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一个多月的海上航行，周恩来回到已经别离四载的祖国。
一九二四年九月一日，他从香港给团中央写信。信中说：他和罗振声两人准备前往广州。“我们在广州耽搁的日期，我须俟C.P.（即中国共产党）中央命令而定。”“我在广的通信地址，可由平山同志处转。”〔1〕这里说的“平山同志”指谭平山，那时是中国共产党的驻粤中央委员，也是中共广州地委的负责人。九月初，周恩来坐佛山号轮船到达广州。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广州地委委员阮啸仙（秘书）、彭湃（农工委员）两人到长堤码头迎接，把他们迎到彭湃在贤思街的住处居住，并在国民党中央青年部主办的平民教育委员会找了一间房子临时办公。
周恩来离国只有四年，国内的政治局势已发生巨大的变化。在国共合作实现后，广东已成为全国人民希望所系的革命根据地。孙中山在广州成立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成为事实上的革命政府。苏俄顾问鲍罗廷被孙中山聘为国民党组织训练员，帮助国民党进行改组。各地的革命青年从全国纷纷涌向广州。这里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获得了国内其他地方难以得到的合法权利，正在蓬勃向前发展。广州的街头上经常可以看到红色的革命标语牌，看到高呼革命口号行进的游行群众，使初到广州的人感到耳目一新。
但如果细细地观察，不难发现：广东的政治风云又异常险恶。孙中山领导的大元帅府所能管辖的地区其实只占广东全省的三分之一，也就是珠江三角洲和粤汉铁路从广州到韶关那一段。富庶的东江流域仍然控制在背叛了孙中山的陈炯明手里。广东的西南部则控制在陈炯明旧部邓本殷手中。孙中山是依靠杨希闵部滇军和刘震寰部桂军的支持，才把陈炯明逐出广州的。杨、刘两部虽然挂着孙中山的招牌，其实却是不折不扣的军阀部队。他们盘踞广州市区，各自为政地向当地百姓收税，横征暴敛，为非作歹，激起人们极大的愤怒。孙中山曾经沉痛地对他们说：你们打着我的招牌，却在蹂躏我的家乡。
更加严重的问题是商团。它是民国初年因为地方混乱、当局允许商人置械自卫而逐渐发展起来的，在广州有一万二千人，在全省有近五万人。它的首领是英国汇丰银行买办、广州商会会长陈廉伯。在英帝国主义的指使下，商团正密谋以武力推倒孙中山的政府。这年八月下旬，他们准备将枪支一万多支、子弹四百多万发私自运入广州。孙中山得知后，电令将这些枪支弹药全部扣留。商团立即宣布罢市。这时，孙中山所能指挥的主力部队已开往粤北，分路向江西、湖南推进，进行反对当时统治北京政府的直系军阀的北伐战争。社会上到处盛传：商团即将暴动，陈炯明部即将向广州反攻。而杨希闵、刘震寰的态度却十分暧昧。爆炸性的突然事件随时可能发生。笼罩着广州上空的政治气氛异常紧张。这便是周恩来到达广州时面对的现实状况。
商团是当时对广东革命政权威胁最大的敌人。如果不把这个心腹之患铲除，要巩固广东革命政权是不可能的。但国民党内部那时却有不少人幻想同商团实行和缓和妥协。周恩来一到广州，对这个问题极为关心。他在九月七日写的《辛丑条约与帝国主义》一文中写道：
“中国民族既与帝国主义不两立了，我们便当将帝国主义敌人认清，不容有丝毫和缓和妥协的希冀存在我们的心理中。”“国民革命的涵义有二：一联国际无产阶级及弱小民族作反帝国主义的进攻；一联国内被压迫民众作推翻帝国主义走狗之中国军阀的革命。前者应勿忘苏俄是我们弱小民族的好友；后者应切记阻碍革命发展的一切势力，都是帝国主义直接间接的御用人（如陈廉伯之流的买办阶级等）。这是‘九七’纪念中最重要的一个主义。”〔2〕
这年十月十日，是辛亥革命十三周年，当时称作“国庆”。广州人民在观音山下第一公园举行盛大集会。到会的有三十多个团体，约三四万人。周恩来以广东民族解放协会代表的名义，在会上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
“不论帝国主义者，军阀政客，官僚或是买办与洋货商人，他们统都是革命的对头。”“我们不要以为反革命派的势力极大，反革命派的气焰日张，我们只要下我们团结的决心，我们有工人可以武装，有农民可以自卫，有兵士可以作先驱，有学生可以作宣传，有商人可以作后盾，我们的实力便在此处。号召我们的实力，复活辛亥革命的精神！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南北军阀！打倒一切反革命派！全场的革命民众啊！我们团结起冲出公园去向反革命派做示威运动！”〔3〕
下午三时，参加这次集会的群众举行示威游行。当游行群众行进到太平路至西濠口之间的时候，同全副武装的商团相遇。突然，商团向集结的徒手人群施放排枪，当场打伤二十多人，强行捕去一百多人。油业工人黄驹中枪死后，又被商团残忍地剖腹示众。接着，商团连续逮捕许多工农群众，进行严刑拷打，并派出分队在广州街道上武装巡行，强迫商店罢市，对广东革命政府进行威胁。恐怖的局面持续了三四天。
远在广东北部韶关督师北伐的孙中山，听到这个消息后，决定成立革命委员会，从北伐军中抽调一部分军队回师广州，讨伐商团的叛乱。并由胡汉民下令将广州商团机关一律缴械解散。十四日，从粤北回师的警卫军和粤军第二师等迅速包围广州的商团总部。商团团员大多是当地纨袴子弟，平时横行乡里，鱼肉居民，真打起仗来却没有什么战斗力，不堪一击。原来抱着观望态度的杨希闵部滇军，在战斗开始后看出商团败局已成，也随着参加对商团的作战。这样，经过一夜激战，于十五日下午将商团全部缴械。
这一个回合的斗争取得了胜利，但广东革命政权内部的危机仍然是严重的。周恩来对这一点有着清醒的认识。十月三十日，他在《最近二月广州政象之概观》中写道：“我们从广东政府实际工作上看出广东政府是在受南方军阀挟持，向帝国主义英吉利、洋行买办及一切反革命派常常表示退让，并且时时有压迫工人、农民解放运动的事实出现。在这些南方军阀中要以滇军为最骄横，李福林等的军队次之。”“我们希望明达而革命的国民党人都要认定国民党当前急务是‘肃清内部’，界限便是革命与反革命。”〔4〕
处在这样严峻的时刻，中国共产党在广东的组织状况怎样呢？
虽然广东已成为全国的革命中心，广东党组织的状况却远远不能同它应该担负的任务相适应。它的负责人谭平山那时正担任着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对其他方面的工作几乎没有顾及。在广州的共产党员只有二十人左右，大多随谭平山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工作。党在广东原先设有区委。由于它的实际工作只限于广州一地，到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就取消了，只保留一个广州地委，力量既薄弱又涣散。〔5〕
十月间，中共中央决定重新建立广东区委，由周恩来担任委员长，并兼任宣传部部长。〔6〕广东区委的工作范围不只是广东一省，而是负责领导广东、广西、厦门和香港等地的党的工作。所以，人们通常把它称为两广区委。
周恩来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的时间共三个月左右。在这段时间内，广东区委做了两件重要的工作：一件是支持孙中山北上。这年十月，第二次直奉战争正进行得十分激烈时，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囚禁了北洋政府总统、直系军阀首领曹锟，欢迎孙中山北上。十一月十三日，孙中山离粤北上。后来的事实证明：孙中山的北上扩大了国民革命运动在全国的影响，广东区委支持孙中山北上这个主张是正确的。另一件事，是这年十一月初商得孙中山的同意，筹组大元帅府铁甲车队。铁甲车队以徐成章、周士第为正副队长，廖乾吾为党代表，他们三人都是中国共产党党员。这是第一支由中国共产党人直接掌握的武装力量，是以后叶挺独立团的前身。
广东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使掌握革命武装的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了。
周恩来对掌握革命武装的问题历来十分重视。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他在《少年》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过：“真正革命非要有极坚强极有组织的革命军不可。没有革命军，军阀是打不倒的。”〔7〕到广东后不久，他就兼任开办不久的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通常称为黄埔军官学校）的政治教官，给第一期学生讲授政治经济学。〔8〕这年十一月，他除继续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兼宣传部部长外，又兼任黄埔军官学校的政治部主任。〔9〕刚从苏联归国、被派到广东担任团中央驻粤特派员的陈延年，调任广东区委秘书、组织部长兼宣传委员会负责人，协助周恩来处理区委的日常工作。
黄埔军官学校在当时的广东革命根据地，地位特别重要。它是孙中山接受共产国际代表的建议，为建立一支真正的革命武装而创办的。过去孙中山因长期依靠地方军阀而吃尽苦头。这时一些打着国民党旗号的军队其实仍同军阀武装没有多大区别。所以，孙中山把创建这所军官学校看作建立党军的起点，对它抱着很大希望。他亲自担任这所学校的总理，以蒋介石为校长，廖仲恺为党代表。
一九二四年六月十六日，黄埔军官学校举行隆重的开学典礼，孙中山到校发表演说。他说：“我们今天要开这个学校，是有什么希望呢？就是要从今天起，把革命的事业重新来创造，要用这个学校内的学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10〕为了创办这所学校，苏俄政府资助二百万元现款作为开办费，派了一批军事干部来担任军事教育工作，并运来八千支步枪和五百万发子弹。学校的学生是从全国各地招收的。由于当时广东以外的绝大部分地区处在军阀的统治下，无法公开招生，就委托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回省后代为招收。各省送来的大多是各地的进步青年。第一期学生最初有四百九十多人，后来把军政部所办的讲武堂也合并进来，共有学生六百四十五人。其中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约五六十人，占学生总数的十分之一。徐象谦（向前）、陈赓、左权、蒋先云、许继慎、王尔琢、周士第、蔡升熙、宣侠父等都是黄埔第一期的学生。这一期的学生里，也有胡宗南、杜聿明、宋希濂、郑洞国、范汉杰、李默庵、李仙洲、关麟征、侯镜如、黄维、王敬久、孙元良、黄杰、张镇、贺衷寒等。黄埔军校开办后，学校内确有一番蓬蓬勃勃的新气象。平定商团叛乱时，黄埔军官学校曾派出两队学生，到市区惠州会馆充当革命委员会的卫队。
但军校政治部的机构最初却极为简单。除了主任和仅能到校讲课的教官外，几乎没有什么别的人。第一任主任是戴季陶，副主任是张申府。张申府只呆了一个月就走了，戴季陶不久也离校去沪。中间有几个月没有负责人，只有两个担任记录的书记，再没有其他具体组织。后来，由邵元冲代主任。邵元冲是个官僚，根本不懂政治工作的内容和方法。他平时住在广州，每隔一两天到军校政治部去一次，办办例行公事。除了举办过两次政治讨论以外，没有做什么事。他这样搞了一两个月的光景，把政治部办成一个死气沉沉、毫无作用的机构。因此，学校师生十分不满，提出“加强政治部的工作，撤换邵元冲”的要求。十一月间，邵元冲随孙中山北上。原已兼任该校政治教官的周恩来，这时就接任了政治部主任的职务。
出任黄埔军官学校的政治部主任，对二十六岁的周恩来说来，责任是够重的，又是一项完全陌生的工作。但他一到任，立刻显露出引人注目的才华，井井有条地而又富于创造性地开始了工作：
第一，建立起政治部的正常工作秩序和工作制度。设立指导、编纂、秘书三股，从黄埔第一期毕业生中选调共产党员杨其纲、王逸常等分别担任各股主任。明确各股的任务，规定工作细则。制订对学生、官长、士兵的各种调查表。出版《士兵之友》，每日油印发给学生和士兵。
第二，加强对军校学生的政治教育。突出地进行两方面的教育：一是为什么要革命？是为了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和贪官污吏。二是军民关系，要救国卫民，严守纪律。每周组织一两次对学生的政治讲演。举行政治讨论和政治问答。统计学生成绩。扩大图书室，增购书报。创立体育会，备办各种体育用具。
第三，指导新成立的校军教导团的政治工作。第一期毕业生中的共产党员蒋先云、许继慎等被选派到各连担任国民党的党代表。规定了士兵的政治训练计划。在对学生继续进行政治教育的同时，担负起对教导团士兵进行政治训练的任务。
第四，指导建立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那时，广州除黄埔军官学校外还有粤军讲武学校、桂军军官学校、滇军军官学校、军用飞机学校等军事学校。成立这个联合会的目的，是广泛地联合这些军事学校中已毕业和未毕业的青年军人。一九二五年二月一日，联合会举行成立大会。黄埔军校学生集体加入为会员。入会的除上述几个军事学校的学员外，还有海军三舰和铁甲车队的成员。联合会以蒋先云为负责人，出版机关刊物《中国军人》。到四月间，会员已发展到二千多人。
经过这样一番整顿，黄埔军校政治部的工作很快纳入正轨，出现了新的气象。当时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指导股主任的王逸常回忆说：“从此以后，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周恩来同志每日除了用少量时间浏览我们为他准备的报纸剪辑、工作日记，批阅来往函件外，大量的时间都花在找人谈话和抓工作落实上。他思考事物周密，处理问题敏捷，原则性和灵活性掌握适度。他经办的事没有不水到渠成的。”〔11〕
在这段时间内，黄埔军校的共产党员发展到四十三人。军校的党支部由周恩来代表广东区委直接领导。
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一日至二十二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代表二十人，代表党员九百九十四人。这次大会是在国共合作已经实现了一年多、革命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迅速高涨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召开的。大会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在革命运动中的地位，总结国共合作以来的经验教训，指出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工农联盟这两个问题的重要性。广东区由谭平山等两人代表出席。周恩来代表留法组出席这次大会。他在这次会上见到中共北京区委委员高君宇（曾任中共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并托他给远在天津的邓颖超带了信。〔12〕
四大一开完，讨伐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便开始了。
那时候，孙中山在北上后病倒，由胡汉民代理大元帅职务，广东革命政权内部比较混乱。虎视眈眈地盘踞东江、时刻准备卷土重来的陈炯明，在北洋军阀支持下自称救粤军总司令，准备进犯广州。广东革命政府在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五日发表《东征宣言》，决定讨伐陈炯明。
广东革命政府的东征计划分为三路：右翼，许崇智所部粤军，约一万人，经海丰、陆丰直指潮汕，对手是陈炯明的嫡系洪兆麟部；中路，刘震寰所部桂军，约六千人，进攻扼守惠州的陈军杨坤如部；左翼，杨希闵所部滇军，约三万人，对手是驻防在河源、五华、兴宁一带的陈军林虎部。
那时黄埔军校已成立教导团第一团和第二团，团长分别由何应钦和王柏龄担任，连以下军官由刚毕业的第一期学生充当，士兵是新招募来的；第二期学生已经入学，编为学生总队，随军行动。这两部分合称校军，共约三千人。教导团第一团成立才三个月，第二团成立不过六七个星期，训练时间很短。在许多人看来，他们只是些未经战阵的新兵和初出学校的下级军官，因此，很不为人所看重。蒋先云说过：“我校开办后，外界很不相信我们能真正去杀贼，未必能杀得贼死。非独外界如此，即我们自己也不敢十分过于自信。”“这算是我们革命军第一次对敌，第一次实行为主义而奋斗。”〔13〕由于蒋介石兼任粤军参谋长，这支校军就同粤军第二师（师长张民达、参谋长叶剑英）和第七旅（旅长许济）编在一起，共同组成右翼军。
东征，是当时广东政治生活中万众瞩目的大事。周恩来作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随军东征，需要集中力量领导军事工作，难以兼顾中共广东区委的全面工作，就改任广东区委常委兼军事部长，而由他原来的助手陈延年接任广东区委书记。〔14〕
东征的结果，大大出乎人们意料之外。
号称实力雄厚的杨希闵部滇军和刘震寰部桂军都按兵不动，坐山观虎斗。而被人轻视的校军却同粤军第二师和第七旅一起，以破竹之势，长驱直入，直捣潮汕，取得了赫赫战果。二月十五日拂晓，以校军教导第一团为主力，进攻城坚壕深并有二千守敌的淡水。只用一个多小时，就在猛烈炮火掩护下爬城而入，攻克淡水。接着，右翼军又东下平山。二十八日，进克陈炯明的家乡海丰。三月一日，海丰举行各界联欢大会，参加的群众有三千人，周恩来、彭湃在会上讲话。六日，东征军分别攻克陈炯明在东江的主要据点——潮州、汕头。右翼的战事很快告一段落。
在陈炯明所属各部中，最强悍善战的是盘踞粤东北的林虎部。林虎不是陈炯明的嫡系，同洪兆麟之间存在着派系的矛盾，所以最初抱着袖手旁观的态度。没想到洪兆麟部那么快被击溃了。于是，林虎迅速集中主力从兴宁、五华南下，直抄右翼军的后路，企图将它一举包围全歼。右翼军得讯后留下粤军第二师守潮汕，学生总队守揭阳，其余各部立刻回师迎击，而以教导第一团充当正面。蒋介石、何应钦、周恩来等随军回师。三月十三日，教导第一团在棉湖同林虎部主力突然遭遇。当时，敌军五六千人已抢先占领有利阵地，居高临下，以轻重机枪猛烈射击。教导第一团在炮兵掩护下奋勇仰攻，冲入敌阵，以白刃格斗，战斗十分激烈。坚持到中午，教导第二团和粤军第七旅相继赶到，加入进攻，终于把号称劲旅的林虎部主力击溃。这便是关系到东征战争胜败全局的棉湖战役。这次战斗的激烈，在东征史上是仅见的。在战斗中，教导第一团的九个连长阵亡六人，负伤三人，他们都是黄埔第一期毕业生。从此，黄埔校军英勇善战的威名震惊远近。
接着，广东革命政府又派出陈铭枢、吴铁城两旅加入右翼作战。右翼军先后攻克五华、兴宁。陈军残部退入江西、福建境内。株守惠州的杨坤如部被迫向广州革命政府投诚，同意接受改编。四月间，第一次东征结束。它对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起了重大的作用。
第一次东征是国共两党合作下取得的巨大胜利。为什么黄埔校军这支组建不久、训练时间很短、人数不多的新军，能够出人意料地屡摧强敌，建立赫赫的战功？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支军队是以革命精神武装起来的，士气高，纪律严明，并能得到民众的帮助。这自然同周恩来主持下的黄埔军校政治工作难以分开。
怎样建立起革命军队在行军作战中的一整套政治工作制度？它同军校在教育训练中的政治工作不完全相同。这对革命军队的建设又是一个新的重要的课题。周恩来在这方面的工作同样有着很大的成效。
第一，在军队中有很好的政治教育工作。政治教育的基本内容是使军官和士兵提高革命的自觉性，时刻牢记自己是“革命军”，是为推翻帝国主义列强和军阀的压迫、解除人民痛苦而作战的。有了“革命军”这三字深深地印在脑中，就使这支军队的精神面貌、战斗意志和纪律都同以往的旧军队截然不同。二月六日，周恩来在东莞商务分会及市民联欢大会上的演说词中，对这一点作过明确的阐述。
本着这种精神，周恩来在东征誓师大会上作了政治动员。出发之日，政治部印发《敬告士兵同志们》的传单。在各团、营、连，除了军事指挥员外都设有国民党的党代表，不少是由共产党人担任的，负责行军和作战时的政治工作。军队一面行进，一面高唱《国民革命歌》、《杀贼歌》和《爱民歌》等，士气十分旺盛。
第二，要求军队保持严明的纪律。校军一律颈系红巾，军服整齐。军校政治部提出：不蛮横无理拉夫役；付价购物，不用军用票；保障人民。《爱民歌》中唱道：“扎营不要懒，莫走人家取门板，莫拆民房搬砖石，莫踏禾苗坏田产，莫打民间鸭和鸡。”需要由民间担任挑夫、向导时，归政治部统一办理，每十里给资四毫。购物都用现金支付，决不赊欠短少。宿营不住民房，只住庙宇祠堂。住地以及所需的稻草、米、菜等，由政治部安排。部队离开时，须把驻地打扫干净，稻草捆好，借物归还。政治部还发布《告百粤父老兄弟姊妹》书，宣布：“有违反我们所宣告的行为者，请不必客气，具实向我们的官长报告，定必依法惩办。”广东人民历来受尽了横行不法的军队（包括打着国民党旗号的滇、桂等军）的欺压和蹂躏，对军队早已谈虎色变。校军的所作所为，使人耳目一新。当时的《商报》在三月二十七日有一篇报道说：
“军行所至不扰民间一草一木，老妪妇孺，喜而挤观。鸡犬不惊，商市安堵。入夜无公家空房，则扎篷营露宿。东江人民父老，谓民国以来仅此次所见，乃是真正革命军，真正卫国保民之革命军。”
第三，向民众展开政治宣传。方式主要是：组织战时宣传队，举行各种平民联欢大会。东征出发前，周恩来先从第二期学生中挑选出能讲广州话、客家话、潮州话的约二十人，组成武装的宣传队。在军队到达前，先往沿途村镇到处演讲，张贴红绿标语，散发传单，教村里的小孩们唱“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国民革命歌》，向村民宣传东征的目的和意义。政治部还准备了告敌军士兵的传单，由飞机在敌军阵地上空散发。这样的战地宣传工作，是过去的中国军队中所没有的。当军队攻占东莞、海丰等县后，政治部又在当地召开有上千人参加的各界联欢大会。周恩来在会上发表演说。他在东莞的演讲中说：“此次军校出发，是为人民解除痛苦而来，但全恃本校军队，力量太小，若无人民援助，仍不足负重大责任。故本校极希望东莞人民通力合作，以促革命成功。”〔15〕各地民众在协助军队运输、充当向导并刺探敌情等方面都做了不少工作，有力地配合了东征军事的发展。
第四，加强民众的组织工作。校军所到之处，都帮助当地民众组织工会、农民协会、学生会、教职员联合会等。周恩来在东莞的演讲中说：“本校希望东莞同胞者约有三事：（一）为革命军向人民宣传解释，使之了解人民与革命军之关系；（二）实行民治，县长民选；（三）各界团体宜有强固之组织。”他特别重视民众组织的问题，说：“人民如有强固之组织，则军队不敢横行，请各界注意此点。”〔15〕东征军占领海丰后，任命军校学生李劳工（共产党员）为后方办事处主任，吴振民为海丰县农民自卫军大队长兼教官，将武器发给海丰农民自卫军，并恢复了被解散两年多的海丰农会。三月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周恩来为东江各地党务组织主任，校军各团、营、连等党代表为组织员，在东江各地发展国民党的组织。
第五，打击各地的土豪劣绅。周恩来在揭阳的各界欢迎会上宣布：要“打倒列强，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打倒一切贪官污吏”。“政府为你们作后盾，有话尽管说。”并且点名批评当地英商代办林逸才的罪行。在五华，他和县长温屏南一起，经过调查核实后，传讯有不法行为的当地大地主张谷山、陈卓人等，责令张谷山印发忏悔录，向全县人民悔过，勒令陈卓人将霸占的公地退交五华中学作体育场。四月，周恩来又兼任黄埔军校的军法处处长。〔16〕
这次东征中校军的军队政治工作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像这样有着良好的政治教育和宣传工作的军队，在中国历史上还不曾有过，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军队政治工作方面所作的最早的尝试，并且取得巨大的成功。这个传统，对以后中国人民军队的建设有着深远的影响。毛泽东说过：“那时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组织新制度的军队，在开始时候不过两个团，便已团结了许多军队在它的周围，取得第一次战胜陈炯明的胜利。往后扩大成为一个军，影响了更多的军队，于是才有北伐之役。那时军队有一种新气象，官兵之间和军民之间大体上是团结的，奋勇向前的革命精神充满了军队。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17〕而周恩来在领导这项工作中表现出来的那种富有创造性而又周密干练的才能，由此在国共两党内、特别是黄埔师生中受到广泛的尊敬和推重。
第一次东征结束后，中共中央曾在五月间决定成立广州临时委员会，由谭平山、罗觉（亦农）、周恩来、陈延年、鲍罗廷五人组成。这个委员会并没有存在多久，周恩来也没有参加它的实际工作，以后就无形取消了。〔18〕
从第一次东征结束到第二次东征开始，中间不到半年。这半年里，发生了三件大事：第一件是回师讨伐杨希闵、刘震寰所部滇、桂军，第二件是沙基惨案，第三件是廖仲恺遇刺。
在第一次东征的过程中，发现了盘踞广州的杨希闵、刘震寰阴谋叛乱的证据。陈炯明在东江余部被击溃，使杨、刘更不自安，蠢蠢欲动。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又被他们看作有机可乘。广州的局势日趋紧张，已有一触即发之势。四月十三日，根据廖仲恺的建议，国民党中央决定由黄埔军校教导一、二团组成党军第一旅，仍由军校节制。五月十三日，廖仲恺从广州赶到汕头同东征军共商讨伐杨、刘的计划，决定放弃潮梅，于二十日回师广州。
回师途中，周恩来在六月二日向军校学生作了题为《军队中政治工作》的讲演。这个讲演系统地分析军队的来源、军队的阶级性、革命军队同军阀武力的根本区别。指出：“军队不是阶级，是一种工具。”“军队是压迫阶级的工具，而也可以作为被压迫阶级的工具的。”“这军队便是实现我们理论的先锋！”〔19〕
六月十二日，由东江回师的党军迅速向广州市区的杨、刘军队发动猛攻。革命政府统辖的其他军队也先后从北江、西江、河南三面发动进攻。广州人民素来对杨、刘军队恨之入骨，纷纷起来破坏交通，断绝水电供应，配合革命军作战。杨希闵原来十分骄横，自恃所部滇军有三万多人、步枪二万五千支，饷糈弹药都很充足，根本不把革命政府所辖各军放在眼里。他甚至扬言：“请代帅（指代理大元帅职务的胡汉民——编者注）命令先攻打我们三天，然后我们再回手。”但他的军队是雇佣军队，盘踞广州后对民间大肆搜刮，军官身边都有了不少钱，日益腐化，士兵更无斗志。在士气十分旺盛的革命军进攻下，只经过一昼夜的战斗，就全面崩溃。战斗过程中，滇军司令部被飞鹰号军舰发炮击中，滇军前敌总指挥赵成梁当场毙命，杨希闵只身逃往沙面租界。杨、刘所部滇、桂军被革命军全部缴械。一场乱事就这样迅速被削平，多年的心腹之患被干净利索地拔除了。
正当东征军从东江回师的过程中，在上海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英国警察在上海南京路上对示威群众用排枪射击，打死十三人，伤者不计其数。这期间，汉口等地又相继发生帝国主义军队屠杀中国民众的惨剧。为了声讨帝国主义的暴行，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农民运动反对帝国主义的怒潮席卷全国，规模之大是中国近代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六月二十三日，广州群众和香港罢工工人七八万人，在广州举行反英示威大会和游行。周恩来亲自率领军队中两个营、学校里一个营，共约二千人去参加。上午十一时，各界群众在东校场集合，随后依工、农、商、学、军的次序出发。每人手执写有“打倒帝国主义”、“为死难者报仇”等口号的小旗，四人一列，沿途高呼口号，情绪十分激昂。当游行队伍经过沙面租界对河的沙基时，驻在沙面的英军突然用步枪向游行群众射击，接着就以机枪扫射。这是全副武装的帝国主义军队对和平示威的中国军民的疯狂大屠杀。游行队伍那时正密集在对岸的街道上，面前是河流，背后是高楼，路狭人稠，事起仓猝，连散开躲避的地方都没有。周恩来身旁同他并排前进的两个人都中弹身亡，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遇到的险情。〔20〕在枪林弹雨下，当场死亡的达五十多人，受伤的一百多人。其中，黄埔军校的学生和士兵死难的有二十三人，受伤的有五十三人，一团三营营长曹石泉（共产党员）也中弹牺牲。〔21〕这便是“沙基惨案”。
沙基惨案激起广东和香港人民更大的愤怒。早在六月十九日，由共产党员苏兆征、邓中夏等领导举行的规模空前的省港大罢工罢工人数增至二十五万人。七月一日，周恩来在黄埔军校第三期开学典礼上发表抗议沙基惨案的演说。三十一日，他在省港罢工工人第六次代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他说：现在中国工人、农民、士兵的生活都十分痛苦。“这些痛苦是帝国主义给予我们的。”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的方法就是要工农兵大联合起来，以打倒同一的敌人——帝国主义。”他总结东征和平定杨刘的经验，指出：“打平东江，不是军队的能力，是工人、东江农民，与革命军联合的势力；打倒杨刘，亦不是军队的能力，亦是广州工农与革命军联合的势力。工农兵联合的势力，已能打倒军阀，犹如摧枯拉朽，现在更要进一步而打倒军阀赖以生存的帝国主义！”周恩来最后着重强调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作用，高呼：“工人是国民革命的领袖，要领导农人兵士而为工农兵的大联合，共同来打倒帝国主义！”〔22〕他并且选调铁甲车队队长、共产党员徐成章去担任省港罢工的工人纠察委员会委员长兼纠察队总教练，黄埔一期毕业的共产党员陈赓等去担任工人纠察队的教练或干部，加强对工人纠察队的领导。
八月初，邓颖超从天津调到广东工作。她是天津最早的共青团员之一，一九二五年初转为共产党员，任中共天津地委妇女部长。周恩来同她已经有五年没有见面了。虽然一直保持着密切的书信往来，但由于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彼此都不曾在通信中把自己入党的事告诉过对方，直到这时才知道。八月，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广州结婚。〔23〕那时周恩来的工作十分忙碌，经常一早就要从广州天字码头乘船到黄埔军校，晚上才赶回广州，还要参加广东区委的会议，或向干部讲课、作报告。邓颖超也在广东区委担任区委委员兼妇女部长，负责妇女运动。在广州的这段生活给周恩来和邓颖超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将近三十年后，当周恩来又一次去广州时，邓颖超在给他的信中写道：“羊城（广州），是多么值得纪念和易引起回忆的地方！它是我们曾和许多战友和烈士共同奋斗过的地方，又是你和我共同生活开始的地方。卅年前你和我是天南地北害相思，这次我和你又是地北天南互想念。卅年来我和你的共同生活，多是在患难与共，艰苦斗争，紧张工作中度过的。”〔24〕
革命的胜利发展，使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右派更急于对广东革命政府进行破坏。八月二十日，他们指使凶手在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前暗杀了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事情一发生，周恩来就得到消息。他立刻从家里赶到医院去探望，整整两天两夜没有回家。当他回家的时候，仅有的一套西装上染满了血迹。原来，他们本在蒋介石处商定当晚十一时动手搜捕廖案凶手，而戒严却比他们原来商定的时间提前两小时实行，口令也临时改了。周恩来驱车到司令部去时，门前的警卫突然喝问口令，随即开枪射击。司机头部中弹，当场牺牲。周恩来机警地卧倒在车座下。司机的鲜血溅满了他的全身。车一停，他立刻跳出车外，高声宣布自己的身分，警卫才不继续开枪。〔23〕这是他一生中无数回出生入死的经历中的一次。同月，他写了一篇题为《勿忘党仇》的纪念文章，痛斥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右派的罪恶行为，愤怒地指出：“我党自改组后，最显著的革命势力便是革命军之组织和工农群众之参加国民革命，这两种伟大事业的做成，多部分的功绩要属之于廖先生。廖先生亦因此而愈加见忌、见恨于反革命反工农群众的分子。”“我们要勿忘党仇，誓报党仇！”〔25〕
那时，在广州已成立国民政府。以国民党左派面目出现的汪精卫被推举为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胡汉民、谭延闿、许崇智、林森五人为常务委员。廖案发生后，蒋介石乘机逼走胡汉民和许崇智。许崇智是蒋介石的老上级，当时担任国民政府军事部长、广东省政府军事厅长、粤军总司令。蒋介石将粤军的一部分包围缴械，一部分强行收编。二十四日，他被任为广州卫戍司令。于是，广东革命政府的军事领导权逐渐转移到蒋介石手中。
八月二十五日，黄埔校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在组织上同黄埔军校分开了。九月下半月，周恩来被任命为第一军少将政治部主任兼第一师党代表。一九二六年一月下旬又被任命为第一军副党代表（第一军军长是蒋介石，党代表由汪精卫兼任，第一师师长是何应钦）。
周恩来离开黄埔军校后，军校政治部主任由邵力子接任，副主任是从法国回国的共产党员鲁易。九月中旬，中共中央又调派刚从苏联归国的熊雄、聂荣臻等到黄埔军校工作（熊雄在一九二六年初接任军校政治部副主任）。周恩来叮嘱他们：在工作中要利用一切机会，积极开展党团活动。他说：蒋介石要限制我们，我们要教育党团员，开展各种活动，争取进步青年，以反对他的限制。第二年一月，恽代英到广州参加国民党二大后，也留在黄埔军校，担任政治总教官。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仍由中国共产党人负责，并继续受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长的周恩来领导。周恩来在黄埔军校工作的这一年，正是国共两党结成统一战线后合作得比较好的时候。这种合作是富有成果的，无论对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是有益的，从而给正在兴起的国民革命运动注入了巨大的活力。邓颖超后来说过：“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成功，国共合作的实现，带来了什么？我们这些当时亲身经历过来的人，都清楚地记得，它带来了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它促进了工农运动在全国特别是在南方各省的蓬勃高涨。它带来了新的革命武装的创立，国共两党共同努力下的黄埔建军成了这种新的革命武装的核心和中坚。它还带来了国民革命思想在全国范围内空前规模的广泛传播。那时候，到处热气腾腾，形成了一股浩浩荡荡向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猛烈冲击的革命洪流。”〔26〕
周恩来在这个时期做出的贡献是得到人们公认的。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周恩来在广东革命根据地工作期间，在这三个基本问题上都作了创造性的探索和尝试，取得了可贵的经验。
这些经验，无论对周恩来自己还是对中国共产党的以后发展，都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周恩来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的信，1924年9月1日，手稿。
〔2〕《中央局报告》，《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一九二二——一九二六）》，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3月版，第24页。
〔3〕《民族解放协会代表周恩来演说词》，《双十屠杀特刊号》，农工旬刊社，1924年10月10日。
〔4〕《帝国主义与中国》，1925年7月版。
〔5〕陈延年致陈乔年、王若飞、王一飞、罗觉同志的信，《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5年（一）。
〔6〕《向导》周报第92期，1924年11月19日。
〔7〕飞飞（周恩来）：《评胡适的“努力”》，《少年》第6期，1922年12月15日。
〔8〕王逸常：《中共黄埔特别支部的领导和主要成员》，《黄埔军校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2月版，第116页。
〔9〕《一年来政治部之概况》，《黄埔潮》第24期，1925年。
〔10〕《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11月版，第917页。
〔11〕王逸常：《周恩来与军校政治部》，《黄埔军校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2月版，第181页。
〔12〕邓颖超：《为题〈石评梅作品集〉书名后志》，《石评梅作品集》，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1页。
〔13〕蒋先云：《由前敌归来》，《中国军人》第2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影印），第26页。
〔14〕1945年4月周恩来填写的简历表。
〔15〕《上海民国日报》，1925年2月18日。
〔16〕《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史稿》第三篇（“组织之沿革”），1936年版。
〔17〕《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380页。
〔18〕蔡和森：《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党内生活向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央档案馆丛刊》，1987年第2期，第20页。
〔19〕《政治工作须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1926年版。
〔20〕访问邓颖超谈话记录，1989年4月5日。
〔21〕《鹰犬将军——宋希濂自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7月版，第42页。
〔22〕《工人之路》特号，1925年7月第37期。
〔23〕访问邓颖超谈话记录，1985年4月5日。
〔24〕邓颖超致周恩来的信，1954年11月16日。
〔25〕《革命军》第8期，1925年8月版。
〔26〕邓颖超在纪念国民党“一大”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暨孙中山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84年1月17日。
2007/09/10
第八章黄埔军官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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