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一年五月二十四日、二十七日，七月二十四日，十一月十三日、十五日）
听周总理谈“和尚打伞”及其他
（韩丁：毛泽东主席形容他自己是一个打伞的和尚，是吗？这令人觉得不可思议。）
你们大家都读过埃德加·斯诺在《生活》杂志一九七一年四月三十日）上的关于他同毛泽东主席谈话的文章了。一般地说，那篇文章的材料是正确的。斯诺报道了毛主席所说的话，但是由于误解，也有少数几个弄错了的地方，例如斯诺说的“这个世界上打着一把有漏孔的伞的独行僧”。〔2〕
毛主席说“我像一个打伞和尚（无发无天）”。这是一句双关话。和尚是剃光了头的，所以没有头发啦。和尚打着伞，就隔绝了天空了，所以没有天啦。而“发”与“法”同音，“天”也有“天帝”的意思，指至高无上的统治权力。就是这样，打伞的和尚就是一个不受制于惯例或限度的人——一个像孙悟空（他陪唐僧传奇就道，前往印度）那样的造反者，不受制于既定的规章制度或惯例常套，不管是俗界的还是神的。
毛泽东主席是在一九七○年十二月十八日同斯诺交谈的。他的谈话背景是文化大革命取得了胜利。我们发动了群众，于是他们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造反。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他们敢于批判，发表自己的看法，政治挂帅，发展生产，做好备战工作，把一切事业推向前进。这是积极的方面，这是主流，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一些逆流。
最不好的事情是讲话绝对化的倾向，想问题绝对化，说话绝对化，这是毛主席很不高兴的事情。例如讲到毛泽东主席时所用的“四个伟大”（“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这“四个伟大”最初是陈伯达提出来的。他曾经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小组长，但在一九七○年八月九届二中全会期间，就被解除一切职务了。
毛主席说，“导师”（教员）应当够了，但是要去掉这“四个伟大”，把四个减为一个，可不是容易的事情。要求一次是行不通的。这费了我们很长的时间。我们作了很多的努力。现在，我们得以把名称减为“伟大领袖”或“伟大导师”。毛泽东主席希望也把“伟大”这个（性质形容）词去掉。就单纯是“导师”教员）适合他。但这是不容易的。群众不会赞成。几亿人每天都反复讲这些词语。我们可没法突然把它们去掉的。
再就是“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这个口号了。这完全是错误的。怎么叫能有绝对的权威？毛泽东主席可以在某些回题上是权威，但至于不是他活动范围内的问题，他怎么可能是这方面的权威？此外，也有一个时间问题。要考虑到整个将来。一个人今天可以是权威，但这样就意味着明天也是权威吗？如果人们使毛泽东思想变得绝对，那怎么能够有发展？那样一种理论会冻结所有的社会进步。这是非常错误的。这样一来我们会陷于消极被动的地位。
再说，权威只能由人民群众认可和拥护，他们通过斗争来考验它的确实性。怎么能够由谁来树立这样一种权威？它只能在群众斗争中产生。关于树立权威的一切想法是错误的。
还有就是那些毛主席画像和毛主席塑像，不顾时间或环境，到处张挂陈列。这搞得太多了。毛主席认为讨厌！对此，毛主席和埃德加·斯诺说过笑话。毛主席说：“看我站在那里受到风吹雨打。实在可怜！”斯诺回答说，他也想不通为什么毛主席竟要独个儿站在风中。
在北京旅馆出售货品的柜台上，有大大的一幅毛主席像。我问售货员：“毛主席是在柜台上为你们服务吗？”在电梯里也有一幅毛主席像：“毛主席是替你们看守电梯吗？”我向司机员问道。所有这些是做过火了，那是有害的。
塑像太多了。必须把它们除去。你们可以看到，在人民大会堂里，它们都给移去了。
（韩丁：在别的地方，人们依然可以看到很多。）
是的。陈列得太多了，如果人们不肯把它们拿下来，我们只好下令把它们除去。
当然，这个领导问题有两个方面，而毛主席对这个问题的观点，同修正主义者的观点是大异其趣的。一个阶级有它的群众，有它的政党，有它的领导人。列宁在他的著作中谈到了这一点。任何阶级的群众都需安领导。但是，所有这些都给赫鲁晓天台足于。他用“个人崇拜”的标签把整个问题总括起来。他的目的是要破坏斯大林的影响。虽然斯大林犯过错误，但他功大于过。我同赖斯顿（詹姆斯·赖斯顿，《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谈过这一点。没有疑问，他是不称许斯大林的。但我问他，希特勒东进时，如果没有斯大林，他能够被制止吗？在斯大林领导下，苏联进行了三年抵抗战争。没有这种抵抗，登陆诺曼底是不可能的事情。英国大有可能陷落了。如果没有斯大林，苏联人民怎么可能这样给动员起来？
赖斯顿没法否认这一点。
使斯大林得以起这种作用的因素，是他在列宁逝世后同许多错误倾向进行了斗争，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带路，因此苏联人民和党变得强大起来。只有这样，他们才能进行反法西斯斗争。当然，在他的理论工作和领导方法中，斯大林犯过错误。但是他的功绩多于那些错误。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是基于个人野心。斯大林在生时，他称斯大林为“父亲”。但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就作了一个秘密报告，这个秘密报告很快就在美国发表了。即使我们不管党的精神而只谈个人的道德品质，赫鲁晓夫的表现也是非常恶劣的。
我们不能因为赫鲁晓夫的反对而摆脱对领导人的崇拜和尊敬。对于一个领导人，人们必须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你是不是值得尊敬？第二个问题是：你是被群众承认为领导人还是别人把你的形象人为地树立起来？在美国独立战争中，华盛顿是领导人。这是不能够否认的。如果没有他，你们美国人能够在一九七六年庆祝独立二百周年吗？
谈到崇拜，华盛顿的名字是给使用得很多的。美国国会大厦叫华盛顿，有一个华盛顿州，还有其他许多地方和事物都用上了他的名字，可是人们不能说这是人为的。这是一种自然的发展。（将来）在一场革命中掌握于政权的美国工人阶级，在回顾历史时，还是不能否认华盛顿的作用的。一七八九年法国革命的情况也是这样。罗伯斯庇尔给处死了，但是他的贡献依然十分巨大。那是锈蚀不了的。
所以，毛泽东主席实事求是地讨论了个人崇拜这个问题。一个领导人应当始终谦虚谨慎，而这就意味着从实际出发。
听周总理谈学习及其他
（韩丁：自力更生的情况怎么啦？它能贯彻到什么程度？）
大寨基本上表现了自力更生精神，但这也不是绝对的。有一年发生了非常严重的自然灾害，国家给大寨农民提供了贷款。就在第二年他们就把钱还给国家了。一年后，陈永贵出席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毛主席同他谈了话。其后，有一季很不幸，先是旱灾，接着是水灾。可是这一次，陈永贵不愿接受国家的所有援助。大寨人民自己解决问题。但无论如何，他们依然水源短缺。
那是一九六五年，毛主席已经发出了“农业学大寨”的号召。我到那里去，看出了这个问题。梯田都是开在虎头山的北坡，可是没有水库，没有灌溉水源。
“发生旱灾怎么办？天不下雨怎么办？”我问陈永贵。
“常常每年下雨很少，”他说。
“要是一年到头不下雨怎么办？”
嗯，我作出了安排，让他们得到一部抽水机，把水从山脚下弄到山上去。他们抽水抽了一段时间，河流里留下来的水就不多了，所以他们就掘起井来。自从他们掘了那些井，使用着那部国家帮助他们购买的抽水机以来，他们就干得更加出色了。可是人们不能说他们没有得到国家的任何帮助。且拿化学肥料来说，国家最初调拨了一些给他们。不消说，他们得用他们自己的资金来支付。
因此这是基本上自力更生。人们可不能完全自力更生。人们不应当这么绝对地谈情况，丢去“绝对”部分是比较适当的。这样全国就能够向他们学习了。
恰恰因为大寨是先进的，那就意味着它没有短处吗？不。它是有一些短处的。如果说我们能够看出这些短处，那就意味着我们比他们有本事吗？不。这只是因为我们参观过更多的地方，所以我们能够进行一些比较。例如，他们的山头上树木非常少。如果他们早些着手植树，特别是种植果实含油的树木，那他们会取得更多的成绩。还有胡桃树和刺枣树——所有这些都是十分适宜（种植）的。
（卡梅丽塔·欣顿〔3〕：我在北方参观过许多地方，那里树木不是应有那么多。为什么？是因为大队缺乏劳动力吗？）
可能存在着劳动力问题，但也有一个习惯问题。中国有一个积年的习惯，它是一个坏习惯——人们砍树比植树多。改变这个坏习惯并培养植树的习惯，是不容易的。
好啦，我们要提倡一个方向，立下一个像大寨那样的榜样。在这必须是一个许多人能够达到的榜样。如果他们达不到，如果他们没法完成同样的事情，那么它就会是不适当的了。有了一个人们能够立志要达到的适当榜样以后，需要宣传这个榜样，推动人们去学习它。但在宣传的过程中，要变通如意，考虑不同的条件和不同的地方。人们只能够提倡一个方向。至于具体的细节——这要由每个地方的人民考虑自己的特殊条件来决定。如果人人跑到大寨去学习，仿佛它是经典似的，那就不可能有帮助，反而是失败并且受到损害。我们绝不要机械地学习。
（韩丁：你能够给我们举出一些例子来吗？）
大寨有大队核算。但大寨只有八十户约四百人，这大致等于河北平原地区的一个普通的生产小队。如果河北的生产小队都集合起来搞大队核算，那是不会有效的。这会导致平调。生产有剩余的人会输给生产落后的人。全部农村生产者的积极性会受到影响。
在别的地区，我们有着正相反的问题。在中国西南山区，有着只有几户的小队，也许是十户或十二户吧。把所有这些小核算单位合并成像大寨那样的大队，那也不会是适当的。人们将老是上山下山，彼此通消息。在云南的一些地方，山是很高的。山上，气候凉快。山下，天气炎热。山上和山下，情况十分不同，所以不能把这些单位合并在一起，即使它们是在同一座山上。
大寨的核算制度是不应当机械地仿效的，大寨的石房子也是这样。原来，大寨所有的人是住在土窑房里的。这些土窑房，大多数在大水灾中给冲毁了。之后，陈永贵就带领大寨人民建造长长的一列列石窑房。这种建筑式样没有留下私人开园子的余地，也没有供家庭养猪的地方。如果所有的村子都应用这个办法，事情就会弄得一团糟。在大多数地方，群众的觉悟没有高到可以废除私人的园子和猪栏的程度。
因此，我们实际要学习的，不是诸如核算制度或房子这些具体做法，而是学习大寨人民怎样学习毛泽东思想，并真正地、有效地、深入地把它运用到他们的村子去。我们要学习的是大寨人民怎样贯彻执行“先公后私”和“基本上自力更生”的政策。
没有完美无缺的榜样那样的东西，没有完美无缺的模范那样的东西。没有人们能够说“那里的一切都是好的”的地方。张庄、西沟、沙石峪都有它们的长处。我们希望每一县、每一省（区）、每一市都建立起自己的大寨来。人们可以走万里路寻找魔术般的方法，但决不会找得到。
听周总理谈公私关系及污染
（韩丁：“大公无私”似乎有点绝对。至少许多人是这样想的。）
“公”对“私”说的是一种现象的两个对立的方面。没有“私”，何来“公”？这跟没有小就无所谓大、没有低就无所谓高的情形一样。“大公无私”究竟是讲不通的。例如雷锋、李文忠和欧阳海，这些英雄在死亡的时刻里完全忘记了自己——他们还是有一个自我的。没有这个自身，凭什么去显他们的无私？如果他们没有自我，他们怎么能够表现出公的精神来？
资产阶级社会开我们的玩笑，说：“你们共产党人只讲公，仿佛没有私似的。”但这是不真实的。我们认为，没有个人，就没有集体。我们提倡的是把集体放在第一位。个人的行动应当合并到集体中去。今天晚上难道我们不是作为个人在这里吗？我们聚合在一起，但各有各的不同意见和不同言词。最后，我们可以在几件基本事情上取得一致意见，并且为了这些共同的目标，我们应当一同战斗。但是，我们一投入行动，每个人就又将得出他或她自己的个人解释，因此我们的一致是暂时的，我们的差异是持久的。尽管存在着这种情况，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基本方向上取得一致，把我们的差异作为例外，作为个人的偏差搁在一边。
例如，我就非常怀疑欣顿家族的成员个个想的都一样。老太太的意见跟他的儿子比尔不一样，比尔的妻子乔安妮又是一种想法。小韩倞想的也不会就跟她母亲相同吧，是吗？个人现在存在，并且永远存在。有了个人，集体的存在才是可能的。
资产阶级诅咒我们，说我们只要集体，不要个人表现，但这是不正确的。事实上，正是资本主义者，由于只着重个人而不强调集体责任，把事情推向极端。这造成了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就拿污染问题来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个问题是没法解决的。你们已经参观过我们的东方红炼油厂。在那里，我们已经解决了废水问题。我们养了鸭，养了鱼，并用剩余的水灌溉农作物。但我们还不满意。我们要使那些废水纯净得可供人们饮用。因此，我们要给我们的炼油厂再增加一个沉淀过程。
但是在美国，这方面的事情就进行得并不那么好了。大湖区的鱼全都死了，近海的鱼也在死亡中。所以，美国人正在争夺秘鲁海面的鱼。
为此，秘鲁提出领海权，也是我们同秘鲁建立外交关系所同意的条件之一。垄断资本主义不仅污染它自己的海滨，而且也争夺其他国家的近海财富。
此外，日本也有着严重的污染问题。东京市长最近来访。他是一位无党无派的进步分子。属于社会党的横滨市长也来了，他们到东方红炼油厂去看了一看。我问他们打算怎样处理污染问题。他们说，在他们现有的制度下，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在日本东京的海岸附近的鱼都死了。这是由于有大炼油厂。个人主义发展到这么样的一个顶峰，使人们互相压榨和伤害。它导致污染。只有大大地增加投资才能除去污染，但这要花费金钱，这可能亏本，所以所有的人不会干这个。就是这样，处于最高阶段的资本主义损害了它自己的国家环境，并且是残酷的。另一方面，我们的社会主义则适当地摆好个人和集体的关系，但这不是“大公无私”。社会主义不能这样改变事物，即没有个人利益，只有公共利益。
我们的目的是使人们把个人利益服从于公共利益，并使集体和自我协调起来。
大寨大队是这方面的一个好榜样。他们不再耕作自留地了。人们比邻而居于公共住宅中。他们的行动或多或少是合一的，即他们早上在差不多相同的时候起床，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如此。小孩子不一样。病人不一样。老年人不一样。还有，通宵工作的人不一样——他们不起来，他们要在日间睡眠。因此，人们的行为总是有差别的，这表现在公和私的差别中，集体定下了纪律或制度，但总是有变化的。
（卡梅丽塔·欣顿：有的农民种这种花，有的农民种不同的几种花，但有的农民完全不种什么花。）
（周恩来总理听了很高兴，拍手喝彩。）讲得很好。是啊，有的人喜爱这种东西，但有的人喜爱另外一些东西。还有，如果乔安妮的孩子在大寨时要喝牛奶，那他们应当得到牛奶。如果我在那里，我会留心使他们得到牛奶。人们可不能硬要他们忍受例外的苦头的。
长征时期，我们到达北方时，南方来的战士不习惯吃小米。我们把刺枣和小米一起煮，逐渐地他们就习惯吃了。陕北人宰鸡或杀猪时，把内脏扔掉。这是一种奇怪的习惯。南方人却是喜欢吃所有这些东西的。所以我们收回了肚脏、肝脏和可吃的内脏，煮给南方人吃，逐渐地他们就习惯吃小米了。另一方面，如果人们要陕北人吃肝和可吃的内脏，他们是不会碰触一下的。所以，我们不能要求习惯了喝牛奶的男孩和女孩立刻适应没有牛奶喝的生活。
因此大寨是“先公后私”的一个好榜样。收获时，他们先把公粮留起来。其次，他们留下下一造的种子起来。剩下来的就按人头作为个人收入进行分配。当然，这最后部分应当逐年有少许的增加。如果年复一年依然一样，人们就不能保持他们的生产热情和兴趣。
如果一个大队能够这样全面地安排“公”和“私”，那就不错了。这样就成为全国的模范了。所以关于大寨，我们一定要强调的是“先公后私”。如果全国都能够仿效这个榜样，境况就更好。我们把这样一个地方当做样板，那是因为它是先进的，并且因为人们能够学习和仿效这种先进经验的。如果它是如此先进，以致没有谁能够指望达到这样的水平，那它怎么能够是一个样板呢？我说的对吗？
李文忠和雷锋只能够是少数。如果每个人都像他们一样慷慨赴死，我们能够做什么？没有谁会生存下来。这是不必要的。每个人都想方设法光荣地死，肯定是不行的，这样的英雄只能有少数。没有那么多的机会使人们死得“重于泰山”，如果人们到处跑，寻找这样的死，那他们死只会是“轻于鸿毛”。那会是一种法西斯主义的形式、一种军国主义形式，这并不是为人民服务。因此，一般地说，是“先公后私”，这是每个人能够学习的。
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大寨争论这种问题好多次。有人坚持说大寨人民追求的只是公务，他们没有私利。有人说，在一切美辞底下的大寨人民也追求私利，山西省革委会谢主任〔4〕到大寨去时，他反驳了这两种看法，说大寨农民们是“先公后私”的一个榜样。这使许多大寨的小队感到不舒服。大寨大队领导人陈永贵来到北京时，我们进行了商议，陈支持我们的观点，这是中央委员会的观点，而我们是有充分的理由的。
听周总理讲谈判斗争
（一九七一年十月一日中国国庆庆祝典礼举行过以后几大，周恩来会见了当时在北京的七十三名美国人。他们当中有的是长期居留北京的人，有的是多年来第一次重临中国的老朋友，还有的是以前从未到过中国的年轻人。当时重大的国际事态发展，自然是即将来临的尼克松访问了。中国的许多外国朋友，为美国总统春天到来的消息所震动。他们曾以明确的措辞，向总理表达了他们的怀疑和保留。周恩来简略地回顾了美中关系若干较早阶段的情况，并叙述了怎样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提示接受了尼克松的访问要求，之后，就谈起这个使美国和全世界许多好心人感到烦乱的问题来了。）
难道美帝国主义不是世界人民的主要敌人吗？为什么又让尼克松来呢？
谈判是斗争，不谈判也是斗争。我们同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蒋介石进行过谈判。我们同蒋谈判了十年，从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时一直持续到一九四六年的重庆谈判——十年长。而最重要的是，毛泽东主席一九四五年到重庆去，因为中国人民要和平。毛泽东主席应大家的要求而亲自到重庆去。即使八路军和新四军不赞成此行，他还是去了。我们要说服他们，此行是必要的。
结果达成了若干协定。整整一年时间（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七年）我们进行了各种努力来实施这些协定。因此，到了一九四七年春天，我们已从许多地区撤出了军队和干部。是蒋介石中断了谈判，不是我们。他已经发动战争。最后中止谈判同蒋介石进犯延安的时间恰好相合。
两年以后，谈判又开始进行了。一九四九年，李宗仁同我们展开谈判。双方都有协议的压力，可是蒋介石不让李达成任何协议。那时候，美国的政策是要把中国一分为二。但是谁能够阻止军队渡江呢？即使在古代，军队也渡了江。毛泽东主席发布了命令。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日，一百万人民解放军渡过了长江。
这些事件表明，谈判有时候是必要的。我们的政策是，谈判时继续进行斗争。
朝鲜战争爆发一年以后，朝鲜谈判开始进行。作战持续。我们谈判。谈判移到板门店进行。一九五三年停了火，但却没有签订和平条约，因此谈判持续到今天。谈判已进行了二十年！
中国北疆
在我国北部边界的另一边，有一百万军队（苏联陆军、空军和海军部队，装备了导弹），苏联在蒙古驻有十万军队。这些军队是被派来反对中国的，是被派来沿边境制造紧张局势的。在这种局势中，我们的政策是谈判边界问题，目的在于缓和紧张局势，并同苏联建立一种睦邻局面。即使苏联军队在我国边境大量集结，两年前我们还是在北京接待了柯西金。
我们当时说，“为了缓和紧张局势，两国应当没有威胁的情况下赞成边界谈判。”
柯西金同意了这一点。
我们提议保持边界现状，双方武装部队当脱离接触，防止冲突。
我们对北部边界的立场怎么样？人们可以从一九六九年十月外交部发表的文件中得知。我们当时指出，过去的中俄条约是不平等的。那是沙皇强加的。十九世纪时，俄国人民没有掌握政权，因此他们是不应负责任的。十月革命以后，列宁宣布废除所有的不平等条约。但是，那时候军阀在中国掌权，所以没有达成协定。因此这个问题一直拖到今天。
我们说，解决的基础是旧有的中俄条约——没有别的基础。但是，当我们看一看现状，并把它同条约的地图进行比较，就看出矛盾之处了，而这就产生了争端。有一些现在定线的地区，跟条约中的协定是不同的。所以，我们提议根据旧有的条约和根据现状（苏联人民居住的地方和中国人民居住的地方）进行谈判，并希望以友好的方式进行调整。我们愿意以这种精神达成新的协议和起草新的条约。我们的立场可以“概括为一句话”（他用英语快乐地笑着说）：以旧有的条约为基础，在互相让步的精神下进行若干调整。
因此（中国）有什么领土要求呢？
我们是以旧有的条约作为谈判的基础的。从这样的原则出发，我们已经解决了除苏联和印度以外的所有边界问题。现在，新的苏印条约签订了。这个条约针对谁，那是一清二楚的事情。他们说不针对谁。我们希望是这样，但我们的指望分明是无益的。虽然这样，但我们还是提议谈判，并愿意在旧有条约的基础上达成谅解。
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日，中苏谈判开始。已经进行了两年时间了，同其他一些谈判比较，这次谈判的时间并不长。
苏联会谴责我们。“你同美国人谈判。”为什么不？苏联已经同美国人进行了许多次谈判。对我们来说，这将是第一次同美国人的正式谈判。
三个事例
我刚才列举了三个事例：一、同蒋介石的十年谈判，那是打仗的插曲，其后又恢复谈判；二、在朝鲜边谈边打，而在停战以后，又进行了二十年的谈判；三、同苏联的两年谈判，尽管有一百万军队压境，尽管有在蒙古的军队，以及不断进行的威胁性军事演习。
这些事例对中美关系意味着什么呢？台湾海峡没有发生战争。我们已经谈判十六年了。现在，我们愿意提高谈判水平。尼克松本人要来。为什么这是不许可的呢？从我们的观点看来，没有什么不进行谈判的理由的。即使中美谈判达到国家首脑的水平，我们将决不拿原则做交易，出卖我们的朋友，或出卖世界人民。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是不蒙骗你们的。如果我们的朋友不理解，那是因为他们不了解我们的历史，以及他们不理解毛泽东主席的政策。
至于将要到来的谈判特定细节，我可不能加以讨论。在这个问题上，我已经谈得够多啦。
（周恩来说明了谈判是斗争的一个方面以后，继续表明中国作好了自卫的准备，因之能够作为一个平等的国家同美国、苏联或其他任何国家进行谈判。）
蒋介石在谈判时发动了战争。朝鲜战争期间，我们同美国边打仗边谈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战争和谈判中成长起来的。
即使美国海军来回于台湾海峡，我们还是赞成谈判。可是如果我们不同时作好准备，那就不智了。同蒋介石谈判时，我们作好了战斗准备。给越南提供援助时，我们必得作好战争打到中国来的准备。现在，像过去一样，我们必须作好准备。
一九六五年，我对阿尤布汗说：一、我们绝不在国外制造挑衅事件；二、要是谁把战争强加我们，我们将战斗至最后胜利；三、我们中国讲话是算数的一我们是认真的；四、如果战争竟然爆发，那就没有限度了。
准备万一
今年，我代表中国人民说过，“如果印度支那战争扩大到中国来，我国人民准备作出最大的牺牲。”
可能性是存在的。我们方面不进行任何挑衅，如果别人向我们发动战争，难道我们不应作好准备吗？
我们怎样进行准备呢？准备到什么程度呢？
我们的朋友也许认为我们的准备超过了可能发生的事件。但就设想一下，苏联向黄河推进，美国军队向长江推进；日本军国主义者占领了从青岛到上海的沿海，而印度人则在西藏千起来。那么我们会怎么办？我们准备进行作战，直到最后胜利。为了准备万一，我们现在正在挖地道。如果你们没有看过这些地道，你们可以去看看。今天晚上你们还可以去看。
想一想，我们能够用地道发动进攻吗？
所有的城市都动员本市人民挖地道。农村地区人民可以分散。我们正在准备着对付会来进犯的敌人。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进行谈判，并欢迎前来谈判的人。中苏谈判在北京进行中。美国要在北京谈判。好的。我们欢迎他们。这是简单的事情。人们敢于战斗时，就能够谈判。如果人们要和平谈判，就必须作好打仗的准备。
这不是“实力地位”吗？不，我们不想到要进攻别人。我们没有野心，我们在公海上没有海军，在日本海、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北冰洋或南冰洋，也没有海军。我们采取的只是防卫措施，但我们准备得很好。
你们也许问中国和美国是否可能建立外交关系。这完全看台湾问题的解决而定。
我们不能接受“两个中国”。
我们不能接受“两个政府”。
不许搞“一个中国一个台湾”。
不许搞“台湾独立”。
不许搞“台湾自决”。
我们在（一个）中日公报中说过，“美蒋条约是在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缔结的。它是无效的。”
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条件，跟日本的一样。
我们是不急的。我们已经等了二十二年。日本承认了蒋介石，但经过了二十二年在法律上依然同中国处于战争状态。美国政府已敌意地包围了我们二十二年。但在这段时期中我们不是生活得很好吗？我们没有采取任何挑衅行动。一如谢伟思所说的。我说的话有挑衅性吗？
（谢伟思：你说的话非常服人。我深信。）
二十二年来，我们的态度是没有改变的。
（谢伟思：对。）
每一年都有更多的美国朋友访问我国。直到目前为止，到访人数最多的是日本，但在七十年代，美国的到访者应当赶上去了。在将来，我们将要再见面的，如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不首先欢迎我的话。
（原载（美）埃德加·斯诺等著《周恩来访问记》第98—118页，香港万源图书公司1976年8月版）
【注释】
〔1〕韩丁是美国著名作家，原名威廉·比尔·欣顿，韩丁是他自己起的中国名字。1970年，周恩来邀请三位以前宣传过中国的美国作家来华访问，其中就有韩丁。1971年，周恩来曾五次接见他，后来韩丁把接见时的谈话整理加工，以《与美国人的谈话》为书名，在美国出版发行。——编者注
〔2〕见斯诺著《漫长的革命》第二十四章“同毛泽东的一次交谈”。毛泽东的原话是：“我不怕说错话，我是无法无天，叫‘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没有头发，没有天。”而斯诺却把“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这个歇后语，误解为：“他说，他不过是一个带着把破伞云游世间的孤僧罢了。”——编者注
〔3〕韩丁的母亲。——编者注
〔4〕指当时任山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的谢振华。——编者注
2007/09/10
同美国友人韩丁的谈话〔1〕
子午书屋（www.ziwushuw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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