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认为只有依靠周恩来和支持周恩来，才能稳定局势，维持整个国家生活的继续运转。周恩来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美国学者弗雷德里克·C·秦韦斯曾说过这样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恩来从来没有直接反对过毛泽东，但他利用了毛泽东讲话前后矛盾的特点以及毛对局势控制能力的下降来推行自己的方针。也有可能是周恩来利用得到的机会试图制定一个完全不同于毛泽东的发展规划。就毛泽东而言，他之所以看到了令人不愉快的政策而没有公开批判周恩来是因为他顾忌这种批判将导致的政治后果。而且他在某种程度上也同意周恩来的一些做法，也许还有感谢周恩来这些年来对他的忠诚和服务这样的因素。”〔1〕
这段话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和周恩来之间的微妙关系。
一九六六年。
正当中国人民高歌猛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灾难猝然降临了。
整个中国陷入空前的浩劫之中。民主被践踏，法制遭破坏，人身受侮辱，权利被剥夺。祸国殃民的林彪、“四人帮”一伙制造了一个又一个反革命事件，揪斗了一批又一批干部和群众，打倒之声不绝于耳，打砸抢之风比比皆是。众多开国元勋受到迫害，成批知识分子横遭凌辱，千千万万人受到摧残……
历史在这里停滞了，倒退了，沉思了。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发展的巅峰，也是它的尽头。新中国成立后，他一直都在孜孜不倦地探索中国富强之路。问题在于，他所追求的是“公正、平等、纯洁”的理想社会。从反右派斗争直到“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以举世敬畏的权威，无比雄浑的气魄，浪漫主义的气质，发动了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斗争锋芒所向披靡。
毛泽东过分迷信革命，迷信阶级斗争，迷信群众运动，迷信过去的战争经验，以及迷信自己的魅力和控制力，以为以此可以扫荡一切前进中的障碍。另外，他异乎寻常的自信，“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因此，他决意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希望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由“天下不乱”达到“天下大治”。毛泽东本人并不希望局势动乱到失控的地步，因为这并不符合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本意。在觉察到林彪、江青等人总是竭力把自己的想法推向极端，唯恐天下不乱的情况下，毛泽东认为只有依靠和支持周恩来，才能稳定局势，维持整个国家生活的继续运转。为此，他曾几次出面干预制止林彪、江青等人阴谋陷害进而打倒周恩来的企图，并且在稳定局势、不能放松生产、对一些老干部的保护等问题上，支持周恩来的工作。他曾对人反复说过：“没有总理，我们怎么治理国家呢？根本办不到。他是个大管家。”
对于这场来势凶猛的“文化大革命”，周恩来如同其他党中央领导人一样，思想上是缺乏充分准备的。他是在正风尘仆仆地忙于推动北方八省区抗旱和领导邢台抗震救灾的紧张工作时，被卷入这场政治风暴中心的。对于这种自上而下地鼓动、纵容群众起来“造反”，有意造成“天下大乱”的作法，周恩来是很不理解的。用他自己日后曾在不同场合不止一次讲过的话说，是“连做梦也没有想到”。如在一九六六年十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他就在一次讲话中用“方兴未艾，欲罢不能”来概括运动的形势，并且百感交集地说：“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么大的局面”，“这么一想就不寒而栗”。在两年之后，即一九六八年九月，他在接见首都工人、解放军宣传队时还表示，在同志们面前，应该说老实话，我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也是很不理解的，没想到今天这样的局面。甚至在临终前，素来不爱发火的周恩来躺在病榻上，怒气冲冲地提起“文化大革命”是“大热天起鸡皮疙瘩，真令人难以想象。”〔2〕
当然，周恩来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解和认识，不能不受到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在“文化大革命”这一历史过程的本质尚未充分暴露，并且被罩有种种神圣而虚幻的光环的情况下，周恩来如同绝大多数人一样，在一开始怀着真诚的愿望，努力从好的前途去理解“文化大革命”，希望通过它能够真正克服和消除党和国家肌体上确实存在的某些弊端和阴暗面，以保证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
但是，周恩来的这一想法和毛泽东试图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设想，同后来运动的实际发展相差甚远。这种思想与现实的尖锐冲突，不能不使得周恩来和毛泽东都陷入一种极大的困境之中。因此，在“文化大革命”发动以后举行的一系列重大会议上，周恩来总是只能检讨自己的思想“跟不上”，“犯了错误”。如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他就检查了自己总是“按照老的办法，旧脑筋对待新革命、新运动”，并表示要以“一种热情投身到战斗中去”。他在同年十月中央会议上发言说：十一中全会以后，我努力紧跟毛主席，但“有时仍有掉队之虞”，但我有一个信心和认识，知过必改，努力赶上。这些都生动地反映了周恩来对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努力想加以理解，而又感到无法理解的内心矛盾。毛泽东在“文革”发动一年多之后，曾坦率地对聂荣臻等说：“你们把‘文革’称为动乱，你们这样讲，也许是对的。我与你们一样，也没有思想准备。”毛泽东原预料“动乱”，或“天下大乱”将持续数月最长乃至一年就达到“天下大治”。但他也没有料到自己亲自发动的这场“大革命”会失控。在毛泽东看来，事物的矛盾是永恒的，而对立双方之间的平衡是暂时的。不平衡是宇宙中的正常现象。毛泽东确信刘少奇、邓小平所控制的党的机构不再代表人民，它已蜕化为官僚主义特权阶层。只有通过发动一场“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才能获得新生，才能使共产党重新焕发青春。毛泽东的确有魅力，大家都跟着他走了。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越来越清楚地显现出来。周恩来也感到困惑不解。当时摆在周恩来面前的可以有三种选择：
一是远事避祸，洁身自好。如果单从个人角度来讲，这不失为一条上策。但是，从青年时代起就矢志报国，在邃密群科中探索救国真理，最后认定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挽救国家危亡的周恩来，在党和国家遭受严重危难关头，又怎么会考虑个人的安危荣辱呢？
二是公开反对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其结果是什么呢？那只能是同毛泽东决裂，然后被打倒。同毛泽东决裂，这对周恩来而言是不可能的，当矛盾还没有发展到公开破裂的地步时，他更多考虑的是安定团结，是政治影响。如被打倒，在当时于事无补。而且我们国家当时处在那样困难和混乱的情况中，国家经济生活的维持、外交的联系、一些极端混乱状况的排除、甚至哪里没有煤了需要煤、哪里交通断了需要疏通，全得需要他在那里硬顶着。对党和国家民族的命运怀有那样强烈的责任感的周恩来，怎么可能不顾一切地任意采取行动？如果从个人来讲，他这样坚持图什么？他没有野心当“一把手”，这谁都承认。正如中外人士所评论的那样：“周用长远的眼光看问题。他不争权夺利。他从不向毛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挑战。有一天动乱结束，依然在位，他会使一切都完好如初。”
第三种选择是坚守自己的岗位，与党和人民共命运同呼吸，尽自己所能来挽救危局。要做到这些谈何容易？这要表示支持“文化大革命”，有时得违心地说一些话和做一些事，这是一般人难以做到的。周恩来毅然选择了这条路，这种选择对他来说也许是一种最苦的选择：忍辱负重，力挽狂澜，尽可能在“动乱”中减少国家和人民的损失，另外在有可能的情况下，一步步地把被打倒的老干部扶起来，把五年计划重新制定起来，规章制度恢复起来，到最后重新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目标，并为以后纠正错误创造条件。只要能把党和国家从“文化大革命”这场看来难以避免的灾难中拯救出来，即使自己赴汤蹈火，出生入死，也在所不辞。一九六六年十二月间，他在与并肩战斗了几十年的老战友李富春的一次交谈中，倾吐了内心深处的这一信念：“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在‘文革’中我只有八个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正是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忍辱负重，苦撑危局的内心动力之所在！
在历史的悲剧面前，周恩来还能说什么呢？
据回忆：一九七五年周恩来手术后，曾在他身边工作的警卫员乔金旺去医院探望。周恩来从乔的眼神里看到了自己的变化，第一句话就是：“老乔啊，‘文化大革命’把我累垮了！”
由于“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的，周恩来从来没有说过一个“不”字，唯独这一次，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感觉到周恩来把心底郁闷的想法和情绪流泄出一些。他的声调是低沉而幽怨的，这时乔金旺眼圈一红，泪水差点溅出来。他喉咙哽咽地叫一声：“总理……”
周恩来凄凉地说：“以后你们就不要再叫我‘总理’了，我躺在这里已经不能再为国家为人民工作了，听你们叫我总理总理的，我心里难受……不做事了，不能叫总理了。”在中国历史上当宰相时间最长的是郭子仪，他在任二十四年。周恩来是超过郭子仪的中国历史担任“宰相”时间最长的一个，他任职时间长达二十七年之多。
周恩来以自己生命历程中最后十年的全部行动实践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诺言。许多国际友人都说他是“世界上最忙的人”。特别是在“文革”的动乱岁月，他夜以继日地工作，忘我地、不知疲倦地为党和人民操劳。当工作人员劝他适当注意休息时，他总是说：“我是总理，就得什么事都要管呵！管不好怎么向党、向人民交代！”
陈云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没有周恩来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这是对周恩来在“文革”期间所起作用的高度评价。这里应当指出的是，周恩来苦撑危局所作的努力，有许多是得到毛泽东支持和默许的。
一月夺权以后，各地区、各部门对干部的迫害愈演愈烈。针对这一情况，周恩来与李富春、陈毅、李先念、谭震林等同志紧急商量后，提出名单，报告毛泽东批准，让廖承志、王震、余秋里、谷牧、方毅、姚依林等二三十位国务院各部委的部长轮流住进中南海，并且把一些大区书记和省、市委书记接到北京，煞费苦心地安置在可靠的地方加以保护。当“二月抗争”不幸夭折后，周恩来不顾林彪、江青一伙指责自己是“二月逆流总后台”的困难处境，尽力保护这些受到错误批判的老帅们。其中对陈毅的保护则是人所共知、感人至深的。当陈毅逝世后，周恩来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穿着睡衣亲自参加了陈毅的追悼会，他用手抚摸着周恩来以他的名义送的花圈说：“恩来，你事事操心。”在休息室里接见陈毅夫人张茜时，说“陈毅是个好同志。要是林彪的阴谋搞成了，是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的。”并表示：邓小平的性质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在场的周恩来听了十分高兴，暗示陈毅的子女们想办法把这个意思传出去。一年后，征得毛泽东的同意，周恩来经过大量细致的工作，疏通各方面的关系，邓小平终于从江西回到北京。根据毛泽东建议，中共中央决定恢复了邓小平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此外，当周恩来得知谭震林在桂林期间不慎摔伤了骨头，便委托韦国清加以照顾，帮他治好骨伤。一九七二年十二月毛泽东问及谭震林的近况后，周恩来又当即写信给当时主管这一工作的负责人，说谭震林是好同志，“当时大闹怀仁堂是林彪故意造成打倒一批老同志的局势所激成的”，“应该让他回来”。在他的督促下，谭震林不久便回到了北京。
在对待党的领袖问题上，周恩来采取了分析的态度。对于毛泽东在当时的任何正确意见或曾在历史上提出过的正确思想，他总是坚决贯彻落实，并且尽可能加以发挥。收入《周恩来选集》下卷的《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和《废除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例子。又如，毛泽东在一九六六年十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抓革命，促生产”的思想后，周恩来立即把它作为自己手中与林彪、江青一伙煽动“停产闹革命”进行斗争的有力武器，以至这一口号在广大群众的心目中已经成为“抓生产”的同义语了。
在对待毛泽东的“左”倾错误思想上，周恩来总是根据自己的认识，在尽可能的限度内表明看法，提出建议；或是尽可能从积极的方面加以解释和引导。如一九六六年十月，毛泽东提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周恩来不同意这一提法。为此，他专门找毛泽东，表明自己的看法，说党内历来提路线问题，都是说“左”倾右倾，并没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的提法，这样提合适吗？当毛泽东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后，周恩来保留了自己的意见。而在以后多次接见群众代表的讲话中反复强调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是认识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能做到这一点，也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徐帅在回顾“文革”历史时曾说过：那时搞造反夺权，批斗老干部非常激烈。不过，我们都不能向毛主席讲。在毛主席的威严之下，谁也没办法！当一九六六年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炮打司令部”后，一些红卫兵到处套用这一提法而“炮轰一切”，冲击各地的党政领导机关时，周恩来又苦口婆心地做红卫兵的工作，反复强调这样的观点：“不能把炮打司令部认为是毛主席号召打所有的党政机关”，“不能乱打一通，不能对一切司令部都炮轰”，“并不是所有的党政领导都是走资派。如果那样看，把党中央放到哪里？这样看法，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不是落空了吗？”
周恩来还在毛泽东的支持下，挫败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的阴谋。一九七○年，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反党集团妄图抢班夺权，周恩来在毛泽东领导下，同林彪一伙进行了坚决斗争。一九七一年，林彪阴谋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未遂，于九月十三日仓惶出逃，叛国投敌。当飞机飞越中蒙边境，周恩来把消息告诉毛泽东后，毛泽东把手一挥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周恩来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以卓越的胆识和智慧，迅速、果断地处理了“九一三”事件。林彪折戟沉沙事件，使毛泽东遭受到巨大的精神打击，强烈地震撼着毛泽东不容质疑的权威和尊严，心灵的重创导致强壮体魄的迅速瓦解，毛泽东在游泳池住宅里，突然晕倒。巨大的身躯像一堵坚固的墙突然轰然倒塌……砸懵了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红润、健壮、目光敏锐、谈笑风生的毛泽东，一下子转换成苍白、臃肿、神情滞缓、沉默寡言的毛泽东。毛泽东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更依赖、更需要周恩来。当时已七十三岁高龄的周恩来以超负荷工作，使中国安然度过这次危机并使之成为改变“文革”混乱状态的转机：经济建设有所好转，以邓小平为首的各级领导干部陆续得到正式和非正式的平反，外交政策做了调整，联合国席位得到恢复，尼克松访华、中日建交……人们感觉到一种与“文革”剧烈政治风暴不同的新的气候出现了。但苦力支撑这一局面的两位古稀伟人，都已是心力交瘁。一九七四年一月，批林批孔运动开始。江青一伙借评法批儒之机，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将运动变成批林批孔“批周公”。身患重病的周恩来终于被拖垮了。身患癌症两年始终坚持未住院的周恩来再也支持不住了，他被迫离开居住二十五年的中南海西花厅，住进了三百零五医院。此时，中共中央发出近期内召开四届人大的通知。毛泽东提出了筹备四届人大、酝酿国家机构人事安排的意见，并亲自提议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江青反革命集团认为夺权时机已到，经过密谋后，派王洪文急赶长沙向毛泽东诬告周恩来、邓小平，诡称“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说周恩来“虽然有重病，但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去总理家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毛泽东听后，愤愤地表示：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总理主持安排，并再次提议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毛泽东对与他患难与共的老战友是深信不疑的，即使他重病在身，总理的职务也是非他莫属。而周恩来在狂风恶浪面前，也不曾明哲保身地退出这个风口浪尖上的敏感位置，他面对“四人帮”那不可一世的来头，也没有表现丝毫伟大的谦虚，他绝不能让张春桥或什么人去当总理或组阁。周恩来不顾自己两次大手术后每况愈下的身体状况，毅然再度担负起处理党和国家全面工作的重担。十二月二十三日，周恩来抱病飞赴长沙，向毛泽东当面汇报四届人大的筹备情况。他骨瘦如柴，双手颤抖，在一位秘书的协助下，痛苦地登上了飞机。临行前，叶剑英曾反复叮嘱医务人员要想尽一切办法无论如何也要保证周恩来安全回来。周恩来对关心他健康的机组人员说：“疾病嘛，就要和它作斗争……一年没有坐飞机了，八个月躺在医院里，现在好些了。”他虚弱得连乘务员给他的糖的纸都剥不开。在长沙，周恩来逗留了五天。毛泽东在谈话中劝周恩来安心养病，并再次称赞了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两人还谈到了“四人帮”的问题，毛泽东批评了江青、王洪文搞宗派，指出：“江青有野心。”毛泽东还特别关照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要短一点，使周恩来能坚持读完。就这样，周恩来以坚决而有策略的斗争，取得毛泽东的支持，挫败了江青反革命集团企图通过组阁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的阴谋。病中的周恩来想让邓小平接班的愿望也实现了。
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三日，瘦削、憔悴、面色苍白的周恩来身穿已经过于宽松的灰色制服，昂首挺胸地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发表了他最后一次演说。这篇宣布四个现代化计划的讲话是周恩来为中国的进步所作的全面规划，表明了中国向世界开放的政策。
“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这是他的遗言，他的遗产。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
周恩来正是在党和国家遭受空前动乱的危难关头，与党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在与历史悲剧的抗争中，呕心沥血，历尽艰辛，表现了对党和人民的耿耿忠心，使自己生命的最后历程放出了璀璨的光辉。他虽然没有能亲手结束这场动乱，但是却以自己的血肉之躯铺垫了通向这一目标的曲折而坎坷的道路，为最终结束这场历史灾难奠定了基础。这一不可磨灭的功绩，深深地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上。当然，勿庸置疑，周恩来在尽量减少“文革”所造成的损失的同时，也不得不说过一些违心的话，做过一些违心的事。但是，人民可以理解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这样做，就难以起到前述各方面的重大历史作用。这是在历史悲剧中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所能作出的一种恰当的选择。这是一场不得不付出代价的韧性的战斗。至于其中在我们整个国家都处于历史的阴影之中而难免带有的历史的折光，是不必过分苛求和指责的。另外，也不否认周恩来对毛泽东以服从为主；谦和恭敬有余，直言敢谏、坚持原则稍嫌不足；顾全同志情谊而有失直率，缺乏必要的正面交锋；有时明知毛泽东对某些事情措置不当，也做出让步，违心地屈从了。比如“文革”后期，他发现了问题，认识到存在的严重错误，也没有鼓起勇气向毛泽东当面指出。但正如邓小平一九八○年八月在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提问时所说：周恩来“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我们差不多同时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是同志们和人民很尊敬的人。‘文化大革命’时，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3〕
一九七六年六月，毛泽东行将谢世之前，曾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了一段语重心长的话：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件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都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毛泽东这番话，道出了他内心的一种真情，以及对晚年思想和实践的某种自省和忧虑。也可以说，这时他对自己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已经不那么自信了，悲观情绪溢于言表。据说，毛泽东晚年时，常常落泪，有时不能自禁。陈永贵去看他，他握住陈永贵的手，讲不出话，泪如泉涌。毛泽东请长年跟随他身边劳累过度而住院的护士长吴旭君看电影《难忘的战斗》，看到解放军入城，痛哭失声，以致满场哭声，电影未能放完……而周恩来晚年却一次也没有哭。发现癌症，住院，手术，战友同志来看望；谈过去，谈现在，谈未来；话题是工作也罢，生活也罢，他从没有流过一次泪，直至默默无声地离开这个世界……临终前，他和邓颖超互相望了许久。周恩来说：“我肚子里还装着很多话没有说。”邓颖超点点头，说：“我肚子里也装着很多话没有说。”周恩来的组织纪律观念极强，他从不肯发泄一点怨懑和牢骚，默默地全闷回心里去。为了顾全党和国家的大局，委屈、忧郁和愤懑全部留给了自己去悄悄“消化”，这种无声的消化是最容易致癌的“黄曲霉菌”。毛泽东从他的主观愿望来说，他的确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为他自己的党和人民做的一件大好事，即使临终前，他也不认为是件大好事了，那只是不得已而为之。这里面确实也存在着他对清除官僚主义等多年积弊的真诚愿望和他对理想世界的憧憬，可是理想世界追求的结果是酿成一场空前浩劫，天下大乱做到了，天下大治却很渺茫。他本人晚年的威望也从辉煌的顶巅无可挽回地跌落到悲壮的低谷。这种始料不及的事与愿违，对于毛泽东本人来说更具有浓重的悲剧色彩，对于后人而言是惨痛的经验教训。
毛泽东与周恩来先后去世后不久，社会上刮起一股风，竭力抬高周恩来，贬低毛泽东。其实抬高周恩来也并不一定是假，想否定毛泽东倒是真。问题是，否定了毛泽东，周恩来还“高”得了吗？一位老同志曾感慨地说：“还是邓大姐看得深，看得远啊！“
邓颖超曾经对那些不识大局，感情用事，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过些委屈的干部说：你们不要这么搞，不能这样搞么。恩来什么时候反对过毛主席？他这个人你们不是不了解，你们那样说，那样搞，无法向历史向后人交待么……
周恩来与毛泽东共事半个多世纪，他对毛泽东的深厚感情和坚信不移是在风雨实践中不断培养和加深以至不可改变的。他对毛泽东的决定坚决照办，即便是“文化大革命”这种错误决策，也跟着干了。究其原因就在于这种对毛泽东的坚信不移，而决非是为了“政治生存”。在“文革”中，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系，可以说减少了”文化大革命”的损失，但未能避免这场劫难。因为反封建的伟大战士毛泽东，晚年却造就了个人迷信和“一言堂”的封建产物，英明而又机敏的周恩来，晚年也顺从了毛泽东的意志，说了错话办了错事……
今天，当后人谈及毛泽东与周恩来晚年的错误时，不应该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不能离开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及整个的国际政治形势。
【注释】
〔1〕[美]弗雷德里克·C·秦韦斯著：《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出版，第115页。
〔2〕韩素音：《周恩来与他的世纪》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出版，第430页。
〔3〕《邓小平文选》第307页。
第十三章危难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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