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日思夜想如何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步伐，使人民尽快过上富裕一些的日子。周恩来脚踏实地，强调按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办事。两人在经济建设问题上发生了分歧。
“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
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
反动派，被打倒，
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
全国人民大团结，
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新高潮！
……”
当这首昂扬奔放的歌词，伴随着欢畅激越的旋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地上到处高唱的时候，正是中国社会主义凯歌前进的年代。新旧中国的强烈对比，国民经济的恢复，社会改革运动的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及其国泰民安、和谐进步的社会秩序，使生活在五十年代，直至六十年代初的广大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及其广阔前途坚信不移。人们至今仍在深情怀念这充满理想和希望的创业时期。
这是马克思主义经由一场荡涤旧社会，打倒剥削者的革命之后带来的“莺歌燕舞”的胜利时期，也是以毛泽东和周恩来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显示其巨大功能的实践时期。
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主张基本上是一致的，周恩来深得毛泽东的信任和赞誉，上升到中国最高权力层，直接参与各项重大决策。
然而，就像任何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在其产生、发展的过程中都会遇到巨大成功和暂时挫折一样，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同样也有过辉煌的业绩、盲目的实践和痛苦的困境。建国后，毛泽东和周恩来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也出现了差别以至分歧。大一点的分歧主要是两次：一次是一九五六年前后的反“冒进”，一次是“文化大革命”。
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与周恩来在国家发展的共同目标方面是一致的。他们都致力于领导中国人民搞社会主义，坚信社会主义有着资本主义不可比拟的优越性；他们都致力于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强大的工业国，希望中国尽早实现四个现代化，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但是，在采取什么样的具体政策、方法和手段上，他们确实有分歧，而且有时分歧还很大。然而，他们之间一直没发生过正面的尖锐冲突，这和其他不少领导人显然不同。虽然毛泽东的性格像他家乡特产的湖南辣子，更辛辣，更热烈，更刺激，甚至咄咄逼人。但周恩来的性格像温醇宜人的绍兴黄酒，与人打交道时更耐心，更隐忍，更含蓄。周恩来在同毛泽东的相互关系中，主要是崇敬、服从、弥补和相辅相成。
讲到毛泽东与周恩来各自的性格和相互关系，不妨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一下：
为迎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九五五年九月中旬，毛泽东来到有“高潮”的北戴河办公。当时接连几天大风雨，北戴河成了喧嚣的世界。浪涛的拍打声从大海那边传来，像炮声隆隆，像万马奔腾。毛泽东显得很激动，他掷下手中疾书的大笔，起身宣布：
“我们去游泳！”
“不行啊，绝对不行！”保健医生徐涛吓了一跳。
毛泽东是勇敢的，可有时勇敢的近乎任性。徐涛和卫士们都上前拦住他：“主席，这不是小事，也不是您个人的事，我们必须向全党全国人民负责。”
毛泽东虽然固执，可一旦工作人员抱成一团不肯退让，他争取不到一个支持者，便也无可奈何，只好面对现实，另找时机。
那几天，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很紧张，怕他采取行动，溜去海边。
从转战陕北时起，毛泽东的起居安全就是在周恩来的关怀和具体过问之下。当时周恩来也到北戴河办公。听完汇报后，亲自给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打电话，要求他们一刻不离地“监视”毛主席，绝对不许发生意外。
应该说，周恩来是最了解毛泽东性格中的顽强、任性、容易冲动的一面，转战陕北时曾多次领教。面对胡宗南的进攻，毛泽东经常坚持跟敌人打个照面才走，喜欢享受冒险的乐趣，要阻止他谈何容易。
毛泽东每天都要“闹”一次去闯风浪，但都被工作人员顶住了。过了三、四天后，雨终于停了。徐涛反而更紧张，料到毛泽东会“闹”得更厉害，匆匆跑去海边“看形势”。
他一到海边，倒抽一口凉气：好大的风浪！
长列的白浪一道接一道从海天相连的地方翻滚出来，像大鹏劲扇的羽翅，像无数银龙飞掠疾走，奔腾咆哮着扑向战栗的海岸。海岸呻吟着，被疯狂的大海吞噬又吐出，刚吐出又吞下去……
徐涛几乎眩晕了。浪脊上的泡沫水花飞洒喷溅，浸湿了衣衫，满耳一片轰隆声，像有了千狮万虎围逼进迫，惊心动魄，令人胆颤。
“水温十九度！”负责测温的同志报告。
“多少？”徐涛大声问。
“不到二十度！”
徐涛脑海中飞快旋转，准备好了一套又一套的“拦驾”理由。
果然，下午四点多，毛泽东便放下手中笔，吩咐卫士：“我们游泳去。”
“不行，主席，今天还不能游。”
“雨停了！”毛泽东很不耐烦了。
“天可没晴，随时还会下的。”
“这个房子还可能地震塌下来呢！”毛泽东生气了，他早已忍无可忍。
“主席，水很凉，会抽筋的。”徐涛劝说。
“就你们怕冷，我不怕冷，怕冷你们别游么。”
毛泽东确实耐寒，自青年时代就坚持冷水浴和冬泳。
“那也不行，浪太大。岸边的浪有一米多高，海里的浪就会有三米！”
“好么，乘风破浪，正是机会……给我换鞋子。”
“主席，下海是顶风，几个年轻战士试过了，都被浪打回来，根本冲不过去。”
“一个人冲不过去，这么多人还冲不过？岂有此理！”毛泽东边说边往外走。
“不行！”徐涛着急地上前一把扯住毛泽东。
“主席，浪太大，贝壳全冲到岸边了，不少都是又破又尖，要扎伤脚的。”
“我从小打赤脚，就上山砍柴，不怕！”他一甩手，藐视贝壳也藐视医生的话。
“还没说完呢……贝壳冲上来一堆一堆的，容易绊跤，再说您岁数也大了，说什么也不能让你去……”
“你这么一说，我今天就非去不可！”毛泽东动怒了。“岁数大”、“摔跤”，这些话对毛泽东决不是劝说，只能是激将。他那与生俱来的不宁静，争强好胜和藐视一切的意志力，决容不得这种泄气话，他那勃然大怒前的灼灼目光和来势不妙的抿紧嘴唇的沉默逼迫工作人员没有一个人敢拦挡了，只能追随左右，只能匆匆带上泳裤，毛巾和急救药箱……
“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
毛泽东昂首挺胸地向海边走去……
“主席下海去了！下海游泳去了！我们拦不住……快请总理马上来，快请总理马上来呀，我们叫不上来！”其中有人向周恩来求救。
周恩来此时正在办公室批阅文件。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接完电话后急促地报告：“总、总理，主席下，下海游泳去了！”
周恩来闻声猛地抬起头，最多怔有二秒钟，忽然站起身来，把笔一扔就朝外跑：“快，叫司机！快开车！”
这时，外面又刮起了风.下起了雨。周恩来一头钻入风雨中，水淋淋地上了汽车。汽车飞快地向海边游泳区驶去。海风掠过车身，整个车身也在轰轰响，仿佛跟大海比赛一般。周恩来眉头微锁，双臂环抱胸前，他焦急中不失冷静，思考着如何劝说主席。
汽车连拐几个急弯，停在了毛泽东的下海地点。周恩来在惯性的作用下，身体朝前一倾，当工作人员去扶时，他已打开车门，跳出去，朝海边跑。
暮色朦胧，周恩来站在海水吐出的沙滩上，朝大海张望。
海水像矗立起的墨绿色长城一般滚滚而来，示威似的隆隆作吼。远处的礁石壁掀起冲天的水柱浪花。而脚下，浪潮急骤浩荡地涌上倾斜的海滩，吞没大片沙滩，“嘴巴”一直“咬”到了周恩来的双脚，简直想把全部陆地拖入海底，却终于没有成功，又悻然地叹息着退回去。
“主席——”周恩来大声呼喊：“风浪太大，快上来吧！”他看到大海中有几个黑点。
刚喊一声，黑点便消失在海浪之中。
“过来，都过来。”周恩来把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组织到一起，“涛声太大，听不见，我们一起喊。”
七八个人的喉咙合在一起，与天风海涛展开声音的竞赛：
“主席，上来吧！”在这合声中，紧接着突出来一声：“我是周恩来——”随着这一声的尾音，七八个喉咙又合作一声：“总理请主席上岸！”
喊了又喊，总理朝前走了又走，海水打湿了他的鞋子和裤腿。毛泽东游近岸来：“不要紧，浪大尽兴……”周恩来很会劝，他不失时机地忙喊道：“主席游泳不要紧，岸上同志时间久了会冻出毛病！”
这种矛盾转移的劝法很有效果。毛泽东沿岸又游了一段，恋恋不舍地逐浪近岸，终于在警卫人员的簇拥下走上沙滩，接过一件浴衣披在了身上。
于是，周恩来和工作人员提到嗓子眼的那颗心才落回了肚子里。
北戴河乘风破浪的游泳一幕，可以说给了我们许多启示和联想。毛泽东是开拓前进的导师和领袖，是他给了我们前途和胜利，摆脱屈辱，获得尊严。但是，毛泽东在时间的长河中也搏击健泳，以“上帝”即人民的意志搅起一个又一个漩涡。他常常会有不及预料的思考和行动，为他超人的意志和信心所支配，带领着亿万人民同他一道去冒风险。五十年代后期，他在伟大目标的召唤下，急于求成，搞起“大跃进”、“人民公社”，超越阶段，忽视规律。他过于乐观地展望：十五年后我们将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插满五星红旗的国土上，他种下了“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诗句，期望它在短时期内长出几千万吨钢铁，长出无数个粮食多得吃不了的“桃花源”，长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毛泽东晚年，浪漫的诗人和文学家的色彩浓厚了。可惜，正应了中国那句古语“欲速则不达”。
每当这时，人们就会想到周恩来，他是节制、中和、安定、团结的柱石。在毛泽东搅起的一个又一个漩涡中，主要是靠周恩来谨慎细致，稳妥扎实，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地加以平息和解决。如从“反冒进”到“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确定；从“向知识分子鞠躬”到“保护老干部”，从解决“九·一三事件”到支持邓小平第二次出山，从维持政府机构正常运转到四届人大上呼吁“实现四个现代化”……
我们还是先从一九五六年前后，周恩来反冒进和毛泽东反反冒进说起吧。
一九五五年冬季，中国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兴起，预示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即将到来。自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之后，一个有利于中国经济建设的和平的国际环境在这时也初步形成。在这一历史背景中，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艰辛的开拓与探索。
既然是探索，那么失误也是情理之中的。现在看来，毛泽东当时敏锐地抓住国际形势呈现缓和趋势的机遇，决定加快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步伐，反映了我国人民要求迅速摆脱贫困面貌的愿望，这是无可非议的。问题在于要求过急了，指标过高了。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五日下午，中央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召开座谈会，由刘少奇向在京的中央委员、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批判右倾保守思想，争取提前完成过渡时期总任务的指示。
毛泽东的意图是“批判各方面的右倾保守思想”，其范围自然波及到经济建设领域。
毛泽东之所以批判经济建设领域的“右倾保守”思想，也是事出有因的。
首先，他感到国务院有些部门设想的长期计划指标偏低了。
一九五五年夏，周恩来主持国务皖在北戴河开会，讨论编制十五年(一千九百五十三—一九六七年)远景规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轮廓问题。各部汇报了自己的设想，按各部汇报：
一九六七年全国粮食产量六千亿斤，
棉花产量五千六百万担，
钢产量一千八百万吨，
煤炭产量二万八千万吨，
工农业产值平均年增长速度：“一五”%八点六，“二五”%九点九，“三五”%十点一，十五年平均年增长%九点五。
十月五日，国家计委汇总报告中央。毛泽东对这个设想是不满意的。他认为，抓经济发展速度问题，也应从农业发展速度抓起。
十一月中旬，毛泽东先后在杭州和天津分别同十四个省、自治区党委书记共同商定了发展农业的十七条意见。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起草中央通知，将《农业十七条》发给上海局和省市自治区党委。
十七条的主要任务是：要求在农业合作化的基础上迅速地、大规模地增加农作物的产量，发展农、林、牧、副、渔等生产事业。要求粮食、棉花的产量每年应分别以%八、%十以上的速度递增，从而保证到一九六七年分别达到一万亿斤和一万万担。
其次，毛泽东对一九五五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不满意。
一九五五年原计划基本建设投资九十七亿九千元，比上年增长%三十一点五。执行中，由于经济生活中出现一些新情况，几次调整计划。在调整中，由于不适当地削减了某些非生产性建设项目，投资总额减为九十一亿七千元。钢材、木材、水泥等物资也有较多的结余。又由于没有经验，还不认识保留必要储备的重要性，一度决定钢材出口，水泥减产，木材和部分器材减价出售。
然而，没有想到，批判“右倾保守”思想之后，多余很快变成短缺。
对此，周恩来曾一再作自我批评，但毛泽东还是不大满意。
当毛泽东各方面批判“右倾保守”思想的精神下达后，周恩来表示拥护毛泽东关于国务院各方面工作都是认识落后于实际的批评。他当时念了新编的一副对联，用来表达对毛泽东批评的体会。对联的上联是：
客观的可能超过了主观的认识；
下联是：
主观的努力落后于客观的需要。
周恩来还说：“新大陆早就存在，而我们发现得太晚了。”
十二月二十一日，周恩来亲自召开国务院全体会议，会上他把《农业十七条》看成是一个“推动力量”，要求各部按一九六七年产粮一万亿斤的精神，修改原拟定的计划指标。
应当指出，周恩来这时是处于被动的跟进状态中。他曾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的思想认识总是跟不上主席呀！
人们总是通过事物的现象认识事物的本质的。但是，实现这个认识需要一个过程，而且总是逐渐深化的。作为新中国诞生后就是经济建设主要领导人的周恩来，对从一九五五年底开始的经济工作中的急躁冒进倾向的认识，也是经历了这样的过程。
事实是最好的老师。当一九五六年初来自各部专业会议的消息，使他感到这么做不行，于是和几位主管经济工作的副总理一道，从防止冒进到反对冒进。
周恩来急切地认识到：当务之急，在于防止冒进。
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发出呼吁：不要搞那些不切实际的事情，要“使我们的计划成为切实可行、实事求是的计划，而不是盲目冒进的计划”。“这一次我们在国务院召集的计划和财政会议，主要解决这个问题”。
一月三十日，周恩来在二届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提出：“我们应该努力去做那些客观上经过努力可以做到的事情，不这样做，就要犯右倾保守的错误；我们也应该注意避免超越现实条件所许可的范围，不勉强去做那些客观上做不到的事情，否则就要犯盲目冒进的错误。”
二月八日，在国务院第二十四次全体会议上，周恩来提出一个重要的原则：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
二月十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各部门各地区所提一九五六年计划的各项指标时，实施“压一压”的方针。
周恩来清楚地看到：经济建设的实践已经表明：压缩后的一九五六年计划仍然是一个冒进的计划，并进而推断，规定了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和第二、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建设速度的远景计划也冒进了。
但是，毛泽东和党内许多领导者的急躁冒进情绪仍然严重存在，对严峻的经济局势视而不见……
怎么办？
周恩来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反冒进。他认为，只要摸清了情况，就“要敢于抗大流”。
五月十一日，周恩来在国务院会议上果断地提出：“反右倾保守从去年八月开始，已经反了八九个月了，不能一直反下去了！”
六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宣部起草的社论，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对周恩来等人提出的正确意见作了深入阐述。
从七月开始，周恩来以主要精力关注准备提交党的八大讨论的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编制、起草工作。他多次强调，要贯彻积极稳妥的方针，计划指标要留有余地，要注意综合平衡，要降低过去确定的不切实际的指标。
经过努力，一九五六年九月周恩来向党的八大提出了实事求是、稳妥可靠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的建议》和《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得到八大的通过和批准。
周恩来主持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后来虽然受到毛泽东的批评，但在经历了“大跃进”的严重挫折之后，终于得到了毛泽东的赞许。一九六○年六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十年总结》中谈到高指标的教训时，深有感慨地说：“一九五六年周恩来同志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下了三年的余地，多么好啊！”〔1〕
然而当时毛泽东坚持己见，他决意要创造一种依靠群众热情以求高速度增长的发展模式。从一九五七年九月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对反冒进的批评开始了！
事实上，从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开始，毛泽东就对反冒进进行不断的批评和指责。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他又对反冒进作了进一步的错误批判。毛泽东在会上说：“去年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一个是扫掉了多、快、好、省。不要多了，不要快了，至于好、省，也附带扫掉了。”“有些同志叫‘冒了’”。
据薄一波回忆说：“多快好省”的提出过程是这样的：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五日以前，周总理和我提出了“多”、“快”、“好”三字，毛主席完全同意，便接过去提出“要快，要好，要多”。李富春同志后来补充了一个“省”字。随后，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出的一个文件中，出现了“快、多、好、省”的提法。一九五六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明确提出了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要求，并以“多、快、好、省”的次序发表出来。这篇社论从标题到内容都充满了形势逼人的气息。
在毛泽东看来，反冒进是完全错误的。其理由是：一千九百五十六的经济建设不但没有冒进，而且有了一个很大的跃进；反冒进打击了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在相当程度上导致了右派对党的进攻。在一九五七年四月毛泽东和中央决定开展整风运动，并开展“鸣放”运动，霎时间，不论香花、毒草都一古脑地迸发出来。当时报纸有一个标题：“毛泽东、周恩来：该你们下台了。”这一切都令毛泽东不能容忍，他在全国又发动了反右派斗争。这时，毛泽东把反冒进与右派进攻联系到一起。另外，他还认为反冒进影响了一九五七年的经济建设，特别是农业生产的发展。
基于上述认识，毛泽东指出，在经济建设问题上必须恢复一九五六年初的做法。必须促进，而不能促退，不能“像蜗牛一样爬行”。
这样，毛泽东就进一步对他与周恩来等人在经济建设方针问题上的意见分歧，武断地作出了结论，明确肯定了急于求成的“跃进”思想，而这一思想开始在党内占据了主导地位。
八届三中全会后，党在经济建设方面的错误指导思想，急剧地发展起来了。其主要表现是毛泽东在莫斯科提出了十五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毛泽东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参加莫斯科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赫鲁晓夫对于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是给予特殊重视的。他明白，苏联共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以及他本人在苏联共产党中的地位，都是与中国共产党及其主席的态度密切相关的。
他亲自来检查接待毛泽东的准备工作。
华贵漂亮的席梦思床拆走了，换上了宽大结实又格外生硬的木板床。年轻漂亮的女服务员抱走了华丽柔软的鸭绒被褥，又匆匆抱来里外都是白布的普通棉被褥。
赫鲁晓夫尊重毛泽东的生活习惯。
公元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日上午八时，毛泽东乘坐“图一百零四”客机飞赴苏联。这是苏联派来的专机，机舱里清洁、舒适，布置得整齐美观。
莫斯科下午三点多钟，“图一百零四”客机经过八个小时的飞行，来到了莫斯科上空。
当飞机降落在伏努克机场后，毛泽东缓步下梯，受到赫鲁晓夫等苏共领导人的热烈欢迎。
“感谢你能来参加莫斯科会议。”赫鲁晓夫表示出由衷的喜悦。
“形势起了很大变化，各国共产党应该互相通气，重新肯定十月革命的普遍意义。”
“你说得很对。”赫鲁晓夫频频点头，可是最后一下点头有些吃力，他已经体会出，毛泽东一句话就为会议定下了基调。
世界上所有领袖人物，不论喜欢不喜欢毛泽东，都无可奈何地承认这一事实：只要同毛泽东到了一起，你就会不知不觉地以他为中心，简直中了魔似地身不由己。
最使赫鲁晓夫激动的是毛泽东在六十四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即席讲话。
那天，赫鲁晓夫陪同毛泽东向乔治大厅走去时，毛泽东一路赞扬苏联所取得的科技成就。谈话中，毛泽东对苏联不久前发射成功的人造地球卫星竖起了拇指：“好，苏联又发射了一颗卫星上天。了不起！美国吹得神乎其神，为什么连一个山药蛋都没有抛上去呢？这个意义很大，说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毛泽东讲到这里，停下步子，认真望着赫鲁晓夫问：“你们再加把力量，能不能用十年时间在主要经济指标方面超过美国？”
赫鲁晓夫想了想，点头说：“我们努把力还是可能的。”
毛泽东神色庄重地说：“看到卫星上天的消息后，我就一直想这个问题。我们都选择一个目标。你十年赶上美国，我十五年赶上英国。”
到了会议上，毛泽东的即席讲话使与会者为之震动。
“赫鲁晓夫这朵花比我毛泽东好看。中国有句古话，叫荷花虽好，也得绿叶扶。我看赫鲁晓夫这朵花是需要绿叶扶的。”
掌声迅速回响在整个会议大厅。
赫鲁晓夫感激地望了一眼毛泽东。
毛泽东继续说：
“现在世界分为两大阵营，对抗的两大阵营。谁的力量强些？苏联打败了法西斯，是世界反法西斯主力。现在苏联又发射了一颗卫星上天。美国虽然吹得神乎其神，为什么连一个山药蛋都没有抛上去呢？”
会场响起掌声和喧哗声。
苏联的实力由于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而正使世界注目，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当时受到极大鼓舞。毛泽东在分析完力量对比之后，用那高亢激昂的声音说出了现在的世界形势是“东风压倒西风”的著名口号。同时，他把刚刚同赫鲁晓夫谈过的话，也即兴拿到会议上庄严宣布：
“中国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期间里超英赶美。”
十五年赶超英国的话已经讲出，而且是在六十四个国家的共产党领袖面前讲出去的。
没有经济实力，说话就没有力量。毛泽东明白这个道理。因此回国后他才发动“大跃进”运动。
毛泽东此时提出十五年赶超英国的口号，并非信口开河，而是有其国际背景的。
五十年代中期以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受损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先后进入了“起飞”阶段。同时，朝鲜战争以后，美国为维护其霸主地位，强化了对共产主义世界的冷战。特别是波、匈事件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更是掀起了全世界范围的反共、反社会主义浪潮。在此情况下，能否迅速地发展经济，在短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资本主义世界，就成了社会主义国家能否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条件。
可见，毛泽东这一口号的提出不是偶然的。但是，却表明了急于求成的思想在党内已占主导地位。
毛泽东从苏联回国后，日思夜想如何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使人民尽快过上富裕一些的日子。据李银桥回忆说：“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提出和兴起，从某种意义上讲，与毛泽东吃窝头有密切关系……
大约是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份左右，战士马维探家回来，不但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写了调查报告，还带回一个又黑又硬的窝头，交给毛泽东说：“我们家乡的农民生活还很苦，他们就是吃这样的窝头，我讲的是实话。”
毛泽东接过窝头时，手有些抖，眼圈一下子就红了。他掰一块放在嘴里，泪水立刻溢满眼眶。当他咽下那口粗糙的窝头时，豆大的泪珠便顺着面颊淌落下来，鼻子也呼呼地，老人家太容易动感情了。
“吃，你们都吃一块……”毛泽东一边哭一边掰了窝头分给身边的工作人员：“这就是我们农民的口粮呵！……”
那天，毛泽东失眠了。嘴里不断喃喃：“为什么是这样呢？为什么？……人民当家作主了，不再是为地主种田，是为人民群众自身搞生产，生产力应该获得解放么……”
以后很长时间，毛泽东时时带着严肃深沉的思考，无论散步、吃饭还是睡觉，都在思考着这个问题。多次自言自语：
“我们是社会主义么，不该是这样。要想个办法，想个办法……”
他要求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开动脑筋，集思广益，想出加快建设步伐的好办法。他始终有一种“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想法。
一九五八年一月三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没有一九五六年的突飞猛进，就不能完成五年计划！”毛泽东在会上严厉批评了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他的声音高亢激烈，“我们不断革命的步骤是：夺取政权，土地革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三件事是紧跟着的，两个三年当中解决了，趁热打铁，这是策略性的，不能隔得太久，不能断气，不能去建立新民主主义秩序，如果建立了，就得再花力气去破坏……还是趁热打铁，一气呵成好，不要拖拖拉拉……”
毛泽东登上杭州玉皇山。
每次来杭州，他总是要搞搞爬山运动。还曾在玉皇宫里抽过签，签上说他：“威命不可挡。”
毛泽东伫立在玉皇山上，凝望八卦田，静静沉湎于对未来的想象中。
要探索一条中国式的建设道路。现在，要有一个社会主义建设高潮，要让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
从一九五三年到现在，总是有人在那里反冒进。一九五四年喊，一九五五年喊，一九五六年还要喊！右派分子喊，我们有些同志也跟着喊，什么时候喊得六亿人民泄了气他们就舒服了……
蠢么！我们不讲冒进，我们不讲跃进，又是大国又是穷国，不跃进行吗？落后二百年，不跃进行吗？
一九五八年一月五日，毛泽东乘飞机由杭州到南昌，看了花鼓戏和木偶戏。六日又乘飞机来到了南宁。
一月十一日至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又在南宁召开了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地方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简称南宁会议。
南宁会议的气氛并非如某些人想象的那么紧张压抑，那次会议的主要气氛是热烈激昂。
毛泽东面对九省二市和中央各部负责人讲话，与其形容为“嘻笑怒骂”，不如恰当地说是像三军统帅在激情澎湃地作战前动员。
“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好不好？这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六亿人，泄了气不得了！”
会上，毛泽东批周恩来批得很凶啊！认为反冒进是犯了政治方向的错误。
“这三年有个曲折。右派一攻，把我们一些同志抛到距离右派只有五十米远了。右派来了个全面反‘冒进’，什么‘今不如昔’，‘冒进比保守损失大’，研究一下，究竟哪个大？反‘冒进’六亿人民泄了气。”
毛泽东还拿着当时任上海市长柯庆施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文章，对周恩来说：
“恩来，你是总理，这篇文章你写不写得出来？！”
周恩来在会上没有同毛泽东争辩，而是做了自我检查，说反冒进是一个“带方针性的动摇和错误”，“是一种右倾保守主义思想”，“是与主席的促进方针相反的促退方针。”
周恩来在会上表示：“反冒进的错误，我要负主要责任。”
就在南宁会议期间，即一月十七日夜间一点多钟，空军雷达部队发现国民党飞机向广西南宁飞来。随行的空军副司令员何庭很是紧张。
南宁没有军用机场啊！
他迅速用电话紧急联系柳州军用机场，命令那里的空军部队紧急战斗起飞，分三批，无论如何要将国民党飞机拦截住！
南宁全城实行灯火管制，全部停电，黑沉沉一片。
卫士们拥进毛泽东卧室，请他去防空洞。
“我不去。”毛泽东将手轻轻一挥，“要去你们去！”
警卫张木奇说：“主席，我们要对您的安全负责。”
“蒋介石请我去重庆，我去了，又回来了。他能把我怎么样？现在还不如那时安全吗？”毛泽东厉声吩咐：“把蜡烛点着！”
卫士劝道：“主席，还是防备万一的好，去防空洞吧……”
“我不去！”毛泽东愤然挥手，声色俱厉，“把蜡烛点着！国民党把炸弹扔到我家门口，扔我脚底下它就不敢炸！我什么时候怕过他们。”
这话不假。一九四八年毛泽东住在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城南庄时，国民党飞机把炸弹扔到他门前，三四颗一块来，硬是没有一颗爆炸。
也难怪毛泽东愤怒。建国八年多了，竟然还有国民党飞机深入到广西南宁来！
这种严峻形势，似乎在逼迫共产党人发愤追上世界先进国家，逼迫共产党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
不跃进，不发愤，不力争上游行吗？
蜡烛点燃了。毛泽东胸脯起伏着，虽然仍在看手中那本《楚辞》，但他的内心肯定是潮起浪涌，无法平静……
三月初。
毛泽东乘专列进人天府之国四川时，那目标已经越来越清晰：
“我们不讲冒进，我们是跃进。”
三月九日至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简称成都会议。
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对反冒进进行了再次批判。
“在领导方法问题上，有两种方法，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究竟采用哪一种，我看应采取‘冒进’。”
为了批判反冒进，毛泽东还重印了他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所写的部分按语，并在说明中把反冒进说成是“打击群众积极性”，“给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的影响”的事件。
这样，毛泽东批判反冒进的调子又提高了一步。
据周恩来的秘书范若愚回忆说：周总理以前总是高高兴兴的，从成都回北京后真像生了场病，前后判若两人。
有一天，周恩来对范若愚说：过去起草文件，是由我先谈内容，由你记录下来整理成书面材料。这次发言，不能像过去那样，因为这次发言，主要是做“检讨”，不能由别人起草，只能我讲一句，你记一句。周恩来还说：关于我这次“犯错误”的问题，我已经和毛主席谈过了，主要原因在于我的思想跟不上毛主席。这说明必须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
平时周恩来反应敏捷，准确无误，可现在连一句完整的话都凑不齐，这说明他的内心是十分复杂的。他讲一句，范若愚就记一句。周恩来沉默一大会儿，接着再讲一句……
这时，陈云从杭州打来电话，周恩来听着、听着，然后放下话筒。神情有些恍惚。接着又开始十分困难地口述起来，每说一句要停三四分钟。这时已经很晚，都到午夜时分了。范若愚意识到，在反冒进这个问题上，周恩来的内心有矛盾，因而他找不到恰当的词句表达他想说的话。在这种情况下，范建议，他暂时离开周恩来的办公室，让他安静地构思，等周恩来想好一段他再记录一段。范又觉得，这时他如果守候在周的办公桌旁，对他也是一种精神上的负担，会妨碍他构思和措词。周恩来同意了范的意见。
凌晨二点时分，范若愚被邓颖超叫醒。她说：“恩来独自坐在办公室发呆，怎么你却睡觉去了？”
范把周恩来同意了他的建议的情况讲完后，邓颖超说：“走！我带你去和他谈。还是由他口授内容，你整理成文字材料。”
这样，范若愚随着邓颖超来到了周恩来的办公室，她和周恩来争论了很久。最后，周恩来勉强地同意，还是由他口授内容，范回到宿舍去整理记录。
在整理到学习毛泽东思想问题时，范若愚引了一句成语说：“我和毛主席’风雨同舟，朝夕与共’，但是在思想上还跟不上毛主席。……”后来周恩来审阅时，严厉地批评了范若愚。他说，在关于他和毛泽东的关系上，在整风以后，还可以引用这句成语，但是在整风以前，不能引用。“这也说明你对党史知识知道的太少！”周恩来讲这些话时，几乎流出了眼泪。最后，他逐字逐句地自己动笔修改一遍，又亲自补充了几段，才打印出来，送交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传阅。
后来稿子退回，周恩来看过以后，又要范把批在稿子上的话誊写清楚，再打印一次。范看到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提的意见，把“检讨”部分中的一些话删掉了，有些话改得分量较轻了。范看了之后，心里的紧张情绪才缓和下来。
但是，范若愚发现周恩来在起草这个发言稿的十多天内，两鬓的白发又增添了。
因为正确地反冒进而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进而真心地自我检查这件事情，比较典型地反映了建国后周恩来如何对待党内分歧，特别是如何对待他同毛泽东围绕某一件事而出现分歧时的态度和方式。反冒进的思路无疑是正确的，但周恩来放弃了。这里有迫不得已的一面，也有诚心诚意的一面。
原因不外是：
周恩来对毛泽东的特殊地位的尊重和信服。毛泽东批判反冒进，他有想不通的地方，因为当时确实发生了冒进，这是事实。“据说周恩来找毛泽东汇报时，两人争得很厉害。毛泽东提出要追加二十个亿预算，周恩来坚持不同意。”〔2〕但是，在周恩来看来，毛主席是高瞻远瞩啊！以往历史上的种种事情表明，毛主席都比他看得高、看得远；毛泽东历来是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这也是延安整风运动以后为全党所接受的认识，凡遇到毛泽东提出不同意见，大家便习惯地自觉地向他靠拢。因此，周恩来在八大二次会议作自我批评发言时，专门谈到“向毛泽东学习”的问题，认为：
“中国几十年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证明，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
从这个意义上讲，周恩来的检讨不完全是违心的。他对毛泽东的热爱、信任是真诚的，这也使他后来未能看出“文革”是一场灾难，真心支持并拥护了这一决策。
周恩来一向是遵守纪律，无条件执行党的决议的模范，从维护党的领导核心的团结出发，照顾大局。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对周恩来的严厉批评，使会议气氛异常紧张，使反对过冒进的领导人坐卧不安。由于周恩来顾全大局，相忍为党，对毛泽东当时不符合实际的错误批评没有做任何辩解，并且还承担了主要责任，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了会议的紧张气氛，避免了在极端的情况下，可能出现的某些冲突。出现这种冲突也是毛泽东最为担心的。在一九五八年五月八大二次会议上，他就多次发出要注意“我们党内搞得不好要分裂”的警告，尤其强调“中央委员会要特别注意，要顾全大局。”故而，在这次会上周恩来再次做检讨后，毛泽东在会上公开宣称：“反冒进的问题解决了，现在中央是团结的，全党是团结的。”一九六五年，周恩来在审查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时，讲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很难说明他当时这样做的心理。他说，即使是党的领袖犯了错误，只要没有发展到路线错误，提意见时，也要考虑到方式，考虑到效果，要注意党的团结。这时还没有搞“文化大革命”，也没有想到会有后来那样的事，这段话倒反映了周恩来处事方法的特点。从当时的情况看，周恩来在会议上当场起来反对毛泽东提出的意见，他是不会那样做的，那样做也没有什么效果。一般说来，他有不同意见时更可能的是在会下找毛泽东单独交换意见。现在苦就苦在他单独见毛泽东的次数很多很多，这在他的台历上有记载。但他俩究竟谈了什么？谁也不知道。历史上总有些后人再也无法弄清的事情。
周恩来一生勇于自我批评，勤于自我批评，又善于自我批评。他曾多次坦诚地面对工作人员说：历史上我犯过错误，反对主席反对错了。所以后来才一直坚定地支持拥护毛主席。他勤于自我批评，“勤”得让大家怕。他善于自我批评，感动得毛泽东都不安了。从毛泽东批评他反冒进的“错误”后，在南宁会议上，周恩来一到会就开始作检讨。从“反冒进”检讨起，从思想到工作全面进行自我批评。到了七千人大会前后，事实已证明毛泽东批判“反冒进”、搞“大跃进”的错误，周恩来并不标榜自己正确，回过头来清算别人，仍然是首先检讨自己。毕竟自己是总理，国家和人民遭这么大难，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毛泽东很少那样受感动，表现出内心的不安，不无赧颜地说了一句：“什么事情你都揽到自己身上。”毛泽东曾说过：“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周恩来始终为党外各党、党内各派所尊重，所接受，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的勇于自我批评，勤于自我批评，又善于自我批评。
由于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当时周恩来也预想不到“反‘反冒进’”，进而导致的“大跃进”竟会出现原来那样的严重后果，于是他难以有充分的根据和坚定的信心来坚持自己原来的反冒进的观点。他在检讨时第一句话说的就是：主席是从战略上看问题的，而我往往从战术上看问题。这话看来还是发自他内心的，当然，是不是完全想通了，也未必。他也可能在试图想通，或者努力去想通。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毛泽东访苏，同赫鲁晓夫会谈时，曾谈到刘、周、朱、邓等中共领导人的特点。毛泽东当时搬动手指，如数家珍。第一个是刘少奇。他说：刘少奇的长处是原则性很强，政治上坚定，弱点是灵活性不够。“第二个是邓小平”。毛泽东搬下第二个指头。在场的人印象很深，因为按声望和职务，大家都以为该说周恩来了，但毛泽东先说了邓小平。“这个人政治性强，思圆行方；既有原则性，又有高度的灵活性；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很有发展前途。”当时在场的人对这段话记忆很深，是因为毛泽东对邓小平评价高又唯一没讲缺点。毛泽东继续搬下第三根指头：“第三个是周恩来。这个同志在大的国际活动方面比我强，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矛盾。但是周恩来政治上弱点……但他是个好人。”赫鲁晓夫接下来说苏共领导人米高扬的长短处，或许使我们能够明了毛说周的弱点是什么：“米高扬也是政治原则性不够强，但他也是个好人。”毛泽东已经搬下第四个指头：“朱德同志年龄大了。他德高望重，”毛泽东略一停顿，加重语气，“威望很高。但你不能指望他主持工作办大事了，年龄不饶人呢。”
毛泽东这些评论语言，言简意赅应该说是深刻而又实事求是的。周恩来遇事不走极端，在党内分歧中易采取调和的态度(当然，在一般情况下，他始终是旗帜鲜明的)，自然有其民主、宽容、冷静、求实的积极意义，但也应看到，在某些情况下这一态度也有其不积极的效果。主要是自一九五八年以后，随着党内生活越来越不正常，周恩来在一些重大决策上，较少旗帜鲜明地提出和坚持他原来曾经提出过的正确主张，特别是这些正确的主张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和反对的时候。同时，又不像其他人那样盲目地把毛泽东的一些左的思路推向极端。这样，周恩来性格中的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也就越来越明显地交合在一起，给人的印象也越来越深，在周恩来的内心世界也越来越表现出深刻的冲突。到“文革”期间几乎达到顶点：他既要在总体上维护并表示支持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又要在实际工作中纠正“文革”的许多极端作法，努力减少“左”的错误给党和国家造成的损失。试想，这需要多么坚忍而痛苦的人格精神才能做到的啊！
个性意志和政治原则较强的毛泽东则与此相反。在革命队伍里，他的主张越是遭到反对和批评，他本人越是受到打击和排挤，只要他认为是正确的，他越是要坚持到底，努力去做，绝不依势随便认错或迁就，不依照别人的在他看来是错误的指令去干违心的事。例如，毛泽东在一九二九年六月的红四军“七大”上未被选为前委书记，表面看，是他自己坚持不干。实际上，毛泽东并不是不愿意干。他不干的原因是因为红四军党内对一些原则问题认识不尽一致，认为前委不好工作。在六月八日白砂前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一份书面意见，列举了红四军党内存在的主要问题，即前委、军委成为分权现象，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责任又要担负，陷于不生不死的状态；根本分歧在前委、军委；一些人认为党管得太多了，反对一切归支部，要求党员有相当自由。这三个最大的组织原则发生动摇，成了根本上的问题——个人自由主义与无产阶级组织性、纪律性斗争问题。显然，毛泽东同一些人的分歧的实质，涉及党对军队的领导，关系红军建设的一系列原则问题，而毛泽东的主张基本上是正确的。最后，毛泽东提出，他不能担负这种不生不死的责任，请求马上更换书记，让他离开前委。在给林彪的信中，他又明确表示，他“请求离开前委，并不是消极，不参加这种斗争”，“我没有离开一天”，仍旧可以随大家共同奋斗。另外，毛泽东对干部要求高，要求严格，对一些营团级干部的缺点错误，他也毫不留情地当面批评、训斥，常常令人难以接受，下不来台，因而有些同志对他是很有意见的。
人们对领袖集团的人格评判，总是在比较中进行的。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影响和魅力都会长存，但侧重点并不是完全一样的。或许，正是这种“不一样”，才构成了在半个多世纪的历史长河中这两位伟人的特殊的互补关系。
一九五六年周恩来从实际出发提出反急躁冒进的意见，虽然后来受到毛泽东的批判而未能坚持，但毕竟成功地避免了一次可能出现的重大失误，这一功绩将永远载入党的历史史册。毛泽东在经过“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等严重失误后，曾多次赞扬周恩来，并开展自我批评。他对工作人员说：“五十八年有些，我有责任。提倡敢想敢干，‘八大’二次会议达到高峰。其中也有些是胡思乱想，唯心主义。因此，不能全怪下面和各个部门。”毛泽东诚恳地笑道，“否则的话，人们就会像蒋干一样抱怨：曹营之事难办得很哪！”
此后，毛泽东和周恩来又领导全党确定八字方针，克服严重困难，胜利完成了国民经济的调整任务。
【注释】
〔1〕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出版，第547页。
〔2〕《党的文献》1993年第2期。
第十二章经济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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