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拉着毛泽东的手说：“你放心去吧，敌人的第四次反革命‘围剿’是一定能打破的！”毛泽东会意地点了点头，说：“如果前方需要我，给我捎个信，我会立即赶来。”
一九三一年四月下旬，协助分管党的保卫工作、掌握大量中共中央核心机密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后叛变，向国民党当局献计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将中共中央机关和主要领导人一网打尽。这个极端机密的情报被打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当机要秘书的共产党员钱壮飞获悉，他立刻连夜从南京赶到上海，报告党中央特科负责人李克农转报党中央。在这千钧一发的危急关头，周恩来在陈云等协助下，机智果断地采取措施，保卫中共中央的安全，避免了一场后果严重的大破坏。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底，周恩来抵达江西瑞金革命根据地。
当时的瑞金，是中央根据地的中心，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所在地，毛泽东任政府主席，但在赣南会议上刚刚挨过“批判”。由于蒋介石的“围剿”和王明左倾路线的统治，瑞金的对敌斗争和党内斗争都显得异常严峻和复杂。
自一九三○年底起，蒋介石对瑞金根据地发动的“围剿”已不下三次。第一次，他的十万人马碰上了毛泽东爱用的捉摸不定的游击战术。诱敌深入，分割包围，骚扰敌人，攻其不备，夜间袭击……在运动中歼灭敌人。活捉了敌十八师师长张辉瓒，蒋介石吃了败仗。第一次大规模“围剿”被打破了，毛泽东诗兴勃发，挥笔写道：
“雾满龙冈千嶂暗，
红军怒气冲霄汉，
唤起工农千百万。
齐声唤，
前头捉了张辉瓒。”
一九三一年四月，蒋介石的国防部长何应钦率二十万军队发动的第二次“围剿”，同样以失败而告终。毛泽东对前次所赋诗句补写了下半阙，并对前几句加以修改、补充，才成为如今收入《毛泽东诗词选》中的《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
万木霜天红烂漫，
天兵怒气冲霄汉。
雾满龙冈千嶂暗，
齐声唤，
前头捉了张辉瓒。
二十万军重入赣，
风烟滚滚来天半。
唤起工农千百万，
同心干，
不周山下红旗乱。
毛泽东在粉碎敌人第二次反革命“围剿”胜利之时，又发诗兴，写下了《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
白云山头云欲立，
白云山下呼声急，
枯木朽株齐努力。
枪林逼，
飞将军自重霄入。
七百里驱十五日，
赣水苍茫闻山碧，
横扫千军如卷席。
有人泣，
为营步步嗟何及！
在第二次反“围剿”中，毛泽东从五月十六日至三十一日的十五天内，率红一方面军由西向东横扫七百里，五战五捷，歼敌三万多人，缴枪两万多枝。第二次“围剿”也就落下了大幕。
一九三一年七月始，蒋介石又发动了第三次“围剿”，无奈，红军在毛泽东指挥下，又五战五捷，歼敌军十七个团，三万余人。
彭德怀对毛泽东领导第三次反“围剿”，作了如下评述：
“这次战役的特点是，充分发挥了毛泽东灵活机动之战略战术方针。三个月的艰苦战斗，战胜了十倍之敌。以相对劣势装备和绝对劣势兵力，无后方接济的作战，取得了伟大胜利，粉碎敌人的‘围剿’，创造了古今中外没有过的一套崭新的战略战术，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武库中新的发展——毛泽东的军事辩证法。”〔1〕
在共产国际的干预下，一九三一年一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取得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此后，开始了对全党长达四年之久的左倾统治。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带有强烈的共产国际色彩和宗派主义倾向，它更多的不是党内“左”倾思想自身发展的结果，而是共产国际强迫中共吞下的一颗苦果。顾顺章叛变后，王明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由于当时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都不到半数，在共产国际指示下，成立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负总责，继续推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
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代表团到达瑞金之后，将中央苏区已经形成的“左”倾思想推向高潮。他们认为，毛泽东的那一套已经过时了，再实行下去将会阻碍革命，因此要除旧布新，肃清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各种“错误”影响。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初，中央苏区在赣南召开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毛泽东以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身份出席会议。会议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设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总前委书记的名义。这样，就把毛泽东排除在中央苏区红军的领导地位之外，仅保留了一个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的空衔。
周恩来的到来，理所当然成为中共中央苏区的最高首长，取代项英，成为中央苏区中央局书记。
当时，中央代表团的主张是带有强烈的共产国际色彩和强制性的，党内也盛行把共产国际的指示、决议神圣化，年幼的中国共产党在执行国际指示时还带有一定的盲目性。不可否认，周恩来作为中央的负责人也不例外。但是，他不同于中央代表团的是，他对毛泽东是理解的。特别是在白区遭受严重破坏的情况下，毛泽东为党和红军创建了一块安定可靠的革命根据地，这不能不说明毛泽东具有战略家的远见卓识，其伟大功绩是任何人都不能诋毁的。因此，周恩来认为，他们把矛头直接指向毛泽东，想方设法排挤和打击毛泽东的做法，是错误的。所以，周恩来一到瑞金，便无所顾忌的去看望被“挨批”的毛泽东，跟他作了长谈。这时的周恩来虽然是毛泽东的“上级”，但他对毛泽东不仅是理解而且也是非常尊重的。
周恩来到中央苏区初期与毛泽东的关系简言之，是周恩来实事求是地对待了毛泽东的缺点与长处。
周恩来走马上任后抓的第一件事就是纠正中央苏区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一九三二年一月七日，周恩来主持苏区中央局通过的《关于苏区肃反工作的决议案》，不仅批评过去中央局，也批评毛泽东为首的红军总前委犯了“肃反工作中路线错误”，即扩大化的错误。
五十年后邓小平回忆此事这样评价道：
“开始打AB团的时候，毛泽东同志也参加了……在那种异常紧张的战争环境中，内部发现坏人，提高警惕是必要的。但是，脑子发热，分析不清，听到一个口供就相信了，这样就难于避免犯错误。”
邓小平也明确指出毛泽东当时也犯了错误。周恩来批评毛泽东的错误，正表现了他对党、对革命事业负责和实事求是的精神，绝非像港台等作者著述的观点是周恩来整治毛泽东的开始。毛泽东在工作中有错误，作为上级领导的周恩来批评他是对的。决不能把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说成是“互相攻击”。一般认为，周恩来在同毛泽东的相互关系中，主要是崇敬、服从、弥补和相辅相成，这当然是对的。但是，也不能忽略周恩来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敢于发表与毛泽东的不同意见，也是有斗争性和原则性的一面。这一点，无论是毛泽东作为党的领袖之前还是其后都是如此。当然我们不否认周恩来在“文革”后期，对毛泽东以服从为主；谦虚恭敬有余，直言敢谏、坚持原则稍嫌不足；顾全同志情谊而有失直率，缺乏必要的正面交锋。但正如邓小平在一九八○年八月对意大利记者法拉奇所发表的谈话中指出：
周恩来就像我的兄长，他是同志们和人民很尊敬的人。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倒下去是件极大的幸事。当时，他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他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
二十多年后，一九五六年九月十日，毛泽东本人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谈及往事，对于中央苏区肃AB团，说了一句语重心长的话：“肃反时我犯了错误，第一次肃反肃错了人。”〔2〕
周恩来虽然批评了毛泽东在肃反中的错误，但并没有处分他，而且十分尊重毛泽东的长处。
当时由于受“左”倾错误路线的排挤，加之身体不好，中央决定毛泽东带着贺子珍以及警卫班的人去瑞金以东的东华山疗养。
东华山上树木葱郁，山顶有座古庙。毛泽东看中了古庙，住了进去。
虽说这是一座松柏青翠的美丽山峰，古庙幽静、宽大，但光线阴暗，地上长满青苔，室内潮湿，给人一种空旷冷落的感觉。
毛泽东人在山上，心在山下。这时，他唯一放心不下的是整个红色根据地的安危、党和红军的命运。特别是中共临时中央推行的军事冒险主义，强令红军攻打赣州的错误决定，更激起毛泽东对革命前途忧心忡忡，焦躁不安，他那双原来炯炯有神的眼睛，此时已深深地陷下去了……
毛泽东在近两个月的所谓疗养中，他每天早晚，总爱爬上山巅，眺望着硝烟滚滚的赣州前线，耳闻那响彻云霄的隆隆炮声。既而又回到屋里，埋头阅读随身带来的两铁箱子文件和书报。继续撰写文章，他把几年来在激战中、马背上哼出的诗句加以整理、修改。碰到情绪好一些时，他细细地同贺子珍讲解填写每一首词的格局和意义。
二月下旬，毛泽东在东华山上处理了一件重要的事。那是二月十六日至二十一日，上海的《申报》、《新闻报》、《时事新报》等陆续刊出《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伍豪”，亦即周恩来。当年，他在天津参加觉悟社时，社员编号，他抽到五号，便以谐音“伍豪”作为笔名。周恩来明明在担任中央苏区中央局书记，怎么会“脱离共党”呢？显然，纯属国民党造谣离间。
毛泽东当即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起草了布告，为周恩来辩诬：
事实上伍豪同志正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担任军委会的职务，不但绝对没有脱离共产党的事实，而且更不会发表那个启事里的荒谬反动的言论，这显然是屠杀工农兵士而出卖中国于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党徒的造谣污蔑。……〔3〕
在“文革”中，江青曾借“伍豪启事”发难，毛泽东当即于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六日作了批示：
“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3〕
在毛泽东上东华山后，有的人开始对毛泽东侧目以待，周恩来却不这样。他认为，党需要毛泽东，军队更离不开毛泽东。一天，周恩来专程来到毛泽东的住处看望，两位战友见面后心照不宣，默默无语。临别.周恩来留下一句话：“照顾全局，相忍为党。”
在毛泽东到东华山疗养期间，周恩来没有忘记叫人将缴获的战利品捎上山去，送给毛泽东一些。特别是在打赣州的战斗遇到了困难时，他让项英亲自去请毛泽东下山指挥战斗，从而结束了毛泽东在东华山上休养的生活。
那是元宵节过后的一天，天色阴沉，乌云密布。毛泽东在屋里正给警卫员讲时事，一个战士往窗外一看，说了句：“有人上山来了。”
“是谁？”毛泽东连忙问。
“看不清楚，是两个骑马的。”
毛泽东站起身来，往门口走去。这时，来人已到庙门了。毛泽东定睛一看，原来是项英和他的警卫员。
项英见到毛泽东，急忙下马，面带严肃而焦虑的神情，走进屋内。毛泽东像预感到什么，开门见山地问：“战事如此紧张，你这时来，有什么事吗？”
项英焦急地说：“恩来同志让我专门来请你下山。”
“是不是为打赣州的事？”毛泽东马上猜到项英的来意。
“是的，打赣州很不顺利。所以，恩来同志请你赶往前线。”项英回答说。
“攻打赣州不是早已开始了吗？老毛右倾保守，能信任他去解难？”贺子珍在一旁插语。
项英一听，顿时面露三分愧色，似乎自责当初不该双手赞成攻打赣州，夺取中心城市的方针。此时此刻，他只好如实地向毛泽东说：敌人城防坚固，援兵又到，我军伤亡很大，红军处境非常困难……
项英介绍完战况，担心毛泽东不愿下山收拾这个困难局面，正想用什么话来说服对方，没想到毛泽东敏捷地站起来，语气沉重地说：“那你先走一步，我随后就下山！”
但项英迟迟不肯离去，直到毛泽东叫警卫员收拾行李时，这才慢慢离开。刚走二三里路，项英又折身回来，再次恳切地说：“泽东同志，看在恩来同志的份上，请早点下山吧！”
毛泽东爽朗地回答：“同志，你放心，不会叫你三顾茅庐。我还是个共产党员，总得要顾全大局！”
恰巧这时，风雨骤来。贺子珍放心不下地说：“等雨过后再下山吧！”
“不能等了，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你慢慢来吧！”毛泽东边卷裤角边说着。
“你身体不好，再淋病了……”
毛泽东开玩笑地说：“我一到战场，病就好了。”说着，毛泽东迎着风雨下山了！
毛泽东到前线后，连日深入阵地调查。赣州之战从二月四日至三月七日，历时三十三天。红军数次爆破，两次总攻，均未克城，反遭重大伤亡，丧失了扩大根据地和发展红军的许多有利时机。毛泽东到来后，坚决主张红军立即撤出赣州之围，开到赣西南休整。四月，周恩来接受了毛泽东提出的龙岩、漳州战役计划，并任命毛泽东以中央政府主席身份率领红军东路军攻打龙岩、漳州，虽说有点“名不正，言不顺”，但毛泽东不顾这些。周恩来还亲自到长汀做毛泽东的“后卫”，担任后方供应和组织工作。毛泽东出师获胜，再次表明他的战略目光确实高人一筹。周恩来对毛泽东也更加理解和信任了。
七月下旬，周恩来到前方，与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一起指挥红军作战。当他进一步了解毛泽东的战略指导思想之后，立即给予肯定，认为“前方决定于实际于原则均无不合”。同时发觉毛泽东以政府主席身份“随军行动”确实不方便。
于是，七月二十五日，周恩来立即与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提议“部队改设政委制，毛泽东任总政委”。开始中央局不同意，坚持任命周恩来为总政委。
为此，七月二十九日，周恩来又以个人名义复信后方中央局，强调说明：如果由他任总政委，将“弄得多头指挥，而且使政府主席将无事可做”，而且毛泽东“以政府主席名义在前方，实在不便之至”，“泽东的经验与长处是指挥作战”，“须尽量使他发挥”，“由泽东负责，可指挥适宜”。
经过周恩来再三坚持和力争，中共苏区中央局终于同意，任命毛泽东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
八月八日，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副主席王稼祥、彭德怀的名义发布了正式任命毛泽东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命令。
但是，在“左”倾路线的统治下，不管是毛泽东的才华，还是周恩来的苦心，都未能给毛泽东解脱困境。面对蒋介石国民党发动的第四次反革命“围剿”，苏区中央局坚持要执行中央的“积极进攻路线”，要红军去攻打中心县城，主动去进攻敌人，找敌人主力去决战。为了统一前后方的战略指导思想，在宁都召开了一次中央局会议。
会上，毛泽东毫不客气地站出来反驳苏区中央局的主张，大胆地提出了自己及前方中央局诸领导人的战略指导计划。这一下可捅了“马蜂窝”，立即引来激烈的驳斥之词。说毛泽东自该年(一九三二年)八月重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以来，一贯与中央路线相对抗，号召全党全军对毛泽东的右倾错误观念要给予及时无情的打击，对毛泽东在军内的职务必须立即免除。中央局成员提出：“由恩来同志负责战争领导总责，泽东同志回后方负中央政府工作责任。”
周恩来是后赶到会场的。会上冒出这些问题，也是他会前根本没有预料到的。他自从跟毛泽东在广州结识以来，特别是这次来中央苏区，跟随红一方面军一起在前线，跟毛泽东朝夕相处，他开始了解毛泽东。对毛泽东的远见卓识、气度才华及一整套独特的战略思想，他颇为佩服。正因如此，在恢复红一方面军建制时，他再三坚持任命毛泽东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此时此刻，他尽力控制住自己激动的感情，平静而又严肃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这次会议的目的，在于制订出正确的战略方针，各种意见都听听不无好处。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并不全是他个人的。我的想法是，一、如果由我负主持战争总责，毛泽东必须“在前方助理”；二、仍由毛泽东“负主持战争责任”，我“在前方负责监督行动总方针责任”。
十分清楚，周恩来的这两条意见的一个总的精神和原则都是要把毛泽东留在前方，不同意毛泽东回后方工作。周恩来再次提出毛泽东的经验、长处和兴趣在于军事，坚持在两个方案中选一个：由周负责，毛助理，或者由毛负责，周监督。总而言之是要毛留在前线。如果就此解释他从这时起就相信革命事业必须依靠毛泽东来领导才会取得成功，是难以令人信服的。但是从他的做法上，我们至少体会到这样的政治品格：个人的权力和地位对他个人来说并非重要，即使由于大家折服于他的才干威望主动让他，如果有碍于党和红军的事业，有损于他人，周恩来也不会伸手，更不会“墙倒众人推”，从中捞取好处。事实上，从一九二八年到第四次反“围剿”这一段时间内，他常常是全党工作的指导者和组织者，但他从来没有做过名义上的“一把手”，并不是没有这样的机会和可能。这就是周恩来伟大人格之所在。正如韩素音女士所说：“周恩来一个铜板也没有赢”，但是，在人格上，他却赢得了许多东西。周恩来的伟大高尚决不在于他的地位如何，而在于他在自己的位置上做出了什么样的业绩和贡献。
周恩来的上述意见，不仅遭到后方中央局的一致反对，相反却更加严厉地指责周恩来没有坚定的立场，没有集中火力反对毛泽东的“错误”，是“调和主义”。
周恩来当然不能同意这个指控，他在写给临时中央的信中，明确说明了四个问题：
(一)只承认在会上“对泽东同志的批评是采取了温和态度”，不同意是所谓的“调和”；(二)指出“后方同志”对毛泽东有“过分批评”，而这些批评不完全符合事实，特别指出：“后方同志主张召回泽东，事前并未商量好，至会议中提出后，解决颇为困难”；(三)坚持向中央说明他提议留毛泽东在前方的理由：“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也在主张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同时对毛泽东本人也比较好；(四)再次为毛泽东的态度作了一些辩护。周恩来向中央表明：宁都会议后他去探望毛泽东，毛泽东“答应前方何时电召何时来，在情绪上还没有看出他有什么不积极的表示”。
毛泽东是一个个性很强的人，他认为，既然不能取得中央局的全权信任，就坚决拒绝周恩来提出的前一方案，于是他提出到后方养病，必要时到前方。
周恩来的意见未能实现，也并不是他个人的责任。因当时的“尚方宝剑”在教条主义者手中，再行争执，便会被扣上“反国际路线”的帽子，并必然引出更大的冲突以至分裂，这是周恩来所万万不愿看到的。在中央苏区面临国民党一次比一次疯狂而凶猛的反革命“围剿”的危急时刻，维护党和军队的团结统一，共同对敌不能不成为当时最为重要的问题，任何分裂活动都是犯罪行为。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不得不违心地同意了后方中央局关于免除毛泽东在军队中职务的决定，让他回后方做政府工作。
毛泽东临行前，周恩来骑马给他送行。周恩来拉着毛泽东的手，深情地说：“你放心去吧，敌人的第四次反革命‘围剿’是一定能打破的！”
毛泽东会意地点点头，说：“如果前方需要我，给我捎个信，我会立即赶来。”
分手时，周恩来还是留下了那句话：
照顾大局，
相忍为党！
毛泽东走了。
毛泽东在他那个家庭中自幼养成的是因家教过严受压抑，而迫切需要张扬个性的叛逆性格，是习惯于“同中求异”的思维方式。譬如他同斯诺讲述如何离家出走，跑到池塘边威胁他父亲时所说：如果再逼他就要跳进水里等往事，并从这件事认识到，当用反抗的办法来保卫自己的权利时，父亲便软下来，反之如温顺，则遭来更多的打骂……这样的斗争，给了少年毛泽东以极大的人生启示和深深的自信。这是一种正在“走上水”的家庭环境最容易熏陶出来的性格特征。他需要和渴望的不是维持和安宁，而是进击和挑战。这就是毛泽东丰富、独特而富有魅力的人格。毛泽东的脾气是，既然你们不支持我的观点，我就宁可不干。
周恩来呢？他又要服从多数，顾全大局，又要尊重中央，想不通也要暂时忍下去，继续干，他与毛泽东的性格不同。周恩来自幼所处的是不断“走下水”的家庭，他渴望的是安定、和谐与维持，这使他养成善于在“异中求同”的思维方式和务实的处世作风，并使他在后来繁杂的政治斗争中，体现出温和而热情强干，忍让而不失原则，谨慎而勇于果断等对立统一的性格侧面。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后来的政治生涯中表现出来的某些性格的差异。
宁都会议后的一段时间内，红一方面军发布命令时，周恩来总是先署上“总政委毛泽东”，自己以“代总政委周恩来”的签署放在毛泽东的名字后面。在十月份制定的“绝密”的《红一方面军建宁、黎川、泰宁战役计划》书上，他亲笔注明：“如有便，请送给毛主席一阅。”他还亲自告诉机要秘书：以后军事计划、命令等，都要送给毛主席看。这一切，充分表现了周恩来对毛泽东的信任和尊敬，而他当时绝没有想到毛泽东后来会成为全党的领袖。
后来，周恩来和朱德在领导第四次反“围剿”战争过程中，吸取了前三次反围剿战争的宝贵经验，坚持毛泽东的正确的作战原则，发挥红军的特长，主张用运动战辅之以游击战来打破敌人的进攻，而反对阵地战、攻坚战和堡垒战，并曾就作战方针和战役部署等问题向后方中央局进行过多次抗争。周恩来所坚持的虽然和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思想基本一致，但作为军事家的周恩来，也有他自己的创造，红军首创大兵团伏击战法，连续歼敌三个师，缴获枪支万余。蒋介石在此战役中比前三次失败得更惨，他自己不得不承认：“此次挫失，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疼。”
毛泽东后来称赞这次战役是一次“大胜仗”。一九三六年在延安，毛泽东还同斯诺说过，南京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也许是败得最惨的一次“围剿”。〔4〕
周恩来到中央苏区初期，批评毛泽东在肃反中的错误，尊重他在军事上的长处，坚持重新任命毛泽东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恢复了毛泽东的军权；在宁都会议前后，周恩来在毛泽东危难之际周详地维护了毛泽东，这就为毛周后来近半个世纪的亲密合作奠定了基础。虽说表面上看，是周恩来接替了毛泽东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但这是中央的命令，但事实上并不存在周恩来夺毛泽东权的问题。
【注释】
〔1〕《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72页。
〔2〕《党的文献》1991年第3期，第7页。
〔3〕《中共党史资料》第5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出版。
〔4〕《西行漫记》第155页。
第三章反“围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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