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二十日）
周恩来先生接见客人，都是从他繁忙的、长时间的工作日里可能挤出的一些空隙来进行的。他的工作人员或他自己也无从知道他什么时候可以会客，因此很少有预早约定的。代之而行的是随传随到的制度；有时可以等几天，有时会等更久，可算是对神经是否衰弱和忍耐力的一种考验。我已经等了好几天了。那天晚上十一时三十分，我突然被带到人民大会堂。这是一个坐落于北京大广场的建筑物，里边有无数大型会堂和接待室。周恩来先生——国务院总理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已经与几位官员在客厅等候接见我。他向我致歉要我等得这么久，让我坐在有扶手的椅上——就这样，我们在五个钟点内没有移动，直至凌晨四时三十分。
周先生不是一个容易的采访对象，因为他喜欢让讨论自由发展，而不喜欢那些一问一答的采访框框。或者更正确地说，他喜欢谈话依他的意旨来进展——这并不是说他会避开问题而不答，他要的是这些问题要来得自然，而不是从采访者准备好的笔记中来。我们的讨论只有一个限制，就是只谈外交政策。可是他涉及范围之广和精神之好是使人惊异的。在几秒钟内他会从花絮带到分析，从数字转到说笑，从近乎泛谈到极度聚精会神。
七十三岁的周先生看来年轻，到凌晨四时三十分，他才略现疲态。对他来说，这还可能算是轻松的晚上了。据说有时他作竟夜之谈然后开始另一个工作日。他的英语很好。可是他却要请翻译员（通常是在哈佛念过书的冀朝铸）作翻译——然而他密切注视谈话的进展，指出翻译的错误或者稍微改正译者的语气。
杜利化仁爵士（LordTrevelyan）最近说周先生是他一生见过的谈话对手中要求最高和最使人感到有代价的。我很同意这说法。即使在五小时中的谈话需要翻译，那还是一个极深刻的经验。在充满信心的语调中，他从官方记录式的声明转到一些不便记录下来的内容。能保障这些内容不在记录之列是因为有官式的谈话内容的记载。两位中国的速记员写下总理的意见，翻译员保存一份问题的记录，整个谈话由录音机录下来。
官方记录需要很多功夫才能完工。首先中文速记要变成“慢记”，然后校对，然后译成英文，然后（我猜想）呈给总理过目。一旦完工，这份记录是不可侵犯的——文法错误或显然的翻译错误也不能更改。
当然哪，这是中国人的做法与众不同的一个例子。然而，也像他们做其他事一样，来得干净利落。周先生的看法与中国政府的官方声明有同等的分量。
***
麦：总理阁下，我可否问你对战后历史趋势的看法吗？
周：在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邱吉尔在米苏里州的富尔顿（Fulton）发表他的反共反苏演说，企图动员西方以至全世界的力量来反苏，而达到大英帝国维持它的统治地位的目的。他的演说对美国有相当大的影响。美国以这演说的调子制造大规模的反苏反共宣传。
在那时，反苏战争爆发快要发生之说颇为盛行。然而，毛主席看到整个事件的内幕，因此他用笔名发表了文章，不同意反苏立场能导致反苏战争之说。他指出美国事实上想利用反共反苏宣传作烟幕，以便掠取在美苏之间的广阔的中间区域。
真的，上次大战后己有二十六年了，新的世界大战还没有发生。然而，小型战争从未在第一中间地带——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中停止过，而中国内战则是最大规模的一次。
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以世界霸主出现。哪里有人民要解放，它便要派军队去镇压。它建立许多军事基地和派无数军队外驻。哪里有经济困难和要钱，它给钱。它用两种方法：一种是马歇尔计划，另一种是投资。马歇尔计划花的钱总数是三百亿美元，而美国的总投资却远远超过这数字。
结果怎样呢？美国不仅侵略和占领第一中间地带中（亚、非、拉）许多地区，并且对美苏间的西方国家（第二中间地带）也加染指。
然而今天世界的形势怎样？尼克松总统于本年七月六日在肯萨斯城发表演说，而英国首相希斯于十月十六日在保守党的年会中也作了总结演说。两篇演说词互相呼应。希斯演说的要旨是英国在战后二十年一直追随美国而放弃于欧洲，到今天大英帝国终于崩溃，英国亦沦为二等国家，因此英国应回到欧洲，参加共同市场。
“是美国养肥了日本”
尼克松在他的肯萨斯城演讲中说：在过去二十六年中，美国达到了在二次大战刚结束后从未梦想到的地位。苏联在战后也逐渐成为一个超级大国，并正在和美国争夺霸权。在西欧，在这第二中间地带，共同市场出现了；它使西欧工业发达国家联合起来和美国匹敌，这是第三个力量。
第四个力量是日本。我和很多美国朋友们说过，是美国养肥了日本。在今年或明年内，日本的钢产量就可以接近或超过美国。尼克松的“新经济政策”便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这是对中间地带的打击：首先是日本，其次是西欧国家，同时它影响了整个西方世界。
尼克松总统又说还有一个第五力量，这就是中国。但他说中国是一个潜在力量。希斯也讲了同样的话。我们承认在几十年内我们能够发展成为一个强大而昌盛的国家。但是我们已经宣布我们永远不会做超级大国；今天不做，将来也不会做。
从全世界来看，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这些就是二次大战后二十六年来世界局势的变化。
麦：但是目前的美国政策本身是否有深刻的矛盾？尼克松总统的访华计划和他在联大的“两个中国”政策颇难协调。
周：但是当他说要来之后，马上有很多国家改变了态度。这影响了联合国投票的情况。你有没有想过这一点？
麦：没有，但以美国的国内政治来说，自你说他可以来之后，尼克松先生的声誉似乎已直线上升——还有一个后果是美国的和平运动似乎已经进入睡眠状态。在中国观点看来，这两个后果一定是不利的口巴？
周：这不一定。我拿一件最近的事情来说明这点：请看联合国投票结果。我们没有想到事情会发展得这么快，可能美国也没有想到它的“两个中国”方案会遭到这样的惨败。结果是大门给打开了。人们说：既然尼克松可以到中国去，我们为什么不能去？
联大以五十九票对五十五票否决了美国提案。在这五十九个反对美国提案（这提案主张驱逐台湾是一项“重要问题”，必须有三分之二多数）的国家中，十个国家和中国没有外交关系。在这之后，他们也赞成了阿尔巴尼亚提案（即主张恢复中国席位并驱逐台湾）。假如这十个国家没有投票反对而是弃权的话，结果会是四十九票对五十五票，而美国有关程序的提案就可以通过。这件事反映了尼克松总统表示希望到中国来之后的变化。这是第一点。
第二，有些刚和中国建交的国家还受到美国的压力。在十五个在程序问题上弃权的国家之中，大多数是最近才和中国建交的国家。他们在美国压力之下只能弃权。
他们的弃权其实也支持了中国，因为弃权国多了总票数便减少，这样就比较容易获得多数票。结果就是我刚才所说的情况——美国的提案被否决。紧接着的后果又是怎样？七十六票对三十五票。这不仅是三分之二多数，而是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和二十一个其他国家的提案的压倒性胜利。
这七十六票又是怎样来的呢？反对美国提案的五十九票没有起变化。但是本来十五个弃权国中有十二国转为支持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提案。其中大多数和中国有外交关系。这是一个特点。还有一个特点是有些以前支持美国提案的转为支持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提案。
在这些国家之中也可分为两个范畴。首先，拿墨西哥来说：当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提案通过之后，它马上断绝了与蒋介石的外交关系。这表明了它支持的是美国的程序动议，并不是美国的立场或蒋介石。这点已由墨西哥总统在联合国的演讲中表明。第二个范畴包括了以色列和葡萄牙。它们这样做是什么原因，你是清楚的。这样就增加了十七票。弃权的也从十五票增加到十七票。只有三十五票反对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提案。于是联合国的形势为之一变。这当然也有某种偶然的因素，但是不可抗拒的趋势也往往是在偶然的现象中表现出来。这表明了中国不能再继续被封锁的趋势。
本来我们不打算马上到联合国去。但是当我们听到有七十六票支持我们的时候，我们便不能不去。不然的话，大多数支持中国的国家会感到失望。
这七十六票不但反映了世界上的正义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二十二年来被剥夺的权利和驱逐蒋介石集团，它们也证明了美国在过去二十二年的立场是错误的。十一月十五日，五十七个国家在联合国大会的欢迎会上发表了演讲。
美国以东道主的身份先讲了话，所以苏联觉得也需要讲几句话。接着，蒙古和日本也讲了。在五十七个讲话的国家中，八个和中国还没有外交关系。加纳还没有和中国恢复外交关系。有些和中国有外交关系的国家没有时间讲，因为这个会已经开得太长了。
你已经看到了我们代表团在联合国的第一次演讲。听说有些人对这次演讲感到惊奇，说没想到我们在第一次演讲中就这样清楚地阐明了各项原则问题。
“问题只能和尼克松解决”
为什么我们要跟尼克松总统谈？毛主席已经公开地和埃德加·斯诺解释了这点：因为尼克松是美国的总统。当前中国和美国的问题只能和尼克松总统解决。既然他要来，我们愿意和他谈。因为如果你不和元首谈，那末还跟谁谈呢？假使你不跟元首谈，而跟二三级的人谈，问题不能解决。
例如，在过去我们和蒋介石谈过怎样解决日本侵略中国的问题。起初我们和他的代表们谈，但是事情没法解决，他们不敢负起责任。如果说和二三级的人谈是对的而和元首谈是不对的，那就不合逻辑。
再说在一九五五年万隆会议上我说过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一直是友好的，但是美国占领了中国的台湾和台湾海峡；我们愿意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美国政府同意了，而谈判就于一九五五年八月一日在日内瓦开始。
英国曾经从中斡旋，韩玛绍也作出了贡献。谈判举行了，但是这个大使级谈判没有解决任何问题。谈判继续了十六年，当美国扩大了它对越南的战争和大举侵入柬埔寨的时候，我们中止了谈判。
最后尼克松总统自己来敲门了，他说他想来北京谈判。好吧，我们就请他来谈。现在谈判还没有开始，但我们已经在联合国了。这是一项胜利，而我们并没有放弃任何原则。
麦：假如尼克松现在的亚洲政策真像看起来那末强硬，那末他到这里来很可能是浪费时间，是吗？
周：我也是这么看法。但是我们不应该有太大的期望。所有问题怎么能一下子解决？不可能有这么回事。但是假如他一事无成，美国人民会答应吗？
麦：但是他会试图诿过于你。
周：他可能做不到这点。我们已经在联合国提出这些问题了。关于重大国际问题，包括台湾问题，我们已经表明了我们的立场。这些就是我们的原则，我们会为了它们的实现而奋斗。
我们和苏联完全不同。它不敢公开讲，却在别人背后进行交易。这对小国是不利的。所以我们一到联合国就表明立场。
麦：我到达北京后，已看出日本的政策——经济政策和军事潜力——是你们政府关心的事情。
周：最近我曾和一些日本企业家谈过。他们推出“修正资本主义”的口号；当然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日本的企业家正面对着一个困难，日本的经济已经发展到现在的水平，生产方面在西方国家中几乎占第二位，仅次于美国。即使在整个世界范围内，日本也仅次于美国和苏联。
但是，它的经济发展是畸形的。第一，它缺乏天然资源而需要进口极大部分的原料，它需要去很远的地方捕鱼，因为它的无约束的经济扩张制造出污染，毒杀所有淡水鱼和日本附近的海洋鱼类。污染的害处在美国和日本达到了顶点。
第二，大宗的进口和出口使运输方面的负担很大，所以日本的造船业最发达。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船都是造来给日本自己用的。日本的油船已达三十五万吨，而且他们现在还计划建造一艘五十万吨的油船。
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油船很难泊岸，装油和卸油都用管。因此极大多数的日本炼油厂都设在沿海，结果是海的污染很厉害。在美国的情形也一样。
极大部分的日本市场是在海外，但是海外市场是有限的，而且它要经过竞争才能占有。同时日本的农业已经崩溃。以前日本农产品能够自给，大米还可以出口。大部分城市人口习惯了吃饭，现在需要进口美国面粉，要改吃面包了。五谷的总产量已经下降，因为土地和劳力都集中去应付工业发展的需求。工业滋长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在日本剩下的纯粹农业范围萎缩。
这种畸形发展继续下去是危险的，因为日本一定会和别人争夺殖民地。举例来说，它正在投资于南亚洲次大陆、非洲、拉丁美洲和远东的国家。
这些投资是新殖民地性质的。经济扩张一定会带来军事扩张。举例来说，运油的船从中东开到日本须要经过马六甲海峡，而过多的航运会污染那区域的水。日本的军国主义者扬言马六甲海峡是日本的生命线。
这使马来西亚和印尼不满。他们并没有忘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军国主义给他们的创伤。美国的人民也不会忘记在太平洋战争中日本带给他们的祸患。日本的军国主义者现在正尝试再次挑拨起武士道精神。你看过一套日本电影后便会明白。我们可以放映给你看。
但是再次鼓吹日本军国主义并不是一件易事，因为在七十年代的亚洲，人民已经觉醒了。根据前面我的解释，如果战争一旦爆发，这样孤立的日本怎能把它持续？
日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选择战争的途径或和平的途径。如果选择经济扩张的路，无可避免地会导致军事扩张而引起战争。
另外一条路是建立一个独立、和平、中立和民主的日本。这样的日本就会受欢迎。日本人现在正站在交叉路上。即使是日本的企业家也正在犹疑，否则他们为什么会提出修正资本主义？
我们的观点是：修正社会主义会复辟资本主义，但是修正资本主义并不会进入社会主义。这可能导致采用纳粹的“国家社会主义”。但是日本虽然是一个战败国，在战后二十六年中并没有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受凡尔赛条约的束缚，现在并没有像凡尔赛条约所产生的政治和经济条件。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日本正站在交叉路的原因。当然，极大多数的人总想得到一个和平的环境。
日本应该和中国友好。我们不需要向外扩张。所以昨天我告诉几位日本的企业家，他们的政府太过不实际。拒绝承认有七万万人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仍然认为在台湾的蒋介石是中国代表，这是无稽的。即使是联合国的情形，这次也转变了。日本能不能够保持不变？虽然现在有一个难题，但是这个难题终于是要解决的。
“维持老朋友是美国的政策”
你不是问我对于美国外交政策的矛盾的意见吗？我以为应该让尼克松总统回答这个问题。否则如果他到中国来，而台湾问题仍未得到解决，他回去时怎样交代？
所以这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但是它只占次要的地位。为什么？因为台湾的解放已经等候了二十二年；和印度支那战争的结束比较起来，后者比较紧迫。因为全世界的人民，包括美国人民，要求美国把它的军队撤走和结束这场战争。
麦：但是尼克松先生不是讲清楚了吗？从越南“撤退”是指把在那里的军队“减少”——到足够继续支撑阮文绍政权的最低水平。
周：维持他们那些“老朋友”是美国政策的核心。即使尼克松总统自己也曾经承认美国遭受过失败，不能继续独霸世界了。这就是他在肯萨斯城演说中提及的。他既然接受了这个前提，为什么他仍然要顾及这些堕落的和摇摇欲坠的“老朋友”？为着照顾那些老朋友，他自己就不能脱身。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都不会赞同这个方针，因为所有人民都会恐怕这场战争会再起或更扩大。
说到面子和名誉，只有美国立即全面和全部的从印度支那撤退和停止支持它的“老朋友”，才会是有体面的。没有决心的措施和把这件事拖延，不会使双方高兴，而只会遭遇到双方的反对。当然，美国跟班的军队，如南朝鲜和泰国，也一定要全部撤退。只有这样的做法才或许有可能和那里的人民和政府保持某些联系。
这样也并不是没有先例的。戴高乐将军从阿尔及利亚撤退便保持了一些联系，既然知道了这是一件好事，但是裹足不前，继续胶着状态，而又希望人民不会反对而会表示友善，那是不可能的。
尼克松总统很喜欢推行什么“化”——“越南化”、“高棉化”（即“柬埔寨化”）和“老挝化”。我曾经提醒过很多美国人，他们制造这个“化”和那个“化”，但是有没有比“中国化’，还大的东西？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由一九四六至四九年四年之间，美国政府为蒋介石装备了或重新装备了八百万军队，和把他所需要的财政支持给他，但是最后蒋介石带到台湾去的军队还不到一百万，其他的全部被消灭了。
那时极大多数解放军用（夺获的）美国军械。有一幅照片是毛主席检阅我们进入北京后的队伍，这幅照片显示出他站在一架美国的吉普车上检阅美制的大炮和坦克，为了推行“中国化”，美国在四年之内蒙受巨大损失。现在美国在印度支那还要搞什么“化”，这说明它还未接受教训。
美国为什么不能解决这个矛盾？我以为主要是受到国内经济危机的困扰。因为有了这么多伤亡，美国人民拒绝继续这场战争，和要撤回军队。这些军队都没有士气，而且很多人吸毒。如果真的撤兵和结束战争，当然会有很多战争用品丢在一边，生产要降低，经济危机会更难于收拾。
美国垄断资本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是直接或间接地和战争工业有牵连的。如果美国想增加出口，它就要供给它的卫星国更多贷款，因为那些卫星国没有钱来买这些商品，所以美国便要增加财政预算的开支，订单会继续发出，使每个垄断资本集团都有一份。
但是，为了订单的分配，垄断资本集团间会引起争执。而且，有些国家现在已经能够自己制造和不想继续买美国货。欧洲共同市场扩大了，日本的市场也扩大了。市场有经常的抢夺，矛盾是无休止的，这是一个难题，我们不知道美国要怎样去解决它。
至于越南，印度支那各国人民早已下定了决心，只要关国一天不撤退，他们就一天不停止战斗。我们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印度支那三国人民为着反对美国侵略的战争，直到最后胜利。印度支那问题的处置，是印度支那三国人民主权内的事，别国无权干涉，越南问题须要由越南和美国的代表直接谈判。但是我们有权支持他们。
麦：我们撇开东南亚来谈谈最近南亚洲方面局势的发展好吗？你（在这方面）的看法怎么样？
周：关于印巴问题，我国代外交部长姬鹏飞于十一月七日已经述明我们的原则。（当时适值巴基斯坦人民党主席及前外交部长布图（Bhutto）访问北京。）印苏条约的草案搁置在苏联外交部的抽屉里已有两年之久，但是在尼克松访华这件事公布之后，苏联马上便草率地和印度签订了这个条约。该条约目的在实现勃列日涅夫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专门对付苏联所敌视的国家；可是这个目的看来也难以实现，因为其他国家对此毫无反应——（苏联）曾对其他国家表示愿意签订相类似的条约，但都遭到拒绝。
如果印度悍然挑起战争，它会得到什么好处？问题就能解决了吗？一旦战争爆发起来，不只是单方面，而是双方面都将遭受到损失。如果印度和巴基斯坦打起仗来，你也知道我们将会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我们坚决支持巴基斯坦抵抗印度的颠覆性和侵略性的行动。印度终将自食其果，而此后次大陆亦将永无宁日，
麦：有一些证据显示印度早就在扶助孟加拉国运动，但这情况也有其另一个方面：孟加拉国运动在目前固然是得到印度的全面的支持，而东巴基斯坦境内也的确有一个孟加拉民族运动。在某种意义上，巴基斯坦本身就是不列颠帝国撤出次大陆时所遗留下来的产物。
周：这一切的根源在于不列颠，特别是在于蒙巴顿（Mounthat-ten）政策：蒙巴顿（在次大陆上）实施了不列颠帝国“分而治之”的政策，因而遗留下一些祸根，也埋下了许多计时炸弹。
可以说这是殖民地主义的一条发展规律：当殖民地主义要实行统治一个地区，为了便于剥削，它把该地区统一起来；但当它要撤走时，它又埋留下一些祸根，以便对该地区施行远距离控制。
帝国主义总要训练一批走狗来管理其殖民地。印度本来并不是一个整体的，但是通过殖民地的统治，不列颠帝国在婆罗门这个上层阶级中孕育出要建立一个印度帝国这个意念。尼赫鲁就有这一个意念，而且贯彻在他的政策中。就拿中国的阿克塞钦（在克什米尔的拉达克）这块地方来说吧，本来这地方就是在不列颠地图上也没有被划入不列颠帝国的版图之内，而我们也没料到阿克塞钦会引起问题来。
我在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十五日写给亚、非各国元首的信里面，也谈到这个问题，就是关于中印边界西段问题的起源这件事。我曾经和尼赫鲁谈过那条所谓麦克马洪线，他只在印度和中国新疆的边界这方面说了一些笼统的话，他甚至认为巴基斯坦治下的克什米尔也是印度领土的一部分，并且说在我们两方面的地图上，该地区的边界走向有出入。
后来，我们在与巴基斯坦签订边界条约时，双方曾在界线的划分上作过调整。当时尼赫鲁只知道我们有一条连通新疆与西藏阿里区的路线（经过阿克塞钦），但不知道我们正在那里兴建一条公路。事实上我们早就在修筑这条公路，但他不知道我们是在什么时候开始、也不知道我们是用什么办法去建这条路的，他后来从我们的一本书报上发现这件事。
麦：再回到当前的局势上，看来现在印度是要再次执行几乎是无情的战争政策了。
周：一旦战争爆发，往往不是以人们的主观意愿为转移的。动乱会不容易被制止。
麦：时间已经很晚了，但是我还想最后简短地问问有关中英的关系。
周：英国是最早承认中国的西方国家之一，但是直至现在，中英还未能互派大使，主要原因是因为英国坚持他们那不合理的逻辑。
英国公开地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申明——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照理这不是很清楚了吗？但另一方面，英国却又坚持说，假如英国被逼回答时，英国会采取“台湾地位未定”的论调。
这无稽得很。关于这件事，我曾经和马可姆·麦克唐纳（曾任英国驻东南亚高级专员，他最近到过北京）讨论过。我向他指出这是你们的公务员制度弄出来的把戏。但是他说，这是一些懂得法律的工党和保守党的内阁中人弄出来的东西。他们说从前曾经有过条文说，“台湾地位还未定”，因此他们不能轻易地把这条条文改掉。这真是无稽之极。
英国的政策不是经常在变更的吗？为什么他们不能把这一条改掉。张伯伦的许多政策不是给邱吉尔改掉的吗？而英国政府却要保留这一条。最近有关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的问题上，英国是支持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的提案而反对美国的提案的。但不管怎样，他们是没有理由采取这种保留的态度的。英国持这种理由，是不是说，假如一旦台湾被其他的大国弄成独立，那么英国就可以承认台湾？
英国不敢回答这一问题。我们不同意英国这种做法。他们想抓住一条尾巴，一条很长的尾巴。
麦：那么英国是否可以依照中国和加拿大建交的条件建立邦交？加拿大只“注意”到中国对台湾的主权而已。
周：英国和加拿大不同。它是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的签字国。它得尊重承诺，保证台湾归还中国。我们坚决反对“台湾地位未定”论。，这种论调而且还是英国人的杰作呢！
美国人失掉中国的控制之后，觉得很颓丧，互相责怪。在公开了的艾奇逊白皮书内，美国政府不但责怪中国共产党，同时也责怪蒋介石的无能，言下之意，美国这一方面是对的。一九五○年一月，杜鲁门曾申明过，台湾已经归还给了中国。而且又指出，美国是不会霸占台湾或任何中国领土的。其实开罗宣言已明白地指出了这一点。现在联合国也承认只有一个中国。
为了帮助美国，英国在一九五一年把一些琐碎的法律问题提出来。在旧金山和约内，只说日本应该让出某地方，但并不指明退让出来的地方应该归还给谁。这是一个漏洞。而且他们还制造舆论说，等到太平洋的局势和缓之后再作决定。这个条约苏联没有签字。这条约同时也没有指明南库页岛（北太平洋的一个岛）应归谁，主权还在争论中。为什么他们不指明那个岛的南半部，是日本在一九○四——一九○五年日俄战争后拿去的，其时刚好在一八九四年中日战争之后、日本占据台湾的十年后。
日本投降之后，中国接收了台湾。台湾的主权因此早已决定了。英国的理论根本就不通。这是英国工党的精心杰作。那时美国已霸占了台湾和台湾海峡，英国人只是在帮助美国。
麦：照这，中英互换大使是很难了。对中国来说，这当然不是一件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我想这应该是伦敦的损失。
周：的确，对我们来说不是什么大事。这只会对英国不利。英国已经承认我们二十年了。一些晚一点承认我们的国家和我们都已经互派大使了。
麦：我想英国的理由是：他们不能修改以前遗留下来的政策。
周：这是托辞罢了。其实英国是想保留一条尾巴。这样，假如台湾真的搞起独立来，那么英国就可以承认台湾了。虽然英国是你的国家，但是我还是要批评传统的英国政策。在他们到过的地方，他们都喜欢保留一条尾巴。你对这当然是很清楚的，因为你是研究中亚洲的。例如：查漠（Jammu）和克什米尔，东西孟加拉，东西旁遮普（Punjab）等。在任何英国退出的地方，他们都喜欢留一点麻烦在那里。
现在英国首相说，英国要回到欧洲去了。你们既然要退到欧洲去，那么你们应该让亚洲人和缓一下才是。谭森（Denson）先生（曾任英国驻中国代办），他上个月才离开这里，从我们那里可能得到一个很不正确的印象，他以为我们老实，好说话。我们从来也不隐藏我们的观点，同时我们也勇于承认错误。
你知道，烧毁英国代办处完全是一些违反毛主席的政策的坏分子干的。那时有一个反革命组织叫“五一六兵团”的，他们煽动一些人去包围英国代办处。我们在车子上用扩音器叫他们无论如何都不能闯进去。英国代办也听到了，他知道我们的政策。后来我们把他们的办事处修理好，同时表示道歉。
我想英国人可能有一种错觉，他们认为我们中国人好说话。绝小是那么简单。我们是永远坚持原则的。
麦：三个星期之前，有一位外交官——他不是英国人——告诉我，说中英关系的商讨已有了突破，不久的将来中英便会互派大使了。我看那位先生是错了。
周：假如中英真能互换大使，那么英国必须把那条尾巴割掉。
（原载（美）埃德加·斯诺等著《周恩来纪念集》第440—457页，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77年5月版）
【注释】
〔1〕周恩来于1971年11月20日会见了英国记者、《印度对华战争》一书作者内维尔·马克斯韦尔，长谈五小时。12月5日，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发表了这次谈话的长篇报道，题目是“周总理的午夜思想” 。本文是这篇报道的全文。——编者注
2007/09/10
同英国记者、作家内维尔·马克斯韦尔的谈话〔1〕
子午书屋（www.ziwushuw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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