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六年底至一九三七年春,徐向前奉命率部西征。由于种种原因,西征失败。徐向前经过一个月的艰苦奔波,于四月下旬的一天,在一个叫小屯的地方,遇上了带侦察分队执行任务的红四军参谋长耿飙,被迎到了司令部。
一九三七年四月三十日,刘伯承派人把徐向前接到援西军总部镇原。老战友相见,悲喜交集。任弼时、张浩和杨奇清等也都赶来了,大家就像庆贺打了胜仗一样,欢迎徐向前的归来。当天,刘伯承向中央军委发了电报:“我们的徐向前同志已于今日十九时到达援西军司令部。”同时电告了彭德怀和周恩来。
五月二十日,周恩来从西安专程赶到云阳看望徐向前。这时周恩来已经剃去了长胡须,显得神采飞扬,格外年轻。徐向前和周恩来从一九二四年在黄埔军校相识,十多年来几次相聚又分别。这次见面,分外亲切,周恩来对徐向前嘘寒问暖,照顾得无微不至。接着是互相就形势问题进行长谈。徐向前关心大局,谈话的主题是西安事变后的局势发展,是抗日民族战争的前途与战略。
徐向前急于去延安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汇报,因牙疾发作,周恩来和彭德怀、任弼时都让他到西安去治疗。于是便随周恩来一起去了西安。
临行前,他把身上带的十多个金戒指交给了彭德怀,说:
“这是从石窝下山时,组织分给我做路费用的,路上只用了两个,剩下这些,我用不着了,全部缴公。”
在西安,徐向前住在红军驻西安联络处。这个联络处,是西安事变发生不久设立的,在北新街七贤庄一号院。林伯渠、谢觉哉都在这里。他们和周恩来一样,也都十分关心徐向前和西路军失散人员的命运,想方设法营救被俘的指战员。在联络处,徐向前还见到了陈赓和宣侠父。
在徐向前到西安之前,他的消息一直没有对外公开,为的是要国民党允许红军派部队到黄河沿岸接回徐向前、陈昌浩和他们率领的部队。徐向前到西安时,国并合作已有了新的进展。五月间,国共双方组织了一个考察团,红军参谋长叶剑英和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顾祝同(又是重庆行营主任兼西安行营主任)为负责人,准备到陕北、陇东红军驻地考察。借这个机会,周恩来安排徐向前参加考察团,成为二十八个成员之一,以便公开露面,并利用黄埔生在国民党军界受重视的条件,做抗日统战工作。
消息一公开,立即震动了国民党各界,顾祝同抢先会见并宴请了徐向前。在黄埔军校时,徐向前是第一期第一队的学员,顾祝同是教官。他讲课不大受欢迎,曾有一次发生过被学生轰下讲台的事。当时徐向前就在场。这次见面,徐向前避而不提黄埔军校的注事,而把话题转到抗日上,问:
“顾主任对抗战有何打算?”
顾祝同抬起头,看看徐向前,说:
“我想先听听徐将军的高见。”
徐向前语调平和地说:
“我没什么高见。当今之大计,莫过于民族独立;实现民族独立,莫过于民族团结;若要民族团结,首先国共两党要真诚合作。”
徐向前停了一下,又说:
“我赞成国共合作,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要把民众发动起来,让全国人民都投入到抗战中去,胜利就一定是我们的!”
徐向前有点激动,到后来声音高了一点。可是顾祝同听到“拥护蒋委员长”这几个字时,眼睛里闪出了一道光;当听到“要把民众发动起来”时却神情黯然。徐向前后来说,他们就是对群众不感兴趣,你一讲发动群众,他就听不进去。国民党输给共产党就是因为他们脱离了人民,失掉了群众。
徐向前在西安公开露面之后,没有随考察团去考察,在治好了牙病后,于六月十八日同周恩来一道飞向延安。
行前,周恩来安排了两架国民党军队的教练机。这种飞机,一架只能搭乘一人。周恩来乘坐的一架先起飞;徐向前乘坐的一架后起飞。飞机在巨大的轰鸣声中拔地而起。起飞不久,周恩来坐的前面那架就没了影儿,前后失去了联络。徐向前是第一次坐飞机,舱内发动机的轰鸣声很大,驾驶员问他活,他完全听不清,结果,驾驶员写了个条子问:“我们飞到了什么地方?”这可把徐向前问住了。他没到过陕北,说不清到了什么地方。过了一会儿,看到下面有一条河,他判断可能是洛河,就让驾驶员顺河而上,没多长时间,看到一个飞机场,正是延安。他们于上午十一时三十分从西安起飞,下午三时才到,在空中转了三个半小时。
徐向前一走下飞机,忙问周副主席到了没有,接的入说还没有到,徐向前不禁大吃一惊,说:“这下可糟了!”因为他已经领教过了,驾驶员辨别航向的能力太差。这时接机的人也着急起来,担心周副主席出事。徐向前进到延安城里,立即又打听周恩来的情况,这时才有电报来,说周恩来乘的那架飞机迷失方向,油不够,又转回西安去了。
直到这时,徐向前悬着的心才算放了下来。
二、徐向前大难不死归来,周恩来远道百里迎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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