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识大局弃前嫌，确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周恩来为民族赴西安，机智果敢解决西安事变。
美国一位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C·戴维曾这样著文：“如果说毛泽东是永恒的英雄，刘少奇是党务机构专家，那么，周恩来则被证明是中国处理公共关系最好的人。他总是能够容纳不同意见并找到解决办法。”加拿大学者罗纳德·C·基思在他所著的《周恩来的外交生涯》一书中指出：在毛的影响下，周成了一个勇于献身的中国式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特别是“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发生的西安事变中，他的个人外交手段达到了革命现实主义的新的高峰。”〔1〕
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是遵义会议后毛泽东与周恩来首次进行的最为成功的合作。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四日。
灰蒙蒙的西安上空，传来一阵马达的轰鸣声，由远及近。飞机停稳后，蒋介石脸色不悦地从舷梯上走下来，然后驱车到风景如画的华清池下榻。
西安的局势实在是令蒋介石头疼。据特务密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北与共产党关系密切，西安民众的抗日活动也搞得如火如荼。十月二十二日，蒋介石就曾到西安“督战”。这次来西安，是向张、杨摊牌，逼迫张杨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全部开赴陕北前线“进剿”红军，“不成功，便成仁”；否则，便将东北军调往福建，将十七路军调往安徽，接受改编。这两条路，对张、杨而言，都是绝路。
张、杨以各种方式，恳求蒋介石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联合各阶层各党派共同抗日。蒋介石根本听不进去，反而拍案顿足，对张学良大发脾气地说：“你现在就是把我打死了，我的‘剿共’计划也不能改变！”“要抗日，等我死了，你们再去抗吧！”
“善说”、“哭谏”，均无效。
张、杨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决心“兵谏”。
十二月十二日凌晨。
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
张学良、杨虎城指挥部队活捉了蒋介石和他的随从军政要员，扣留在西安，并通电全国，发表了抗日救国的八项主张：
(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之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2〕
张杨的爱国义举，在国内外掀起轩然大波，局势也骤然变得紧张起来。
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主张讨伐张、杨，炸平西安，企图置蒋介石于死地，以便取而代之。
以宋子文、宋美龄为首的英美派，则主张用和平方式营救蒋介石。
日本非常担心南京政府会由此采取联共抗日政策，因此极力干涉中国内政，要求中国政府在解决西安事变时不得损害任何日本的利益。同时表示支持何应钦讨伐张、杨的军事行动。
德国、意大利与日本相勾结，积极支持汪精卫回国，组织卖国政府。
美国、英国因日本日益扩大对华侵略，危害了他们的在华利益，看到蒋介石被扣，南京政府有被亲日派夺去的危险，所以支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营救蒋介石。苏联主张争取蒋介石抗日，对于西安事变，深恐发生更大的内战，因而主张放蒋，求得和平解决。国内外也有人指责张、杨的举动，认为是日本的阴谋。各地方实力派的态度也不尽相同。
全国人民积极响应和支持张、杨的爱国举动和八项主张。
张、杨发动事变后，面对纷纭复杂的国内外形势，立即拍电报给中共中央，要求派代表团指导。电文如下：
“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弟有何高见，速复。”〔3〕
当天深夜，毛泽东、周恩来复电张学良：提议立即将东北军主力调集西安、平凉一线，第十七路军主力调集西安、潼关一线，固原、庆阳、鄜县、甘泉一带仅留少数兵力。表示红军决不进占寸土。
另告：“恩来拟来兄处，协商大计。”
听说蒋介石被捉，延安城一片欢腾。
“公审蒋介石！”
“枪毙蒋介石！”
曾经掩埋过烈士的遗体，又多年在蒋介石的枪口下出生入死的人们，听到蒋介石被捉的消息，真是喜出望外，大快人心，恨不得杀了蒋介石以报仇雪恨。然而，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决定更为理智。面对极其复杂的形势，中共中央在事变的第二天，即十二月十三日，举行了政治局会议。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周恩来、博古和张国焘出席。
毛泽东首先发言，对西安事变的性质作了分析。他指出，西安事变是中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也是国民党实力派的一部分人不满意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要求立即停止“剿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是接受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开始的。这次事变是有革命意义的，其行动和纲领都有积极的意义，是应该拥护的。
毛泽东还分析了西安事变的两种发展前途：他指出，一是由于事变的发动，引起新的更大规模的内战，削弱全国抗日力量，推迟全国抗战的发动，造成日本侵略的有利条件。这是日、德、意侵略阵线，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亲日派所欢迎的；一是如果事变能够和平解决，结束“剿共”内战，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早日形成，使全民族的抗日战争早日实现。这是全国人民和国际和平阵线所希望的。所以，正确解决西安事变，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
毛泽东明确指出：为了争取第二种前途，党的方针是：坚决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和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用一切方法联合国民党左派，争取中间派，反对亲日派.推动南京政府走向抗日的立场；对张杨给予同情和积极的实际援助，使之彻底实现其抗日主张。
接着，周恩来作了长篇发言。他着重分析了南京政府内部各派系和各地方军阀对事变采取的态度，也分析了国际上各种力量的动向，提出中国共产党人应采取的对策。面对当时的紧急局势，他认为，在军事上应该准备迎击南京方面对西安的夹击，“在政治上不采取与南京对立”，应努力争取蒋之大部，如林森、孙科、宋子文、孔祥熙等都应争取，对冯玉祥更应争取，孤立何应钦，要深入群众运动，巩固我们的力量。他说：“我们的统一战线已获得初步的成功，我们的党应准备走上政治舞台，同时要注意地下党的艰苦工作，应有很正确的组织工作。”〔4〕
会议一致赞同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分析及提出的方针。据此，中共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主要有：一是委派周恩来、叶剑英等组成中共代表团，前往西安参加谈判，争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二是通电全国，表明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立场；三是应张、杨的请求，派红军主力集中于西安附近的三原、泾阳等县，准备迎击国民党亲日派的进攻。
当天中午，毛泽东、周恩来再电张学良：
“恩来拟来西安与兄协商尔后大计，拟请派飞机赴延安来接。〔5〕
张学良复电：
“现此间诸事顺利，一切恩来兄到后详谈。”〔5〕
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识大局、弃前嫌，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周恩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为民族，赴西安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他们的举措，自然引起了世人的瞩目。人们期待着从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言行中来观察和了解中国共产党。
十二月十五日清晨，周恩来肩负着党和毛泽东及人民的重托.率代表团由当时的中央所在地保安出发，冒着严寒和纷飞的大雪，日夜兼程，骑马来到延安。在他出发前，中共中央对西安的具体情况还不十分清楚，很多问题需要等周恩来到西安进一步了解情况后才能作出决断。对蒋介石的处置以及各种在保安难以估计到的复杂问题，都要由周恩来到西安后相机处理。周恩来将面对的政治局势是那样错综复杂，瞬息万变，许多事情都需要当机立断，不可能事事请示毛泽东和党中央。
这是一副何等艰巨的重担！
毛泽东对周恩来深信不疑，周恩来不负重望，勇敢而沉着地挑起了这副重担。
十七日，周恩来乘坐张学良派来的飞机到达西安，受到张、杨两将军的热情接待。张学良早就盼望着周恩来的到来，他对人说：“周恩来来了，一切就有办法了。”
周恩来到后，张学良就把他安排在自己的公馆里。公馆院内共有三幢小楼，张学良住在西边一幢，周恩来和他的随行人员住在东楼。
周恩来到达西安后，立即投入紧张的工作。他按照党中央和毛泽东制定的方针、政策，对张、杨的行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然后向他们分析了国内外形势，指出，在全国人民抗日运动高涨，国民党内爱国力量的形成，日本与英美在中国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新形势下，逼蒋抗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周恩来精辟的分析，耐心的说服，使张、杨赞叹地说：“中共从国家民族利益出发，置党派历史的恩怨于不顾，真令人极端佩服。”他们心悦诚服地接受了周恩来代表中共提出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周恩来还同他们商定了如何做好各方面的说服工作，并在军事上作了准备迎击国民党亲日派对西安的“讨伐”的部署。
周恩来在到达西安的当天晚上，就致电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报告了他到西安后所了解的情况，并说：对蒋介石的处置问题，准备“答应保蒋安全是可以的，但声明如南京兵挑起内战，则蒋安全无望。”〔6〕
这个处置办法，得到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认可。
十二月十八日，中共中央第一次公开发表宣言，致电国民党中央，呼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问题。
同日，周恩来经过了解情况，再次电告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电文如下：
“南京亲日派目的在造成内战，不在救蒋。宋美龄函蒋：宁抗日勿死敌手。孔祥熙企图调和，宋子文以停战为条件来西安，汪将回国。”
“蒋态度开始(时)表示强硬，现亦转取调和，企图求得恢复自由。” 〔7〕
此外，他还报告了各省地方实力派对西安事变的反响。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接到电报后，在十九日召开了西安事变发生后的第二次政治局会议。由于周恩来的电文，使毛泽东对西安和全国的情况比以前更清楚了。这次政治局会议对如何处理西安事变的方针也就比上次会议更为明确。
会上，毛泽东报告说：“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的一切注意力都集中在捉蒋介石问题上，动员一切力量对付西安，把张杨一切抗日主张都置而不问，更动员所有部队讨伐张杨，这是西安事变后所引起的黑暗方面的表现，这是对于抗日不利的。”
毛泽东强调：“目前问题主要是抗日问题，不是对蒋个人的问题。”“我们主要是要消弭内战与不使内战延长。”〔8〕
十二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周恩来，提出达成和平协定，释放蒋介石的条件是：
(一)南京政府增加几位抗日运动的领袖人物，排除亲日派，实行初步改组。(二)取消何应钦等的权力，停止讨伐，讨伐军退出陕甘，承认西安的抗日军。(三)保障民主权利。(四)停止“剿共”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五)与同情中国抗日运动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9〕
周恩来根据这一指示电，同张学良、杨虎城商讨了与蒋介石和南京方面谈判的有关问题。
在十二月二十日的上午，宋子文曾由蒋介石的私人顾问端纳陪同飞赴西安，并将宋美龄的信亲自交给蒋介石。信中写道：“如子文三日内不回京，则必来与君共生死。”蒋介石阅后伤感掉泪。宋子文来西安后了解了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喜出望外，对中共态度十分赞赏。第二天，便乘飞机回南京报告。
二十二日下午四时，宋子文、宋美龄等人飞到西安。蒋介石见到宋氏兄妹后表示：改组政府，三个月后开救国会议，改组国民党，同意联俄联共。〔10〕他还提出两个条件：一是他本人不出面，由宋氏兄妹代表他谈判；二是商定的条件，他以“领袖的人格”作保证，而不作任何书面签字。〔11〕
二十三日，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同宋子文在公馆西楼二层房间开始正式谈判。谈判一开始，先由周恩来提出中共和红军的六项主张：
(一)停战，撤兵至潼关外。(二)改组南京政府，排逐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三)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四)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红军保存独立组织领导。在召开民主国会前，苏区仍旧，名称可冠抗日或救国)。(五)召开各党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六)与同情抗日国家合作。
以上六项，要蒋介石接受并保证实行。中共、红军赞助他统一中国，一致抗日。宋子文听后，表示个人同意，许诺转达给蒋。下午，又就组织过渡政府、撤兵、释放爱国领袖、放蒋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当天，周恩来给毛泽东发了一封电报，简要地讲述了他本人同宋子文之间达成的临时协议。
二十四日上午.谈判继续进行。蒋方由宋子文和宋美龄两人出席，西安方面仍由周、张、杨三人出席。宋美龄明确表示赞成停止内战，她说：“我等皆为黄帝裔胄，断不应自相残杀，凡内政问题，皆应在政治上求解决，不应擅用武力”。〔12〕她和宋子文对谈及的一些问题也都作了明确的承诺。这些承诺，中国共产党长时期内一直没有把它公开发表。经过近半个世纪后，才在《周恩来选集》上卷所收集的《关于西安事变的三个电报》中第一次披露出来。
下午，周恩来同宋子文会晤，并通过宋子文同蒋约定：晚间在蒋的住处与蒋见面。傍晚七时半，周恩来、博古致中央书记处电告：
“今日蒋答复张：子、下令东路军退出潼关以东，中央军决离开西北。丑、委托孔、宋为行政院正副院长，责孔宋与张商组府名单，蒋决令何应钦出洋，朱绍良及中央人员离开陕甘。寅、蒋允回京后释放爱国七领袖。卯、联红容共。蒋主张为对外，现在红军、苏区仍不变，经过张暗中接济红军，俟抗战起，再联合行动，改番号。辰、蒋意开国民大会。巳、他主张联俄联英美。” 〔13〕
十二月二十四日晚，即圣诞节前夕晚八时，周恩来在宋氏兄妹陪同下去见蒋介石。蒋介石心里很明白，为了恢复自由，他需要作出一些明确的承诺，但他又不愿意多作表示。因此，宋氏兄妹预先就对周恩来说：蒋这两天病了，不能多说话。
在有人通报后，周恩来走进蒋介石的卧室，看见蒋介石正躺在床上。蒋介石见周恩来进来，作出勉强在床上坐起来的样子，并请周恩来坐下。周恩来的态度不卑不亢，温和有礼而又坚毅沉着。他先对蒋介石说：“蒋先生，我们有十年没有见面了，你显得比以前苍老些。”
蒋介石点点头，叹口气，然后说：“恩来，你是我的部下，应该听我的话。”
周恩来回答说：“只要蒋先生能够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我个人可以听蒋先生的话，就连我们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的指挥。”〔14〕
蒋介石听后表示同意停止“剿共”，联共抗日等条件，并表示在他回南京后周可以到南京去谈判。然后，蒋显示出很疲劳的样子，指着宋氏兄妹说：“你们可以同恩来多谈一谈。”
见此状，周恩来站起身来说：“蒋先生休息吧，我们今后有机会再谈。”
蒋介石说：“好，好。”
周恩来便辞出。
同蒋介石会面后，宋子文坚持要蒋与宋美龄离开西安返南京。张学良同意并表示愿亲自送蒋。周恩来同意，但认为在走以前还须有一个政治文件来表示，并且不赞成蒋在二十五日就走，也不同意张学良前往。
十二月二十五日下午三时许，张学良拉着杨虎城陪同蒋介石夫妇及宋子文等悄悄离开住地，乘车直奔西郊机场。行动非常秘密，没有告诉任何人，连周恩来也没有通知。蒋介石临别时，对张、杨说：“今天以前发生内战，你们负责，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今后我绝不剿共。我有错，我承认；你们有错，你们亦须承认。他还把答应的六项条件重申了一遍。张学良当即表示：愿意陪蒋回南京。接着，他就在飞机旁写了一个手令，大意是：余去南京期间，东北军由于学忠统率，听从杨虎城副主任委员指挥。
在蒋、宋登机起飞时，张学良也登上了自己的座机陪同飞往南京。
这时，已是下午四时了。
周恩来正坐在办公室工作，一位副官气喘吁吁地跑进来说：“他们走了……”，听到消息，周恩来忙乘汽车赶往机场，但飞机早已经起飞了。
周恩来望着寥廓的天空，叹息着：“张汉卿就是看《连环套》那些旧戏中毒了，他不但像窦尔墩那样摆队送黄天霸，还要负荆请罪啊！”
蒋介石到南京后，立即将张学良软禁起来。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央日报》发表所谓蒋介石对张、杨训话.欺世盗名。同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发表《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以正视听。
十二月三十日，蒋介石在南京组织高等军事法庭悍然对张学良开庭审理。第二天，判处他十年徒刑。几天后，又由国民政府宣布“特赦”，但“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从此，张学良便失去自由，开始了他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囚徒生涯。
据香港《文汇报》一九九三年三月十八日报导：
年已九十三岁的“少帅”张学良先生，稍早时接受台湾《时报周刊》记者的访问。张学良谈到西安事变时说：“至于你们问我，为什么有西安事变，我只能这么说，我相信中国一定要统一，要枪口对外，不要再打内战了。这是我的一贯信仰，从东北易帜到西安事变都是如此，谈不上后悔不后悔。”对于蒋介石，在他过世的时候我私下写了一幅挽联：
关切之殷，情同骨肉；
政见之争，宛如仇雠。
他还透露，在他跟蒋到南京时，周曾劝阻过他。张学良说：“我怎么会不知道去南京的结果，周恩来也劝我不要去，但我非去不可。我虽然不想做军人，可是我做了。军人就得服从命令，何况我也把我的看法向蒋先生表示得很清楚，听不听在他了。”到了南京，“西安事变”面对军法审判。他笑着说：“审判长是以前江西督军，参加二次革命的李烈钧。他问我为什么不服从命令，为什么反抗我的上司蒋先生？我反问他：当初你为什么要反抗袁世凯？所以，我没有罪，李烈钧应该最清楚。”张学良还说：“对蒋先生，我只有一件事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杀杨虎城？该处死的是我才对。”
张学良被蒋介石软禁的消息传到古都西安后，东北军和西北军广大官兵无不为之愤慨。特别是东北军内主和的稳健派和主战的少壮派之间意见尖锐对立。少壮派对张学良怀有很深的感情，他们救少帅心切，或痛苦、或长跑、或绝食。出于义愤，竟冷枪杀害了东北军内主和的高级将领王以哲，以求与蒋介石决一死战。
一时间，古都西安局势动荡，面临着一个危急关头。为营救张学良将军和团结东北军和西北军将士，避免内战，一身系天下安危的周恩来把自己的生命危险置之度外，在最困难的情况下，坚定而细致地进行了大量工作。当时有人谣传，杀王以哲的指使者是共产党，甚至有人扬言要对共产党实行兵谏。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周恩来处惊不变，耐心细致地做各方面工作，还冒着危险赶到王以哲的住宅。当时王躺在血泊中，家里乱作一团。周恩来率李克农、刘鼎等同志料理后事，设灵堂，祭奠死者，安慰生者。消息传出后，对共产党的谣言不攻自破。随后，周恩来又与杨虎城商议善后。杨虎城派人到潼关和国民党顾祝同谈判，争取和平解决。
王以哲事件发生后，西安前途难卜。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十分关心周恩来等在西安工作的同志们的安全，并电告“紧急时立移三原”。周恩来以执行任务为名把叶剑英、李克农、刘鼎等派往三原，而他自己仍坚守西安。周恩来很清楚，环境越危险，局势越险恶，他越不能离开西安。如果他离开西安，正在建立的红军联络处就难以在西安存在，红军难以在关中立足，国共谈判也难以进行，蒋介石难免不再开始“剿共”。他留在西安，就是向全国人民宣布共产党、红军打不败，压不垮，在中国政坛上必须考虑到中共和红军的力量及态度。由于周恩来的努力，终于基本保持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成果。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结束了十年内战，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开始了国共合作的新时期，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周恩来受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重托，在极其复杂而紧张的历史时刻来到西安，一直置身于这个巨大风暴的中心。在充满惊涛骇浪的险恶环境里，他临危不惧，沉着机智，忘我工作，力挽狂澜，表现出对人民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也显示出一个伟大政治家的卓越才能。正如罗瑞卿等人评价的那样：当时如果没有周恩来同志在西安，毛主席、党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就很难得到贯彻，内战可能再起，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初步胜利就无法巩固。毛泽东对周恩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非常满意，他说：“西安事变成为国民党转变的关键，没有西安事变，转变时期也许会延长，因为一定要有一种力量来逼着他来转变”。“十年内战，什么来结束内战？就是西安事变。”〔15〕他还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内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
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后，周恩来于一九三七年四月初回到延安。周恩来到延安时，面容憔悴，显得极为疲惫，胡子又长得长长的。毛泽东和政治局全体成员和大批群众都到机场迎接他。毛泽东在机场还同周恩来合影，留下了象征他们合作成功的珍贵的历史镜头。
让我们用权延赤在《走下圣坛的周恩来》一书中的一段话，作为本题的结尾。
“张学良和杨虎城实行兵谏，拘捕蒋介石后，毛泽东作出和平解决的重大决策，以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正是在中国现代史上这一最危急最关键时刻，周恩来作为有条件释放蒋介石的调解人，来到西安，最出色地完成了毛泽东的设想，摆脱了重大的民族灾难，对中国共产党和整个国家作出了历史性的伟大贡献。”
【注释】
〔1〕[加] 罗德纳·C·基思著：《周恩来的外文生涯》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13页。
〔2〕《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摘》，档案出版社1986年11月版，第3页。
〔3〕《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第332页。
〔4〕《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出版，第325页。
〔5〕《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出版，第326页。
〔6〕《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出版，第332页。
〔7〕《周恩来传》第332页。
〔8〕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12月19日。
〔9〕《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338页。
〔10〕《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出版，第70页。
〔11〕《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年11月出版，第154页。
〔12〕《西安事变简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12月出版，第86页。
〔13〕周恩来、博古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1936年12月24日。
〔14〕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年11月出版，第157页。
〔15〕1936年12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
第五章历史杰作——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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