中革军委委员和中国红军副总参谋长的叶剑英回到延安后，毛泽东立即召开有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等中央领导同志参加的会议，听取叶剑英汇报西安情况。会议进行过程中，机要秘书送来张学良发来的电报。电报中说，形势十分危急，请叶先生即来西安，共商大汁。会议没有开完，毛泽东、周恩来决定让叶剑英马上返回西安，并嘱咐他把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带去，通过张学良的关系，送王到新疆转赴苏联治病。
叶剑英一行衔命而动，立即动身去西安。他们走了三天，当到达苏区和东北军防区交界处时，却没有找到接头的人。叶剑英立即发电报向中央问询情况，中央回电说：西安发生了事变，张、杨在临潼扣留了蒋介石。中央决定派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为中共代表赴西安，已请周恩来先去。你们即刻去延安城、张将派飞机来接。
于是，叶剑英一行掉转马头，迎着黄沙朔风，快马加鞭，北返延安，坐上张学良派来的飞机赶往西安。
叶剑英到西安以后，才了解到西安事变的详细情形。
原来，十二月十二日凌晨，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在多次向蒋介石进谏，最后“哭谏”无效，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为了使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抗日救国，毅然实行“兵谏”，在临潼华清池扣留蒋介石，同时在西安拘禁了一批国民党军政大员。
张、杨发动西安事变后，通电全国，提出了抗日救国的八项政治主张，并宣布成立抗日联军临时西安军事委员会，张、杨分别担任正副主任委员，事变当夜，张学良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不顾一切，今已将蒋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
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立即紧急商讨对策，经过反复研究，确定采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毛泽东、周恩来等应张学良的请求，即复电张学良，表示对张、杨全力予以支持，拟派周恩来等到张处协商大计，并向张、杨提议调整防务，配合他们粉碎国民党“讨伐派”的武装进攻。随后，中共中央以红军高级将领名义给南京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两次发出通电，表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
西安事变，如同平地一声惊雷。华清池的枪声，不仅震惊了中国，也震惊了世界。
事变发生后，在中国和全世界都激起了不同反响。中国人民大众拍手叫好，国民党南京政府一片混乱。亲日派头子何应钦急于取代蒋介石的地位，极力主张“讨伐”张、杨，炸平西安，欲置蒋介石于死地。日本帝国主义则欲加剧中国的分裂，扩大内战，以便独占中国，极力支持何应钦的行动，与此相反，以宋美龄、宋子文为首的亲英、美派，力主用和平方式营救蒋介石，反对“讨伐”。
错综复杂的形势，使周恩来、叶剑英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十二月十七日，中共代表周恩来等一行乘张学良所派专机抵达西安，当晚立即与张学良会晤，谈到深夜，次日上午又拜会杨虎城，紧张地展开了各方面的工作，很快，叶剑英到达西安，立即协助周恩来进行工作。根据分工，周恩来侧重于政治方面，负责上层统战和群众团体工作；秦邦宪侧重于中共组织内部工作；叶剑英侧重于军事方面工作。
南京方面由于何应钦的操纵，剑拔弩张，随时准备“讨伐”西安，内战一触即发。张学良、杨虎城不但政治上需要共产党的指导，军事上也需要共产党帮助筹划。张学良经过与叶剑英的接触，十分钦佩叶剑英的军事才华，他对周恩来说：
“周副主席，有件事想跟你商量，我想向你借一个人。”
“借一个人？你们、我们，都是一家人，只要能给，我都借给。”周恩来爽朗地答道。张学良正式提出：
“我想请叶剑英出任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的参谋长。”
周恩来先是一惊，继而是喜，这充分说明了张学良联合抗日的诚意，于是马上回答说：
“这件事我个人表示同意，不过我个人不能做主，还要请示中央。”
接着，周恩来为此专电报告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叶剑英以参谋长身份参加西北联军参谋团，与东北军、十七路军将领一起制定了抵抗亲日派“讨逆军”的作战计划和军事部署。同时他还积极参加谈判和其他工作。
这期间，南京方面在弄清了张学良、杨虎城和中国共产党无意加害蒋介石而希望和平解决这次事变的态度后，于二十二日派宋子文、宋美龄到西安谈判。从二十三日起，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和张、杨一起参加谈判，并首先提出停战及改组南京政府的六项主张。经过两天的谈判，同宋子文、宋美龄最后达成改组国民党和国民党政府、驱逐亲日派、释放上海爱国领袖和一切政治犯、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等条件。二十四日晚，周恩来会见蒋介石，蒋当面表示同意谈判协定的六项条件，并表示他回南京后，周可去南京直接谈判。
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过程中，叶剑英协助周恩来日夜奔忙。他会见了各方面人士，同他们进行座谈，听取意见。他还采取出席报告会、个别出访等形式，进行统战工作，并将遇到的问题和解决意见及时向周恩来和中央请示报告。
十二月二十三日，叶剑英致电中央，报告说，各方人士对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有怀疑，主要问题是：共产党能否真正放弃阶级革命，改取“社会民主制”？红军能否取消，归中央改编，听从命令？今后能否割断同莫斯科或第三国际的关系？最近的政治主张是什么？党中央认为，叶剑英反映的问题带有普遍性，中央立即电复叶剑英，要求进一步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叶剑英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广泛向各方人士进行解释，消除误解，扩大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
就在西安事变即将和平解决的最后关头，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
十二月二十五日，张学良没有同周恩来、叶剑英等商量，就放走蒋介石，并亲自陪同蒋介石乘飞机经洛阳飞回南京。此事在西安立即掀起了轩然大波。叶剑英后来回忆此事，曾这样说道：
“后来张学良出了个岔子。他说抓是我抓的，放我亲自送。张学良亲自乘飞机送蒋介石到洛阳。张学良想当个梁山英雄，他不晓得蒋介石的立场顽固得很。张学良刚一出门，孙铭九就向周恩来和我报告：副司令走了，送蒋先生回洛阳。我们说，不行，你马上坐汽车把他请回来！待他坐汽车到机场，飞机已升空了。结果，蒋介石一到洛阳，就把张学良扣留起来了。”
叶剑英对张学良送蒋之行，十分惋惜，一直关心他的处境，张学良也很珍视与叶剑英的患难之交。若干年后，他在美国见到吕正操，表示很怀念老朋友“叶参座”。
周恩来、叶剑英等人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极为愤慨。他们通宵达旦地分析形势，研究对策。同杨虎城、王以哲等东北军，十七路军高级将领协商，确定由杨虎城领衔，于一九三七年一月五日发表了一份措辞严厉的通电，强烈抗议蒋介石扣押张学良将军的行径，揭露蒋介石重新挑起内战的阴谋。
在此期间，叶剑英尽力协助周恩来奔走于国民党留守西安人员和东北军。西北军之间，艰苦工作，维护团结，稳定局势。
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钱大钧在事变时负伤，此时住在西安养伤。叶剑英陪同周恩来特意去看望了钱大钧。接着，周、叶又去邵力子（事变前任陕西省主席，事变时也被张、杨拘留）家里走访，表示慰问。他们向钱、邵俩人转达了中共中央对和平解决事变后的期望。希望钱、邵俩人以大局为重，说服留守西安的国民党大员，坚持团结，抗战救国。同时，又劝说杨虎城派人到南京、奉化与蒋介石会谈。
张学良被蒋介石扣留后，东北军、西北军内部在战与和的问题上产生了尖锐分歧。受命于张学良代理指挥东北军的杨虎城，在外有重兵压境，内有和战之争的情况下，处境越来越困难。这时，叶剑英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主动接近杨虎城，帮助他出谋划策，处理各种棘手问题。
为了防止“战祸起于萧墙之内”，周恩来指示叶剑英，要他多同东北军、十七路军的主战、主和两派交谈，开导他们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认清形势和前途。
但是，坚持同中央军交战的“少壮”派继续闹腾，有人竟扬言：“向叶参谋长来个兵谏！”l月二十七日晚间，张学良的卫队长孙铭九带人找到周恩来、叶剑英，在他们面前长跪不起，哭着要求红军出兵帮助他们打仗，救张学良将军回来。周恩来、叶剑英反复劝说也不听。
面对错综复杂的形势，为防意外，周恩来决定将共产党派到西安工作的大多数人转移到三原红军驻地。叶剑英则留下来，陪同周恩来继续奔走于各方，耐心工作，平息风波。
一九三七年一月三十日，天空乌云密布，雪花纷纷扬扬飘洒着。这时是西北高原最为寒冷的季节。
冒着严寒，叶剑英陪同周恩来乘车到三原云阳镇红军司令部，同张闻天、彭德怀、任弼时、杨尚昆、左权等开紧急会议，反复讨论是否帮助东北军出兵与中央军打仗问题。会后，周、博、彭、任等联名致电毛泽东、朱德、张国焘等，提出两个解决问题的方案。大家认为，这一仗本来是不该打的，但是考虑到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是我们的朋友，只要他们两方意见一致，红军可以暂时保留自己的意见而支持他们的主张，配合他们一起打。
当晚，周恩来、叶剑英不顾疲劳，又驱车赶回西安，分别将这个决定告知杨虎城，东北军将领和少壮派军官。他们听后都感到高兴。接着，叶剑英同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参谋长一起具体地研究了军事部署和作战计划。
然而。东北军中主战的“少壮派”和主和的“元老派”意见仍不一致。在“少壮派”提议下，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团以上军官在渭南东源张家堡召开军事会议。叶剑英也接到了邀请。他请示周恩来，周恩来立即指示：
“去，宣传我们的主张，团结他们，也做他们之间团结的工作。”
叶剑英立即赶赴渭南，出席会议并在会上发表讲话，他说：
“我们大家应该团结起来，加强‘三位一体’，巩固统一战线，争取张将军早日返回，共同抗日，收复失地，使我们祖国能够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强大的国家。”
杨虎城也在会上讲了话。
在他们讲话之后，和、战两派仍然争论不休。争到最后，形成如下决议：在张学良未回以前，坚决不撤兵；中央军如再进逼，不借决一死战。到会的四十余名军官在决议上签了字。一月三十一日晚上，在西安粉巷王以哲家里又召开三方最高军事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周恩来、叶剑英再三说服，最后做出宜和不宜战、促进和谈成功的决定，并决定派代表李志刚赴潼关与中央军代表在和谈文件上签字。
然而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等少数人仍然坚持主战意见。二月二日上午，“少壮派”突然下手，闯人工以哲家中，开枪打死了主和派王以哲。“二·二”事件，严重地破坏了东北军的内部团结，破坏了西安与南京谈判和营救张学良的行动。
爱国将领王以哲被害，激起了东北军广大官兵的愤慨。西安城内谣言四起，到处笼罩着恐怖气氛，东北军内部的武力冲突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为了平息风波，制止事态扩大，周恩来亲自到王以哲家吊唁，帮助处理善后。同时，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叶剑英立即派刘澜波到渭南，向驻防前线的东北军将领说明“事件”的经过，宣传中共中央反过“二·二”事件的态度，继续维护“三位一体”，坚决贯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
接着，周恩来、叶剑英等人经过研究，派刘鼎护送孙铭九、应德田等几个肇事者到三原云阳镇红军驻地，再转往平津，避免，”东北军内部报仇性的互相残杀。
这一段工作，异常紧张和危险，稍有不慎就会使西安事变的成果毁于一旦。西安事变后，叶剑英协助周恩来在军事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因为他过去在国民党中是知名人士，对西安方面也比较熟悉，在军事、情报这方面也很内行。周恩来对叶剑英也非常信任，有关军事方面的问题，一般放手让叶剑英处理。
经过周恩来、叶剑英等人的努力工作和有力斡旋，西安方面在“二·二”事件后不久，终于同南京方面达成了避免武装冲突的协议。
在西安市新城北门外，有一处名为七贤庄的地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我党为了争取千百万群众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这里建立了第一个公开的办事机构“红军联络处”。这里的房子，原是德国医生海伯特开办的牙科医院。海伯特是德国共产党党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被希特勒法西斯驱逐出境。他受德国共产党派遣，到上海帮助我党进行工作。后来，为了解决陕北红军的医疗器材和药品供应，他便在西安七贤庄一号开设了牙科医院，掩护我党的地下活动。西安事变那一天，海伯特外出，不幸被流弹击中，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此后，根据党中央指示，叶剑英领导李涛等人，正式在这里建立联络处，开展统战工作。
一天，叶剑英意外地收到一封信，皱皱巴巴的信封上，写着“叶剑英收”几个字，寄信人地址只写了“本市”的字样。是谁写来的？叶剑英急忙拆开信看起来。
看着看着，叶剑英的脸色变得严峻了。原来，信是黄鹄显写来的。黄鹄显是红四方面军三十军参谋长，红军西路军过黄河后，作战失利被俘，国民党当局把他秘密关进了西安的监狱。一同被关押的还有三十多名红军营以上干部。有一天，在监狱站岗的一名士兵偷偷对黄鹄显说：
“现在国民党和共产党谈判了，西安市有红军的联络处，你们的周恩来、叶剑英先生都在那里。”
黄鹄显闻听十分高兴，通过做工作，那个士兵答应把黄鹄显写的信放入邮政信箱里。就这样，黄鹄显的信终于寄到了叶剑英手中。
我党这时也正在到处寻找西路军作战失散的同志，黄鹄显的信是一条非常重要的线索。叶剑英立即向周恩来作了汇报。经过研究，他们派联络处秘书孔石泉，按照信封上的地址，以探监的形式到达监狱，从黄鹄显那里将三十多人的名单拿到了手。
周恩来、叶剑英拿到这份名单，即找到国民党当局进行交涉，希望他们以团结抗日的大局为重，把这些红军干部放出来。经过几次谈判，对方迫于形势和各方面的压力，终于同意放人。当黄鹄显等三十多位同志从监狱出来，到达七贤庄红军联络处时，周恩来、叶剑英亲自迎接。劫后相逢，大家都禁不住热泪盈眶。
四、西安，纵横捭阖助周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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