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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本《朝日新闻》东京总社编辑局长后藤基夫的谈话〔1〕

  (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八日)

  十月二十八日夜十一时十五分稍过,濒于初冬前的北京之夜,进入一片寂静。从隔着长安大街和天安门互相眺望的人民大会堂的北面大门走进去,再向右转,就来到“新疆厅”的入口处。这里已经是一片热烈的气氛,周恩来总理对我们热烈的欢迎。中国新闻界、广播界等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忙碌地进行拍照,银光灯大放光明。

  作为这次会见所在的“新疆厅”,面向着入口处放着一排马蹄型的大沙发。中央是周总理和后藤基夫,右面一列是中国方面人员,紧靠周总理的旁边是担任翻译工作的王效贤女士——今年春天在名古屋举行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和中国代表团到日本参加松村谦三的葬礼时,王女士都担任翻译工作。日本许多人都知道她。

  周总理予人的印象是老了一些。但是从他对国内领导工作这样细致繁忙,在基辛格访华以及联合国恢复了中国代表权等一系列激荡着历史的重大事件中,连体息的时间也没有,这样埋头的工作看来,又显示出他有意料不到的精力和健康,完全看不出周总理是七十三岁的人。

  周总理的谈话首先从去年《朝日新闻》社长广冈访问中国谈起,接触到联合国、日本关系,进而谈到日本的报纸、汉字等问题,范围十分广泛。

  谈到联合国恢复中国的合法权利时,他进一步提到东京、纽约的“台湾独立运动”,特别强调东京的“台湾独立运动”更加搞得起劲。讲到这里,周总理的面部表情也随着最为严肃。周总理最近曾对日本代表团极为具体地叙述了张群、何应钦、谷正纲等三名台湾的官员同日本的一部分军国主义者和垄断资本以及旧官僚支持的“台湾独立运动”分子,想搞台湾“独立”,显示中国对台湾的“独立运动”具有强烈的警戒心。

  谈到新闻报刊问题时,周总理说:“你们各位可能没有见到过……”他讲到中国每天出版的供国内干部观看的外国新闻和外国报刊评论的“参考消息”和“参考资料”。中国领导人和干部之所以熟悉外国的消息和新闻报道,就是从这些刊物而来。

  在大家谈论时,周总理不时用日语讲:“请吧”“是吗”亲自请我们用茶和点心。日中双方出席的人员时时互相交谈,会谈气氛的热烈令人难以忘怀。使人感到中国国家领导人真正在进行“群众的会见”。

  最近一个期间,同周总理会见的日本的一些电影、戏剧人士、名演员等都谈到周总理的事情。是的,他可以说是一个在演出活的世界史的名演员,这是他同人民群众一起战斗,从四十年的革命经验中锻炼出来,丝毫没有做作的作风。这次历时两个多小时的会见,似乎一瞬之间就过去了。

  贵社的广冈(知稔)社长去年春天曾同已故的松村谦三先生一起来访。当时他和我没有能够单独会见。现在我同代表社长来访问的后藤总编辑会见了,回国后请代向他(广冈)致意。没有想到松村先生竟逝世了,再不能同松村先生会见了。

  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二十三国的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和要求驱逐蒋介石集团的提案在联合国通过了。(这时周总理提到日本报纸的社论,对日本发来的贺电笑容满面地表示感谢之意,然后他说)

  老实说,我们也没有料到这个提案以三分之二以上的压倒多数票通过。这固然对美国政府看来是意外,对中国政府来说也是没有料到的。(笑声)

  既然提案通过了,我们不能违背多数国家代表的人民同全世界人民的愿望,我们对他们的支持表示深切的感谢。这不仅仅是中国一国的胜利,也是包括日本、美国人民在内的世界大多数人民的胜利。我们感谢大多数日本人民的支持。

  全世界的多数国家和人民欢迎我们,我们不能不去。但是我们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向外交部代部长姬鹏飞已经发出了三封电报,朋友们也发来了希望我们早日派出代表的电报。这些电报都看过了,但还没有同党中央商量,也没有向毛主席请示,组织怎么样的代表团还没有拟订出方案。

  美国还在联合国依靠它的势力欺负别人。美国的得力伙伴、日本的佐藤政府决定做“逆重要事项”的共同提案国。但是联合国的观察家却预测赞成和反对的票数几乎相同。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同联合国代表布什,以及日本的爱知代表和一百多国的代表频频会面,拼命做工作。他们相信经过这番工作的结果,投票的电子计算机上赞成美国提案的票会有几票多数。

  但结果是,“逆重要事项”案以四票之差被否决了,反对美国提案的票达五十九票。阿尔巴尼亚提案表决时赞成票达七十六票,增加了十七票。这十七票在表决“逆重要事项”案时几乎都是弃权票,还有一部分原是支持美日共同提案的,但是后来转到我们这一方面来。这是出乎预料之外的事情。显然日本什么事情都喜欢这个“逆”字。这些国家急速转投阿尔巴尼亚提案,是出乎意料之外的。这也可以说表现了世界人民的趋向吧。

  联合国成立以来已经二十六年了,被中国人民推翻了的蒋介石集团却一直霸占着中国的席位。这是完全不合理的,是不能容忍的。今天的现象正是郁积多年情绪爆发的结果。阿尔巴尼亚案得到七十六票赞成,三十五票反对,即能够得到超越三分之二的支持票通过,就是不可动摇的证据,美国的计算机失去了作用,美国的打算适得其反,佐藤政府的愿望也落了空,因此我们不能不重视这次表决的结果。为什么呢?这一结果反映了投支持票的七十六个国家以及投弃权票的十七个国家和人民的愿望,反映了包括日本、美国人民在内的全世界大多数人民的愿望。

  至于我们对联合国的态度,中国古时就有句成语,叫“临事戒惧”。我们对于联合国的知识和新发生的事态还不是很熟悉,我们必须慎重。但是这并不是缺乏自信,慎重是必要的,粗枝大叶不得。阿尔巴尼亚提案支持的七十六国中,有大、中、小国,所在地区、制度、环境也多异。但是一切国家都必须平等。特别是我们必须尊重中小国家的意见。如果小顾中、小国家的发言,只凭大国的意见办事,那就违反了大、中、小国一律平等的前提。就对阿尔巴尼亚提案投弃权票的国家来说,他们在美国的面前,尽管有困难仍然表示了接近中国的愿望,我们就必须重视同他们的关系。

  即使是对投票反对阿尔巴尼亚案的三十五个国家也要分析。例如日本的大多数人民,希望同中国友好和恢复日中邦交,阿尔巴尼亚案通过后,他们对联合国恢复中国的合法的地位表示了祝贺(周总理一面还强调说:“这样大的事情发生了以后,我最初会见的是日本新闻界的朋友”)。我想在这里向日本人民发表下述的一番话。

  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的愿望虽然实现了,但是我们必须进一步促进友好关系的发展,和向恢复邦交的方向前进。

  当然,在支持阿尔巴尼亚提案的七十六国当中,也有些国家还不能同中国有国家关系的交往,虽然这个国家的人民同我们是友好的,例如以色列就是如此。这绝不是说同犹太人不能友好。以色列在中东挑起了侵略战争,至今问题未解决。因此,以色列虽然对我们投了支持票,但还不能建立外交关系。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对于表明立场、划清界限不能含糊。

  葡萄牙对我们投了票。他们在非洲仍维持着殖民地,但是中国支持安哥拉、莫桑比克、几内亚(比绍)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因此他们也许是这样想的,就是说,由于他们支持了中国,中国在安理会上在殖民地问题上不要指责他们……。这是我们不能同意的。关于联合国,原则问题虽容易谈,但具体问题究竟怎么做,还未经过充分的讨论。二十八日(十月)的《人民日报》发表的《历史的潮流不可阻挡》社论,表达了我们党和政府的原则的立场和态度。

  (周总理回答“亲自出席联大吗?”的问题时,用完全没有那回事的样子,一面表情丰富地摇手说,完全没有那样的想法。)

  你们认为联合国能解决什么重大问题呢?(周总理在这里转而提出了质问,后藤总编辑答说:“中近东的问题,由于两个‘超级大国’的影响,联合国不能维持该地区的和平,但是如果中国重归联合国,维护世界和平不是出现了新的局面吗?”之后,周总理接着谈话。)

  我们的原则是明确的。我们反对超级大国,反对强权政治,反对霸权主义。我们决不做“超级大国”。我们的立场你们是知道的。

  我们要为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为争取自由和解放的正义事业而高呼。我们反对大国压迫小国,强国欺负弱国(周总理说至此,表情突然严肃起来)。为了缓和世界的紧张局势,美国及其追随的国家必须将其一切武装力量自外国撤退,首先是不使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再遭受侵略战争的灾祸。即使是对美国来说,不是也没有必要跑到印度支那去流血吗?(周总理就这个问题一面征求我们的意见)这是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的要求。实现了这个要求就能获得民心。也许有人认为撤退了军队就失去了面子。但是,在死人同维持面子二者须要择一,究竟是取哪一样呢?即使从面子上来说,最好的办法也还是撤退军队。戴高乐执政后几年就撤退在阿尔及利亚的八十万军队,连法国侨民也撤回去了,这不仅不损及面子,反而赢得了称赞。

  (后藤总编辑问到尼克松访华时会不会谈到这些问题时,周总理引用了美国《生活》杂志刊载的毛主席对美国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谈话。)

  关于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毛主席在更早前说过,他如果要来,用什么名义来都可以,什么问题都可以谈。七月十六日发表的公告,会谈的内容是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和双方关心的问题。预作安排的基辛格博士据说回国后对新闻记者说,“就实质问题交换了意见”。交换意见是当然要的,既然面对面,实质问题一点不接触是不可能的。但是这不过是预备性的交换意见。总而言之,同基辛格博士的会谈内容,双方协议不予发表。最后是尼克松到中国来同毛主席会谈,能不能谈出结果来,到时才能明白。基辛格博士说过,“会谈的全部是两国之间的问题,而不涉及任何第三国。”这是对的。美国政府的其他负责者们说,中美两国不仅制度不同,政策上的原则也互异,实际上要解决问题是困难的。这也是事实。

  讲到中日关系,两国人民之间一贯是友好的。过去二十二年来,相互之间的往来从未中断过,友好贸易也是一样,文化交流也一直在继续,现在松山芭蕾舞团正在西安访问演出,日本有新闻记者来访问,中国也向日本派出了记者。就是说,中日两国之间虽然邦交还未恢复,战争状态还未结束,但是人民之间的来往依然在发展着。两国的友好协会过去发表过不少声明,中国的有关方面同日本的在野党、自民党中的反主流派也发表过声明。社会党前委员长浅沼稻次郎为此遭到反动派的杀害。最近我们欢迎了公明党代表团到访,会谈进行得很顺利,双方的观点相当接近,或者可以说见解一致。

  我们完全支持公明党提出的关于两国恢复邦交的五项原则。

  竹入(义胜)委员长就联合国的决议打了贺电给我。最近日中促进恢复邦交议员联盟代表团也沿着这个方向同我们发表了联合声明。虽然两国人民之间已经有了这样的关系,但是要使之发展成国家之间的关系,还须要一定的时间。是不是这样?(后藤总编辑说,日本现在的政府不会延续很长。但是下一个政府将不得不认真地、具体地研究恢复邦交问题了吧。)

  战争结束到现在已经二十六年过去了。联合国通过的决议也说蒋介石集团不能代表中国。中日两国在历史上曾长时期的维持良好的关系。这是任何人不能抹煞的。为什么到现在还在维持这样的状态?人民对此不能同意。尽管在改善邦交关系方面还须要一定的时间,我们依然支持日本人民的要求中日友好和实现中日恢复邦交的愿望。(后藤总编辑提出问题说,我们国民的多数人都希望迅速恢复邦交,这一点是一致的。原则问题也很清楚,但是具体的谈判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进行呢?周总理回答说。)

  中日两国改善国家关系须要由政府间进行谈判。因此,日本政府必须表示明确的态度。佐藤首相在东京对中日友好协会副会长王国权只说一句:“请向周总理致意”。这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事实上我曾对石桥湛山、片山哲、藤山爱一郎、松村谦三、高崎达之助先生说过笑话,我说你们国家来的都是退职的首相、外相和大臣呢。

  当然我们非常欢迎你们来访。但是,为了中日恢复邦交,日本政府必须就台湾问题表示明确的态度,必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惟一的合法政府,台湾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神圣领土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蒋条约是非法的,必须废弃。

  联合国作出了决议,驱逐蒋介石集团,但是随之而来的新问题又出现了。这是一股逆流。日本在旧金山条约会议上明确表明放弃台湾,但又说什么台湾归属未定,策划“台湾独立”。东京和纽约是他们的活动舞台。东京比纽约更坏。我们坚决反对所谓“台湾独立运动”,这个问题比推进中日恢复邦交还要重大。

  台湾从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是由于中国在中日战争失败而被日本夺去的,但是从一九四五年起已经再度归还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支持日本人民要求立即无条件全面归还冲绳的斗争,也支持日本人民对北方领土四座岛屿的要求。如果日本的党派之中,或者某种势力的人们,企图把台湾从它的祖国分割出去,那是绝对行不通的。我们认为有正义感的日本人民不会赞成,你们各位先生想也不会赞成。

  现在日本经济界和政界中的有识之士也在反对“台湾独立运动”。他们主张台湾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一部分。九月底,关西经济界访华代表团的先生们到北京来时,也表明反对“台湾独立运动”,其中有日立造船社长永田敬先生和住友金属工业社长日向方齐先生。这次我们还要接待东京经济界的各位。这个代表团里,经济同友会的人、经济团体联合会的人以及新日铁社长永野重雄先生等都将参加。他们也认为把台湾再从中国分割出去是永远办不到的。

  但是,尽管是极少数,在日本的言论界不能说没有带着旧思想和军国主义、殖民地主义思想的人。他们制作了许多军国主义的影片。你们看过“啊!满洲”这本特刊吗?他们制造对中国的东北怀旧的思想。你们各位这次到过东北了,我想你们在参观东北之后,清楚地认识到过去的历史不会重来。我们坚决不许这样的情况再度出现。

  (后藤总编辑在谈了东北发生了大变化,取得了大发展之后,周总理说)

  发展是有的,“很大的发展”,还不能说。但是无论怎样,“满洲国”的时代绝对不许再出现了。“满洲国”的皇帝溥仪已经去世了。平心而论,他最后改造得很好。(周总理让我们看过之后说)你们看过他的书《我的前半生》吗?对他来说,他的认识是提高了。六十岁左右逝世了,如果不是生癌,一定能活得更长。末代皇帝能够有这样的自觉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的弟弟溥杰现在还在,溥杰的夫人是日本贵族。

  过去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愿望在新的时代的基础上,建立起中日两国间的新的友好关系。我们很赞成中日两国言论界的朋友互相往来,互相携手是件好事。《朝日新闻》访问中国的记者是不是比别的报纸多一些?(笑)

  (说到此处,周总理的话题转变了,他问哪一位以前到过中国。他的话题还转到汉字、报纸等方面。谈话完毕后,周总理沉着大方地、微笑地站起来,一直送我们到人民大会堂门口,并逐一同大家握手,用大声而缓慢的日本话说:“再见!”)

  (原载(美)埃德加·斯诺等著《周恩来纪念集》第400—409页,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77年5月版)

  【注释】

  〔1〕周恩来于1971年10月28日夜会见了日本《朝日新闻》总编辑后藤基夫。本文是日本《朝日新闻》于1971年11月6日发表的有关这次谈话的纪录。——编者注

  2007/09/10

  同日本《朝日新闻》东京总社编辑局长后藤基夫的谈话〔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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