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前后，周恩来全力推举毛泽东来领导红军的军事行动，自觉退居助手的地位。毛泽东说：“遵义会议所以开得很好，恩来起了重要作用。”
周恩来发现了毛泽东。他发现了一个高瞻远瞩的天才，在这个天才的身上，他倾注了自己对中国深挚的感情。
罗伯特·弗罗斯特在诗中写道：
“海岸对海洋的忠诚超越一切。”
对毛泽东这个海洋来说，周恩来便是海岸，它不断阻挡住排山倒海的巨浪，然而又一刻也离不开汹涌澎湃的海洋。〔1〕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日下午，瑞金被初冬的一场大雾笼罩着，红军开始了史无前例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正如周恩来后来所说：红军长征是光荣的，也是非光荣不可的。
一九三三年底，极端错误的政治、军事、组织路线，取得了对党和红军的完全统治。一九三四年一月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使“左”倾教条主义发展到顶峰。
与此同时，蒋介石于一九三三年九月始，调集了一百万军队，二百架飞机，自任总司令，向各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围剿”，其中以五十万军队进攻中央根据地。这次，蒋介石吸取了前几次失败的教训，实行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经济上，实行严密封锁；军事上，采取“堡垒主义”的新策略，步步推进，层层包围，企图最后逼迫红军主力与之决战。
当时，中央苏区红军主力八万余人，尽管形势严峻，如果红军能够正确估计形势，采取积极防御的方针，粉碎这次“围剿”仍然是有可能的。但是，“左”倾领导者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推行了一条“左”倾军事指导路线。
在反对敌人“五次围剿”中，周恩来是在博古、李德的领导下，做“领导核心”的实际工作，即是三人团的“管事”成员〔2〕，但红军的战略、战术、原则是李德、博古决定的，他是执行者。
当时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依靠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德国人李德负责军事指挥。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李德是个化名，“姓李的德国人”的意思。他还有一个化名，叫“华夫”，即“中国的男子汉”的意思。据说，他一九○○年九月二十八日出生于德国慕尼黑附近的伊斯曼尼格镇.父亲是会计，母亲是教师。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十四岁的李德应征入伍，成为奥匈帝国军队中一名小兵。两年后，他在作战中被俄国军队俘虏，送往西伯利亚。不久，“十月革命”爆发，李德加入了苏俄红军，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一九二九年春，李德进入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一九三二年春毕业后，接到共产国际执委会的通知，把他派到中国。
李德被选中派往中国，大抵有三个原因：一是他有过街垒战的经验，而当时中共王明路线正在搞“夺取中心城市”，很需要“街垒战专家的指导；二是他会讲英语、俄语，便于在中国工作；三是他有过地下工作的经验。
就这样，这位日尔曼人，于一九三三年来到了瑞金。
据李德回忆，“博古把我介绍给大家，毛泽东以生硬的形式向我表示欢迎”。他后来在《中国纪事》中这样记述他对毛泽东的印象：
“给我印象最深的当然是毛泽东。他是一个身材修长的，几乎可以说是很瘦削的四十来岁的中年人。他给我最初印象，与其说是一个政治家和军人，不如说是一个思想家和诗人。”
李德的悲剧是他在莫斯科并没有学习过游击战术的课程，而他来到中国之后又对中国的国情、军情、民情知之甚少。他用下“国际象棋”的经验来下“中国象棋”，这不能不跌跤！因此，他与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发生冲突也是不可避免的。
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李德强调所谓“正规军”打“阵地战”，用红军的“多路分兵”来对付敌人的“多路进击”。而周恩来则主张集中兵力于一个方向，其他方向则部署牵制力量，使红军保持相对的优势和机动兵力，以粉碎敌人的进攻。据伍修权回忆说：“周恩来对李德的错误最为了解，只是由于当时中央主要领导坚持“左”倾错误，尤其支持李德的独断专行，周恩来只能在自己的工作范围内，采取某些具体措施，进行适当的补救，尽量减少红军的损失。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发生了福建事变。十九路军蔡廷锴等将领公开宣布与蒋介石破裂，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并派代表同红军谈判合作。这时，失去军权的毛泽东当即提出，红军主力应利用蒋调军去福建之机，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将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人的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机作战。采用这种方法，一方面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另一方面并能援助福建人民政府。但“左”倾领导者拒不接受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从而坐失良机。一九三四年一月，蒋介石在打败福建人民政府后便完成对中央苏区的四面包围。
一九三四年春，当红军在广昌战役失败后，李德等又从进攻中的冒险主义转为“防御中的保守主义”，提出“不失苏区一寸土地”的口号，主张“分兵把口”、“节节抵御”，实行“短促突击”，使红军辗转于敌之主力和堡垒之间，完全陷入被动地位。
一九三四年十月，战争进行了一年，已到了最紧急的时刻。毛泽东为了挽救大局，再次果断地提出：红军主力向湖南中部挺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消灭之。这样仍能打破敌人的围剿。但李德等人再次拒绝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正如毛泽东所说：此计不用，打破敌人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就最后断绝了，剩下只有长征一条路。”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日。
这是载入中国近现代历史史册的日子，
这一天，红军被迫开始了战略大转移。
住在云石山古寺中的贺子珍，接到毛泽东警卫员送来的毛泽东的信，要她收拾衣物，随军行动。贺子珍只得去找妹妹贺怡和妹夫毛泽覃，把儿子小毛交给他们，寄住在小毛那位江西奶妈家中。谁知她这一走，便与小毛永别了。后来，毛泽覃牺牲，贺怡为寻找小毛遇祸身亡，小毛下落不明……
红军长征是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左”倾错误领导者在实行这次突围和战略转移的时候，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并且把战略转移变成大搬家式的行动，随军带上印刷机器、军工机器等一切笨重的器材。全军八万多人在山中羊肠小道上行进，拥挤不堪，常常是一夜只翻一个山坳。前面有堵兵，后面有追兵，天上有飞机，地下有大炮，红军处在被动挨打状态。毛泽东后来称这是“叫花子打狗，边打边走”的战术。国民党“追剿”军达十六个师、七十七个团，布置了四道封锁线。红军连续突破了四道封锁线，但损失惨重。
据统计：
主力红军突破第一道封锁线时损失三千七百多人；
突破第二道封锁线时损失九千七百余人；
突破第三道封锁线时损失八千六百余人；
突破第四道封锁线(即湘江)时损失三万零五百余人！
其中湘江之战，成为红军有史以来最惨重的败仗！
碧玉般的湘江水，被红军的鲜血染红了！一方在抢渡，在强渡，一方在狂轰，在滥炸。在湘江战役中，周恩来一直坚持在湘江东岸的渡口，指挥部队抢渡。他焦急地询问指挥部人员：“毛主席过江了没有？”
“还没有！”指挥部人员回答说。
周恩来踮起脚尖，焦急的眼光扫视着过江的队伍。当他看到毛泽东大步走过来时，立刻迎上去，请毛泽东迅速过江。
毛泽东说：我们一起过江吧。
周恩来摇摇手说：不，你先过，你先过，我还要到后面去交代任务。
于是，毛泽东先上了浮桥，然后大步奔向对岸。
战士们注意到，周恩来站在渡口，一直目送到毛泽东安全过江，才离开那里。当时毛泽东正受王明“左”倾路线的排斥和打击，而周恩来对他还是那么尊敬和关怀。毛泽东对他们在革命战争年代结下的深厚友谊并没有忘怀。一九六一年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为纪念周恩来亲自领导的“南昌起义”三十四周年，毛泽东特意参加了在庐山人民剧院举办的建军节晚会。华灯初上时分，毛泽东驱车来到了剧院门口，一下车就问门卫同志：“总理来了没有？”当时有人告诉毛泽东，周总理正在路上散步，等一会就到时，毛泽东笑着点了点头，随手搬过一条板凳，坐在剧院门口，并对身边的警卫人员说：“等一等总理，我们一起进去。”
毛泽东和周恩来之间这种深沉而又牢不可破的革命友情是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逐渐形成的。
据伍修权回忆：在中央红军反第五次“围剿”战争中，周恩来虽然在“有些个别战役”上提出过不同意见，同李德、博古的荒谬瞎指挥进行过斗争，但对“左”倾的整个战略、战术、原则没有像毛泽东那样从根本路线上认为是极端错误的。但是，随着中央红军被迫长征后，特别是在红军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的湘江战役，红军兵力损失过半之后，惨痛的失败教育了周恩来，使他开始对李德、博古执行的这条“左”倾军事路线产生了怀疑，并予以抵制和批评，同时开始认识自己的错误。周恩来自己也曾说过：“我对军事错误开始有些认识，军事指挥也与以前不同，接受毛主席的意见，对前方只指出大方向，使能机动。”〔3〕
湘江大败之后，“左”倾领导者一筹莫展。毛泽东马上尖锐地提出：要讨论失败的原因！
毛泽东再也不能容忍李德的瞎指挥，再也无法容忍他“崽卖爷田”了！
过了湘江之后，红军的指挥权虽然仍在“三人团”手中，但“实际上已由周恩来担当起来”。〔4〕
周恩来赞同毛泽东的意见，并答应稍微安定时召集会议，加以讨论。
十二月十一日，中央红军占领了湖南通道县城，并在此举行了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扩大会议，史称“通道会议”，中心是讨论红军的去向。
李德在会上继续坚持在瑞金时定下的路线，设法与贺龙部队会师。
周恩来说：在我们和贺龙的根据地中间有三十万国民党军队。而且贺龙自己也在撤退。这时周恩来不再理会李德，并请毛泽东发表意见。
毛泽东打破了自宁都会议以来的沉默，两年多以来头一回参与军事决策，坚决反对李德的意见。他说：现在红军不可能再打仗了。在湘江蒙受巨大损失后，它还没有恢复过来。他建议改变原来计划，向敌人力量最薄弱的贵州进军，以争取主动，打几个胜仗，使部队能够稍事休整，恢复体力和战斗力。
毛泽东的建议得到了与会多数同志的赞成，其中特别是“三人团”之一的周恩来的支持。李德对此十分恼火，他说：“恩来同志，你开了一次非法会议。在没有召开政治局会议的情况下，你却让一个有农民意识的取消主义者毛泽东发表意见。”
周恩来面孔严肃地看着这位共产国际的德国军事顾问说：“李德同志，这是军事指挥员们自发的决定。他们想听听其他意见。无论如何，这里的椅子怎么也不够开全会用的。”
李德已经显得孤立，“三人团”已经产生明显的分歧。
在历史的长河中，通道会议虽是一束小小的浪花，奔流而去。然而，这次会议表明，周恩来已公开站在毛泽东一边，完全同意和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使“三人团”开始分裂。同时，这次会议也是毛泽东重新崛起的标志，它为后来的黎平会议确定正确的战略方针及遵义会议确定毛泽东在党内的实际领导地位，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会后，周恩来以军委名义向各军团纵队首长发出西入贵州“万万火急”的进军电令。
十三日，红军西路转兵西进。
十四日，中央纵队入黔后，军委命令活动在湘西的红二、六军团配合行动，钳制敌人。
十五日，红军攻克黎平。
十七日、十八日，由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在黎平召开。这是一次讨论红军今后战略方向的会议。会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主持会议的周恩来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会上“说话最多”的是周恩来。他自己后来回忆说：“从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这时李德主张折入黔东。这也是非常错误的，是要陷入蒋介石的罗网。毛主席主张到川黔边建立川黔根据地。我决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见，循二方面军原路西进渡乌江北上。李德因争论失败大怒。”〔5〕
会上，周恩来支持了毛泽东的意见，争论结果放弃同二、六军团会师和建立湘西根据地的原订计划，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指出：
“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
会后，周恩来、朱德为执行这一决议作出行动部署。这一决议及其实行，使中央红军从长征开始后的被动局面中摆脱出来，避免陷入绝境而争取了主动。
黎平会议和通道会议都是后来召开遵义会议的预备会议。如果说遵义会议是中共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那么黎平会议则可谓“转折点”前的里程碑。黎平会议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周恩来起了关键作用，所以说，周恩来则是这一“转折点”前的里程碑的奠基人。
贵州的天气常常被人称为“天无三日晴”。在向遵义进军的途中，天总是下着毛毛细雨，道路泥泞，行走艰难。毛泽东和周恩来同大家一样，穿着湿漉漉的衣服，冒雨行军。
一九三五年一月七日，红军攻克了黔北重镇遵义城。由于红军突然改变行军方向，甩开了原来尾追堵击的敌军，在遵义得到十几天的休整。
由于艰苦转战，毛泽东自长征以来就身体不好，加之对红军和革命的忧虑，同“左”倾错误的紧张斗争，毛泽东消瘦了许多。警卫员非常担心，想给毛泽东补充些营养，但总是弄不到。有一天，周恩来的警卫员来到毛泽东住地送来一大碗红烧膀蹄，并告诉毛泽东的警卫员说，这是国家保卫局李克农部长看周副主席身体不好，特地捎给他的，周副主席又亲手用刀切了一大半叫我给毛主席送来。
晚上，毛泽东回来，惊奇地问：膀蹄是哪里来的？
警卫员如实地讲了。
毛泽东听后沉默了一会儿，认真地对警卫员说：下次可不能再收了。你看看周副主席行军作战，多么辛苦呀，要注意他的身体！
一次，毛泽东的警卫员打着了两只小山鸡，毛泽东看到后就说：“你们赶紧给周副主席送一只去，他身体不好，多给他增加一点营养。”
毛泽东和周恩来在生活上也总是互相关心。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为重要和最著名的会议之一，也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关系史上的重要篇章。
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问题。
这次会议是王稼祥同毛泽东商议后，由他出面提议，并得到张闻天、周恩来、朱德、聂荣臻等支持而召开的。聂荣臻后来不无感慨地说：“周恩来、王稼祥同志他们两个人的态度对开好遵义会议起了关键的作用。”〔6〕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由于本书的主题是毛泽东与周恩来，所以对王稼祥等人对遵义会议的伟大贡献描述不多，但这并不等于忽视他们的历史功绩。
周恩来负责遵义会议的组织工作。现在保留下一份他当年在一月十三日致五军团政委李卓然和正在五军团任中央代表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刘少奇的电报通知。电文是：
“卓然、少奇：十五日开政治局会议，你们应在明十四日赶来遵义城。
恩来二十四时。”〔7〕
一九三五年一月份，恰逢冬季。太阳的余晖渐渐掩没在玉屏山后，寒风吹拂着缓缓而流的湘江。十五日这一天，在遵义一家公馆的楼上举行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转折性意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长方形的屋子里摆满了椅子，取暖用的火盆里火势正旺。吃过晚饭后，出席会议的二十人陆续来到客厅，围着桌子或旁边的火盆坐下。
博古主持会议。他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代表中央作了关于总结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经验教训的报告。博古对军事上接连失利作了些检讨，但主要是强调客观原因，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敌人过于强大，加之党在白区领导的反蒋运动没有显著进步、各个苏区的相互呼应配合不够紧密，等等。
博古不认识与不承认在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方面的错误，显然是想为自己开脱责任。
博古的报告大约一个小时。他的报告被称为“正报告”。
周恩来站起来第二个发言，作了“副报告”。周恩来是中央军委负责人，着重谈军事问题，他检查了“三人团”指挥上的重大失误，并主动作了自我批评，承担了自己的责任。
周恩来的副报告讲了约半个小时。
接着，博古希望与会者对正副报告加以讨论。
张闻天开始发言，认为博古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并批评了博古的错误。张闻天的发言，被称为“反报告”。
正报告、副报告、反报告，这三个报告构成了遵义会议不寻常的旋律。
毛泽东在大口大口地吸烟。平时他在各种会议上，如同他喜欢作战一样“后发制人”，总是等大家都讲完才最后发言。这次，他一反常态。当张闻天刚讲完，他就接着发言。
在与会者的印象中，毛泽东的发言时间最长，大约持续了一个半小时。他的发言夹杂着幽默、辛辣、尖刻，语言通俗而生动，不时使会场爆发出笑声。只有博古和李德不笑。
毛泽东指名批评了李德和博古不重视红军传统的运动战，而搞不切实际的“短促突击”，单纯防御战术。他驳斥博古说的失败是由于红军处于劣势的观点，指出前四次反“围剿”中红军都是以少胜多，打败了占绝对优势的国民党军队。失败的原因不是人数的问题，而是战略战术的问题，是指挥的问题。他认为，博古和李德采取的军事方针是错误的，其表现为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退却中的逃跑主义。
毛泽东的发言，得到了周恩来、王稼祥等大多数同志的赞同。
李德坐在靠门边的地方。他必须通过伍修权的翻译才知道毛泽东他们在说什么。不过从大家发言的神态和语气中，他已知道自己所处的不利地位。他脸色时而发红，时而发白，只是一个劲地抽烟。李德不承认自己的错误，他为自己辩解时说，他是作为共产国际派来的顾问到中国来的，他提出过许多建议，这是事实，但“你们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这些建议，那是你们可以自主的嘛！”言外之意，出了差错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而不是由他这个顾问负责。
激烈的会议持续了三天。
随着会议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发言人站到了毛泽东一边。
在会议结束时，周恩来发言说：我必须承担“主要责任”，军事计划开始就是错误的。“毛泽东同志一再指出我们的错误，但是他的意见没有受到重视。共产党人绝不应回避责任，也不应委过于人。”“毛泽东同志是军事方面领导我们最合格的领导人，现在他就应当担此责任。不仅红军，还有党都应当置于统一权威的领导之下。这是在面临严峻形势下确保军队和党的生存所必需的。”
对周恩来的讲话，会场反应十分强烈。每个人都深受感动和震撼，每个人的心头都为之一热，点燃了巨大的希望之火。周恩来就是这样一个人，除了党，他从不为自己争什么。他的崇高精神境界顿使出席会议的人心胸开阔，力量倍增，每个人都意识到自身的价值以及献身的意义。
最后，周恩来建议推举由毛泽东来领导红军今后的行动，原来由博古、李德和他本人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机构停止工作。
这个建议，获得与会者绝大多数人的支持。
会议最后一天，局面已经完全明朗化，并作出了如下决定：
(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
(二)指定洛甫(张闻天)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
(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8〕
会后不久，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并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
据周恩来后来回忆说：
“从遵义一出发，遇到敌人一个师守在打鼓新场那个地方，大家开会都说要打，硬要去攻那个堡垒，只毛主席一个人说不能打，打又是啃硬的，损失了更不应该，我们应该在运动战中去消灭敌人嘛！但别人一致通过要打，毛主席那样高的威信还是不听，他也只好服从。但毛主席回去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这样，毛主席才说，既然如此，不能像过去那么多人集体指挥，还是成立一个几人的小组，由毛主席、稼祥和我，三人小组指挥作战。从那个时候一直到金沙江，从一月、二月出发，到五月，这是相当艰难困苦的一个时期。走“之”字路，四渡赤水河。从土城战斗渡了赤水河，我们赶快转到三省交界即四川、贵州、云南交界地方。有个庄子名字很特别，叫‘鸡鸣三省’，鸡一叫三省都听到。就在那个地方，洛甫做了书记，换下了博古。”〔9〕
遵义会议，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的进展，日益受到国内外史学界的注目。因为它是毛泽东领袖地位的起点，随着毛泽东的声望的不断提高，人们才逐渐意识到这一起点的重要，这一历史的选择的重要。毛泽东在这以前曾几度被撤职，几度遭批判，几番病重，真可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正是在这历史的角逐中，毛泽东以其正确的思想、策略和路线，以其卓越的才华脱颖而出，一跃而成为中共领袖，从此领导中共达四十一年之久，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和世界的历史进程。
遵义会议在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周恩来在这个伟大历史转折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促进作用。究其原因是他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坦荡胸怀，坚持真理承认错误的高尚品质。他从血的教训中对“左”倾错误开始有所认识，并逐步认识到“在千军万马中毛主席的领导是正确的”，便义无反顾地支持、接受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心悦诚服地接受毛泽东的领导。对此毛泽东曾说过：“遵义会议之所以开得很好，解决了军委的领导问题，恩来起了重要作用。”〔10〕
遵义会议也是毛泽东和周恩来之间紧密结合的开端，这种结合，终生未变。此后，毛泽东就在周恩来的辅佐下，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事业。这两位伟人感到彼此之间有一种互相吸引的魅力，因为他们在性格上、思想上和体魄上都完全不同，各有特色。正如韩素音女士说：“只有了解中国历史传统的人，才有可能理解这种结合，每一个朝代的开国皇帝之所以能执掌政权，一统天下，都因为有一个坚毅不拔、足智多谋和忠心耿耿的宰相。”〔11〕当然，毛泽东与周恩来不能与封建帝王与宰相相提并论，他们是无产阶级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正是为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事业，才使他们之间合作密切。周恩来通过革命实践发现了毛泽东作为中国革命领袖的雄才大略，从此始终不渝地拥护毛泽东，忠实于毛泽东。这种忠诚，与中国传统文化不无影响，但实际上已同几千年来的封建主义的“忠君”思想有着完全性质的不同。这种忠诚包含着周恩来对革命和建设伟大事业及崇高理想的信仰和忠诚，这种忠诚，首先来源于对人民的忠诚，这也正是他们两人的共同之处。正如后来重庆谈判期间周恩来对记者所说：谁能代表人民和革命的根本利益，谁掌握真理，我就选择谁。我拥护毛主席是因为他最能代表中国人民的利益。
毛泽东作为领袖，作为帅才，高瞻远瞩，胸怀坦荡，大公无私，任人唯贤，表现了一个真正马克思主义者的崇高品格。这一点，是王明、张国焘之辈所无法与之相比的。他善于把在实际斗争中涌现出来的德才兼备的领导骨干，充实到中央领导核心中来，还敢将那些一味追求个人权力、专横跋扈、夸夸其谈、不务实际、玩忽职守的人，从领导岗位上撤下来。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造就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优秀最杰出的领袖群，如果说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群曾影响中国的进程和世界格局，那么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人的合作和友谊则是这种影响中最为重要的因素。
最后，不妨引用美国记者索尔兹伯在一九八六年所写下的一段话：
遵义会议标志着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政治大联合，从此以后，他们一辈子保持了这种伙伴关系，至少一直保持到他们去世前的一、两年。〔12〕
【注释】
〔1〕韩素音著：《周恩来与他的世纪》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出版第160—161页。
〔2〕李维汉：《回忆长征》，载《党史通讯》1965年第1期。
〔3〕《遵义会议文献》第64页。
〔4〕《周恩来传》上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第281页。
〔5〕《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1月出版，第64页。
〔6〕《聂荣臻回忆录》第240页。
〔7〕转引目《周恩来传》第283页。
〔8〕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点1935年2月手稿。
〔9〕周恩来《党的历史教训(节录)》，《遵义会议文献》，第69页。
〔10〕《星火燎原丛书》之二，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8月出版，第53页
〔11〕《周恩来和他的世纪》第160页。
〔12〕索尔兹伯：《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150页。
第四章毛泽东是军事方面领导我们最合格的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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