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的“四一·二”政变以后，已担任新编第二师师长的叶剑英通电反蒋后，来到了武汉。
当时，叶剑英在武汉还有两位老相识，一个是邓演达，一个是张发奎。邓演达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主持武汉三十多万人的群众大会，声讨蒋介石，积极开展反蒋斗争。蒋介石派人拉拢不成，就通电解散邓演达为主任的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邓演达毫不理睬，继续坚持反蒋斗争。
张发奎在参加北伐后，困战绩卓著，升任被称为“铁军”的第四军军长。此刻他正踌躇满志，到处网罗人才。他听说叶剑英来到武汉，就邀请叶剑英来四军军部，留在自己的身边工作。
不久，叶剑英被正式任命为第四军参谋长。
叶剑英在第四军军部这一段时间，进一步受到进步的思想影响。四军里的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比较多，政治工作比较活跃。在这种环境下，叶剑英对时局有了新的认识。他看到了汪精卫这些人已经越来越走向反动，国民党官僚只谋一己私利，腐化堕落。只有共产党人大公无私，真心实意地为工农大众谋福利，能够救中国，把革命进行到底。因此，他更加坚定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决心。然而，此时此刻，在一片白色恐怖中加入共产党，显然要冒很大风险。“道路艰险何所惧，只身偏向虎山行。”尽管前进道路上布满荆棘，这条救国救民的道路，叶剑英是决心走定了。
此时此刻，黑云压城，到处是腥风血雨，全国和武汉的形势，错综复杂，到哪里去找共产党呢，有些公开的共产党人并不熟悉，又多隐蔽起来，一时找不到；即使找得到党，党又能够吸收曾是蒋介石嫡系的高级军官吗？自己过去申请入党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被搁置起来，现在再要求入党会不会如愿呢？叶剑英困惑着，思索着。
当时，武汉有股出国留学风。不少革命者都想留学苏联，或到其他国家去。叶剑英也想到列宁的故乡去探求共产主义。听说邓演达同苏联大使馆有联系，便去找他帮忙。
邓演达对叶剑英虽然抱有好感，表示赞成叶出洋。但他考虑到形势复杂，要自己出面介绍，比较为难。因此，邓演达没有答应介绍叶剑英去苏联。
叶剑英又找到他们熟识的共产党员李世安。他把自己渴望入党的要求和几年来在找党、入党问题上遇到的波折和苦恼都告诉了李世安，希望李世安能想办法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李世安此时在武汉市公安局当秘书主任，以这个公开身份做掩护，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他了解叶剑英的过去，也了解叶剑英的现在。他从在第四军的中共党员、广东同乡柯麟、李文一等人那里早已听说过叶剑英的政治表现和革命志向，知道他曾多次表示过要跟随共产党革命到底的愿望。
李世安紧握着叶剑英的双手，动情地说：
“现在，革命正处于低潮。有些意志薄弱的共产党人，畏缩了，甚至叛变了。而你却在这样的时候要求加入共产党，同党共患难，这表明你是一位对党的理想具有坚定信仰的真正革命者，我个人非常欢迎你入党，我一定把你的要求报告给党组织。”
当然，李世安心里也明白，像叶剑英这样的国民党高级军官，即或是已经通电反蒋，但要在基层党组织讨论他的入党问题，还可能发生波折。于是，他想到了与叶剑英早已熟识的周恩来。周恩来是中共中央领导人，水平高，办事讲求实际，此时正在武汉，他便带着叶剑英的热忱希望，秘密找到周恩来向他汇报了这件事。
周恩来一听说叶剑英在党十分困难的时候要求加入党，当然十分高兴，回忆起自己同叶剑英这位年轻将领的交往，回忆起叶剑英的进步思想和英勇善战，当即肯定地说：
“叶剑英的底子我知道，应当欢迎他入党。”
就这样，又过了一段时间，一九二七年七月上旬，经周恩来同意，中共中央批准，叶剑英为中共正式党员。为了保密和特殊工作的需要，党组织暂时不要他和其他党员进行联系，只让他与李世安等少数党员保持接触。
当李世安向叶剑英传达了经周恩来同意、中共中央批准，他已经成为中共正式党员的决定后，叶剑英激动地握着李世安的手，坚定地点了点头。
他感谢李世安对自己的信任，为他入党的事直接向中共领导汇报；更感谢周恩来，能够知人识人，接纳他这位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加入中国共产党。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叶剑英从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的时候起，就在漫长的道路上不断地追求和探索。现在，他终于光荣地加入了共产党，实现了从一位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转变。他眼前展开了一条既艰难曲折又充满希望和光明的大道，他决心沿着这条大道为人民大众的解放事业和国家富强英勇拼搏，奋斗终生。
二、“叶剑英的底子我知道，应当欢迎他入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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