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周恩来这两位同舟共济的战友，在古稀之年以惊人的胆略携手打开了冰冻二十多年之久的中美关系之门。这一英明之举，掀开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上新的篇章，在他们合作史上写下了闪光的一页。
西方学者罗斯·特里尔在他撰写的《毛泽东的后半生》一书中指出：“毛泽东与周恩来的长期合作在一九七二年达到了顶峰。虽然毛泽东没有公开称赞周恩来，周恩来却在林彪出逃和尼克松来访之时精彩地协助了毛泽东。”
一九七二年，中国走进了“文化大革命”的波谷时期。
早春二月，寒气逼人。在寒霜满地的一天，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的“七十六精神”号降落在宽广寂静的北京机场跑道上。它在飘扬着的美国国旗前停了下来，中国国旗在另一侧飘扬，中间是一幅巨大的毛泽东肖像照片。
几分钟后，飞机舱门打开，第一个出现的便是笑容满面的尼克松，后面紧跟着他的夫人。周恩来已率国家领导人叶剑英、李先念等人在机场等候欢迎。尼克松一边挥手致意，一边大步跨下舷梯，在离周恩来二米远就伸出手奔过来。周恩来不卑不亢面带笑容，等待着这只从太平洋彼岸伸过来的手。就在双方即将握住手的刹那间，摄影师杜山迅速地抢拍了这一珍贵的历史镜头。
握手，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种标志，是人之所独具的、区别于其他生物的高级精神活动。据说，它起源于远古时代部落之间的往来，友好的部落之间互相接触交换谷物、猎物，或是敌对的部落之间互相接触交换战俘，这些部落与部落之间的来往是以握手开始的。可以说，握手就是人类外交活动的起源。
现在外交史也说明，派驻在同一国家的交战国使节，在战争期间互不往来，但在第三者举行的活动中相遇时，依然彼此以礼相待，完全不理睬则是粗鲁和无益的。
新中国成立初期，当时的中美关系十分紧张。在一九五四年春夏举行的日内瓦会议上，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声明，美国同意中国参加日内瓦国际会议并不含有对中国的外交承认。据说，在会议期间，盛传周恩来要同杜勒斯握手，被杜勒斯拒绝了。为此，杜勒斯特地给美国代表团定下了一条纪律，无论谁都不准和中国代表团的人握手。
在周恩来有没有要同杜勒斯握手的问题上，国内有不同的意见。王炳南认为，这是以讹传讹。在整个日内瓦会议期间，王炳南说自己始终在周恩来左右；据他认为，周恩来非常审慎和严谨。杜勒斯是坚决反共的头子，周恩来从来就没想去和他握手。
据李慎之回忆说：他当年也在日内瓦，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当时，开会的场所通道比较窄，开了多日的会，也会有周恩来与杜勒斯在通道上相遇的时候，周恩来要与杜勒斯握手也不是不可能的；这表现了周恩来的大度、宽容和知礼。而杜勒斯拒绝握手，只能表现了他的粗鲁、僵化和无礼。
握手事件流传的实质说明了中美两国之间隔阂之深重，关系之恶化，对立之尖锐。
就在尼克松到达之日，《人民日报》只字未提尼克松及其到来。报纸中唯一涉及美国的是一篇关于一位一周前刚刚逝世的人的文章，此人就是毛泽东的美国朋友埃德加·斯诺。
毛泽东小心翼翼地把握着国民的情绪，以免使其爆发。一些情况是不能忽视的：中国和美国还没有外交关系；中国老百姓二十年来接受的全是反美教育。在毛泽东执政的二十多年间，中美双方都未曾派遣过一个政府官员去访问对方的首都。
那么，冰冻二十多年之久的中美关系之门，是怎样打开的呢？
长期以来，孤立和遏制中国，一直是美国在亚洲推行侵略扩张政策的重要内容。不改变这种政策，美国就无法摆脱在亚洲的困境。它要有效地对付苏联，也必须改变过去反华政策。
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日，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后，立即指示基辛格“探索同中国人民和解的可能性”。
同年三月，尼克松在访问法国时对戴高乐说：无论困难多么大，他决心要同中国进行“对话”。不久，又正式请求戴高乐把美国谋求同中国对话的设想转告中国政府，接着又分别要求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和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把他的想法转告中国领导人。
从中国方面看，自中苏关系破裂之后，——苏联当时已成为对中国安全和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胁。为了更好地对付苏联霸权主义，中国政府也作出决策，争取改善中美关系。
一九七○年十二月，斯诺第三次访问新中国。在华期间，受到了热情欢迎。毛泽东多次接见斯诺，同他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谈话内容十分广泛，从“个人崇拜”直到中美关系。毛泽东对斯诺说：外交部正在研究让美国左、中、右的人都来访问中国。是否应当让像代表垄断资本家的尼克松这样的右派来呢？应当欢迎他来，“因为目前中美两国之间的问题要跟尼克松解决。他作为旅行者也行，作为总统也行。”〔1〕
一九七一年四月六日深夜，中南海丰泽园北屋西头的书房里还亮着灯。柔和的台灯光洒在大写字台桌面上，桌上放着一份请示报告。这是外交部和国家体委联合打来的关于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报告。
报告上，周恩来已经写了“拟同意”三个字，又在旁边用铅笔添上了一段话：
“可留下他们的通信地址，但对其首席代表在直接接触中应表明，我们中国人民坚决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阴谋活动。”
报告是四月三日打的。此时，在日本名古屋，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正在紧张地进行着。二十天前，周恩来曾亲笔写报告，请示派我国乒乓球代表团赴日本参加世界锦标赛。中国在比赛期间，邀请了若干个国家的球队在归国途中来北京打球。一些美国队员很想来中国。碰巧，在他们动身去日本之前，美国政府完全取消了美国人去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方面的限制。美国运动员向中国运动员表示了他们的兴趣。
毛泽东的思绪在活跃着。
周恩来在午夜前来过。又谈起通过巴基斯坦渠道和罗马尼亚渠道传来的信息。还谈起了美国国务院三月十五日宣布取消对持美国护照去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的一切限制……
毛泽东面临决策。
周恩来还汇报了外交部和体委的负责人讨论是否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分歧。
毛泽东深思着，沉默了！
一九七○年，曾有两个重要的法国人到过中国。第一个是计划部长安德烈·贝当古，第二个是戴高乐政权时的总理莫里斯·顾夫·德姆维尔。莫·顾夫·德姆维尔为戴高乐将军访华作好了安排，这次访问本来是准备在当年进行的。戴高乐如来中国访问，将在促成中美认真交谈方面起关键的作用。然而，戴高乐却去世了。他的死使这一点未能实现。毛泽东还给戴高乐夫人发去了对这位将军的唁电，这是自从罗斯福去世以来他对任何非共产党政治家的唯一的一次赞扬。
想到这，毛泽东精神为之一展。
让美国乒乓球队打头阵有何不可？它将为尼克松或是他的特使来北京创造一个良好的气氛。这是打开中美关系的局面的一个非常好的时机。
毛泽东丝毫没有睡意，就像烽火岁月的时候沉浸在大战前夕的兴奋之中一样。四月的北京天已经亮得早了。屋外有呼呼的风声。天边已经渗出几抹宣纸一般的白色。他毅然作出决定：要秘书转告周恩来，立即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
中国人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这把美国惊呆了。把世界轰动了。成了举世瞩目的重大事件。
尼克松得知消息后喜出望外，马上批准美国乒乓球队接受邀请。
四月十四日下午二时半，周恩来面带微笑地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会见美国乒乓球代表团。
周恩来与美国代表团成员一一握手后，坐在斯廷霍文团长旁边的沙发上，作了讲话：
“你们作为前来中华人民共和国访问的第一个美国代表团，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尽管中国和美国目前还没有外交关系，我相信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将会得到两国大多数人民的赞成与支持。”
周恩来略略提高了声音说：“欢迎你们！”
坐在周恩来身边的斯廷霍文马上说：“我们也希望中国乒乓球队访问美国。”
周恩来立即作了肯定的回答：“可以去！”
美国代表团的成员们热烈地鼓掌。
有关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华的所有具体安排，都在周恩来直接掌握之中。其中比较重要的安排与做法，都由周恩来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这时，周恩来像往常会见外国运动员那样，关心地问大家：“你们住的怎么样？习惯中国菜的口味么？还有没有什么问题要提？”
周恩来的话音刚落，美国代表团成员科恩倏地站了起来。他穿了件西服，没打领带，长发披肩。科恩略为欠欠身子，大声地说：“总理先生，我想知道您对美国嬉皮士的看法。”
斯廷霍文事先曾再三叮嘱过这个格外活跃的科恩，要他不要随便提问题打扰周总理。这时，斯廷霍文焦急地朝科恩打手势，仍阻挡不住。
大厅里静静的，翻译有些紧张了，大家都关切地望着周恩来。
周恩来微笑地打量了科恩一眼，瞄了瞄那蓬松而飘垂的长发，说：“看样子，你也是个嬉皮士囉。”
周恩来随即把眼光转向大家：“世界的青年们对现状不满，正在寻求真理。在思想发生变化的过程中，在这种变化形成之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事物，这些变化会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是可以容许的。我们年轻的时候，也曾经为寻求真理尝试过各种各样的途径。”
科恩当时正是大学二年级学生，学的是历史和政治学。他原以为在这个最革命的国家，听它的总理评价嬉皮士，一定会听到那种“资产阶级的”、“颓废的”、“没落的生活方式”之类的训词。结果，出人意料，周恩来并没有用革命的大道理训人，还表示出十分理解当代青年的思想。科恩不由自主地为周恩来所折服，钦佩而信服地听着。
周恩来又将眼光转向科恩：“要是经过自己做了以后，发现这样做不正确，那就应该改变。你说是么？”
科恩耸耸肩，友好而诚恳地笑着点了点头。
周恩来略略停顿，又补充一句：“这是我的意见。只是一个建议而已。”
周恩来的这番话，在第二天，几乎被所有的世界大报与通讯社报道。四月十六日，科恩的母亲从美国加州威斯沃德托人通过香港，将一束红色的玫瑰花送给周恩来总理，感谢周恩来对她的儿子讲了一番语重心长的话。
周恩来在讲话中表现出的宽容、大度、理解的态度，无疑向世界各国表明：中国人并不都是狂热的教条主义者，对于那些陌生的事物，中国人并不总是激烈排斥的。而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决策者由此看到了中国政策变化的信号，他们觉得，中美关系的大门已在徐徐启动。他们迅速对周恩来的讲话作出了反应。
当天，尼克松发表一项声明，决定采取五个对华政策新步骤，从而使美国政府实行长达二十年之久的对华贸易禁令之墙终于大块大块地崩塌了。
被称为“乒乓外交”的这段历史，充分展现出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高超决策和外交才华。
一九七一年五月十七日。
尼克松给周恩来一封信。信中表示他准备访问北京，先派基辛格来中国举行初步会谈，并要求会谈绝对保密。
同年六月二日，
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复信，同意美国总统来华访问。信中写道：
“……在研究了尼克松总统的三次口信后，毛泽东主席表示，他欢迎尼克松来访，并期待着届时同总统阁下直接对话。周恩来总理欢迎基辛格博士先行来访，进行秘密会谈，为尼克松总统访华进行准备并作必要的安排。他可以从伊斯兰堡直接飞往中国一个不向公众开放的飞机场。他可以乘巴基斯坦的波音飞机，或在必要时从中国派去接他的一架中国专机。周恩来总理热烈地期待着在最近的将来在中国同基辛格博士会晤。”
尼克松看完周恩来的复信，笑呵呵地对基辛格说：“我看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总统所收到的最重要的信件。”
尼克松告诉基辛格，要他准备去北京作一次秘密访问。
基辛格以休假为名，避开耳目众多、天线如云的华盛顿来到西海岸边的休假地，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秘密安排经过巴基斯坦与中国代表会晤的具体时间。
七月九日，基辛格飞离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于北京时间中午十二时十五分，在北京郊外的军用机场降落。
饭后稍歇。周恩来于下午四时半到来。基辛格等人到客厅门口迎候。
基辛格在回忆录《白宫岁月》中是这样描绘的：
“他脸容瘦削，颇带憔悴，但神采奕奕，双目炯炯，他的目光既坚毅又安详，既谨慎又满怀信心。他身穿一套剪裁精致的灰色毛式服装，显得简单朴素，却甚为优美。他举止娴雅庄重，他使举座注目的不是魁伟的身躯(像毛泽东或戴高乐那样)，而是他那外弛内张的神情、钢铁般的自制力，就像是一根绞紧了的弹簧一样。他似乎令人觉得轻松自如，但如小心观察就知并不尽然。”“……我在宾馆门口迎接他，特意地把手伸出去。周恩来立即微笑，和我握手。这是将旧日嫌隙抛于脑后的第一步。”
宾馆的会议室里，中美双方随着周恩来的到来开始了会谈。隔着一张铺着绿色台布的长桌，周恩来与基辛格相对地坐在大藤椅里。他们身旁都坐着双方的陪同人员。
基辛格先是十分谨慎地打开材料汇编的厚皮封面，按事先准备的发言稿念了起来。他从中美关系的历史谈起，一直讲到这次会晤。
周恩来面前只是一张纸，上面写着几行字，是讨论发言的大纲。
基辛格这个在哈佛大学磨练过口才的教授，不愿再念，干脆撇开材料汇编，显露其口才，随便地说起来：“已经有许多人访问过这个具有几千年文明的美丽的国土了，对我们来说，却是一个神秘的国土。”
周恩来摆摆手，说：“你会发觉，它并不神秘。你熟悉之后，它就不会像过去那样神秘了。”
基辛格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造成了我们两个大国的对立与隔绝。”
周恩来说：“两国之间的分歧是巨大的。例如台湾问题就是两国关系紧张的根源。博士先生，我们终于坐下来了，可以相互阐述自己的观点，让对方有充分的了解。”
基辛格与助手们交换了一下眼光。从目光的交流可以感觉到，他们长久以来为台湾问题担心，一会谈就吵架敲桌子而吵崩——这块压在心上的石头卸落了一半。
周恩来又说：“我是大致同意尼克松总统七月六日在堪萨斯城演讲的观点，即当今世界存在‘五极’，也就是五种力量中心……”
基辛格不了解尼克松的“五极中心”观点，现在由周恩来提出来，使他感到处于不利地位。
周恩来敏锐地感觉到了，问：“你们是不是在路上没有看到总统的讲话？”
基辛格尴尬地点点头。
周恩来却真诚地为对方介绍了尼克松的观点，说：“他预见到世界将出现‘五个超级经济大国，美国、西欧、日本、苏联和中国，它们之间的关系将决定当代和平的结构。我赞同你们总统的观点，却不赞同给中国戴上‘超级大国’的帽子，也不参与大国的这场比赛。”
周恩来无意利用对方不利地位的真诚态度，使基辛格松了一口气，说：“总理同意我们总统的观点，我很高兴。尽管我们之间存在着严重分歧，却也能寻到一致的地方。”
基辛格对周恩来的信任与敬佩，就在无形中开始形成。
第一天会谈在晚上十一时二十分结束，并没有解决任何事情，甚至没有讨论到那个必须作出决定的问题，即尼克松总统访华问题。双方在这天的会谈中都表现出好像若无其事，似乎这是一个很容易解决的附带问题。
第一轮会谈后，周恩来带着熊向晖到中南海毛泽东的住处汇报，以听取毛泽东的指示。
轿车在毛泽东的住地门口停下。毛泽东身穿浴衣，站在会客厅兼书房当中。周恩来握了握毛泽东的手说：“这样晚，主席还没有休息呵。”
毛泽东说：“我不困。”
熊向晖跟着握住毛泽东的手，说：“主席好！”
毛泽东笑容满面地说：“马马虎虎。”
周恩来告诉毛泽东基辛格到了，并准备汇报。不想毛泽东却向周恩来摆了摆手，说：“那个不忙。”便转向熊向晖向他了解关于黄永胜的检讨情况。毛泽东以其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及高度敏锐的政治嗅觉，从熊向晖的汇报中，觉察到林彪身边的那几个人物并没有真正认错，是在搞阴谋。
为了缓和室内的气氛，周恩来委婉地说：“我过去也犯过错误，一经主席提醒、批评，总是努力改。这次黄永胜他们犯了错误，主席对他们进行了批评教育，他们作了检讨，以后也会在实践中改正的。”
毛泽东摇了摇头，说：“那个不同。你犯错误是阳谋，他们是阴谋。”
毛泽东这时虽已上了年纪，但对事物的预见仍不减当年。他料事如神，早有准备，于八月十四日离开北京，去巡视大江南北，作了一次带有神秘色彩的访问。
周恩来开始汇报跟基辛格会谈：“今天第一轮，大家见了面，互相认识。互相了解对方的基本观点。开始他们比较紧张，谈到了台湾问题，为此准备了很多材料。”
毛泽东插话说：“我看，台湾问题事小，世界的局势事大。台湾问题拖一百年再谈也可以，先谈世界格局的大问题……”
毛泽东正如基辛格分析的那样：“此人气魄很大，是从大的全球战略上考虑问题的……”
周恩来作了一个多小时的汇报。待周恩来等人离开毛泽东住地时，已是深夜二点多钟了。
第二天下午四点，周恩来与基辛格在人民大会堂继续会谈。
这一轮会谈的气氛，与七月九日的第一轮很不相同。双方寒暄之后，各方介绍自己的观点，因为分歧十分严重，气氛变得紧张起来。在台湾、越南、世界形势、日本、亚洲等一系列问题上，双方的观点是尖锐对立的。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缓和了一下态度，说：我们如不先吃，烤鸭就要凉了。
饭后，周恩来态度和蔼地建议，尼克松总统可于一九七二年夏天来访问。基辛格说，一九七二年夏天离总统大选的日子太近，可能引起误会。周恩来就建议改为一九七二年春天。基辛格赞同这个日子。他们又相约晚间十点以后再会晤，起草关于这次基辛格访华的联合公告。
当晚下半夜，周恩来指派黄华与基辛格讨论这个公告。他率领熊向晖等人再次向毛泽东汇报第二轮会谈的情况。毛泽东批准了联合公告的基本草案，准备在七月十一日上午与基辛格进行最后的讨论。
基辛格按秘密访问计划，他在北京的时间被限定为四十八小时。他必须在七月十一日在巴基斯坦出现。现在只剩下十二个小时了，可联合公报还未落实，他觉得很痛苦，也担心能否签订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公告。
七月十一日上午九时四十分，会谈重新开始。黄华提出的联合公告草案，由于设身处地考虑了对方的观点，基本上为基辛格所接受了。双方同时发表公告的时间，也采纳了美方提出的时间七月十五日。
周恩来在起草公告工作完成之后，又与基辛格讨论了今后联系的地点，双方都赞同定在巴黎，由尼克松总统信任的美国驻法国武官沃尔特斯将军与中国驻法国大使黄镇接头。接着，周恩来还提议：有时，我们不妨继续利用巴基斯坦这个渠道，中国有句老话，不能过河拆桥。
基辛格与助手们兴高采烈地乘着那架巴航飞机飞回巴基斯坦，除了带回双方认可的联合公告，还带回了中国人送的中国菜、毛泽东著作英文版及这次访问的照相集。
飞机在下午一点顺利飞抵伊斯兰堡。
七月十五日，它将以一个世界的转折点载人世界外交史。
尼克松利用美国电视广播的黄金时间，即太平洋时间晚七时整，向公众发布讲话：
“晚上好！”
“我要求占用今晚这段时间，是为了宣布我们为了建立世界持久和平而作的努力中的一件大事。正如我在过去三年中多次指出的那样，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七亿五千万人民的参加，是不可能有稳定而持久的和平的。正因为如此，我在好几个方面采取主动行动，为两国之间的比较正常的关系敞开门户。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我派遣我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在他最近的环球旅行中前往北京，以便同周恩来总理会谈。”我现在宣读的公告将同时在北京和美国发表：
“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于一九七一年七月九日至十一日在北京进行了会谈。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一九七二年五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全美国都发愣了！全世界都吃惊了！几乎所有的电波都在载送这个消息，几乎所有的语言都在谈论这个消息。
在中国，“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周恩来便不辞辛苦地操劳着一切。他在九月十三日清早，亲自给各大军区和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主要负责人打电话、打招呼、布置任务，并随时将情况报告毛泽东。周恩来还根据我国驻蒙古使馆带回的文件和现场拍摄的照片，召集民航及空军有关负责人研究了林彪出逃的飞机是怎样坠毁的。他还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通知原定要出国访问的中国政府代表团按原计划出国访问，并嘱咐继续通过巴黎渠道保持与尼克松、基辛格的联系。
经过巴黎渠道的双方磋商，到十月初，中国方面答复同意美方在十月五日公布基辛格第二次访华的日程。中国方面建议基辛格取道阿拉斯加飞往上海再转北京。
“周恩来想得真周到。”基辛格已经在向往同周恩来的第二次会晤了。
基辛格第二次北京之行取代号为“勃罗二号”。尽管取了代号，也已经不是秘密之行了。
十月二十二日，基辛格到达北京。
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基辛格一行全体人员。周恩来说：中美关系史“就要揭开新的一章。这要归功于毛泽东主席和尼克松总统。”“基辛格勇敢地秘密访问了中国这个所谓‘神秘的国土’。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现在是他第二次访问这个国土，它不应该再被认为是‘神秘’的了。”
周恩来又把上次的话题重新提出来，这使人感到似乎会谈从未中断过。基辛格觉得周恩来有一种非常高超非常巧妙的谈判技巧，使头脑迟钝的西方人，要过一会儿才能理解。此时，基辛格联想到一九七○年国庆节，毛泽东与斯诺夫妇在天安门国庆典礼上的照片，发表在《人民日报》头版的显著位置。这张照片应该被当作周恩来向美国政府发出的含蓄而饶有深义的信息，然而竟被尼克松和他忽略了。
事后，基辛格在回忆录中写道：
“毛泽东和周恩来不幸对我们敏锐地观察事物的能力估计过高。他们传过来的信息是那么拐弯抹角，以致我们这些粗心大意的西方人完全不了解其中的真意。十月一日，中国国庆节那天，周恩来把斯诺夫妇领到天安门城楼上站在毛泽东旁边，而且照了像，这是史无前例的，哪一个美国人也没有享受过那么大的荣誉。这位高深莫测的主席是想传达点什么。事情过后我才终于理解到，毛是想以此作为象征，表示现在他亲自掌握对美关系。
中国人太精细微妙了，到底经历了几千年文明的熏陶。”
基辛格第一次秘密访问北京是为了探询尼克松访华的可能性；第二次尼克松授权他来华是谈判访问公报以及议定尼克松访华日期。
当天晚上，基辛格把美方起草的公报初稿交给周恩来。这份公报初稿是按照国际上老一套的惯例起草的，它用一些空洞的陈词来掩盖两国间的分歧，基辛格的助手们自以为这个初稿是十分高明的。同时，双方议定了尼克松访华的日期。基辛格提出两个日期供周恩来选择：
二月二十一日和三月十六日。
周恩来选择了前一个日期。他们还讨论了总统访华的几个具体问题。
基辛格没有料到，这次访问北京最富戏剧化的就是讨论公报草案了。
十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在钓鱼台与基辛格会谈。周恩来一开始就说：“毛主席已经看了你们拟的公报草案，明确地表示不同意。这样的方案我们是不能接受的。”
基辛格显出不悦地说：“我们初稿的含义是说，和平是我们双方的目的。”
“和平是只有通过斗争才能得到的。”周恩来说。“我们认为必须摆明双方根本性的分歧。”
基辛格说：“我们不回避双方的分歧，签公报又有什么用？列出双方不同的观点，岂不等于告诉全世界，中美双方在吵架么？”
周恩来胸有成竹地说：“我们两国打过仗，敌对和隔绝了二十多年了。对于如何管理国家，如何跟外界打交道，我们有自己的观点。”
因为毛泽东与周恩来鉴于中美双方分歧如此之巨大，已经拟定了会谈公报的有关方针，在尼克松总统访华时，争取双方发一个公报，但也做了谈不成不发公报的准备。
这时，周恩来微笑地说：“现在该吃烤鸭了。我们将在下午提出一个公报的初稿。”
基辛格对于周恩来的谈判方式感到震惊，也十分佩服。他曾代表美国经历了无数次谈判，包括同苏联人、越南人等，但还没有碰到过周恩来这样的对手。周恩来与赫鲁晓夫的滑稽和勃列日涅夫的矫揉造作恰成鲜明的对比。他从来不提高讲话的调门，也不敲桌子，更不以中止会谈相威胁来迫使对方让步。即使“王牌在手”，说话的声音反而更加柔和。
饭后，周恩来向美方交出了我方草拟的公报草案。它以十分鲜明的词句阐述了中国对一系列问题的立场。从中可以看出，在台湾问题上中国是寸土不让的。
基辛格沉默了一会儿，对周恩来说：“总理先生，这样的方案，我们是无法接受的。”
谈判僵持着，没有进展。脸色都很严肃，气氛比较沉闷。
秋虫的鸣叫听得特别清晰，远处似乎传来蒸汽火车长鸣的汽笛声。
基辛格答应第二天提交美方修改草案，周恩来很高兴。
十月二十五日，由基辛格提出经美方修改的公报草案，双方又开始了会谈。这次会谈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台湾问题上，双方针锋相对，各不相让。
基辛格强调：“美国不能抛弃老朋友。”
周恩来反驳：“什么老朋友？台湾问题不是朋友之间的问题，是美国军队进驻台湾而分裂我们国家的问题。朋友之间的道义问题不能代替主权国家的领土完整问题。”
基辛格已意识到周恩来已经不会再作退让，便略作停顿，说：“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怎么样？”
周恩来脸上绽开了笑容。他说：“这句话的基本意思我方可以接受，只是个别词句需要推敲。比如，应该用‘省’，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更准确，不用部分。”
基辛格说：“‘部分’比‘省’通用，‘部分’是对整体而言。”
周恩来说：“‘省’比‘部分’准确，省是行政上对政府的归属。”
“英语没有多大的差别。”基辛格说。
“汉语却有质的差异。”周恩来雍容大度地说：“我看僵局有望打破，至于尚未解决的句子及措词，等总统访华时，还可以继续讨论，会找到一个解决办法的。”
十月二十六日，基辛格乘专机从北京起飞。周恩来当时已得知联合国已以七十六票对三十五票通过接纳中国，驱逐台湾。周恩来为了不使基辛格难堪，没有将这个消息告诉他。
一九七二年二月十七日，尼克松总统在同国会的领袖们进行简短的告别会见以后，来到停在白宫草坪上的直升飞机前面。这一天，天气严寒，冷风刺骨。他引用了乘“阿波罗十一号”宇宙飞船登上月球的第一批人在月球的纪念碑上留下的话：“我们是为了谋求全人类的和平而来的。”他用这句话作为他访华旅行的开端。
二月二十一日，尼克松一行抵达北京。
当尼克松微笑着伸出他的手，周恩来那只手也伸了出来。俩人紧紧地握着手，轻轻地摇晃着，足足有一分多钟。周恩来说：
“总统先生，你把手伸过了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二十五年没有交往了呵。”
周恩来和尼克松同乘一辆红旗高级轿车进城。当车队驶至长安大街时，尼克松心里满以为真正的欢迎仪式可能在天安门广场等待着举行。尼克松在白宫作访华准备时，观看过天安门前人山人海向毛泽东欢呼的纪录片镜头。给他留有极深的印象。他在飞机上曾经想过，要是他受到天安门广场上人山人海的欢迎，那么，盛况将不亚于他在贝尔格莱德和布加勒斯特受到的接待。可是，车队通过天安门广场时，广阔的广场空无一人。据说许多行人被挡在横街小巷里。尼克松的希望落了空。他的心情有点黯然。他注意到连大街也是空的。
这时周恩来，一一将天安门广场的主要建筑指给尼克松看：“这是天安门城楼，毛主席在这里会见群众。那是人民大会堂，人民代表开会的地方……”
尼克松“哦、哦”应着，看着窗外。他是觉得有点冷淡；但是，外表没有明显地流露出他内心的感觉。
尼克松哪里知道，毛泽东和周恩来确定的这次接待的方针是“不卑不亢”。
尼克松下榻在钓鱼台国宾馆。
在吃丰盛的午宴时，尼克松表现出他使用筷子的熟练技巧，这是他大半年来着意苦练的结果。
午宴结束后，尼克松一行人各自回住房去盥洗。刚一会儿，周恩来就来找基辛格。他俩在会客室刚见面，周恩来不像往常一样先开开玩笑，直接说：“毛主席想会见总统，请你也一同去。”
尽管毛泽东要会见尼克松，这是有所准备的。基辛格却没有料到安排得那么快，他内心还是很高兴，却控制住没有明显流露出来。他知道毛泽东和他蔑视的历代皇帝一样深居简出，神秘莫测。据说，没有人能事先和他约定见面的时间，他的召见都是突如其来的。因而，基辛格马上去请尼克松。那时，尼克松正想洗一个淋浴。
高级红旗轿车穿过西长安街，驶进了中南海丰泽园。尼克松与基辛格在周恩来的陪同下走进四合院，穿过一条宽的过道，进入了毛泽东的书房。
毛泽东和尼克松。
一个是世界上人口最多、潜力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导师，一个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首脑。
他们曾经用极端的语言，相互敌视，相互对骂，隔绝对峙了二十多年互不往来。他们的意识形态是相互对立的，他们的思想信仰是各不相同的，他们的价值观念是绝不一致的，他们的文化背景是各不相同的。
毛泽东和尼克松走到一起来了，这就说明这个世界已经变了。说明一个旧的时代过去了，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开放、理解、沟通、发展，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毛泽东站起来，微笑着望着尼克松，眼光锐利，神态略带嘲讽。他说话已经有点困难，他并不避讳说：“我说话不大利索了。”
毛泽东朝尼克松伸出手，尼克松也朝他伸出手。来自两个世界的头面人物紧紧地握手了。握手之时，毛泽东开玩笑说：咱们共同的老朋友蒋介石总司令可不赞成这样啊。这个开头很有效果，但美国人太乐观了，没有把这句话当作对他们的一点指责。
在场的三个美国人(尼克松、基辛格和洛德)都立即感到了毛泽东的意志力。洛德后来评论说：“我相信，哪怕我从未见过此人，不知道他是谁，当我走进有他在场的鸡尾酒会时，我也定会被他的力量所吸引。”
毛泽东和基辛格握手时，上下打量着他，还用下颏点了点，说：“哦，你就是那个有名的博士基辛格。”
基辛格笑着说：“我很高兴见到主席。”
基辛格感觉到，除了戴高乐以外，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个人像他具有如此高度集中、不加掩饰的意志力。他成了凌驾整个房间的中心，而这不是靠多数国家里那种用排场使领导人显出几分威严的办法，而是因为他身上发出一种几乎可以感觉得到的压倒一切的魄力。这个身旁有一名女护士协助他站稳的高大魁梧的人，他的存在本身就是意志、力量和权力的巨大作用的见证。
毛泽东随便地谈起话来。他对尼克松说：
“你认为我是可以同你谈哲学的人么？哲学可是个难题呀。”他开玩笑地摆了摆手，把脸转向基辛格，“对这个难题，我没有什么有意思的话可讲，可能应该请基辛格博士谈一谈。”
书房里，毛泽东的情绪渐渐高涨，红晕淡淡地漫上了苍白的脸颊。他一会将手高高扬起，顷刻又笔直垂落，这忽上忽下地舞动，让在座的客人情绪也倍受感染，会谈气氛充满诙谐快乐有时还有几句争辩，尼克松和他的随员们都被毛泽东的妙语连珠的语言魅力所倾倒……
洛德评论说：“毛泽东的身上没有周恩来那种迎面而来的光彩，但是他有一种暗含的、看上去是漫不经心的风格，实际上非常微妙纯熟。”
尼克松回国以后，曾在回忆录中写道：最令人难忘的是我同周和毛的会见，我们后来听说毛已患了轻度中风，虽然中国人民不知道这件事。他仍然很受他的助手和随从尊敬，他应答时话锋锐利。
会谈时，周恩来微笑着望着毛泽东，身体一侧依在沙发扶手上，不时插上几句话，话不多，但很得体，毛泽东紧接着周恩来的提示继续往下谈……
在谈到美国的总统选举时，毛泽东爽朗地笑着对尼克松说：“上次选举时，我投了你一票。”“我喜欢右派。”毛泽东开心地接着说，“人家说你们共和党是右派。美国的左派只能夸夸其谈的事，右派却能做到，至少目前是如此。”
在谈到尼克松在政治上的反对派的时候，毛泽东曾很随便地说：“在我们国内，有一伙反动分子反对我们同你们搞好关系。结果，他们乘飞机逃到国外去了。”
为了让尼克松听出这是指林彪，周恩来插话说：“后来，这架飞机在蒙古温都尔汗的沙漠里坠毁了。”
当尼克松在列举一系列需要共同关注的国家和地区、就国际问题谈论具体细节时，毛泽东又摆了摆手，指着周恩来说道：
“这些问题不是在我这里谈的问题。这些问题应该同周总理去谈。我谈哲学问题。”
在外交事务方面，毛泽东历来给予周恩来以相当大的自由和权限。这不仅说明毛泽东对周恩来的信任，也说明周恩来是最了解毛泽东意图的人。梁漱溟曾讲过：周恩来是绝顶聪明的人。毛泽东召集会议，特别是建国以后，讲起话来经常是国内国外，海阔天空。讲完了说，就这样吧！究竟怎样？别人未必明白，但周恩来全明白。余下的事就要靠周恩来去贯彻执行了。这虽是一家之言，但也说明了在重大决策过程中，也包括外交决策，毛泽东的主导地位是毫无疑问的，但这之后缺不了周恩来这位总理。同时也说明毛、周二人之间有着高度的默契。
毛泽东很活跃，紧紧抓住谈话中的每一个细微的含义，但看得出来他很疲劳了。
周恩来越来越频繁地看着手表，这实际上是会谈结束的信号。这次会晤进行了六十五分钟。
在毛泽东会晤尼克松后的几小时之内，中国就向外国新闻界提供了面带微笑的毛泽东和咧着嘴笑的尼克松会见的新闻照片和电影。
尼克松访华进程中的会谈分三个层次进行。罗杰斯国务卿和姬鹏飞外长是一个层次，具体商讨促进双边贸易和人员往来；尼克松和周恩来之间的会谈又是一个层次，这是两国首脑的总会谈。第三个层次是基辛格与中国副外长乔冠华起草公报的会谈。基辛格后来在记者招待会上透露：毛泽东自始至终密切掌握着谈判的整个进程。尼克松后来回忆说：在与毛泽东会见以后的一个星期里，所有的中方人员，特别是周恩来，反复地追述毛泽东谈话中的一些主题。
台湾问题是第三个层次会谈中最棘手的问题。尽管不少有争议的问题的措词大部分在十月份的会谈中已经基本解决，而且公报的构思已经肯定了，但关于台湾问题的双方措词，分歧还是巨大的，可谓针锋相对，寸句必争。他们俩人的会谈被当时人们称为“乔基会谈”。
乔冠华提出的中国方案，美国观点是“美国希望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将逐步减少并最终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基辛格拒绝了这个方案，说：“我希望你们能理解我们的立场，我们把撤军说成是一个目标。即使这样，我们仍然坚持撤军跟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同缓和整个亚洲紧张局势联系起来。”
“但是，这个前提，必须是美国无条件的撤军。”乔冠华坚持说。
“这样做会破坏整个关系，美国公众舆论决不会答应的。”基辛格也当仁不让。
每当这时，双方相持不下，都会把扯紧的弦放松，开一两句玩笑来冲淡紧张气氛，用友好态度把巨大的决心掩盖起来，不致使个人关系过分紧张。据说两人从谈判桌上的对手竟成为好友，此后经常往来。
在乔冠华向周恩来汇报、基辛格向尼克松汇报后，俩人再碰头，双方都提出新方案，作了让步。
乔冠华提出，只要提到全部撤出驻台的美军，中国就不再反对美方表示关心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基辛格提出，把全部撤军这个最终目标和美方在此期间逐步撤出军队这两个问题分开，以前是两点包括在一个句子里。
乔冠华表示出了兴趣，提出修改个别词汇，他说，最好提和平解决的“前景”，而不要用“前提”。他说：“用‘前景’，含义更积极些，显示出是双方的意见；而‘前提’听上去是华盛顿单方面强加的东西。”
基辛格表示同意，开玩笑说：“我看台湾命运还不会取决于如此微妙的意思上的差别。”
周恩来了解了“乔基会谈”的突破之后，表示可以考虑美方经过修改的论点。周恩来请示了毛泽东，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尼克松也同意接受中方经过修改的论点。乔基在当晚尼克松的答谢宴会后，于十点半再次会晤。这次谈判十分顺利，只花了十五分钟就解决台湾问题的措词问题，行文如下：
双方回顾了中美两国之间长期存在的严重争端。中国方面重申自己的立场：台湾问题是阻碍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早已归还祖国；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制造“一台一中”、“一个中国，两个政府”、“两个中国”、“台湾独立”和鼓吹“台湾地位未定”的活动。
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午夜时分，毛泽东批准了关于台湾问题的这一段。尼克松也批准了这一段。
公报文本落实了，大功终于告成。
然而，想不到美国方面又横生波澜，把尼克松都几乎气疯了。
在去杭州的飞机上，美国国务院的专家们拿了公报。他们看后认为不理想。他们的不满是大有原因的。这次罗杰斯国务卿带来中国的，都是一些职业外交家，对于草拟公报的过程他们没有参加，对此本来就有看法。没有参加谈判的人不熟悉谈判所经历的艰难，往往在心中自己立了一个理想的公报文本，并拿它们同手头的打印文本进行对比。那样一来，意见就多了。到杭州后，罗杰斯对尼克松说公报不够圆满而交给总统一份材料，材料中列举了国务院的专家们对公报的大堆意见，并提出进行修改。例如，对“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这句话提出异议。说这话太绝对了，或许有一些中国人不这样认为呢。建议将“所有中国人”改为“中国人”。另一条建议是要去掉“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句中的“立场”二字。诸如此类的重要修改处，竟达十五处之多。
尼克松穿着睡衣，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气得脸色都变了。他认识到自己在政治上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他要有所作为而采取了对华主动的行动，但那些保守派支持者对访华的反应已搞得他够紧张了。他害怕这些右派会攻击公报。他预见到，关于国务院对美国所作的让步的不满的传闻，很可能成为导火线。他也知道，在已经通知中国人说他同意公报之后，又要求重新讨论，出尔反尔，说话不算数，中国人将怎么看待他这个总统。他又气愤又痛苦。
离预定发表公报的时间不到二十四小时了，怎么办？
尼克松把基辛格找来商量。基辛格为难地同乔冠华说明了情况。
乔冠华马上去找周恩来总理请示。
周恩来正在给上海方面去电话，询问上海方面接待工作的情况。周恩来放下电话后，乔冠华立即作了汇报。
周恩来太累了，他毕竟是七十二岁的老人了，可以说，此时癌细胞已在他体内扩散，吞噬着他的生命，削弱着他那似乎无止境地为国为民的精力，他还全然不知。就在这一年的夏天，他发现尿中有血，才接受检查，经过化验，诊断为膀胱癌……在尼克松访华期间，最忙的人就是周恩来。尼克松访华的一切活动安排，都是他亲自掌管，所有的会谈讨论都由他亲自过问，还每天安排随时向毛泽东请示、汇报。他几乎没有睡过觉，顶多能够合眼皮休息个把钟头。
周恩来听着乔冠华的汇报。他瘦削的脸在柔和的灯光下棱角显得更为分明，只是眼睛还很灵，很亮。听完汇报后，周恩来开始沉思。
周恩来对美国国情作过研究，对尼克松执政以来白宫与国务院的矛盾是有所了解的。他由此联想到，按职务，罗杰斯该排在基辛格前面，毛泽东会见尼克松时，罗杰斯没能去，难怪人家有意见。他还考虑，明天到了上海，要特地去看望罗杰斯，补一下课。
对于周恩来来说，任何大事都是从注意小事入手这一格言是有一定道理的。他虽然亲自照料每一棵树，但也能够看到森林。
周恩来对乔冠华说：“我们也不能放弃应该坚持的原则，这个事，要请示主席。”
周恩来当即拿起红色的直通电话。
毛泽东听了汇报，想了片刻，口气十分坚决地回答说：“你可以告诉尼克松，除了台湾部分我们不能同意修改外，其它部分可以商量。”
毛泽东停顿了一会，又严厉地加上了一句话：“任何要修改台湾部分的企图都会影响明天发表公报的可能性。”
于是，基辛格与乔冠华在宾馆又开了一次夜车。凌晨二时，另一个“最后”草案终于完成了，当然，吸收了罗杰斯的专家们的一部分意见。草案再次提交双方首脑正式批准。这就是举世闻名的上海公报。
尼克松一行到达上海下榻于著名的锦江饭店。
二月二十七日，到达上海不久，周恩来特地去看望罗杰斯国务卿及其助手们。他走进大厅，走进电梯。电梯迅疾往上升。头顶的电梯标志牌上，“十三”处亮着红灯。
周恩来望着标志灯，恍然大悟似地说：“怎么能安排他们住第十三层？十三呀！西方人最忌讳十三……”
周恩来带着翻译走进罗杰斯的套间，听见谈“十三”的声音戛然而止。罗杰斯手下的官员们正在房间里说话，大约是在发牢骚生气，一个个面有愠色。见周恩来进来，罗杰斯朝他们示意，他们只好客气地装出很不自然的笑脸。
周恩来伸出手来说：“罗杰斯先生，你好！”
周恩来逐一地与国务院的官员握手之后，在罗杰斯身旁的沙发上坐下来，说：“国务卿先生，我受毛泽东主席委托，来看望你和各位先生。这次中美两国打开大门，是得到罗杰斯先生主持的国务院的大力支持的。这几年来，国务院做了大量的工作。我尤其记得，当我们邀请贵国乒乓球队访华时，贵国驻日本使馆就英明地开了绿灯，说明你们的外交官很有见地……”
周恩来的话语缓和了室内的紧张气氛。
“总理先生也是很英明的。我真佩服你想出邀请我国乒乓球队的招，太漂亮了！一下子就将两国疏远的距离拉近了。”罗杰斯笑着说。
“有个很抱歉的事，我们疏忽了，没有想到西方风俗对‘十三’的避讳。”周恩来转而风趣地说：“我们中国有个寓言，一个人怕鬼的时候，越想越可怕；等他心里不怕鬼了，到处上门找鬼，鬼也就不见了……西方的‘十三’就像中国的‘鬼’。”
众人哈哈大笑，周恩来也跟着笑。
周恩来走后，罗杰斯手下的官员们气也消了大半。中国有句俗语，不看僧面看佛面。他们主要是对基辛格有意见，对尼克松的某些做法有意见。如今周恩来代表毛泽东来看望他们，他们不但不便再发作，而且对周恩来十分佩服。
二月二十八日早上，周恩来到上海虹桥机场为尼克松等人送行。
据说毛泽东为尼克松写了一个含义隐晦的条幅，并送给这位美国总统以作为他访问的纪念：
老头坐凳
嫦娥奔月
走马观花
坐在凳子上的“老头”是帝国主义。“嫦娥奔月”是卫星的迷人形象。“走马观花”则是指尼克松本人草草地观看了一下中国。
毛泽东称赞了他的客人。尼克松至少还来到中国看了看，不像一个典型的帝国主义头子只是自鸣得意地坐着。
然而，毛泽东的后两句则会使任何一位愿意同他手挽手并行的西方领袖感到不安。
帝国主义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不仅美国和苏联，就连中国如今也能把卫星送上月亮了。
尼克松虽然是个开明的人，但在面上走一圈，也只能得到一些浮光掠影的印象。
毛泽东后来对人说：“尼克松没有弄懂我的意思。”
周恩来送走尼克松之后，也于当天搭乘那架“伊尔一十八”专机离开上海，飞往北京。随行的记者们也搭乘总理的专机回京。
周恩来操劳了一个星期，也没有借飞机飞行机会在前舱休息。他来到后舱看望记者们。
有个记者问：“总理，外电评论，这次是你导演的外交杰作。”
周恩来严肃地说：“不，不能那么说。这是主席的英明，主席的功劳。这次乒乓外交我就没看准，是主席决定的。打开中美关系还是靠主席的英明决策。到底主席是主席，我们是我们。”
尼克松离开上海在飞机上同他夫人帕特说：“周恩来是一个伟人，是本世纪罕见的伟人。我感到惋惜的是……他总是小心谨慎地让舞台的聚光灯照射在毛泽东身上。”
尼克松还不了解周恩来。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尊敬、钦服、坚信无疑是第一位的，他从来不谈及自己的功绩。
周恩来回到北京后，当即驱车前往中南海，到丰泽园向毛泽东作汇报。
毛泽东穿着睡衣，躺在木板床上。床上里侧摆满了书。毛泽东的头靠在垫得很高的枕头上。
走到床边的周恩来问：“主席，你困么？”
“不困，你说吧。”
“尼克松很高兴地走了，他说这一周改变了世界。”周恩来汇报说。
“哦？！是他改变了世界？哈哈。”毛泽东说完大笑起来。他伸手拿起一支雪茄，秘书给他点上火。他深深地吸了一口，将烟喷出来，说：“我看还是世界改变了他。要不，他隔海骂了我们好多年，为什么又要飞到北京来？”
周恩来又说：“尼克松临走时还一再表示，希望能在美国与我们再次相会。他们国务院提出了一个邀请我们访美的名单。”
毛泽东说：“那青天白日旗不落，我们怎么去？公报是发表了，路还长哪！我和你，怕都看不到那一天啦。”
周恩来默默无语地看着毛泽东。
这两位年已古稀的老人、伟人、战友互相对视着，都已意识到，他们没有多少时间来巩固这个横跨太平洋的新同盟了。
自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八日，中美双方发表上海联合公报，两国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在尼克松离开北京后九个月内，又有二十多个国家承认了毛泽东和周恩来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对“尼克松冲击”的反应，“日本急急忙忙地去拥抱北京，和台北断绝了关系”。日本采取了主动。毛泽东也改变了对日本的政策，他不再谈论“日本军国主义”了。毛泽东为揭开中日永远和平的帷幕作出又一历史性的决断，周恩来又不辞辛劳地为之付诸实施。同年九月二十九日，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在北京签署，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
毛泽东和周恩来这两位同舟共济的战友，在他们的古稀之年，以惊人的胆略携手打开了冰冻二十多年之久的中美、中日关系之门。这一英明之举，当然离不开当时历史的特定条件。但是，这个世纪性的事件，随着岁月的流逝，益发显示出其所包含的意义与价值，已超越了时空，超越了意识形态，超出了当时历史的规定性和功利性的一般含义。就是今天，也很难说清楚它的深远意义。
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他们的晚年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掀开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上新的篇章，在他们长期合作的历史上写下了闪光的一页。
【注释】
〔1〕《外国人眼中的中共星群》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第50—51页。
第十四章化解中美冰封更显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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