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二年十二月）
我第一次得知周恩来的消息，是我五月初到达延安的时候。有人告诉我：“你到达的前一周，周恩来和毛泽东的参谋长乘坐的一辆大卡车遭到袭击，十名红军当场遇难，好几名受伤，随后也牺牲了。出事现场距延安仅仅十五里。周恩来、参谋长和一名记者，同另一个人一起奇迹般地逃走了——他们躲藏起来了。只有四个人没受到伤害。”这正是我原先打算从西安去延安要搭乘但没搭上的那辆卡车，是一星期以前的事情。
一九三六年六月，周恩来骑马去欢迎埃德。自那以后，他们就成了好朋友。直到一九三七年六月，我才见到了周恩来。因为我到延安时，他去西安了。但是，我们随后进行过好几次交谈。
一八九八年，周恩来出生于一个官宦人家，他的经历跨越了两次革命和旧的氏族家庭转变的历史阶段。周恩来和他的妻子邓颖超的婚姻，在全国堪称现代婚姻的典范。一九二○年，当他还在法国留学时，就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创始人，访问过伦敦、德国和莫斯科。一九二四年，他担任以蒋介石为校长的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成为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中的军校青年学员的楷模。起义失败后，他逃往苏联，〔2〕又返回江西，后来从那儿开始长征；途中，同毛泽东在遵义结成联盟，而这种联盟继续了很长时间。
一九四九年，周恩来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据说，一直工作到他因过度紧张、劳累、心脏病和癌症而住院的时候。周恩来的风格同毛泽东的风格一样，是极其中国化的。然而，他的风格也同毛泽东的风格大不相同。周恩来是天生的外交家，他在国内国际，终生都起着这样的作用。“周恩来主义”是建立在联络、寻求共同点、寻找团结纽带的基础之上的。他从一开始就控制着权力，就好像把一台回转仪用作战车的座椅——他总在中间，只是前后左右地转动而已。
当毛泽东希望在人们世俗的思想里爆发火山的时候，周恩来像工程师一样紧跟上来，进行具体的组织工作。他非常过细地注意到每一个环节，极其擅长同“中国”情势打交道的艺术。古代的官吏，没有一个能在智谋上超过周恩来。毛主义是一种“把不可能的事变为现实”的艺术；周恩来主义则是一种“把可能的事变为现实”的艺术。毛泽东是政治家，周恩来也是政治家，而且还是一位天然的政治家。周恩来是协力和配合的大师，是同国民党搞统一战线的联络首领。
常常听人说，周恩来过着一种似有魔法保护的生活，没有其他什么人遇到过那么多险遭暗算的未遂事件了。甚至在六十年代，数以千计的极左的红卫兵包围了他的办公室，要求交出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密文件，然而，周恩来却说服他们离开了现场。一九六七年，周恩来发现一群红卫兵袭击英国代办处时，他赶到那儿，强烈地命令他们“回家待着去”。
周恩来不是毛泽东那样的民间人物。他代表着中国人称作书生的那些人，是知识界的赞助者。他的事业始于天津南开教会中学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同朱——毛这一对人物相比，他更堪称为外交家，修养过人，显得更加老练。就像中国人称呼的那样，他实际上是一位“军师”然而，他总是让毛泽东优先占领理论阵地，至少从表面上看是这样的。
在周恩来担任总理的活跃时期，东、西方解冻成为可能，是完全不足为奇的。周恩来宽宏，慷慨大方，高度的文明，令人着魔，坦率，开朗。
（我一九七二年重访中国时，没要求会见毛泽东，也没要求会见周恩来，尽管我是可以这样做的。有人后来告诉我，毛泽东会乐意见我的，可是一般来说，对毛泽东不能放肆随便，我恐怕他不同意。我离开北京后，两名特别信使给我带来了两位领导人的信，邀请我再次访华。周恩来说，他没见到我，感到很遗憾。然而当时，他已经要他的夫人关照我的访问，并且说，我在中国愿待多久就待多久，想去什么地方就去什么地方。他的妻子邓颖超，朱德及其妻子康克清一起，在人民大会堂接待了我。随后，两位夫人在那儿为我举行了宴会。）
（原载《我在中国的岁月——海伦·斯诺回忆录》第298—300页，中国新闻出版社1986年9月版）
【注释】
〔1〕海伦·斯诺是美国著名女作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她和丈夫埃德加·斯诺一起来到中国投身伟大的抗日战争。她的著作《续西行漫记》和斯诺的《西行漫记》一样为中国读者所熟悉。1949年海伦和斯诺离婚。1972年11月，海伦再次访华，回国后写了《重返中国》等著作。——编者注
〔2〕事实是，南昌起义失败后，周恩来赴香港养病，后到上海中共中央工作。1928年5月初，周恩来与邓颖超从上海出发，转赴莫斯科，筹备并出席中共六大。——编者注
2007/09/10
附录：海伦·斯诺谈周恩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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