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二年六月，旅欧青年中的共产主义组织诞生了。
它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是在巴黎西郊的布伦森林中举行的。出席会议的有来自法国、德国、比利时的代表十八人，其中包括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萧子璋、刘伯坚、傅钟、佘立亚等。周恩来是从德国赶来参加会议的。会场布置在布伦森林中的一块空场上。一个经营露天咖啡茶座的法国老太太租给他们十八把椅子。周恩来对这个地点和环境很满意，说：这样的布置倒好，有人来了，我们不说话，谁也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
会议由赵世炎主持。他报告筹备经过。接着，由周恩来报告组织章程草案。周恩来最初提议组织的名称是共产主义青年团，但多数人不赞成，主张叫少年共产党。周恩来还提议新团员入团时应当宣誓。也有人不赞成，认为这带有宗教色彩。周恩来作了解释，说：我们宣誓不是宗教信仰，是带有政治约束的。如袁世凯曾宣誓忠于民国，但他以后做了皇帝，人民就说他叛誓而讨伐他。会议开了三天。确定组织的名称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选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三人：赵世炎为书记，周恩来负责宣传，张伯简负责组织（因为张在德国，先由李维汉代理，不久便由李正式接替）。
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党部设在巴黎戈德弗鲁瓦街十七号一座小旅馆内。赵世炎就住在这里。经常在那儿工作的有赵世炎、李维汉和陈延年。赵世炎和周恩来在旅欧革命青年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他们两人有不少相似的特点：坚定，机智，待人诚挚，富有组织才能。当时正在法国的蔡畅曾多次这样说过：“恩来和世炎全身都是聪明！”
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前一个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通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纲领和章程，选出中央执行委员会。十月间，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举行总投票，决定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十一月二十日，他们凑集了一笔路费，派遣李维汉为代表，归国向团中央正式提出：愿作为它的旅欧支部。正当他们等待答复的时候，又得到一个消息：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和少年共产国际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已经到达莫斯科。他们立刻去信表示敬意，并声明已向国内提出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请求。一九二三年一月，接到参加出席共产国际四大代表团的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的复信，建议将旅欧少年共产党改称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中央执行委员会改名为执行委员会，并对他们在欧洲的行动方略作了指示。
一九二三年二月十七日至二十日，旅欧少年共产党在巴黎租了一个礼堂召开临时代表大会，到会代表四十二人，在赵世炎主持下，讨论改组问题。当时旅欧少年共产党共有成员七十二人（其中旅法五十八人，旅德八人，旅比六人）。聂荣臻当时是留学比利时的学生，在这次会上第一次见到周恩来。他后来回忆这次见面，写道：“他（指周恩来——编者注）待人亲切，讲话精辟，思路敏捷，朝气蓬勃，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1〕临时代表大会经过四天讨论，通过由周恩来起草的章程，改名“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之部）”，要求入团的团员必须“对于共产主义已有信仰”，并明确说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本团上级机关。”会上选出周恩来等五人组成新的执行委员会，刘伯坚、袁子贞等三人为候补委员。新的执行委员会又推举周恩来为书记。
会议结束后不久，正式收到团中央一月二十九日同意他们加入的公函。三月十三日，周恩来给团中央写了第一号报告。他在报告中说：“我们现在已正式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旅欧战员了，我们已立在共产主义的统一旗帜之下，我们是何其荣幸！你们希望我们‘为本团勇敢忠实的战士’，我们谨代表旅欧全体团员回说：‘我们愿努力毋违！’”〔2〕
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活动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陈独秀一九二二年六月三十日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说：当时全国党员共一百九十五人，其中旅欧的除留俄八人外，共有十人，即留法二人、留德八人。〔3〕周恩来入党后，在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同张申府在德国介绍了朱德、孙炳文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三年三月十八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派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熊雄等十二人第一批赴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东方大学）学习。周恩来设法为他们办理了去苏联的入境手续。赵世炎到莫斯科后，参加中共旅莫支部工作。这年四月二十八日召开的支部大会上，支部负责人罗觉（亦农）首先说：“新从法国来俄的同志中有六位党员，除赵世炎同志是旧党员外，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是法共党员，熊雄、王圭是德共党员，照章程，凡属第三国际支部的均可为正式党员。”“王凌汉、袁庆云二同志将由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介绍入党，须在今天的会上讨论通过；当他们在法时，本党法国组书记赵世炎同志曾有介绍他们入党的动机。”经过讨论，多数通过王、袁两人入党。接着，由赵世炎报告党在西欧的活动的情况。他在报告中说：“本党在西欧的活动无非是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实际上都是在青年方面进行了工作。”“现在留在西欧的还有四五个党员。”〔4〕聂荣臻在回忆中也说过：“在整个欧洲，也只有一个共产党的小组，附在团组织里面，一切公开活动，都用团的名义，党组织从不出面。”〔5〕这是当时的实际情况。
周恩来担任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书记后，在这年夏天返回法国，专门从事党团工作。他还是和以前一样，主要靠稿费为生。他同聂荣臻说过：不进工厂做工，可以扩大接触面，深入研究各方面的问题。这时他住在赵世炎原来的住处——巴黎戈德弗鲁瓦街十七号小旅馆三楼第十六号房间。这里也是执行委员会的办公处。这个房间的面积只有五平方米，除了一张单人床和一张小木桌外，容不下多少别的东西，真可以说是“身居斗室”。旅欧党团组织的事情都在这里办理。来的人多了，房间里容纳不下，就到附近一家咖啡馆里活动。聂荣臻说：每当我到恩来那里，总见他不是在找人谈话，就是在伏案奋笔疾书。吃饭常常是几片面包，一碟蔬菜，有时连蔬菜也没有，只有面包就着开水吃。
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主要活动内容是什么？周恩来在给团中央的报告中这样说：“大体规定为共产主义的教育工作，换言之即是列宁所谓‘学’，‘学共产主义’。”〔2〕他们成立了共产主义研究会，组织青年阅读马列主义著作，用马列主义理论和俄国十月革命经验来武装团员和青年，并在思想教育的基础上发展团员。他们积极地在留法勤工俭学生中进行工作，并通过袁子贞担任书记的华工总会对旅法华工进行工作。还出版理论刊物——《少年》。
《少年》创刊于一九二二年八月一日。编辑部也设在戈德弗鲁瓦街十七号那个小房间里。这个刊物最初是十六开本，每月一期，每期三十页左右。从第七号起，改为二十四开本，四十二页。第十号起，又改为不定期刊。它的主要任务是“传播共产主义学理”，发表过马克思的《历史要走到无产阶级专政》（《法兰西内战》的一部分）、列宁的《告少年》（即《青年团的任务》）等译文，还刊登过共产国际和少共国际的文件和消息。
他们这时正处在建党建团初期。因此，《少年》上发表不少文章来阐述共产党的性质和作用，解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基本原则，宣传建党建团的意义。张申府在《胡适等之政治主张与我们》一文中，旗帜鲜明地写道：“我们主张即刻要有的只是一个共产党，公开的共产党，强有力的共产党，极有训练的共产党，万众一心的共产党。”“共产党的人必须是劳动阶级或同化于劳动阶级的，必须有死也不改的信仰，必须了然于同阶级人彼此利害的共同，且认除此共同的利害，别无利害。”“必须由这样的人，当仁不让，造成强固的共产党，中国事乃可有为。”〔6〕周恩来在《少年》上也接连发表《共产主义与中国》、《宗教精神与共产主义》、《告工友》、《十月革命》、《论工会运动》、《俄国革命是失败了么？》等文章，热情洋溢地赞美：“共产主义之为物，在今日全世界上已成为无产阶级全体的救时良方。”“资本主义的祸根，在私有制。故共产主义者的主张乃为共产制。私有制不除，一切改革都归无效。共产主义者决不作枝叶的问题，要大刀阔斧地来主张共产革命。”“一旦革命告成，政权落到劳动阶级的手里，那时候乃得言共产主义发达实业的方法。”〔7〕他指出：在马克思以前，社会主义只是一种清谈；自马克思出，本着科学的精神来研究现代的社会经济组织，并从人类历史中找出阶级斗争这条根本线索，这才能顺应社会变迁的客观趋势，得出“最公平的分配方法，最有效的生产制度，使生产者公有其生产品，而公同分享之”〔8〕这样的科学结论来。他在详细研究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以后，着重指出了共产党领导的极端重要性。他斩钉截铁地说：“俄国三次革命既都是劳动阶级为其中的主动力，为什么偏等到十月革命才成功呢？这不难回答，并且是很简单的回答：这是因为有了多数派——共产党——在其中做了忠实的指导，唯一的指导。”〔9〕
为了建立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在旅欧学生中需要排除的主要障碍是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
无政府主义提出的那些“绝对平等”、“绝对自由”、“反对任何权威”等主张，都是以个人为中心的，很适合当时一些对黑暗现实极端不满、急于改变个人处境而又缺乏实际社会经验的青年人的口味。他们以为这才是最痛快、最彻底、最激进的新思潮。因而在五四前后的进步青年中有着广泛的影响。它在冲击各种旧思想对人们的束缚时曾起过某些积极作用，但它要取消对个人的任何约束，这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却是不切实际的空想，并且对集体起着严重的涣散作用。当它被用来反对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时，它的消极作用就表现得更明显了。因此，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曾以很大的力量来同无政府主义分子进行论战。在国内是如此，在旅欧青年中也是如此。
法国巴黎是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潮的重要发源地之一。无政府主义刊物《新世纪》从一九○七年六月到一九一○年五月在这里连续出版一百二十一期，产生过巨大的社会影响。二十年代初，国内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如区声白、华林、李卓，还有刘师复的两个妹妹刘抱蜀和刘无为，都相继来到法国。他们在一九二一年秋成立自己的团体“工余社”，第二年一月出版《工余》月刊，还在勤工俭学生和华工中印发一些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如《无所谓宗教》等。有些要求进步的革命青年最初也受过他们的影响。因此，同无政府主义思潮作斗争，便成为《少年》的重要内容。
无政府主义反对受任何纪律的约束。这不仅是空想的，而且是有害的。被压迫群众在斗争中如果不能凝聚成一个有着共同理想和严格纪律的万众一心的巨大力量，只会使自己停留在一盘散沙和软弱无力的状态，再美丽的愿望最后也只能成为一篇空话。《少年》在论战中特别强调了这个问题。张申府在《今日共产党之真谛何在》一文中着重强调：“纪律是共产党之魂。失此，共产党是不能活的。”“有纪律，有共产党；无纪律，无共产党。共产党之所以强在此，共产党之能成功在此，共产党与其他政党之不同，此其重要点之一。”“不懂得这个的人，不配加入共产党，更不配组织共产党。”〔6〕周恩来在刚到法国时，对无政府主义者那种浪漫主义的革命热情也曾有过某些同情，但很快就看清楚了。他在《少年》上发表的《共产主义与中国》一文中，辛辣地嘲笑那些无政府主义者，“只会高谈那空想的艺术，高谈几个‘真善美’的名词。论到实在的开发实业的方法，恐怕除掉毁坏大规模生产、反对集中制度外，竟无什么具体主张。也许有时候要提倡协作社，但消费协社是有助于工业家，而生产协社则不但在中国难有兴起之望，便在欧洲也都气息奄奄，无能为力，因为他断难与有钱有势的资本家相抗”。他指出：“无政府主义既这样空洞”，所以，“一遇到当前的政治经济问题，才会手忙脚乱，弄出与无政府主义相反的主张出来”。〔7〕
周恩来十分重视自觉的纪律，但又坚决反对盲目的迷信。他痛斥无政府主义者把共产党人的信仰比作宗教迷信的谬论，在《宗教精神与共产主义》一文中说：“教徒对于神父牧师只有迷信，即心知其非，口亦不敢言。至于共产党人一方服从领袖的指挥，一方实时时监督其行动。”“共产党当然不要‘既不能令又不受命’的自由论者，但共产党也决未曾想造出蠢如鹿豕、只知服从的党员。”〔8〕
对当时流行的其他一些错误思潮，如国家社会主义、工团主义、行会社会主义等，周恩来等也都作过研究，在《少年》上一一作了批驳。
周恩来在《少年》上的这些论文，说明他对马克思主义、对党都已有了明确而深刻的认识，有了为之献身的坚强决心；同时，也说明他当时的注意力还着重放在共产主义学理和建党基本原则的探讨上，没有来得及对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作更具体的研究。这正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的历史特点。
就在这时，国内的革命形势却发展得很快。它的重要标志就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不是偶然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革命理论的指导下，很快就认识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要取得无产阶级的阶级解放，先决条件是推翻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在中国的统治，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为了实现这个异常艰巨的任务，只靠少数人是不行的，应当联合一切爱国的民主的力量共同奋斗。
一九二二年六月，也就是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的同时，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正式提出要同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等革命的民主派”“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10〕同年八月，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杭州西湖召开特别会议，原则确定共产党员可以个人身分加入国民党，以实现两党的合作。九月一日，《少年》第二号上发表张申府的《中国共产党与其目前政策》，宣传国共合作的主张。一九二三年六月十二日至二十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
这时，孙中山派王京岐到法国筹备组织国民党支部。王京岐原是留法勤工俭学生，曾经积极参加占领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同蔡和森、李立三等一起被强行遣送回国。他重到法国后，周恩来立刻同他取得联系。一九二三年三月十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巴黎举行常年大会。会上，大多数人同意加入国民党或与国民党携手合作。四月二十五日，王京岐致函国民党本部说：“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共八十多名。月来探其组织颇称完善，而其行动亦与吾党相差不远。”〔11〕并报告了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要求加入国民党的事。这样，双方合作的条件已趋成熟。
六月十六日，周恩来等三人到里昂同王京岐达成协议：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全部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周恩来在给王京岐的一封信中写道：“依我们的团体意识，我们愿在此时期尽力促成民主革命的一切工作，这是无可致（置）疑的事。”对如何实行合作，他提出了切实的建议：“我们能和国民党人合作的，在现时在欧洲大约不外下列三事：一、宣传民主革命在现时中国的必要和其运动方略；二、为国民党吸收些留欧华人中具革命精神的分子；三、努力为国民党做些组织训练的工作。本着上述三种原则，我们可随着时势变迁而计划我们当前所要做的工作。”〔11〕这以后不久，国民党本部委任周恩来为国民党巴黎分部筹备员。
由于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加入，国民党旅法支部的成员扩及到法国以外的德国和比利时。因此，国民党本部将旅法支部改为旅欧支部。十一月二十五日，国民党旅欧支部在里昂举行成立大会。会上，选举王京岐为执行部部长，周恩来为执行部的总务科主任，李富春为宣传科主任，聂荣臻为巴黎通讯处处长。王京岐回国期间，由周恩来代理执行部部长，主持国民党旅欧支部的工作。
在这期间，旅法勤工俭学生和华工还开展过一场反对帝国主义列强企图“共同管理”中国铁路的斗争。七月八日，周恩来、徐特立、袁子贞、许德珩等代表二十二个旅法团体在巴黎聚会，决定召开旅法华人大会，并成立旅法各团体联合会临时委员会，周恩来被推为中文书记。十五日，旅法华人大会在巴黎举行，到会的有六百余人。周恩来在会上发表演说。他强调指出：中国的事情败坏到今天这样地步，完全是由于我们受资本主义列强和军阀的双重压迫。“吾人欲图自救，必须推翻国内军阀，打倒国际资本帝国主义。”〔12〕会上散发周恩来起草的《旅法各团体敬告国人书》。里面写道：“看啊！国民革命的热潮在中国各地，至少在中国各大都市中，已涨得那般高了。我们现在立在这个国民团结大运动旗帜之下，凡是具有革命新思想而不甘为列强奴隶、军阀鹰犬的人，不论其属于何种派别，具有何种信仰，都应立即联合起来，统一此国民革命的前敌啊！”〔12〕当晚，各团体代表三十多人集会，决定正式成立中国旅法各团体联合会，周恩来仍被选为中文书记。这样，他们所团结的爱国民主力量就更为广泛了。
随着国内革命运动的迅速发展，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少年》也在一九二四年二月改组为《赤光》。
《赤光》同《少年》比较起来，最显著的特点是：更着重于揭露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军阀压迫中国的黑暗事实，阐述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任务和方针，推动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改理论的《少年》为实际的《赤光》。”这反映了他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认识的进展。《赤光》是半月刊，十六开本，每期十二页左右，出版起来比较灵活而迅速。它的印刷份数比《少年》多，发行范围也比《少年》广。周恩来负责编辑、发行，并担任主要撰稿人。李富春、邓小平、傅钟、李大章等也曾先后参加这里的工作。邓小平负责刻蜡版，还为此得到“油印博士”的称号。周恩来和邓小平从这时起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感情。几十年后，邓小平的女儿毛毛问父亲：“在留法的人中间，你与哪个人的关系最为密切？”邓小平沉思了一下回答说：“还是周总理，我一直把他看成兄长，我们在一起工作的时间也最长。”〔13〕
《赤光的宣言》写道：“我们所认定的唯一目标便是：反军阀政府的国民联合，反帝国主义的国际联合。”“我们知道，我们远处欧洲的中国国民，对于我们故乡的政治经济现状常有隔膜而不谙内情的苦闷。为要使大家解此苦闷，我们不但要评论中国时事，且更愿为大家指出他的乱源所在和他的解脱之方。”〔14〕
这时在留法勤工俭学生中，曾琦、李璜为首的国家主义派代替无政府主义者成为同共产主义者论战的主要对象。他们在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在巴黎秘密成立中国青年党，对外用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的名义活动。机关刊物是《先声周报》。他们标榜“国家至上”，否定阶级斗争，破坏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合作关系，反对建立反帝反封建的爱国统一战线和国际统一战线。《赤光》发表了不少文章，对他们进行了有力的批驳。
周恩来在《赤光》上共发表三十多篇文章。其中有：《军阀统治下的中国》、《列强共管中国的步骤》、《革命救国论》、《国际帝国主义乘火打劫的机会又到了》、《救国运动与爱国主义》、《北洋军阀与外交系》、《华府会议的又一教训》、《这才是一个确实的“进兵”中国》、《再论中国共产主义者之加入国民党问题》等。
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到，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关系、中国革命的当前任务和远景等一系列现阶段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周恩来都已有了比较明晰而实际的认识。这比起他在《少年》上发表的文章又大大跨前了一步。
在一九二四年二月十五日所写的《革命救国论》中，他尖锐地提出了一个问题：“革命是无疑而且确定了！但我们须看清我们的敌人和我们国民革命的势力究竟何在，且谁又是我们真实的友人。”〔15〕也就是说，要首先弄清革命的敌、我、友问题。
谁是我们的敌人？他认为：“帝国主义的列强——特别是英、美、日、法——自是我们最大的仇雠。”“但不有内贼，外贼何能张牙舞爪的一无忌惮！”〔15〕从而得出结论：“非内倒军阀，外倒国际帝国主义，不足以图存。”〔16〕
那么，国民革命所依靠的力量是什么？他认为：“所可恃者以救中国的只有全中国的工人、农民、商人、学生联合起来，实行国民革命。”〔17〕他指出：中国的工人运动，在一九二二年香港海员罢工和一九二三年“二七”京汉铁路工人大流血后，正在发展起来，“终将为国民革命中一派最可靠的主力，这是毫无疑义的”。〔15〕中国的农民原来素称驯良，近来因为迫于军阀的祸害，也渐渐知道团结反抗了。广东海丰的农民运动，湖南衡山的岳北农会，这两件事实都证明“中国农民是可以在不久的将来走上革命战线的”。〔17〕中国的知识界，正呈现出蓬蓬勃勃的朝气，“其中尤以青年学生为最能无所忌惮的反对列强，反对军阀”。中国的工商业家，“依他们现时的阶级地位说，自然很难单独去号召一种革命”，但“他们也渐觉悟到军阀不打倒，列强不赶开，他们的工商业是万难独立振兴的”，“不久的将来终会有一部分人来走入救国的革命队中”。〔15〕他在作了这样的全盘考察以后，满怀信心地写道：“好了！如许多的革命潮头已渐涌起于冷静无波的中国民众海中，我们相信不久全中国的工人、农民、商人、学生均将会冲上前锋来做弄潮人！”〔17〕
他充分肯定孙中山所领导的国民党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又针对它的弱点提出了恳切的希望：“今后当注意于国民运动中五派（文中指海外华侨、劳动阶级、知识界、新兴的工商业家、农民阶级——编者注）可靠的革命势力之发展团结和引导，千万再不要误认新旧军阀的四派（文中指袁世凯、段祺瑞、曹锟、吴佩孚、陈炯明——编者注）势力之调和可以得到那骗人的和平统一！”〔15〕
共产党人不是信仰共产主义吗？为什么又要同国民党人合作进行国民革命呢？为了回答国家主义派在这个问题上所作的种种恶意攻击，周恩来一九二四年六月一日在《再论中国共产主义者之加入国民党问题》一文中，有一段精彩的论述：
“不错，我们共产主义者是主张‘阶级革命’的，是认定国民革命后还有无产阶级向有产阶级的‘阶级革命’的事实存在。但我们现在做的国民革命却是三民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合作，以推翻当权的封建阶级的‘阶级革命’，这何从而说到‘国民革命’是‘阶级妥协’？且非如此，共产主义革命不能发生，‘打破私有制度’、‘无产阶级专政’自也不能发生。不走到第一步，何能走到第二步？”〔18〕
“不走到第一步，何能走到第二步？”周恩来用这样明确的语言，概括了民主革命和共产主义革命的相互关系。在建党初期的一九二四年，年轻的周恩来对中国革命的这个基本问题能有如此深刻的认识，是难能可贵的。
在旅欧期间，周恩来同留在国内的觉悟社社友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一九二三年春，邓颖超和其他觉悟社社友在天津《新民意报》办了一种不定期的副刊《觉邮》。第一期上，发表了周恩来给邓颖超的信《德法问题与革命》和其他几封信。第二期上，又发表了他的两封来信《西欧的赤况》和《伍的誓词》。
他和邓颖超的爱情关系也是在这个时期内确定的。
邓颖超原名邓文淑，祖籍河南光山县，一九○四年二月四日出生于广西南宁。她幼年就失去了父亲，靠母亲杨振德行医和当家庭教师的收入来维持清贫的生活。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二○年在北京、天津受小学和师范教育。她和周恩来相识是在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中。那时，周恩来二十一岁，邓颖超才十五岁，是个小妹妹，所以大家都叫她“小超”。邓颖超后来回忆说：“就在这次运动高潮中，我们相见，彼此都有印象，是很淡淡的。在运动中，我们这批比较进步的学生，组织了‘觉悟社’，这时候，我们接触得比较多一点。但是，我们那时都要做带头人。我们‘觉悟社’相约，在整个运动时期，不谈恋爱，更谈不到结婚了。那个时候，我听说你（指周恩来——编者注）主张独身主义，我还有个天真的想法，觉得我们这批朋友能帮助你实现你的愿望。我是站在这样一种立场上对待你的。”〔19〕
他们的爱情关系是周恩来旅欧期间由通信确定的。三十多年后，周恩来在教育他的侄女正确对待恋爱和婚姻问题时，讲到过这段经历：在旅欧初期，他曾经有过一个比较接近的朋友，那是个美丽的姑娘，对革命也很同情。周恩来说：“当我决定献身革命时，我就觉得，作为革命的终身伴侣，她不合适。”他所需要的是“能一辈子从事革命”、能经受得了“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的伴侣。“这样，我就选择了你们的七妈（指邓颖超——编者注）。接着和她通起信来。我们是在通信中确定关系的。”〔20〕邓颖超也回忆说：“在通信之间，我们增进了了解，增进了感情，特别是我们都建立了共同的革命理想，要为共产主义奋斗。三年过去，虽然你寄给我的信比过去来得勤了，信里的语意，我满没有在心，一直到你在来信中，把你对我的要求明确地提出来，从友谊发展到相爱，这时我在意了，考虑了。经过考虑，于是我们就定约了。但是，我们定约后的通信，还是以革命的活动、彼此的学习、革命的道理、今后的事业为主要内容，找不出我爱你、你爱我的字眼。”〔19〕
从这时起，周恩来和邓颖超结成了生死不渝的战斗伴侣。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岁月里，他们共同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给后人留下了值得永远传诵的佳话。
一九二四年，在国共合作下以广东为根据地的国内革命运动发展得很快，急需大批干部。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根据这个情况，在这年七月十三日至十五日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改选执行委员会，为选送干部回国做了准备。这些选送回国的干部，大多是先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一段时间，再回国参加斗争，他们中有聂荣臻、李富春、邓小平、傅钟等；少数就直接回国。周恩来没有到莫斯科去。由于国内斗争的迫切需要，也由于旅欧党、团组织要他回国后向中央汇报情况，他是从法国直接坐船回国的。和他同行的有刘伯庄、周子君、罗振声三人。动身的时间是一九二四年七月下旬。〔21〕
在他回国的时候，带回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给团中央的一份报告。里面写着对他的评语：
“周恩来——浙江，年二十六，诚恳温和，活动能力富足，说话动听，作文敏捷，对主义有深刻的研究，故能完全无产阶级化。英文较好，法文、德文亦可以看书看报。本区成立的发启（起）人，他是其中的一个。曾任本区三届执行委员，热心耐苦，成绩卓著。”〔21〕
再见了，欧洲！周恩来在那里度过了他从二十二岁到二十六岁将近四年的岁月。四年中，在他身上发生了多么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当他来到欧洲时，还是一个正在追求革命真理的青年学生；而到他走上归国征途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对马克思主义有相当研究的共产党人，一个走向成熟的职业革命家了。
现在，等待着他的是波澜壮阔的中国大革命的洪流，是他以前没有担负过的艰巨繁重的革命重担！
【参考文献】
〔1〕聂荣臻：《学习恩来的优秀品德，继承他的遗愿》，《不尽的思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7页。
〔2〕周恩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之部）报告》第1号，1923年3月13日，手稿。
〔3〕《中共中央执委会书记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一九二二——一九二六）》，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3月版，第1页。
〔4〕中共旅莫支部会议记录（1923年4月28日），转引自《赵世炎烈士资料汇编》（油印本）上册，第145页。
〔5〕《聂荣臻回忆录》上卷，战士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29页。
〔6〕《少年》第2期，1922年9月1日。
〔7〕周恩来：《共产主义与中国》，《少年》第2期。
〔8〕周恩来：《宗教精神与共产主义》，《少年》第2期。
〔9〕伍豪（周恩来）：《十月革命》，《少年》第5期，1922年12月1日。
〔10〕《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8月版，第45、46页。
〔11〕王章陵：《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史论》，台湾国立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1973年6月版，第82、84页。
〔12〕《少年中国》第4卷第8期，1923年12月。
〔13〕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8月版，第122页。
〔14〕《赤光》第1期，1924年2月1日。
〔15〕周恩来：《革命救国论》，《赤光》第2期，1924年2月15日。
〔16〕周恩来：《救国运动与爱国主义》，《赤光》第3期，1924年3月1日。
〔17〕周恩来：《军阀统治下的中国》，《赤光》第1期。
〔18〕周恩来：《再论中国共产主义者之加入国民党问题》，《赤光》第9期，1924年6月1日。
〔19〕邓颖超：《从西花厅海棠花忆起》，《人民日报》1997年3月5日。
〔20〕周恩来同侄女周秉德的谈话记录，1956年。
〔21〕《旅欧共青团执委会向团中央的报告》，1924年7月20日。
2007/09/10
第七章青年团旅欧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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