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一二、背诵古诗
年仅六岁的周恩来被送进了家塾馆，老师想看看孩子们说话是否利落，就逐一进行“考核”，此时小周恩来如同流水一般背诵了一首五言绝句：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不觉一惊，打量着这个“脸不变色、心不跳”的小家伙——正暗暗称奇时，又一首五绝脱口而出：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
惊人的记忆力，使老师惊讶，落落大方的样子，令老师喜爱。而以后更叫人惊奇的是，这个与众不同的“孩伢子”似乎懂得那诗中的真谛而在身体力行，他很爱干活，总喜欢从水井里汲上水来，浇灌十几步开外的一小块菜地，好像要亲自体尝一下那诗中农夫的辛苦。
每每看到那满脸汗珠的小家伙，老师总是欣喜地点头称道。
（田俊翘）
四一三、成绩优异
周恩来从少年时代便怀有“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大志，虽然家境困难，但勤奋好学，故品学兼优。在南开学校学习期间，国文和数学的成绩尤为突出。一九一六年五月间，学校里组织了一次不分年级的作文比赛。那时全校已有学生八百多人，每班推举五人参加，文卷密封，由教师集体评阅。最后，周恩来被评为全校第一。此外，他还曾获得全校国文传观比赛第二名，全校习字比赛获行书优胜奖，全校笔算速赛第一名。毕业时，获得国文最佳奖。周恩来长于数学，往往于教授外自出新法，捷算赛速，两列前茅。
（徐必成）
四一四、长于演讲
一九一七年，周恩来在南开学校毕业了，《同学录》中对他有“善演讲，能文章，工行书”的评语。周恩来长于演讲，能言善辩，为了提高自己的演说能力，他经常对着镜子，当着同学苦苦练习，从内容到声调，从仪容到姿态，反复斟酌推敲，广泛征求别人的意见。他还苦练即席演讲的能力，不打稿，不准备，得到题目后立即发言。渐渐地，他做到了未经准备也能出口成章。在学校读书时，他就经常参加班级、校际演讲及演讲比赛，有时还到社会上去发表演说。例如，一九一五年六月参加天津各界群众举行的救国储金募捐大会，他就发表了演说，号召人们奋起图强，振兴本国经济，誓雪国耻，坚决不当亡国奴。一九一六年冬，又曾和南开学校教师、同学到天津北宣讲所，发表题为《社会之现象》的演说。由于他出众的讲演能力，十七岁时，当选为南开学校演讲会副会长。他还曾多次代表南开学校参加天津中等以上学校校际辩论演讲比赛（这种比赛每年举行一次，各校派三名代表参加），并使南开学校连续两次获得全市中学校际演讲比赛第一名。
（徐必成）
四一五、胸有成竹
一九二五年八月，周恩来授少将军衔。十月随蒋介石率部进行第二次东征，十一日抵陈炯明老巢惠州城下。蒋介石为抢头功，不等炮兵开炮就严令步兵冲锋，爬城，顷刻间阵亡数百人。部队连攻两天，受阻于城下。蒋介石一筹莫展，便在军事会议上提出撤兵主张。周恩来严辞反对，指出，此举必然动摇军心，只要改变战术，惠州城将必克无疑！他胸有成竹，提出“三面攻击，网开一面”的计划，将敌人从易守难攻的乌龟壳里轰出来，沿着我们摆好的路钻进伏击圈，再聚而歼之……。大家认为此招甚高，被会议采纳。
会后周恩来亲临飞鹅岭指挥战斗，此计果然奏效，经过三十个小时的激战，歼灭了陈炯明精锐部队，终于十四日傍晚攻下惠州。
（田俊翘）
四一六、辞职试探
二次东征中，陈赓舍生忘死，救了蒋介石一命。为此，蒋介石对他特别亲热，还调任为侍从参谋，可以随便进出蒋介石的住处。一次，陈赓无意中在蒋的桌子上，发现一本黄埔军校学生负责人名册，每个共产党员的名字边都划了一个红圈。陈赓名字旁还有批注：“此人是共产党员，不可让他带兵。”
陈赓马上将此情况报告给周恩来，请示对策。为了让陈赓离开狼窝虎穴，并进一步试探蒋介石的真面目，周恩来想了想，最后说：“你给他写个条子，辞职不干，看他如何处置。”第二天，陈赓推辞母亲病重，写条请假回家。蒋介石果然给了个委任状“委任陈赓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中校队长”，不再叫陈赓直接领兵，蒋介石排斥共产党人，妄图独掌军权的面目也就暴露无遗了。
（田俊翘）
四一七、军校漫画
黄埔军校内部斗争十分尖锐，国民党右派发展孙文主义学会，经常向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寻衅捣乱。右派宣传戴季陶的谬论，硬说孙中山是周公、孔孟的继承人，以此鼓吹封建法西斯主义是中国的正统，破坏国共合作。
周恩来一眼看穿了孙文主义学会的本质，他将陈赓等人叫来，一起设计了一幅漫画：戴季陶身穿长袍马褂、头戴瓜皮小帽，十分吃力地背着一尊孙中山的塑像，朝着阴森破败的孔庙走去，而旁边站着的尽是洋人、军阀、党棍、财东们在拍手称快。
这幅漫画无情地揭露了右派反对孙中山，投靠三大敌人的反动本质，很快贴遍了全校和广州街头，搞得右派狼狈不堪，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田俊翘）
四一八、捕捉战机
一九二六年一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会代表二百五十六人，其中共产党员占五分之二，左派占绝对优势。但是，国民党右派如“西山会议派”虽屡遭批判，但仍欲死灰复燃。大会决议接受孙中山遗嘱，继续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并通过“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和“处分违反本党纪律党员决议案”。
周恩来及时而准确地捕捉住这一大好战机，会前同陈延年、鲍罗廷商议，决定利用各地选举大会代表中左派占优势的条件，在大会上公开提出开除右派头头戴季陶等人的党籍，实行“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的方针。计划在大会选举的中央执行委员中，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少选中派，多选左派，使左派占绝对优势。这正体现了党在统一战线中的正确策略。
（田俊翘）
四一九、新鲜血液
“中山舰事件”后，由于中共中央的退让、妥协，致使蒋介石阴谋得逞：第一军中的共产主义分子退出，党代表完全由国民党员担任。
这样，已经暴露身份的二百五十多名共产党员开始撤出国民革命军与黄埔军校，周恩来也被迫辞去第一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的职务。
如何安顿这些革命同志，使革命少受损失，周恩来提议举办“国民革命军特别政治训练班”。得到批准后，周恩来任主任，五月二十九日正式开学。学员多是“中山舰事件”后被迫离开第一军的共产党员和政治工作人员。结业后，周恩来又将大部分学员派往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的叶挺独立团，使独立团又增加了新鲜血液，成为在党直接领导下的思想觉悟高、战斗力强的中坚，后来在北伐战斗中英勇作战，屡建奇功，为第四军赢得了“铁军”的光荣称号。
（田俊翘）
四二○、我们相识
一九二六年五月一日，全国总工会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周恩来在会议期间特地安排了一个日程，约各地代表参观黄埔军校。蒋钟麟和谢庆斋是上海工人代表团的成员，到达军校时，周恩来在校门迎接，笑容满面地迎上来一一握手、问好。
一九二七年初，周恩来秘密到上海，组织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当周恩来由赵世炎陪同到达商务印书馆工会，见到谢庆斋、蒋钟麟时，未经介绍就说：“我们相识，在广州见过面。”周恩来的记忆力之强，使人感到亲切和惊奇。
（禾木）
四二一、教当排长
长征中，周恩来看出自己身边的警卫员小丁很可能成为一个很好的军事指挥员，就放他到部队上去当排长。这个小警卫员很想到战场上去杀敌人，可没想过要当排长，有些犹豫。周恩来就针对他的心理教导他：
“当排长注意这么四条：一、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指示不可能直接给你讲，总是通过师长、团长、营长传达给你，所以工作上要服从上级指示，不打折扣，不讲价钱，坚决服从命令。二、要好好学习，政治、军事都要学。打仗不能死打硬拼，指挥战斗要灵活机动。三、要和全排同志搞好团结。遇事不要随便决定，要和大家商量，多听群众意见。决定不了的问题，就向上级请示。四、要吃苦耐劳，不怕苦，不怕死。要爱护同志，关心战士生活。要和大家打成一片。”
小丁后来成为了一个优秀的指挥员。
（徐必成）
四二二、运筹帷幄
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二日，周恩来、朱德再次前往太和岭口会见阎锡山，研究平型关战役的计划。原晋军将领陈长捷回忆说：“周恩来为我们讲授了运动战和游击战的要旨，并一再指示我们：
必须发动群众，才能取得抗战的伟大效果。”九月二十三日，八路军总部向一一五师下达侧击平型关的日军的作战命令。二十四日，一一五师在林彪、聂荣臻指挥下，彻夜冒雨设伏于平型关东北的公路右侧。二十五日，一一五师歼灭进入平型关公路的日军一千多人，取得抗战以来的第一次大胜利，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
（高凤）
四二三、大人才
一九三七年秋，为了加强党和阎锡山的统战关系，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在太和岭口阎锡山的指挥部，同他进行谈判。当时日军大兵压境，雁北十三县已经失守，八路军向敌后挺进。周恩来同阎锡山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给他分析形势，说明日本帝国主义是可以打败的，虽然目前是敌强我弱，可是打下去，必然是敌人一天天弱下去，我们一天天强大起来。阎锡山显然被说服了，谈判后，阎锡山对别人说：“周先生对抗日前途看得非常清楚。”阎锡山还要求周恩来给他写个第二战区的作战计划。周恩来仅用一天的时间，就把作战计划写好，送给了阎锡山。阎锡山看了很吃惊，连说：“写得这样好，这样快！如能这样打，中国必胜。”他慨叹，“周先生的确是个大人才，国民党是没有这样的人才的！”
（高生）
四二四、语惊四座
忻口在太原以北九十公里，是守卫太原的最后一道门户。为了阻止日军攻占太原，第二战区国民革命军与共产党合作，进行了忻口会战。阎锡山于忻口会战前订出作战计划后，周恩来提出了修改意见。他提出对中路，应以小部箝制当面之敌，以主力将敌诱到代县、忻口一线，求得侧面出击；右翼要进行广泛的游击战，牵制敌军；左翼兵力较弱，可向宁武南北游击，破坏日军前进计划，组织正太、同蒲两铁路员工和井陉、阳泉矿工，破坏铁路和煤矿。周恩来高瞻远瞩，语惊四座，阎锡山及其他长官一致赞同。
（高风）
四二五、火炬游行
周恩来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郭沫若出任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后，他们积极筹备在武汉举行抗战扩大宣传周活动。在筹备中，周恩来指示，文字宣传要通俗、生动，口头宣传要通俗、扼要，艺术宣传要激越、感人，要注意各阶层民众觉醒和了解程度的不同，针对不同对象，提出易于触动他们的口号。扩大宣传周日期定于一九三八年四月七日至十二日。每天有一个主要节目，即歌咏日、美术日、戏剧日、电影日、漫画日。第一天，刚好传来台儿庄大捷的喜讯，武汉三镇举行了十万人的火炬游行，抗日救亡的歌声响彻了整个武汉上空。剧院、电影院全部上演抗战的话剧、戏曲、电影，兔收门票，宣传员到从未见过电影的农村中去放电影，配合讲演。在刀光血影下几乎窒息了十年的江城，重新焕发出大革命时期的爱国热情。
（高凤）
四二六、点破迷津
一九二九年到抗战初期，雄才大略的马寅初勇敢揭露国民党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经济专政”，他对高官显贵强取豪夺，大发国难财的行径极为气愤，不顾个人安危，提出征收“战时过分利得税”，矛头直指腐败贪婪的上层人物，得到社会广泛支持，恨得蒋介石咬牙切齿。
一九三八年五月的一天，马寅初见到了他盼望已久的周恩来。他滔滔不绝地谈到关于“财产税”的主张，大声疾呼：“如此下去，中华民族的出路在哪里？中国的前途又在哪里？我长期以来百思不得其解！”周恩来说：“马先生，你的情况我们已经了解了，我们不仅认为你的主张是正确的，而且非常敬重先生的为人和斗争的精神，会后我们还将支持先生的抗日爱国行动。”接着，周恩来又纵谈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人民应走的道路。马寅初茅塞顿开，长期纠结在心头的谜团倾刻消散，周恩来的一席真言，点破迷津，使他认清并找到了救国救民的必由之路：紧跟共产党！
（田俊翘）
四二七、为斯人骄傲
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九日，柯棣华、巴苏等人组成的印度援华医疗队到达汉口。十月七日，周恩来会见了他们。巴苏大夫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我们去看望周恩来同志，他正在办公室里举行记者招待会，屋里挤满了新闻记者，大部分是外国人。我们在一个角落里坐下，倾听他透彻地分析中国的军政局势，以及阐明怎样通过发动群众抗击敌人。……他侃侃而谈，精力充沛，学识渊博，长着一对机灵、谨慎的眼睛，还有中国少见的浓眉。”十月十日，在爪哇支队举行的盛大宴会上，巴苏再次见到周恩来。他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安娜（即德国友人安娜利泽）同志说，二十年后，我们将会为曾与他相识感到骄傲。我补充说：‘干嘛这么晚？此刻我们就感到骄傲’。”
（高凤）
四二八、跳出圆圈
一九四○年九月，第二次反共高潮前夕，国民党以改组政治部为名，撤销了第三厅。周恩来去找当时的政治部部长张治中说：“第三厅这批人都是无党无派的文化人，都是在社会上很有名望的。他们是为抗战而来的，而你们现在搞到他们头上来了。好！你们不要，我们要！现在我们准备请他们到延安去。请你借几辆卡车给我，我把他们送走。”张治中报告了蒋介石。没隔几天，蒋介石突然召见郭沫若、阳翰笙、冯乃超、杜国庠、田汉等原第三厅主要负责人，对他们说：“现在正是国家用人之际，你们不能走。我们想另外成立一个部门，还是由第三厅的人参加，仍请郭先生主持。”蒋所说的部门，就是在政治部下面成立一个文化工作委员会。阳翰笙等向周恩来汇报说：“蒋介石分明要把我们圈起来，怕我们去延安，你看怎么办？”周恩来说：“就答应他吧！他划圆圈，我们可以跳出圆圈来干嘛！挂个招牌有好处，我们更可以同他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展开我们的工作。”
（高生）
四二九、江南一叶
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南方局在红岩八路军办事处召开会议，研究如何揭露国民党反动派这一严重的破坏团结抗战、破坏国共合作的阴谋，决定在《新华日报》刊登周恩来为皖南事变所写的题词。
报社准备了两种不同的版面。一月十七日晚上十点多钟，国民党新闻检查所派人到《新华日报》社，坐等审查第二天《新华日报》的大样。报社拿出了一种版面，骗过了检查所的人。而另一种由周恩来在红岩办事处把题词写好后，派副官立刻送往报社，火速编排和制版，并组织好发行力量，务必抢在第二天各大报发行以前，将报纸送到广大读者手中。
题词共两条。在第二版占六栏地位的是：“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在第三版占五栏地位的是一首诗：“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这满含悲愤的二十五个字，有着震撼人心的强大力量，一下揭穿了皖南事变的实质，表达了对国民党顽固派最强烈的抗议。
报社将题词刻成木版后，立即拼版，加速印刷。黎明前就把印好的报纸包在铺盖卷里，装在箩筐里，从红岩后山偷运进城，送到读者手中。当国民党顽固派发现市面上出现印有周恩来题词手迹的报纸时，大批报纸早已冲破山城的浓雾传遍了全城，轰动了整个重庆。
（禾木）
四三○、外交攻势
英美支持蒋介石反共，又害怕引起大规模内战而有利于日本。据此，皖南事变后，周恩来做了卓有成效的外交工作。他会见了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分析时局的利害。英国政府收到卡尔的报告后，告诉蒋介石，内战只会加强日军的进攻。接着他又会见了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代表居里，分析了时局。随后居里会见蒋介石时正式声明：美国在国共纠纷未解决前，无法大量援华，中美间的经济、财政等问题不可能有任何进展。居里在离渝前的一次公开讲演里，又对国民党提出批评。他说：“中国应有自下而上的彻底的民主，必须改变腐败的政治机构。”苏联政府也明确表态，反对蒋介石的反共政策。苏、美、英三国政府的态度，给国民党政府造成了极大的外交压力。
（高生）
四三一、营救胡志明
一九四二年八月二十八日，胡志明由越南去重庆见周恩来，进入广西德保时，被国民党特务跟踪，以间谍嫌疑被拘留。
周恩来获此消息，十分焦急，立即设法营救。他分析：广西为李宗仁地盘，李蒋有尖锐矛盾，此事必须叫李表态，而能与李说上话的人，莫过于德高望重的冯玉祥。正巧，他就在重庆，于是，周恩来亲自拜访了冯将军。
冯对蒋介石的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十分不满。闻此消息，火冒三丈，立即约李宗仁找蒋介石评理，提出三条质问：一、现在国共合作，胡志明是越南共产党人，你有什么权力逮捕他？二、越南是抗日友邦，越共是国府友人，怎么成了罪人？三、把友人当成罪人，我们就会失去国际间的同情与支持。李宗仁也为此事憋了一肚子火，更是不客气地责问：“你在广西抓胡志明，这不是嫁祸于我吗？请问这到底是不是你的命令？”
这样，周恩来自己不露面，只通过冯、李两将军的唇枪舌剑，就搞得蒋介石龇牙咧嘴，说不出话，只好无可奈何地放了胡志明。
（田俊翘）
四三二、电台反干扰
一九四六年国共谈判期间，中共代表团住在南京梅园新村三十号，二楼电讯室有一架BC610型大电台，代表团就靠这架电台同毛泽东主席、党中央进行联系。电讯室两面临窗，国民党特务在附近设有侦察电台，但他们费尽心机也无法破译中共代表团的密码，于是就对这个电台进行发射干扰，使其无法正常工作。同志们万分焦急，周恩来想出了一个对策，他说：“我们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敌台干扰我们，我们也可干扰敌台。”于是，中共电台开始对敌方机场的对空广播进行干扰，使敌机在空中失去和机场的联系，无法起飞和降落。国民党特务被迫停止了对中共电台的干扰。周恩来又指示电讯组在壁橱里架设了一架五瓩的秘密电台。为防止敌人断电，还安设一架柴油发电机。
（高生）
四三三、核准数据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一日，人民币开始发行，中央要求各解放区（他们分别负责供应各野战军的军费开支）作出一九四九年的财政收支预算，以计划人民币的发行数量。由于缺乏经验，各解放区提出的支援要求高低悬殊，其中西北地区只要求支援七千万元。周恩来同中央财政经济部秘书长薛暮桥等一起审核这个预算，计算出一百个农民只能支援三个脱产人员（主要是解放军），超过这个数字就要中央补助。根据这个计算，确定对西北不是支援七千万元，而是批给了七亿元。周恩来叮嘱薛暮桥说：“管理经济必须掌握规律，没有这些数据是无法进行管理的。”
（高生）
四三四、严词责问
一九四九年四月一日，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飞抵西郊机场，首席代表张治中不见有中共代表前来欢迎，心中疑惑不解。晚上，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前往六国饭店看望并宴请张治中时，严肃地对他说：“本来我们要到机场去欢迎你，但是，我们不明白，你是南京政府的代表团，而不是蒋介石的代表团，你为什么飞往北平之前还要到奉化去请示蒋介石呢？这岂不表明，下野后的蒋介石依旧在幕后操纵着你们的和谈么？”
短短几句话，问得张治中张口结舌，不知如何回答，面红耳赤地低下头去，心里却暗自钦佩：这位周先生，真是厉害啊！
（田俊翘）
四三五、梁祝新名
在一九五四年的日内瓦会议上，中国代表团为外国记者举行电影招待会。记者们对新闻记录片《一九五二年国庆节》反映良好，而对《梁祝哀史》这部根据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编拍的彩色戏曲片反应冷漠，放映不久，一个个都走掉了。工作人员考虑到外国记者看不懂也听不懂唱词，于是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他们请懂越剧的同志将剧情介绍和主要唱段写成十五、六页的说明书，准备译成外文，发给外国记者，剧名译成英文，叫“梁与祝的悲剧”。当他们向周恩来汇报试映的情况及所做的准备工作时，周恩来批评他们在搞‘党八股’。他说：“十几页的说明书，谁看？我要是记者，我就不看。”周恩来给他们出主意说：“只要你在请柬上写一句话，请你欣赏一部彩色歌剧电影《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放映前用英语作个三分钟的说明，概括地介绍一下剧情，用词要有点诗意，带点悲剧气氛，把观众的思路引入电影，不再作其它解释。你就这样试试，我保证不会失败。不信，可以打赌，如果失败了，送你一瓶茅台酒，我出钱。”大家按周恩来要求去做，果然电影招待会获得巨大成功。观众简直忘了是在看电影，仿佛置身于图画之中。演到“哭坟”、“化蝶”时，有的观众在啜泣。当放映结束，电灯复明，观众还如醉如痴地坐着，沉默了大约一分钟，才突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友好的记者说，中国在朝鲜战争和土地革命中拍出这样的片子，说明中国的稳定，这一点比电影本身更有意义。
（李华民）
四三六、权威发言
亚非会议召开四五天中，对和平共处原则产生了激烈的争论。许多国家代表发言赞成和平共处，反对军事集团。土耳其、伊拉克、黎巴嫩、菲律宾代表主张以实力求和平，说小国需要盟国。四月二十三日上午，周恩来做了九十分钟的发言。他说二十九个亚非国家在这里开会，证明世界上多数国家和人民要和平。应该撇开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制度，以要求和平作为共同基础来解决正在讨论的问题。他举例说，有人说“和平共处”是共产党用的名词，那末可以换一个名词，可以采用联合国宪章中所用的“和平相处”。他说，如果有人反对五项原则的措辞和数目，那么五项原则的写法可以修改，数目也可以增减。他把连日来大家发言中同意的共同点归纳成七项原则。许多人不由自主地离席，边听边走近他。他讲完话，他的周围已经站了一大堆人。后来发言的印度总理尼赫鲁特别指出，中国总理今天的发言应该受到最大的重视，中国总理说的话是有权威的。
（高生）
四三七、中国声明
新中国成立前夕，国民党割据台湾。朝鲜战争期间，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亚非会议前夕，盛传着中国共产党要武力解放台湾的消息。中国代表团本不准备讨论台湾问题，因为这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但是由于台湾问题被提了出来，一些国家持有模糊看法。因此，周恩来在四月二十三日中午同另外七国代表团团长举行午宴，阐明中国的立场，即以什么方式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造成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是美国。中国愿意同美国谈判解决，但这不影响中国人民行使主权——解决台湾的正义要求和行动。下午，在亚洲分会上，他又向代表们阐明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但不要求会议讨论。最后他声明：“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这六十九个字的声明立刻震动了万隆，并通过电波传到全世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能否由中美谈判来得到缓和呢？全世界都看到了，这个问题应当由华盛顿来回答。
（高生）
四三八、导弹之父
五十年代刚开始，在美国工作的钱学森博士由于发表了“时速一万公里的火箭已成为可能”的“惊人火箭理论”一下子成为世界的新闻人物。他因为坚决要求回国而被五角大楼截留：“宁可把这个家伙枪毙了，也不能让他离开美国。他的威力抵得上五个师！”于是，他被软禁了。
一九五五年六月，钱学森写信给陈叔通副委员长，恳请政府出面干预。陈叔通将信转给了周恩来，周恩来立即做出了部署，他通知在日内瓦举行中美大使级会谈的王炳南通知美方：“中国按照法律程序，提前释放十一名美国飞行员。希望美国也会有相应的表示！”为此，连美国记者都禁不住慨叹：“啊，中国人又抢去了主动！”这样，王炳南向美方代表递交了在美华人的侨民名单，并要求美方尽快取消对包括钱学森在内的中国侨民的扣留。
美方还在抵赖，说钱学森不愿回国。此时，王炳南亮出钱学森的信件，予以批驳，美方无言以对。这样，在周恩来的安排之下，对钱学森长达五年的禁令终于解除了，被西方称誉为“中国导弹之父”的钱学森，终于回到了祖国。
（田俊翘）
四三九、水天一色
在人民大会堂的设计工作中遇到了一个难题，就是怎样解决在这样大的会堂里，既不要让人们感到渺小又不使人晕头转向。这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人和建筑的矛盾，专家们各持己见，分歧很大。周恩来倾听着，思索着，直到大家把话说完，他才说出自己的看法。他先从原则上提醒大家要“以人为主，物为人用”，然后从日常生活现象里，提出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他笑着问大家：“天空很大，大海也很宽，可是人站在海边，看海不显远，看天不显高，人并不显得渺小，这是什么原因呢？”这个新颖而简洁的问题，一下撇开各种建筑形式的繁琐争论，把大家的思想带入一个崭新的意境。是啊，当人们来到烟波浩渺的海滨，遥望天连水，水连天的景致，顿觉心旷神怡，仍然不失自己是感受大自然的主体，这是很多人的共同体验。这个日常生活中的感受，和建筑形式又有什么关系呢？周恩来拿起铅笔，在纸上画了一个不规则的扁圆形的顶棚图，启发大家在设计上利用这个视错觉。他说：“因为天空是没有直角的，大海也看不到界限。我们的万人大会堂能不能也搞成水天一色、浑然一体？”周恩来的话使专家们豁然开朗，这个建筑科学的难题，就这样被周恩来用朴素的生活哲理迎刃而解了。
设计师们很快完成了“水天一色”的设计方案，顶棚与墙面园角相交，成穹隆形状，上下园曲浑然一体。使人感觉既不压抑又不空旷。
（李华民）
四四○、移灯添色
为了确保建筑安全，解决结构问题，建设者们日夜奋战，搞出了万人大会堂的模型。虽说是模型，规模也颇为可观，约有楼那么大。周恩来不顾危险，踩着单摆浮搁的砖垛，从“楼下”攀上“排台”；从“后排”走上“主席台”，反复查看了好几遍。天花板的中央，有一个葵花灯，装饰着三圈水波形暗灯槽，纵横密布着近五百个灯孔，灯光齐明时，就象满天星斗，这也是出自周恩来的匠心，它加强了“水天一色”的感觉。由于大会堂的平虽是一个不规则的椭圆形，技术人员花费了很大功夫，才计算出葵花灯所在的焦点，理论上已做到了十分精确。周恩来走了几个来回，又发现了新的问题。他用手一指，要求把葵花灯向前移到二层挑台的边缘。在场的同志恍然大悟！这是建筑学上的视差原理，竟被周恩来通过实地观察一语道破。如果葵花灯安装在计算的位置上，实际效果并不对称，还会被二层挑台遮去大部分灯光，整个设计效果就会功亏一篑！在场同志无不折服。
（李华民）
四四一、运筹退敌
一九六二年五月底，周恩来急召正在国内休假的驻波兰大使王炳南，向他谈了台湾海峡的局势。周恩来说，蒋介石认为目前是进犯大陆的好时机，国内有严重自然灾害，中苏有意识形态之争。蒋介石是下决心要大干一场了。并说，有关的军事情况，可去找罗瑞卿总参谋长。罗总长介绍说：“现在不是打不打的问题，而是怎样打的问题，是拒敌于大陆之外，还是诱敌深入，这两种意见正在讨论。”王感到局势十分严重。周恩来要他立即中断休假返回华沙。并指示说：“现在的关键问题要看美国的态度如何，是支持还是不支持，要争取让美国来制止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军事行动。要尽快通过会谈来了解美国的态度。”
六月二十三日，王炳南采用非正式会谈方式请美国驻波兰大使卡伯特到官邸喝茶，向他通报了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并进行了严正交涉。卡伯特表示尽快将情况电告美国政府。并说：“在目前情况下，美国决不会支持蒋介石发动对中国大陆的进攻。”
一场即将到来的战争就这样避免了。
（李华民）
四四二、五雷轰顶
一九六七年八月，王力“八七”讲话和外交部造反派揪斗姬鹏飞、乔冠华直至陈毅的行动，影响到外贸部和国务院的其它部，如洪水猛兽一样席卷北京，形势越来越难以控制。
与此同时，中南海内部也着了火，红墙里的造反派与外面的“揪刘邓陶”大军串通一气……面对如此复杂的局势，周恩来吃不安，睡不稳。他东挡西挡，终究阻止不了这“群众运动”的洪流，他心急如焚。要想稳住北京的局势，必须对动乱的策源地——中央文革采取相应措施，对跳得最高的王力、关锋、戚本禹要制裁一下，杀鸡儆猴，然而，除非毛泽东下决心，否则是动不了他们的。
周恩来让杨成武带上王力“八·七讲话”到上海向毛泽东做了汇报。毛最后说：“你回去告诉总理，‘王关戚’破坏文化大革命，不是好人，你单独当面向总理汇报，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不过，还是先抓王力、关锋，把他们分割一下，看戚本禹有无转变。”
杨成武向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的决定，周恩来说：“事不宜迟，马上开会。”周恩来在人大会堂宣布了毛泽东的命令，当场把王力、关锋隔离审查。
这一断然决策，对林彪、江青一伙，不啻为五雷轰顶，砍掉了他们的臂膀，打乱了反革命阵脚，使反党篡军的嚣张气焰顿时收敛。
（田俊翘）
四四三、并驾齐驱
一九六九年七月十六日，在临近香港的海面，我保安人员抓获两名乘游艇冲进我领海的美国人。此时，中苏关系十分紧张，乌苏里江畔的珍宝岛上炮火连天。而中国与美国的关系既错综复杂又十分微妙，都在试探对方寻找打破多年僵局的步骤。中美华沙会谈有所松动，美国撤走两艘在台湾海峡的军舰，以示“和缓”。此时对于这个“牵动中美关系神经”的闯入事件，就显得非同一般。为防止意外，周恩来决定对这两个美国人侵入海域的案子一竿子过问到底，很快搞清楚，两人并无“特嫌”，于是下令给予释放。同时，又释放了二月十六日也因游艇误入广东海面一直被拘留但也难以落实为间谍的另两个美国人，作为美撤走两艘军舰的相应答覆。
美国方面对此十分称赞，基辛格盛赞周恩来不愧是杰出的外交家。他把中美双方这一阶段的互相探询，称为“与中国人跳的一场错综复杂的小步舞”。双方安排得如此微妙，既没有任何接触，又保持了各自的风度与尊严，任何一方都无需显出主动的样子，以至双方现存的关系都没有受到妨碍。基辛格自负地把自己当做第一流外交家的同时，却认为只有周恩来能与他并驾齐驱。
（田俊翘）
四四四、尼克松意外
乒乓外交，实际是中国向美国作出一个重要的政治姿态，这“乒”的一声，震动了全世界。美方得到邀请，尼克松当天晚上就召开了特别会议。
四月十日，他们组成的十六名成员的代表队通过香港的罗湖桥，“这是自一九四九年共产党胜利以来进入历史古国的第一个正式的美国代表团”。其实，它实际上承担着一项为中美打通外交关系的“先遣队”的特殊使命。
周恩来高瞻远瞩，他在这世界斗争的大舞台上“精心排演并令人十分满意”地安排了这历史大剧目的一幕又一幕。并以尼克松意想不到的果断做出反响。四月十四日，他高兴地接见了美国代表团并讲话说:“你们为中美两国人民的关系揭开了新的篇章，我相信，我们友谊的这个新开端必将受到两国大多数人民的支持！”他停了一下，然后问道：“难道你们不同意我的话吗？”美国人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
尼克松没有料到中国方面这么快就着手打开同美国的关系，周恩来讲话后不到几小时，白宫就宣布了旨在缩小两国间鸿沟的一系列开禁措施。他高兴地宣布：“美国的对华政策已经打开了坚冰，现在就要测水有多深了！我希望，其实我是期待着，有一天我将以某种身份访问大陆中国。”尼克松就这样放出了探试气球。……
但是，在整个中美关系的开拓中，尼克松总是落在周恩来的后面，周恩来比尼克松总要早半拍，总使尼克松感到意外。
（田俊翘）
四四五、哲言玫瑰
一九七一年四月十四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各国的乒乓球代表团，美国代表团成员科恩对周恩来说：“我很想知道周总理怎样看待今天美国青年中的嬉皮士？”
周恩来坦然地回答：“首先我对此了解不多，所以，我只能谈一些并不深入的意见。现今世界上，有许多青年对现状不满，正在寻求真理。在他们的思想发生变化的过程中，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事物，这种变化也会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些形式都不能称为最终的，在寻求真理的时候总要经历各种各样的事情。”
科恩眨眨眼睛，说：“我认为，嬉皮士是一种新的思想方式，只有少数人熟悉它、了解它。”
周恩来回答：“根据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人类一定会找到普遍真理。这也是一个自然法则。如果经过自己做了以后，发现这样做不正确，那就应该改变。这也是寻求真理的途径。”
周恩来站起来，充满信心地说：“我相信，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将得到两国大多数人民的赞成和支持。”
两天后，一束红玫瑰花送到周恩来的办公室。玫瑰花是科恩远在美国加州的母亲经由香港辗转送来的。这位妇女感谢中国总理对她的儿子讲了一席语重心长的话。
那是一束深红色的玫瑰花。
（田俊翘）
四四六、黑格理亏
一九七二年一月四日，尼克松访华的先行官黑格在北京受到周恩来的接见。黑格的主要任务是安排尼克松访华的行政事务与后勤工作。
周恩来在接见黑格一行的时候，黑格的讲话中流露出一种帝国主义观念，引起周恩来的警惕与关注。黑格讲：“美国方面关注中国的生存能力，所以我们双方有共同点，可以共同对付苏联。”周恩来为此在一月六日晚上与黑格会谈，重点就是解决他的这个思想，这是有针对性的，用意就在于使尼克松来华之前不能抱有美国是来保护中国的思想。周恩来首先剖析和批评了黑格的这种观点，然后再通过他，给美国方面一个重要信息。
黑格听了周恩来的批评之后，自觉理亏，满脸通红地说：“很抱歉，我可以收回那句话。”
（田俊翘）
2007/09/10
第十六章才智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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