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一年七月十九日）
周恩来（以下简称周）：如果你们中有人想拍照，请随便。我们欢迎你们。会见这么多年轻的美国朋友，这个机会对我们是难得的。我们听说你们是学者中的年青一代。我相信，你们都在香港逗留一段时期。你们都是在同一时间到香港的吗？
凯·约翰逊（以下简称凯）：我们在香港逗留的时间彼此不同。有的人在那里已经十年，而有的人只去了六个月。大部分人在香港住过八个月。
周：我想，你们这团体中，也有一位中国朋友吧？
卢警端（以下简称卢）：我是广东省广州人，在香港长大。
周：你什么时候去的香港？
卢：五岁的时候。
周：你有没有回过家乡？
卢：有。我去过祖母的故乡台山，住了一段短时期。
周：台山人的排球打得好。我们听说，你们曾经认为，美国现阶段的青年运动，跟中国“五四”运动差不多。我是“五四”运动的参加者，和你们见面，就像我又回到五十四年前——五十二年。但是，我不以为这是完全相同的。也许你们现在的运动，和中国红卫兵运动也有些相似。这么说，你们有两个时代的特点了。是这样吗？
凯：我认为，这是很好的分析。
周：我听说，你是一个联络员。中国“五四”运动的时候，我们也喜欢选年轻的女孩子做我们的领导。像这样的例子很多。比如，我爱人邓颖超同志当时就做领导工作。那时候，她只有十五岁。你们知道，那个时候，参加“五四”运动的，中学生占了大多数，大学生只是少数，现在，你们都是大学毕业生了。
你们已进入红卫兵时期。红卫兵自称为“服务委员会”的成员，或者“一般服务委员会”的成员。红卫兵还有一种趋向，他们不喜欢被人叫“部长”主任”或“指导员”。他们认为，这一切都是官僚主义的，而官僚主义必须清除，于是，他们称自己做人民“服务员”。我想，你们的想法也跟他们一样吧。
我们看到，现在有的男人也留着长头发，有的留胡须，用这种办法来表示他们对现实的不满。在座的有两位有大胡子，长头发的不多。你叫什么名字？
保罗·皮科威斯（以下简称保罗）：皮科威斯。
周：“五四”运动的时候，情形和你们现在恰恰相反。那时候，有女孩子剃光头。有一个回族的女孩子，她叫郭东珍（Kuo Tung chen）〔2〕。“五四”运动时，她就剃光了头，表示不满现实。红卫兵运动的时候，有不同的趋势。红卫兵爱穿军装，戴袖章，衣服尽可能多地打补丁。我听说，你们曾经问，为什么人民不穿鲜艳的衣服？这是因为，今天的风尚是简单朴素，因此人民爱穿朴素的衣服，这也是纪律的一种象征。为了表示学习解放军，人民就爱穿军装。简朴的服装也是反对资产阶级的腐化。
周：你们有没有参观过军队？
众：没有，我们还没有。
周：你们可以去参观。你们还有两天时间。在你们走之前，去参观一个（陆军部队）好不好？我将请这两位同志陪你们——一位男同志，一位女同志。
众：好！
到群众中去
周：我们完全同意你们的意见，你们应该到群众中去。跟我们这些人不会有太多的东西可谈的（笑声），都是老生常谈！你们看报纸，你们就会看到周恩来先生所说的原来都在报上登过了（笑声），老听这些，叫人讨厌（笑声），是不是？我赞成你们的看法。比方，你们都去过工厂或人民公社或学校，其他的人也去过这些地方。当你们回去，你们会说“所有关于那些地方的新闻，都已登在香港的报纸上——我们的报道同样的东西，还有什么意思？”我相信你们之中，有一个女士曾经表达过这样的想法。
周：我相信的，我还要谢谢你们。当我读那个声明时，我很高兴。这是对待事情的正确做法——批评我们。也批评我们的旅游局，在它们之上，有外交部。所以，你们的批评打中了要害（笑声），我们十分欢迎你们这种精神上的帮助。这是“纠正错误思想”。那是毛主席的话，不是洗脑，是纠正错误的想法。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想到洗别人的脑袋的办法呢！在某些情况下，我还愿意把我的头脑洗一洗，因为，在我的脑袋里，也有旧思想。我已经七十三岁出头了，我来自旧社会，怎可以说我没有旧思想呢？
周：打个比方，在旧社会，我长过辫子。当然，现在你们看不到我有辫子，也不能在旧照片里看到我的辫子。今天，在中国的所有城市和乡村里面，绝大多数的人都不长辫子。但是，我不能不告诉你们，辫子还不止有一条。西藏守旧的人，他们就有辫子。
当然，西藏的农奴已经解放，旧的农奴制度、贵族政治制度都已经推翻了，劳动人民已经掌了权。但是我不能说，作为一种遗留下来的旧习惯，那里一条辫子都没有了。我们没有到过那里，去调查这件事。如果你们下一次来，或者如果其他的朋友来访问中国，访问西藏，发现一些仍然留辫子的人，可以拍照片，可以发表，证实我所讲的并不是完全错误的。还有一种现象，有一些女人以前缠脚。这也是旧社会、旧制度遗留下来的。我母亲就缠脚。她已经逝世了。是不是就可以说，中国社会里现在就没有缠脚的人？还有。对于外国朋友，比方，我们由美国来的朋友，这是一种干分新鲜的经验。也许你们想拍这些照片，毛主席说过，你们可以拍这些照片，但是这种现象，必须由旧社会负责。我们对那些现象不必负责，是我们推翻了旧社会、旧制度的。解放以后，我们一直劝人民不要缠脚，但老一辈的人，她们的脚已经缠上了，你不能够斩去她们的脚，也不能够使她们恢复本来的形状，因为骨头已折断了。没有办法使它恢复，脚已经变了形，再不缠上，那些女人就不能走路。我们不想把她们都藏在家里。如果我们企图这样做，那就是反动派对待事物的办法。比方，我的母亲曾经缠脚，如果不为她设想，我能够做些什么呢？我母亲自己不能对她的缠足负责，她也是受旧社会的迫害。所以，当外国朋友拍这些照片时，比如缠足，你一定要进行调查，这就有一个立场、观点的问题。比如说，这是旧制度、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是一种现象，一种老的、坏的由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现象。尽管中国人民已得到解放，并且站起来了，缠足的现象却还有。作为新旧社会的对比，这是好的。新社会总是在旧社会的废墟上发展起来的。如果没有旧的，新的从何而来？新和旧是相对的，互相对立的。这是事物的辩证关系。你们之中，有谁想讨论哲学问题的？等一会儿，你们有机会讲，我还没有讲完。（笑声）这个问题是由摄影引起的，如果你们拍照，作为新旧社会的对比，这是一种态度；比如，当你们去广州，我相信你们一定看过一个人民公社。那里的妇女就没有缠足。她们的脚很大，她们光着脚板下田。她们很健康、强壮，是不是？如果你们拍两张照片，每种现象拍一张，不就可以作旧的和新的社会的对比吗？（对卢警端）你是台山人，你知道当地的女人都赤足的，她们的脚很大，她们用肩膊挑担。这可以作为证据。所以毛主席不同意不准人们拍摄照片。既然你们被准许到一个地方去，为什么不让拍摄你们看到的东西？因此，你们中间，任何一位今日想拍照，可以随便拍。请拍吧。
你们中间，任何一位如果带有录音机，也可以录取这里的谈话；如果你们需要的话。既然我们和你们会见了，当然，我们将随便地谈话。也许我在这里讲了错话，或者翻译员译错了。这都不要紧。这是自由交换意见。要允许人家讲错话嘛，对不对？否则，就不需要交换意见了。如果每个人的观点都一致，交换意见还有什么作用？我们怎么能够照真理办事？所以，如果你们回到了美国，要把录音发表，你们一开头就要作一个声明，说这个录音里，会有些错误的东西，中国总理也讲了些错误的话，只要我们站在正确的立场，那有什么要紧呢？我们站在正确的立场，就有正确的观点，而在具体的表达方面，可能有缺点。当然，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你们对这点自然是清楚的。我们认为：我们尽最大的努力，照马克思主义、列了主义、毛泽东思想办事。
事物的两个方面
周：旅游局应该讨论我刚才说的两件事。他们应该让你们看一些其他的人没有看过的地方，这样对不对？
就算目前的事物，也是在发展的过程中。有进步的一面，也有落后的一面。你们看到，这里的两个屏风是空着的。你们知道为什么空着？过去，这里有红色标语，红底金字，有一些毛主席语录，很刺眼，毛主席不喜欢。文化革命初期，这是必要的，有必要使毛泽东思想能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现在，文化革命已经在深入发展。从文化革命开始到现在，已经五年了。我们现在叫现在这个阶段做斗、批、改的阶段，我们更加深入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时候已经来到了。那些已经具备一定文化水平的人，要非常自觉地学习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主席的著作。所以，这些形式的东西要减少一些。这些事情已写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的一篇社论里。你们有没有看过七月一日、建党纪念日刊出的那篇社论？这篇社论简洁概括地全面地讲了党内由开始到现在的两条路线斗争。从这篇社论可以看得出，为什么毛泽东主席在全党、全国和全军中，有这样高的威信，为什么我们能够发动全国广大劳动人民，能够联合一切爱国力量，和共同敌人作斗争，并取得推翻蒋介石政权，赶走帝国主义势力，最后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果。毛主席现在正领导着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凯：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先讲一句话。你们花时间来会见我们，我们感到非常荣幸。我们这次访问的目的，是促进中美人民之间的友谊和了解。我们觉得这一次会面，当然是对这一目的的一个贡献。我们在中国旅行，到现在已有三星期。我们相信，我们回到美国后，主要任务是向美国人民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取得的巨大的成就和进步。
周：你还要加几句话。你要说，中国是有进步的，但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不这样说，就不完整，就不是一个全面的看法。
凯：但我们相信……
周：中国也有一些事物，正处在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中。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同时，有一些事物的水平，要在（巩固？）的过程中提高。你单说有进步，人家是不会相信你的。
凯：我们希望能够得到一个对中国的全面的、正确的印象，再把这些传达给美国人民。我们觉得，这是前所未有的，而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确有一个被歪曲了的印象。我们希望我们能够给他们一幅正确的……（听不到）图景，我们就可以对我们的主要目的——促进中美人民之间的友谊-有些小小的贡献。
周：你们所作的贡献，尽管在开始时，可能是小的，但它的影响会逐渐增长。那是一切新生事物发展的规律。
凯：在我们（继续谈下去）之前，我们想说一说，关于我们的中国旅游局的朋友。我觉得，我们已经受到他们很好的接待，受到很好的照顾。恰恰是我们给他们很大的麻烦，我们希望（听不清）。而他们却尽了他们的能力，甚至（听不清）。
周：一点也不麻烦他们，是不行的。红卫兵们举行的会议更多。譬如说，我们在这个人民大会堂里，就多次地会见了红卫兵。每一次讨论，都可能由晚上继续到天亮。所以，这不能叫麻烦。我们应该说，我们没有好好地照顾你们，我们听说，你们中有些人病倒了。
凯：小问题。
周：你们中谁病了？
凯：我们在中国发生的一切问题，都是非常小的问题。我们出问题，是因为我们（平时）不干活，我们懒惰，我们（老是）坐在桌子跟前读书，所以，当我们开始走路时，我们就病了。
周：这不能怪你们。到中国来参观、做笔记、看书，抄下来。还搞录音，还要编起来，这是非常艰苦的工作。
金·莱文（以下简称金）：我们来到中国后，看到中国人民很健康；而健康对我们这些人，却是个大问题。因此，我们盼望能有机会，参加一些劳动，因为我们觉得，这样会使我们的健康有所进步。周：你们在大寨有没有参加一些劳动？陈永贵同志有没有让你们干一点活？
保罗·莱文：我们在一块田上除草。
珍·加拉文特（以下简称珍）：他们对我们说，我们要弄坏谷子的！（笑声）
周：你们到过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工厂吗？你们有没有在那里干活？
凯：我们在上海的一个公社干了一点活。我们摘番茄。金：我们吃的，比我们摘的要多得多！
周：那不要紧。
…………
苏曾·舍克（以下简称苏曾）：我有一个问题。美国乒乓球队到过中国，现在我们也在中国访问。我们还听说，尼克松总统将会到中国来访问。我们感到十分兴奋，特别兴奋，因为我们是中国的朋友，我们认为，这对中国是一件好事。特别是因为我们是在北京听到这个消息。
中美关系问题
周：是的，你们来得很及时。当你们回去之后，可以把这消息告诉你们的美国朋友。毛主席曾经对斯诺先生谈到邀请朋友到中国（访问的问题），我们应该邀请各个方面的朋友。美国现在只有一位总统，但像你们这样的年轻朋友却有很多，不论是数量上还是质量上，你们都是占上风的（笑声）。中国的社会，也有各种各样的人，当然，大多数是拥护共产党和赞成社会主义的。
苏曾：呀，我们现在来得正好，我认为现在是向周总理提一个问题的好时机。
周：你的问题结束了？
苏曾：我的问题是，这桩事情是怎样发生的隆过二十二年的隔离，是什么使得中美人民的关系得以改变？周总理对现在的形势的看法是怎样的？你认为将来会有什么事情要发生？在发展中美人民的友谊上，我们还有什么困难问题存在着？
周：苏曾·舍克小姐，首先是，中美人民希望互相访问，这个强烈的愿望，已经打破障碍而实现了。太平洋战争时期，有很多的机会，使中美两国人民能够互相接触。拿我自己作例子，我认识很多从你们国家来的老一辈的朋友。我听说，你们的委员会有两点不满。其中的一点是，你们认为，老一辈的美国亚洲学者和（美国）政府妥协了，或者说，他们已经沉默了，是不是？
众：对的。
周：第一，我同意你们的不满和看法。但是，第二，我一定要讲些同情他们（老一辈的美国亚洲学者）的话。在五十年代，即麦卡锡时期〔3〕，他们受到迫害，这对他们是很大的挫折。我想起，一九五五年万隆会议上，我曾经说过，中美两国人民希望互相接触、友好的接触。我不能说，人们对我讲的话没有反应；是有些反应的。我相信，有几位（美国）进步记者想到中国来，但那时候的国务卿杜勒斯不许他们有这个权利。我想，这份报告可以在国务院的文件中找到，我不认为这个文件是秘密文件（笑声）。我们就是这样被隔离开来的。但是，现在我们已经经过了六十年代，进入了七十年代。这是你们（青年人）的时代，你们的世纪，你们已经打破了障碍。所以，毛主席讲了一句话，我们就邀请了想到中国访问的美国乒乓球队，这样，他们就来了！障碍被打破了。这件事，我们一定要感谢你们这个时代的新力量，对不对？新的和友好的交往一定会继续。因为我们很快地就接到了答复，再没有办法可以阻止访问了。现在你们也来了，当然，你们返回美国后，会给我们介绍更多新的美国朋友，包括一些黑人朋友。如果你们能介绍一些美国少数民族（朋友）给我们，我们会十分感激你们。让他们都到中国来看看。当然，我们也会到美国去访问。你们的乒乓球队已经邀请我们到美国访问，我们的乒乓球队准备去。你们同意在（中国）外交部工作的翻译人员跟乒乓球队一起到美国访问吗？（笑声、掌声）
第二，你们的“关心亚洲问题学者委员会”（这句话周总理自己用英语讲）也邀请了我们，你们这么客气，我相信，我们的中国年轻朋友也会到美国去访问的。上海有很多年轻朋友，他们会是第一批（去美国访问）。
周：当然，有很多人愿意去。我相信你们不仅欢迎男的，也会欢迎女的去（笑声）。
周：第二个问题——我们不要尽是谈第一个问题。——这就是障碍是怎样打破的。就今天的世界来说，发展人民之间的接触是很不够的。这是因为，仍然存在着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如果（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没有正常化，或者没有重新建立关系，那么就不可能使两国人民的交往，完全不受到阻碍地发展次中美）两国政府要负起维持和使两国关系正常化的主要责任。如果苏曾·舍克是美国总统的话，问题就容易解决了。但是，问题并不是这么简单，是不是？我们的朋友是明白的（笑声）。这就是说，仍然需要有一个了解的过程，也就是说，仍然需要一个实践和认识的过程，需要一个结合的过程，就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美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一定要有这样一个过程，才能够有进步，它需要时间，对不对？你们的委员会也这样说过。我想，这也是苏曾·舍克小姐说的，虽然美国的革命运动在发展，但不能说目前就能够整个地改变美国的社会制度。举个例说，（这个问题）在你们家里，就会有不同的看法，对吗？这样，你就可以看到，改造社会是需要时间的。最近几年，毛主席亲自注意美国的形势，他还叫我们所有的人注意美国正处于大风暴的前夕。但这风暴将怎样发展，那是你们的任务，不是我们的任务。我们只能把我们的希望告诉你们。目前，我们要和你们的政府接触，来使两国关系正常化，我们就一定要和你们国家当权的人接触。你们的国家制度规定你们有一位总统，而你们的总统说，他希望走向友谊，他又说他希望到中国访问。为了寻求两国关系正常化、讨论双方共同关切的问题，我们自然可以邀请他。这样，可以促进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可以解决改善两国关系的问题。在改进中美关系的问题上，究竟存在什么阻碍？你们有些什么看法？
凯：我不敢说（笑声）。
众：台湾……
保罗·莱文：台湾一定会解放。
里·怀特黑德（以下简称里）：印度支那……
对台湾的立场
周：你们都讲得对。这表明你们研究过这些事情。你们当然很清楚我们对台湾的立场。我想利用这一机会，重申我们的立场。第一，那就是，假如谁要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就必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惟一合法政府。
第二，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台湾已经交还中国。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外国干涉。
第三，所谓“台湾主权未定论”，现在很流行，世界上有些人正在散播，那是荒谬的。十九世纪末，即一八九四年，中国和日本作战，中国被打败了，打败后，台湾被日本占领，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开罗宣言”和以后的“波茨坦宣言”中，都重申台湾必须归还中国。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时，当时的中国政府接受台湾交还中国，取回了台湾。
第四，我们反对任何“两个中国”政策、“一中一台”政策，或任何类似的主张。假如这种情况（“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继续在联合国中存在，我们将不会到那里去。
第五，我们坚决反对所谓“台湾独立运动”。因为台湾人民是中国人。台湾本来就是中国一个省。一千年前以前，它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的方言，和福建省厦门附近地区的方言相似。当然，台湾有少数民族，如居住在山上的高山族。大陆也一样，大陆有许多少数民族，我们执行民族平等的政策。除此之外，“台湾独立运动”并不是土生土长的运动。这是一个特别的运动，是由外国势力在背后策动的。他们有一个领袖，叫彭明敏，本来是哈佛大学的学生，后来回到台湾当教授，现在他又到美国去了。他们还有一些人在日本，他们得到日本政府的支持。
第六，美国必须把他们目前在台湾和台湾海峡的军事力量和军事装备全部撤出去。一九五四年美国与蒋介石签订的所谓“防卫台湾和澎湖”的条约〔4〕，是非法的、无效的，中国人民不承认这一条约。这是我们的立场。我们坚持我们的立场。自从一九五五年八月，中美两国首先在日内瓦，后来在华沙进行大使级会谈以来，直到现在，我们的立场都没有改变，也永远不会改变。
（你们）讲的另一个问题，也讲得对，我们也关心印度支那问题。这个问题和中国、美国都有关。你们曾经说，你们的目的之一是反对美国在印度支那和亚洲的侵略政策，是吗？
众：是。
关于印支战争的问题
周：关于美国的侵略政策，开头的时候，美国侵略了越南，后来扩大到整个印度支那。
中国没有到越南或印度支那去进行侵略。我们正帮助那里的人民反对侵略。是不是这样？我想，我们应该从开始时谈起。这个问题是在一九五四年开始的。当时，在日内瓦会议中我们达成一项协议。你们这些研究亚洲各种问题的朋友，很可能已读过这些文件了。
当时，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中国人以及我们的越南朋友，都对国际问题缺乏经验。美国的代表被允许不在文件上签字，而只发表一份声明，说他们不会干扰这个协定。但实际情形却不是这样。
一个不肯在协定上签字的国家，怎会真正同意不干扰这个协定呢？
你们说容许这种事情发生，是不是表明我们对这些问题缺乏经验？你们可以为这一点而批评我。我作为当时会议中中国代表团的一个成员，接受你们的批评。
自那时之后，法国由于奠边府吃了败仗，不想继续打仗了，它愿意停止战争。但那时候，美国已经开始帮助法国（美国杜鲁门政府正开始帮助法国侵略印度支那），它不想结束战争。
当时，英国的代表是艾登先生，他同意停止战争，但他想划出一条分界线，来分割这个地区，他想用分界线来分割世界。艾登先生这个意见，是适合杜勒斯“战争边缘”政策的需要的。
虽然在日内瓦协定中，有一项规定：在达成协议后的一个时期，越南双方，北越和南越的代表，要举行会谈，成立一个选举委员会，要在国际监督下举行国民投票。虽然协定中有这一项，但它实际上是虚假的，因为他们并不准备实行它。这样，日内瓦协定订立之后，马尼拉会议立即就举行，成立了“东南亚条约组织”，划了一条（分割亚洲）分界线。当然，东南亚条约组织现在已经自行瓦解了，它已经破产了。
日内瓦协定之后，（越南南北）选举没有举行，美国帮助吴庭艳推翻了保大。美国就这样控制了南越。所有参加日内瓦会议的人都会承认，假如照日内瓦协定所规定的在越南进行选举，毫无疑问，胡志明主席无论如何会当选，因为，在反对法国侵略的战争中，胡志明主席不仅在越南人民中间，而且在整个印度支那人民中间，赢得了很高的威望。但这已经无法实现，因为美国侵略了越南，然后把侵略扩展到整个印度支那。
现在这个问题面对着我们，面对着美国人民，面对着印度支那人民，解决这个问题的惟一办法是：阮氏萍女士在七月一日代表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和越南人民提出的七点建议。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完全支持这一建议。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同样完全支持印度支那三国四方面去年四月举行的最高级会议发表的联合公报的立场。
我相信，朋友们已经会见了我们的越南朋友和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我相信在这问题上，我们的立场是一致的。我们知道，美国的广大人民群众也反对侵略越南的战争，这场战争现在已经扩展到整个印度支那。我们相信，这也符合你们的目标，符合“关心亚洲问题学者委员会”反对美国在印度支那和亚洲其他地区的侵略政策的目标。
我们是印度支那国家的邻邦。当他们进行抗法战争时，我们帮助他们，支持他们。我们以同样的精神支持他们的抗美救国战争。
这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海外，我们相信最高昂的呼声，是要美国把军队撤出越南和整个印度支那。跟随美国进入印度支那的其他国家的军队，也应该撤出。我相信，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立场，也是清楚的。我们相信，今天在美国人民中，这也是一个最受关切的问题。是吗？
不仅要美国把军队撤出越南，同时要美国把军队撤出整个印度支那。不仅是军队，而且是所有的军事力量和军事设备。
也许可以说，这一要求，比恢复中美两国人民关系的要求更强烈。因为美国人民不想牺牲本国人民的生命，去进行一场肮脏的战争。是不是？
因此，我们认为，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应该是印度支那问题，这样做，我们不仅满足印度支那人民的利益，同时亦满足美国人民的利益。
我们同时要指出，印度支那是印度支那人民的印度支那，我们必须尊重印支三国人民的立场。在（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中，他们曾经表示，由于美国发动侵略战争，已经使他们在共同的战斗中，连结在一起。在战争胜利后，在反对美国侵略的战争胜利之后，三国人民将按照他们已互相承认的边界，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
中国人民将尊重和支持印支三国人民和三国革命政府的革命立场，即越南民主共和国，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柬埔寨王国民族统一阵线领导下的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和老挝爱国战线党、巴特寮。他们都是侵略的受害者，我们必须尊重他们的立场。
除了这两个问题外，我想应该还有另外两个问题，值得你们注意。
朝鲜、日本问题
我相信，你们已见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使馆的朋友。也许你们对这个问题知道得较少，因为它已经经过了很长的时间。一九五三年有过停火（的安排），我想，向你们指出，直到现在，朝鲜还只是停火，只通过了一项停战协定。停火之后，在日内瓦举行了一个会议，就是一九五四年的同一个日内瓦会议。
日内瓦会议的第一阶段就是谈朝鲜问题。我可以给你们讲讲那一次会议的情形。那一次会议是完全没有结果的。在头一个阶段的最后一天，由于在朝鲜问题上完全没有结果，我们说，我们到这里来，有什么用处。我们说，至少我们应该把这个问题保留，我们至少应该规定另一次会议的日期。当时，一些国家的外交部长是被说服了的，像比利时的斯巴克先生，他曾在联合国工作。当时会议主席是艾登先生，他有点动摇，倾向于接受这一意见。但是那时候，在座的有一名权威的代表，他挥手反对，结果是不获通过。你们也许知道他是谁：就是杜勒斯的副手史密斯先生。当然，这不是他个人的意见，他是奉命行事的。他什么话都没说，他找不到任何话可说，他只是摇他的手。
由于这个原因，会议毫无结果地结束。也正因为如此，目前在朝鲜的三八线，有一次军事停战代表团的会议。一边是美国的代表和南朝鲜傀儡的代表；而（会议席的）北方则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人民军的代表，和一位中国代表。他们约两、三星期会面一次。那里只有停火，而没有任何其他的条约。根据国际法，战争状态还没有结束。
我相信，你们中一定有人研究国际法。中国和日本，情形也一样，战争状态还没有结束。我们还没有签订和约。南朝鲜仍然有美国军队。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我们都要求美国撤出它在南朝鲜的军队。可能朝鲜大使馆的朋友们也已经说到这一点了。
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在一九五八年撤出朝鲜。在南朝鲜的美国军队是打着联合国旗号的，但是联合国很多国家，已经撤出他们的军队，或早就没有参与其事了。例如昨天和我会面的法国国会代表团就说，他们不认为他们和朝鲜局势有什么关系，而这是戴高乐将军时就确定的政策。
和朝鲜问题有关的，还有日本问题。你们是“关心亚洲问题学者委员会”，因此，你们可能很熟悉日本问题。你们还可以到日本去旅行。你们有没有看过他们宣传军国主义的电影？
周：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了，这是一个事实。其原因是日本经济正在畸形地发展。它们缺乏资源，它们的自然资源要靠进口，它们的市场也靠外国。战后它们并没有赔款的沉重负担，有一个时期，它们在军备方面的费用也很少。
日本的经济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它们的经济发展，有一个特点，这就是别人打仗，它们发财。这就是侵略朝鲜的战争，侵略越南的战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够一年，中国爆发了内战。太平洋战争是一九四五年八月结束的，中国在一九四六年七月爆发了全面内战。你们都注意到这个事实，一九四五年，为了在世界大战之后保持和平，毛主席本人去了重庆，和蒋介石进行了谈判。我听说你们都读过毛主席写的“关于重庆谈判”这篇文章，这证明你们都在学习毛主席著作。
尽管那时有这些谈判（重庆谈判），尽管我们和蒋介石有过协议，但是所有这些协议，都只不过是纸上的东西。它完全不能算数的。他（蒋介石）的军队，在抗日战争时都留在后方，实际上没有参加反抗日本侵略的战争。当我们的人民军队在城市周围和主要交通线上打日本人时，他们（蒋军）却在消极抗战〔5〕。关于这一点，我们愿意表示我们对上一辈的许多美国记者的感谢，他们写了许多文章，报道了这些战役。
太平洋战争结束之后，美国空军把蒋介石的军队从后方空运到日占区，去接受日本当局的投降，不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到那些地方去受降。这样，日本军阀投降后，所有的日本武器都交给了蒋介石。特别是，蒋介石从美国接受了大批军事装备，特别是剩余物资。（美国）在东方的全部剩余装备，都交给了蒋介石。中国内战从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九年进行了两年半。人民解放军有一百万军队，蒋介石有八百万军队，包括蒋介石后来补充的军队在内。美国（对蒋介石提供了全部的军事、经济和财政援助，美国还帮助蒋介石进行军事运输。
美国军队还保护（蒋介石的）许多空军基地和海军港。美国主要地通过日本，运输物资到（蒋介石的）后方基地。所以，早在那个时候，日本就从这场战争中（中国内战）发了财。然后，日本又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现在扩展到整个印度支那的这场战争中发了财。
尽管日本是个战败国，它也没有直接参加这些战争，但是日本从这些战争中发了财。举例说，美国估计，在过去十年中，在印度支那战争花掉了一千二百亿美元。我相信，除此之外，日本还从（为美军）修理武器、运输、美军度假和来往中赚了一大笔钱。我想，在所有这些方面，日本都赚了相当多的钱。这样，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二十五年，日本这个被打败的国家，现在变成了西方国家中的第二号经济强国。尼克松总统赞扬日本是他最大的伙伴。七月六日，尼克松总统在肯萨斯市作这个演讲时，你们已经到了中国，可能正在南京。你们所有的人有没有注意到，尼克松总统在这篇讲话中，同时把日本形容为竞争者。这个讲话是尼克松总统从华盛顿到西部白宫去，在肯萨斯市停留时，对记者们发表的。尼克松用这样的词句来赞扬日本：日本去年的钢产量将近一亿吨，这就是说，可能是今年，或者明年，日本在钢的产量方面，就可以赶上美国，因为去年美国的钢产量是一亿一千万吨。
周：还要再多些，多达一亿一千万吨。日本这些钢产量是从哪里来的？日本从什么地方得到这些资源？日本从哪里得到市场？现在，美国市场上有许多日本汽车了，还有纺织品，好多日本纺织品。你们对这个是很清楚的。
保罗·莱文：资源除外，（日本）资源是从澳大利亚得来的。
周：不只澳大利亚，还有拉丁美洲、印度和非洲国家，还有印尼。日本这一畸形的发展，会产生什么问题呢？它需要在海外实行经济扩张，不然的话，它就不能维持住它的经济。日本是资本主义制度，紧跟着这一经济扩张，一定是军事扩张。是不是这样？正因为如此，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六年的（日本）第四个防卫计划中，它们准备花掉逾一百六十亿美元，相当于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一九七一年全部的（日本）军事开支。（日本）前三个防卫计划的开支，只不过比一百亿美元稍多一些。有一些美国参议员在访问日本之后说，日本这个第四个防卫计划，越出了日本自卫的需要。
根据日本目前的经济力量，它用不着五年时间才能实现这个第四个防卫计划。我们认为，它们可能用两年或两年半的时间就完成这个计划。这样，它们的胃口和野心就越来越大，这都被进一步证实了。它们不仅想拥有最新式的（军事）装备，还在想着由它们自己来制造核武器。日本现在已经和美国、澳大利亚合作，正在建造核子反应堆，搞核子发电，日本已经能够制造导向飞弹，地对空和地对地导弹，只不过这些导弹还没有核弹头。因此，（日本）仅有的问题是怎样制造装在这些导弹上的核弹头。因此说，的确存在这样的危险。当然，当代的日本人民不是三十年代或四十年代的日本人民，他们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觉醒。还有，太平洋地区的人民，首先是远东地区的人民，已经不再是三十年代或四十年代的人民。举例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支那三个国家，甚至那些现在还驻有美国军队的国家，像菲律宾、泰国，或澳大利亚、印尼，还有马来西亚、新加坡，他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灾难仍然记忆犹新。我想美国人民也同样地记得太平洋战争。首先是日本人民警惕到这样一个事实，即日本军国主义一旦复活，对日本并没有好处，甚至是对他们十分有害。这样，你们既然是“关心亚洲问题学者委员会”，你们必须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和它的扩张和侵略政策予以注意。我这里说的是复活了的日本军国主义的扩张和侵略，因为你们都反对侵略政策。你们反对侵略政策时，当然，你们不能只反对美国政府的侵略政策，而且要反对世界上任何国家的侵略政策。你们处在一种比我们更方便和日本接触的地位。你们在座的人中，有哪一个会讲日本话吗？
弗兰克·凯尔（以下简称弗兰克）：我们组织中有些人会讲日本话，我们在座的人不会。
周：你们去过日本吗？那真是一个值得你们去工作的地方。
金姆·伍达德（以下简称金姆）：由于印度支那的屠杀正在持续中，当然，我们这个组织和美国其他许多青年组织都把他们的努力，集中在印度支那战争的问题上，集中在美国军事工业复合体在印度支那战争中扮演什么角色的问题上。我们承认，越南和印度支那战争问题，并不是和亚洲其他部分的纷争无关。我们不能把我们对军事工业复合体的反对，把对这个复合体在印度支那的活动的反对，跟我们对这个复合体在亚洲其他部分的活动的反对分割开来。
周：美国的军事工业复合体不只限于美国的东岸和中部，而且还扩展到美国的西岸和南方，就是说，所有这些地区的垄断资本家都必须得到他们的订单。
金姆：我们是在美国、中国人民之间的关系中断二十多年后来到中国。第一批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是美国乒乓球队，他们来到这里的时候，感情是这样激动：经过这样漫长的岁月，中美两国人民终于又在一起了，因此，当他们由广州乘飞机到上海的时候，他们中很多人都流下眼泪。我们也有同样的感受，这是极愉快的感受；然而，我们对中国人民的心情，是不能与北越人民盼望和南越人民统一的心情，或是台湾人民要和中国其他部分的人民统一的心情相比的。因此，当我们明白了什么是干涉，什么是隔离时，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亚洲各个地区的命运是互相关连的。我们也了解，这种心情，就跟我们要求美国社会进步的强烈心情一样。因此，我们问自己，既然恢复这种种关系，蕴藏着这么多的欢乐，为什么世界和亚洲要继续处于分离状态呢？为什么美国青年对他们的社会和政府，继续感到普遍不满呢？我们认为我们已找出原因了，当然，那就是我们自己国家的军事工业复合体所具有的破坏性。当我们一旦找出这样重大的问题的根源时，我们就非常顽强地锲而不舍。这里，我们只有十五个人——大部分都能说流利的中国语言，在我们的组织内，也有很多像我们一样的人。在我们的国家，也有很多相当顽强的人。在美国，从印支战争和分割亚洲国家中发财的人，事实并不很多。不幸得很，他们不只是有点钱。我们已找出问题的来源。我们希望，我们的朋友将明白，亚洲发生的问题，并不是互相不相关连的。
“关心亚洲问题学者委员会”
周：你说对了，亚洲这些问题，是不能互相割裂的，也不能和美国或世界的问题不相关连，你们的组织有五千人吧？
众：这是总数，也差不多。
周：在美国的有多少？
众：绝大部分。
周：有四千人在美国吗？
众：几乎所有的会员都在美国，几乎是所有五千人。
周：全是大学毕业生？
众：不，大部分是。
周：美国的毕业生？
众：有些人还在大学读书。
周：那么，在你们的国家里，你们便被认为是高级知识分子了，你们的责任很重。你们要将真理，要将普遍真理和具体实践相结合起来，这是你们的责任。这个（把普遍真理和美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是必须由你们来完成的。你们当中，有一些朋友曾经说，外国经验不能机械地搬进你们的国家，对的，毛主席对我们说，必须自力更生，我们不能强加于你们，你们也不能只机械地抄袭我们。你们可以看到，美国青年的政治觉悟正在不断提高。根据我们的经验，开始时带头的往往是知识分子，因为他们容易从书本上接受革命理论和革命经验。但是，要使运动成功，你们必须到工人中间去，因为美国的工人阶级，占人民的绝大多数，农民很少，要做到这一点，你们必须深入到他们中间。我们只有我们的经验，我们不大熟悉你们的情况，因此，你们必须依靠你们自己的努力。
保罗·莱文：自力更生。
周：自力更生，要以独立自主开始，自己要争取主动。是的，每个人都必须经历一些困难的过程。当你们回到你们家里时，你们可以读读我们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五十周年的文章，那只是我们对五十年的一个初步的、简单的总结。
保罗：我想谈谈周总理所说的过程，因为在美国，在我们的斗争中，认识真理和获得知识是一个特殊的过程。就我们来说，我们认识真理的过程，是这样的，我们只是刚刚被越南的激烈斗争所唤醒，我们进行了研究，探求它的幕后的东西，这就是追寻越南战争的根源时，我们越来越深入了。有一天晚上，我们感到十分尴尬，因为，当我们和朝鲜朋友谈话时，我们对朝鲜的情况还不十分了解，这样，我们便继续向纵深探求。
周：朝鲜问题，最近发表的（美国）秘密文件，谈了一些，但这个文件主要是讲印度支那问题。
保罗：我们认为，在许多方面，我们的知识是不完整的，那就是，我们对亚洲本来存在的问题的根源，和战后问题的产生的原因，以及美帝国主义的政策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在这些方面，我们的理解不完整，我们的知识也不完整。我们对所有亚洲国家之间的关系，也知道得不完整。我们的组织起初强调研究东南亚、中国和日本。而我们对很多其他情况，都不大了解。我们还对这些问题的互相联系：不仅是亚洲，还有其他国家的，非洲的和美洲的问题的相互联系，也理解得不完整，因此，在某种意义说来，我认为我们的组织是应该受批评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只谈到亚洲问题，只谈到美国问题。其实，我们应该开展工作，联络其他团体，应该（同时）研究非洲、拉丁美洲，因为这些问题，实际上到处都一样。
周：你们已经开始朝这个方向走了，你们已经有了这个四、五千人的组织。是不是所有（美国）工业城市都有你们的人？
众：主要集中在大学。
弗兰克：是的，分布在美国各地。
周：纽约有吗？华盛顿呢？
众：有。
周：波士顿呢？
众：有。
周：芝加哥？底特律？
弗兰克：底特律并没有大的大学，密执安有一所，在安·阿伯尔也有一间。
周：西海岸呢？
弗兰克：有，有很多。
周：南方呢？
苏曾：比较少。
弗兰克：不多的原因，是因为在南方，亚洲问题的研究在大学里比较不大发达。
周：但是，南方的工业，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也有了很大的发展，是吗？
众：是，但在大学里，他们不大重视亚洲问题，他们更多地注意拉丁美洲方面。
周：大学里各个研究所又怎样？南方的大学是否主要研究拉丁美洲问题？
弗兰克：是，南方的大学是这样，西海岸有些重要的拉美问题研究所，美国其他地方也有。
周：拉丁美洲是值得研究的，因为那是你们的后院（笑声），就是说，你们的后院不是经常很安宁的。
弗兰克：有一个和我们相当近似、很早便注意到这个问题的团体，叫作NACLA——“拉丁美洲问题北美大会”，十分类似CCAS——“关心亚洲问题学者委员会”的一个组织，专门研究美帝国主义在拉丁美洲的活动。
周：为什么要叫做“大会”？
弗兰克：他们自称作“大会”，因为他们十分聪明，不像我们。他们的成员，还包括记者和非学者人士。
周：这么说，你们用“学者”这个词，就使你们组织的范围受到局限了。
弗兰克：我们十分狭窄，所以要扩大征求会员。
周：“北美大会”有多少成员？
弗兰克：我不大清楚，大概和我们差不多。
周：很多人也是来自大学吗？
弗兰克：是。
周：他们的活动中心在哪里？
弗兰克：一个在纽约，那是我所熟悉的。我的朋友告诉我，还有一个在旧金山海湾地区。
周：假如我们的“大会”的朋友想来访问中国，通过你们的介绍，我们是欢迎他们的。
珍：我认为，邀请美国的一些拉丁美洲人，一些红种人和波多黎各人，会是好的主意。
周：对，我早就提到你们国家的少数民族，他们是不是在你们国家生活的外国人？
安·克鲁斯（以下简称安）：他们不是外国人，他们是美国公民，是墨西哥或波多黎各裔的美国人。他们保持有波多黎各或拉丁美洲、特别是墨西哥的文化特点、语言和习惯。
弗兰克：特别是世世代代在美国西南部居住的墨西哥裔美国人。
安：我希望我们的中国朋友知道一件事情：我们有缺点，对我们来说，这是要认真考虑的，但我们也意识到我们的力量，我们确实作为一个集体存在着。我们是意识到的。我们正在进步。我们正在结成同盟。我们正在开始做点事情。我们绝不背离这个目的。
应该有个广阔的远景
周：你们专心于全世界各种问题。是的，你们美国朋友应该有一个广阔的远景，有广泛的知识，因为正如你们所知道的，美国把手伸到世界各处（笑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它把它的手伸到全世界每一个地方。正如毛主席所说，他们在世界到处管别人的事。而结果呢，他们只是把绞索套在自己的脖子上。中国有句俗话说，这像用十只手指去捉十只蚤子。你去捉一只蚤子的时候，另一只就跳走了。结果是全部蚤子都逃掉。充其量，你只能松一只手来捉一只蚤子，但是你松这只手，却让五只蚤子跑掉。这就是尼克松总统目前面对的窘境。更公道地说，那不是他一手造成的，而是由制度本身产生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这样惊人的地步。这些事物中，有一部分，不但是你们的总统没有预想到，甚至你们也不能预想到。至于我们，我们对这些方面预想得更少。不妨读读你们的总统在七月六日发表的声明。尼克松总统在这声明中说，从二十五年前那种威严状态沦落到目前的景况，是他当年连做梦也想不到的。与此同时，像你们这样的人正在起来采取行动了。美国的国债，目前接近四千亿美元。而单是今年要付的利息，达一百九十亿美元。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罗斯福执政时期的每年预算的数字，即约为二百亿美元。这在那时候又怎能设想呢？一九四○至一九四一年的美国预算是二百亿美元。一九七一全一九七二年的一年时间内，单是（国债）要付的利息就是一百九十亿美元，这是三十年期间内的变动。你们当中有些人显然连三十岁都不够。谁是最年轻的？你也只是二十六岁？过去三十年间，我看到这些变化。你们当中有一九四五年出生的人没有？那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那时候，美帝国主义看来是全能的。世界正在起变化，起极大的变化。但是，你们美国人不应该感到任何沮丧。对美国人民说来，有很大的希望。因为你们同全世界的人民有接触，而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正如我们的好朋友所找到的一样。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上有什么地方是你们没有去过的？你们走遍全世界，甚至走到月球（笑声）。你们有这么好的机会。
周：垄断资本家由于无法充分控制他们（美国人民），正在互相埋怨。你们已经发觉，这是一课历史教材。你们可以由此得出不同的和新的结论。显然，你们的“和平队”的一些人在到别的国家去之后，返回美国时，他们得出的结论是：那是错误的。
保罗·莱文：说得对。
周：这种“和平队”现在怎么样了？是不是少了？
弗兰克：“和平队”志愿人员是越来越少，而那些被派去的人，受到极仔细的甄别，这样使得所有进步人士都不能参加。那政策大约在两年前开始改变的。
保罗：还有，一些丹麦朋友告诉我，他们已经组织了一个“和平队”，准备到美国（笑声）。
周：“友谊队”比“和平队”好。实际上，“和平队”本身是一个好的、动听的名称，但他们滥用这个名称，因此它目前有一个坏的涵义。不管怎样，不应该在人家的地方越俎代庖。
不管一个国家的人口怎样，当一个国家派人去别国，他们应该抱着为那个国家的人民服务的目的，在他们工作完成后，他们就回到自己的国家。他们不应该要求任何特殊权利。——他们去别国的时候，应该同当地人民过一样的生活，而如果他们犯法，他们必须根据那国家的法律受处分。即使那国家是落后的，你仍须受那个国家的法律处分。我把话说回头，最好的办法是你们自动撤走。如果他们表示不欢迎你们，那么你们就应该迅速回国。如果你们在那里死亡，不要要求什么特别待遇，只是把尸体火葬就是了。不要为你们立碑致敬。我们反对那样做法。即使目前，有些地方替我们的死者做那样的事情，我们也是反对的。当你们的服务工作完成的时候，就迅速回国。即使如此，取得当地人民的充分信任，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是一个长远的过程，不是么？
你们是一个强大的国家，你们在过去二十五年中，上了这样一堂大课。我们是一个刚在发展过程当中的国家。不管怎样，我们在社论中说过，我们是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的国家，如果根据人口比率同你们相比，我们是远远落后于你们。虽然我们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必须提高警惕。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我们必须时时警惕，在国内国外都不要犯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
世界上有另一个国家，正在向你们学习，把它的手伸到每一个地方，同你们竞争。经济的竞争必然带来军事的竞争。经济竞争结合军事扩张，必然要在全世界到处占领地方。各大洲的地方划分了，目前又想划分海洋。拉丁美洲国家提出把它们的领海范围伸出二百浬的立场，这在他们方面确是一个伟大的决定，十分了不起。根据这种建议，地中海将会成为地中海国家的地中海，没有别的国家可以利用地中海作为公海。当然，别的国家可获准通过地中海。友好的国家仍然被接受。问题是，拉丁美洲提出这种要求，是因为它们为势所迫，或不得不这样做以保护它们的渔业。
革命战争剩下来的人
我们需要正面教员，也需要反面教员。正如一个人没有任何失败经验便取得成功的经验那样，他一旦遭到挫败，就会不知所措。因此，如果你们回国后受到干扰，你们不应沮丧。在我们的革命中，我们许多同志牺牲了生命。毛主席常常说，我们是革命战争剩下来的人。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做呢？继续革命。只有这样，我们才对得起我们的先烈，对得起我们的人民。你们有先驱者的精神。
（美国立国）离现在差不多二百年了，不是吗？再过五年，在二百周年之前，你们就要庆祝你们的二百周年。毛主席常常喜欢谈到，华盛顿站起来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时候，仅有三百万人口。那时候，英国可能有若干千万人口，二千万以上——好，让我们说那时英国的人口等于美国的十倍。但你们有先驱者的精神，不怕困难，英国殖民军就到处被你们打败。而美国人那时恰恰是进行游击战，从这个角落里和那个角落里开火。你们是一七七五年开始进行你们的斗争的。其后，你们选出华盛顿做你们的总司令——你们在中国过你们的七月四日（笑声）。这是十分有意思的。在你们的二百周年的时候，你们将再来。那时候，我们将向你们祝贺。五年不是一个短的时间！
据我所知，你们喜欢拿你们目前的情况同中国的“五四运动”相比。中国的“五四运动”之后五年，起了巨大的变化，伟大的革命已经开始了。你们会记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现在刚刚进入第五年。事实上，今天恰恰是毛主席返回北京的五周年。你们也许看过七月十六日发表的一篇文章，纪念毛主席畅游长江五周年。我们的报纸忘记重刊毛主席畅游长江的照片。它们想创新，然而它们却忘记了。
虽然时间也许没有这么长，但如果人们努力，艰苦奋斗，就会产生大的成绩。例如，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二一年成立的时候，仅有十二名代表出席第一次党代表大会，那时候的共产党人，总数不过七十。仅在三年之后，即一九二四年，它起了极大的变化。到一九二六年，我们的军队已超过五万。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先生的国民党开始同毛泽东同志的中国共产党合作。这样的重大变化，在仅仅五年的期间之内发生。
你们的时代跟当年的时代完全不同。历史将不会重演，虽然我们能够作这样的比较，但它将不会完全重演。我们常常说，时代在前进，时代不会倒退，因此我们希望在五年后再见到你们（笑声和掌声）。
周：弗兰克，对于在南京拍照的插曲，我还没有向你道歉。
只要你采取新旧对比的态度，你才能接受中国的各种现象，有些是进步的，有些是落后的。有些事物可能在发展过程中，进入进步和发展的更深入阶段。毛主席常常告诉我们，在我们的客人来访问中国的时候，我们应该让他们看看所有我们的不同的方面，我们的社会的所有不同方面，以便他们能够对比，和看见发展的过程，看见我们发展的趋向，分别哪些是支流。在社会里，我们必然找到一些逆流。你们问，我们是否有人被杀？是的，有人被杀死。即使这样，解放军不愿反击。有部分在那里的工人被杀死，有五个工人被杀，有若干人受伤。七百五十一人受伤，其中有工人，也有解放军，没有一个人反击。他们只靠说服的方法，把情况由坏变好，并清除了坏分子。这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确是一件艰巨的任务。
（提到的一件事情，是弗兰克在拍一个老补鞋工人的一幅照片时，有几个中国普通市民提出反对。）
弗兰克：我正准备说的是，不但不必道歉，而且你所提到的事件，实际上（我们）是同有关的一些群众交谈，并了解他们十分关心祖国的很好机会。
周：是的，这事情有这样的一面。但在我们方面，从我们的工作方面来说，我们必须检查我们的缺点，因为如果我们在事前通知那里的人，和适当地把情况告诉他们，那么，事情会弄得好些。因此，你们访问我们，是促进我们的工作。
弗兰克：我认为，更大的收获是，我们从这些人获悉他们出于对祖国的热爱，才表现出这样。
保罗：我想作（说）一些结束的话，但又很困难，因为有这么多的话要说，又没有很多的时间。首先，我想向我们的朋友们表示感谢，感谢周总理和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感谢在这里的我们解放军的朋友和我们的北京大学朋友、我们的中国旅游局朋友。我们也想感谢在这个时候同我们会面的我们所有朋友。周总理说过，他在美国有许多老朋友。我们现在可以说，他在美国也有了一些新朋友（掌声）。不幸的是，我们对中国的访问要结束了。我们访问过广州、上海、苏州、南京、北京、大寨和西安、延安……
周：还有太原……
众：是呀（笑声）！
保罗：我们参观过人民公社，我们参观过许多工厂。在我们方面，我们有一个很宝贵的机会，而我认为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机会。由于我们来到北京，我们会晤了来自朝鲜、越南和柬埔寨的外国朋友。我可以代表我们大家说，这确是梦境成真。我们作为中国人民的朋友到来，我们到处受到作为中国人民的朋友的热情接待。我们知道，我们要同中国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我们相信，这次对中国的访问和今晚这次相聚，是朝向同中国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的方向迈进一大步。我们也坚决相信，友谊是有来有往的。我可以代表整个参观团说，我们非常非常高兴听到周总理说，他相信我们的中国朋友将接受我们对中国朋友发出关于到美国访问的邀请。关于团结问题，我们也知道，对我十分重要的是，在美国参加反战运动的人，将要在我们自己的队伍中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我们有许多问题、许多缺点。我们要说的是，的确，我们是美国反战运动的代表，的确，我们在美国已做了一些工作，但我们再度坚决相信，亚洲反帝斗争的真正英雄，事实上是亚洲人民——印支人民、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
烈士碑上的一句话
周：如果你们作出努力，你们将成为世界英雄。
保罗：我说，亚洲人民受苦最深，他们斗争最激烈。我们的立场是站在中国人民的一边。我们支持他们为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斗争，支持他们反对美国侵略和美国干涉中国内政。我们要求立即把美国军队和装备撤出台湾省。
周：感谢你们。
保罗：现在在结束我的话时，我想向这里的我们中国朋友赠送一些象征性的东西，跟我们在中国到处作为礼物赠送给中国各地各行业的朋友的东西相类似。有两件象征性的东西。一件是一幅我们的团体照片。另一件是一个徽章。在这两件象征性东西上面，都写着：“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万岁”（掌声）。在这两件象征性东西上面，也可以找到和平的象征。
周：这是我们的最终目的。
保罗：我想赠送一幅我们的团体照片给周总理，这照片是由团员们签上了名字的。我也想给他第二幅照片，请他代我们送给毛主席。
周：我一定交给他，多谢你们的好意。
保罗：我想把我们的徽章送给周总理，我希望他把另一枚送给毛主席，我也想把徽章送给今晚在这里同我们会面的其他朋友。
周：多谢你们。你们应该注意到，天安门广场前面的革命烈士碑上，有关人民革命的一句话。它表明毛主席极其重视人民群众的作用。
（原载（美）埃德加·斯诺等著《周恩来纪念集》第310—345页，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77年5月版）
【注释】
〔1〕1971年7月19日，周恩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了美国“关心亚洲问题学者委员会友好访华代表团”成员，与他们长谈了四个小时。本文是这次谈话的录音记录，译自美国“太平洋新闻社”发的英文稿。——编者注
〔2〕应为郭隆真，她是天津学生爱国运动领导人之一，曾与周恩来一起发起组织觉悟社。——编者注
〔3〕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盛行于美国的法西斯主义。因由美国共和党参议员麦卡锡首倡，故名。——编者注
〔4〕1954年12月3日，台湾蒋介石集团和美国在华盛顿签署了《台美共同防御协定》。——编者注
〔5〕抗日战争初期，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抗日，发挥过重要作用。抗日战争后期，国民党基本消极抗战，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战场逐步转为主战场。——编者注
2007/09/10
同美国青年学者的谈话〔1〕
子午书屋（www.ziwushuw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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