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年十一月七日，周恩来在上海搭乘法国邮船波尔多斯号前往欧洲。同行的有郭隆真、李福景、张若名等一百九十七人。这是华法教育会组织的第十五批赴法学生。波尔多斯号是一艘两万吨级的巨型邮船，上下共分十层。周恩来等勤工俭学生住在邮船最底层的统舱里。
这艘邮船的航程近一万六千公里，历时三十六天，经过西贡、新加坡，穿越马六甲海峡，横渡印度洋，再经红海和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沿途经过的大多是英、法的殖民地。周恩来常同李福景等谈天，感到一出国门，就觉得中华民族处处受人歧视欺侮，国际地位很低，深感愤慨。途中，由于海浪汹涌，轮船震荡得厉害，同行者很多在舱里静卧。周恩来却总在船头甲板上坐着，手不释卷。
十二月中旬，波尔多斯号到达法国南部的著名港口马赛。
登岸时，留法华法教育会学生部干事已在迎候，帮助他们换乘火车，在第二天早晨到巴黎。到了巴黎，有南开同学来接，其中包括乘前一班船到达法国的李愚如。周恩来由南开同学带到旅馆里暂住。他到巴黎后在给严修的信中说：“留法中国学生甚多，合勤工与俭学生约在两千人以上，与今日之留日学生数目差相近矣。南开同学在法者有二十余人，多散居各地，在巴黎不过数人。”〔1〕
周恩来本来只准备在巴黎作短暂的停留，但因为生了点小病，就住了半个多月。过了年，到一九二一年一月五日才渡过英吉利海峡到英国的首都伦敦，准备在英国入学。
他为什么要去英国？因为当时的英国是世界上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他把伦敦看作“世界之缩影”。这里的实际情况，正是他最需要通过亲身考察来了解的。在他从伦敦写给二、六两个堂伯父的一封信中说：“伦敦为世界最大都城。”“举凡世界之大观，殆无不具备，而世界之政治商业中心，亦唯此地是赖。”“故伦敦为世界之缩影。在伦敦念书，非仅入课堂听讲而已，市中凡百现象固皆为所应研究之科目也。”〔2〕但伦敦有一个缺点：生活费用太贵。所以他准备到生活费用稍低的苏格兰首府爱丁堡的大学就学。他在同月给他表哥陈式周的信中说：“弟在此计划拟入大学读书三四年，然后再往美读书一年，而以暑中之暇至大陆游览。今方起首于此邦社会实况之考查，而民族心理尤为弟所注意者也。”〔1〕
这是周恩来第一次来到欧洲。眼前的天地更加宽广了，一切对他都是新鲜的。他在这里看到的最触目的事情是什么？欧洲给他的最强烈的印象是什么？并不是什么高度发达的物质生活，而是欧战后各国社会生活的严重动荡和不安。
他在二月一日给天津《益世报》所写的第一篇旅欧通信《欧战后之欧洲危机》中，劈头这样写道：“吾人初旅欧土，第一印象感触于吾人眼帘者，即大战后欧洲社会所受巨大之影响，及其显著之不安现状也。影响维何？曰：生产力之缺乏，经济界之恐慌，生活之窘困。凡此种种，均足以使社会上一般人民饥寒失业交困于内外，而复益之以战争中精神文明所得间接之损失，社会之现状遂乃因之以不安。”〔3〕出国前，尽管他也听说过欧战所造成的巨大影响，但总以为欧洲国家的物质文明那样发达，几年战争的摧残至多只能造成局部的损失，不至于碍及全体。到这里一看，才知道欧洲的社会组织是高度集中的，因此战争造成的破坏不能不是全局性的。单以苏格兰一地来说，失业者已超过百万。“四年来影响所及，欲其求免于穷困也难矣。”这就更加坚定了他的这种信念：“使欧洲危机终不可免而至于爆裂也，则社会革命潮流东向，吾国又何能免？”〔4〕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严重社会危机，对当时的中国思想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的先进分子曾在长时期内钦羡西方国家的富强，把它看作中国仿效的榜样。二十世纪初年，这种信念本已开始动摇。现在欧洲国家的社会危机竟以如此尖锐的形式在广泛的范围内爆发，不能不使更多人觉得这条旧的路子难以再走下去，需要改弦易辙，创造一种新的更加合理的社会。这是五四以后中国思想界发生巨大变动的一个重要原因。对亲身来到欧洲目睹这种情景的中国勤工俭学生来说，这种感受自然格外强烈。
“社会革命潮流东向，吾国又何能免？”这对周恩来说来，已经清楚了。但当时欧洲正流行着多得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其中英国的费边社会主义有着很大的影响，用它看起来“温和”、“稳健”的色彩，博得不少人的信仰，其实却是一种社会改良主义思潮。究竟哪一种学说才是科学的，能够正确地指明人类社会和中华民族前进的道路？究竟采用什么方法来改革社会对中国是最合宜的？年轻的周恩来正在严肃地思考着。
他从来不是那种单凭个人一时的念头，或跟着外国时行的学说，就会轻率作出结论的人。他讲求实际，决不盲从，需要踏踏实实地经过对实际情况的考察，经过细心的反复的比较，然后才审慎地作出自己的抉择。
在刚到英国的时候，他给表哥陈式周的信中说明自己的这种态度：“弟之思想，在今日本未大定，且既来欧洲猎取学术，初入异邦，更不敢有所自恃，有所论列。”“至若一定主义，固非今日以弟之浅学所敢认定者也。”〔5〕
这时在他看来有两种可供选择的社会改革方案：一种是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暴力手段，“一洗旧弊”，那就是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另一种是采取“不改常态”的“渐进的改革”，那就是今天英国的做法。这两个方案中，哪一个更适合于中国的国情呢？他没有马上就作结论。在给陈式周的信中接着说：“若在吾国，则积弊既深，似非效法俄式之革命，不易收改革之效；然强邻环处，动辄受制，暴动尤贻其口实，则又以稳进之说为有力矣。执此二者，取俄取英，弟原无成见，但以为与其各走极端，莫若得其中和以导国人。至实行之时，奋进之力，则弟终以为勇宜先也。”〔6〕
正因为这样，他对英国的工人运动进行了认真的考察。当时的英国工人运动中，煤矿工人占着首要的地位。就在周恩来到达伦敦前两个多月，英国煤矿工人开始举行声势浩大的同盟罢工。这次罢工风潮一直延续下来，成为英国各界注目的突出的社会问题。一九二一年四月以后，发展到有百万工人参加的高潮。周恩来不但在英国时对这个运动进行了认真的考察。后来，当他离开英国到了法国，还继续对这个运动发展的全过程进行研究，先后写出《英国矿工罢工风潮之始末》、《英国矿工罢工风潮之影响》、《煤矿罢工中之谈判》、《英国矿工罢工风潮之波折》、《英国矿工总投票之结果》等九篇通信，约三万五千字。他从这个事件中得出结论：“资本家无往而不为利，欲罢工事之妥协难矣。劳资战争，舍根本解决外其道无由，观此益信。”〔7〕这种考察和研究，帮助他在到法国后对各种主义进行推求比较，最终认定：英国式的费边社会主义还是空想，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才是正确的。
周恩来在英国居留的时间只有五个星期。二月上旬，又到法国。到法国的原因是：爱丁堡大学虽已同意他免去入学考试，只试英文，但考期在这年九月，开学在十月间，还要等待半年多时间，申请官费的事还没有头绪，而那时英国的生活费用在欧洲是最高的。在伦敦生活，每年约需费二百镑，合中国货币在千元以上，比巴黎的生活费用高一倍多。爱丁堡的生活费用虽稍便宜，也不低于千元。居留法国的生活费用就低得多，每月只要中国货币四十元就可以了。此外，当时留英学生只有两百人，而留法的勤工和俭学生在两千以上。这也是他去法国的一个原因。
回到法国后，周恩来先在巴黎郊区的阿利昂法语学校补习法文。不久，同天津的四名勤工俭学生一起，转到法国中部的布卢瓦城继续学习法文。在布卢瓦，他除学习以外，还进行社会调查，晚上常常通宵达旦地给《益世报》撰写通信，有时还翻译一些稿子。严修按期给他寄钱。由于周恩来的地址经常变动，严修就将钱交给李福景的父亲李琴湘，由他寄给李福景转给周恩来。因此，他并不在工厂做工。这是他同其他留法勤工俭学生不同的地方。
周恩来对学习和工作非常认真，一丝不苟。平时出门，近距离的总是步行。他行动敏捷，走路很快。远距离的，乘地道火车，常把皮包放在膝盖上，利用这个时间来写信或读书。
在他的全部活动中，这时仍将“研究主义”放在第一位。用他自己的话说：他一到欧洲，便“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8〕
战后的法国，社会矛盾尖锐，共产主义运动日趋高涨。一九二○年，法国共产党成立，并参加第三国际。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和报刊在法国十分流行，很容易得到。这和国内是大不相同的。周恩来在这里如饥似渴地阅读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等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他在阅读的时候，认真地画重线，写眉批，记笔记。现在保存下来的周恩来当年读过的《卡尔·马克思的生平与教导》一书中，他在马克思的下面一些话下画了着重线：“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１）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２）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３）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
战后欧洲的思想界异常活跃。除了马克思主义以外，还有各种不同的思潮杂然纷陈，相互间展开着激烈的论争。这是很能启发人们深入思考的。周恩来对这种种不同的思潮曾经广泛地涉猎，经过冷静的观察和剖析，分别得出自己的结论：无政府主义的“自由作用太无限制”，处在旧势力盘踞的社会里，而要解除一切强迫，解除一切束缚，容易流为“空谈”；法国的工团主义发源于无政府主义，在现今的欧美“不免等于梦呓”；英国的基尔特主义“近已见衰”，并且“在英国始终也没大兴盛过”。〔9〕
经过反复地学习和思索，周恩来终于作出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抉择：确立了共产主义的信念。
作出这个决定，对他来说，决不是轻易的。他在日本时就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以后经过五四运动风暴的洗礼和半年狱中的沉思，又到欧洲进行实际考察并对各种新思潮进行比较推求，前后经过三年左右时间的深思熟虑，才最后确定自己的选择。
正因为得来不易，在下定自己的决心后，他的心情格外喜悦，并且再没有任何的游移和反复。在给天津的觉悟社朋友的信中，他兴奋地写道：“觉悟社的信条自然是不够用、欠明了，但老实说来，用一个Communism（即共产主义——编者注）也就够了。”“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而实行的手段则当因时制宜！”原则问题上的坚定不移和实行手段的因时制宜，从此一直成为周恩来的重要特色。他在信中还说：“我从前所谓‘谈主义，我便心跳’，那是我方到欧洲后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时的心理，而现在我已得有坚决的信心了。”〔10〕
那时，张申府和刘清扬已在一九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从国内来到法国。刘清扬是觉悟社的社员，五四运动中担任过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会长，代表天津学联代理过全国学生联合会常务理事，她同周恩来本来十分熟悉。张申府这时同刘清扬结了婚。他原是北京大学的讲师，研究哲学，在五四运动中也很活跃，同周恩来在北京陶然亭聚会时见过面。他们的年龄都比周恩来大一些：张申府大五岁，刘清扬大四岁。周恩来在他乡同故知相遇，自然十分兴奋，时常去他们的住处，同他们上下古今地对各种主义问题进行热烈的讨论。这时中国共产党已在国内筹建，北京最早的成员就是李大钊和张申府。一九二○年秋在北京筹建组织时李大钊曾要刘清扬参加，刘清扬因为要准备赴法勤工俭学没有加入。他们出国时，陈独秀和李大钊委托张申府建立海外的组织。到法国后，张申府先介绍刘清扬参加。
就在这一年（一九二一年）经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周恩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1〕从此，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才能毫无保留地献给了共产主义事业，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一九二二年三月初，周恩来同张申府、刘清扬一起，从法国到德国，住在柏林南郊的一个小镇上。去德国的原因是：德国在战败后马克贬值，一日几变，用外币的外国人反而觉得生活费比较低廉。在巴黎一个月的生活费，在柏林可以用三个月。到德国后不久，周恩来从国内得到觉悟社社友黄爱被湖南军阀杀害的消息，使他十分愤慨。三月间他给国内觉悟社社友的信中，表达了他在成为共产党人后那种坚定的革命信念。他说：“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信中还附了一首诗《生别死离》，里面有这样的句子：
“壮烈的死，
苟且的生。
贪生怕死，
何如重死轻生！”
“没有耕耘，
哪来收获？
没播革命的种子，
却盼共产花开！
梦想赤色的旗儿飞扬，
却不用血来染他，
天下哪有这类便宜事？”〔12〕
在对主义进行探索的同时，周恩来一直致力把旅欧学生、特别是勤工俭学生中的革命力量团结起来。
那时，在蔡元培、吴玉章、李石曾等人推动下，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已形成热潮。周恩来到达欧洲时，留法勤工俭学生已近两千人，其中尤以湖南、四川两省为多。这些勤工俭学生大多家境贫寒，已在国内中学毕业，毕业后找不到出路，又不满国内政治和学校教育的腐败，想到国外学一点实在的本事。但到法国后却大失所望。大多数学生所带的钱，在三个月到半年间便花光了，必须自谋生路。战后法国的失业情况相当严重，有些工厂整个关闭，有些只能部分开工，有的每周停一两天工，往往一个厂一下辞退工人两三千人。勤工俭学生一般还没有很好掌握法语，又缺乏技术和强健的体力，难以找到工作。法国工人在经济萧条的情况下也不很欢迎中国人以低廉的工资夺去他们的位置。这些中国勤工俭学生即便找到工作，通常只能是杂工、临时工，工资只有普通法国工人的一半，劳动繁重而收入微薄，难以维持生活和求学两方面的需要。临时工也做不成时，就在工地上干零活，清扫市场，搬运东西，在车站和码头装卸货物，到后来甚至只能去收集垃圾，剥土豆皮，擦皮鞋等等。他们常常几个人合租一小屋作为住所，轮流用煤油炉做饭吃，生活十分窘困，求学的前途也很渺茫。
在这些留法勤工俭学生中，不少人是五四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有些人在国内已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到法国后，就自己组织起社团，开展各种活动，并且形成了两个中心：
一个中心是巴黎以南卢瓦雷省的小城镇蒙达尼。一九二○年到一九二一年，这里的中国学生有一百四十多人。其中包括蔡和森、李富春、李维汉、王若飞、张昆弟、萧子璋、向警予、蔡畅等，大多是蒙达尼公学和女校的学生。人们喜欢到蒙达尼来，除了某些历史原因以外，主要是因为这里靠近农村，学费和生活费都很便宜，两者合起来一个月有一百五六十法郎就过得去了。李维汉、李富春等人在这里组织了工学励进会，不久改名工学世界社，在社章中规定“以实行社会革命为宗旨”。蔡和森那时正在“猛看猛译”《共产党宣言》和其他马克思主义著作，没有正式参加工学世界社，但常参加他们的活动。在枫丹白露，一九二○年上半年也有六七十名中国学生。
另一个中心是法国中部的重工业城市克鲁邹。这里的中国学生都在工厂里做工。其中有赵世炎、李立三、邓希贤（小平）、陈公培、刘伯坚、鲁易等人，大多是在该地施乃德钢铁厂做工的勤工俭学生。他们在巴黎成立了劳动学会，不久就把它移到克鲁邹。赵世炎是一九二○年夏到法国的。他在出国前在上海见过陈独秀，就在这时成为共产党员。〔13〕以后，一直同党中央保持通信，能够收到从国内寄来的党的文件，同张申府、刘清扬、周恩来也有密切的联系。
此外，在巴黎、里昂等地还有一批倾向于无政府主义的青年，他们中很快就发生分化。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兄弟，就是从他们中分化出来、转而信仰共产主义的。
一九二一年二月中旬周恩来刚从英国回到法国时，留法勤工俭学生的第一次大规模斗争正在进入高潮。爆发斗争的原因是：华法教育会当时突然宣布同勤工俭学生脱离经济关系，对没有找到工作的学生停发维持费。这部分没有找到工作的学生在留法勤工俭学生中占三分之二以上。一停发维持费，就使这些生活本已十分窘困的学生顿时陷入绝境。而且，又传出华法教育会职员大量侵吞国内汇来救济勤工俭学生款项的消息，使学生更加感到忍无可忍。二月间，蒙达尼学校当局以拖欠学费为名强制学生退学，促使学生采取激烈行动。二月二十八日，四百多名勤工俭学生在蔡和森等的领导下，来到巴黎中国驻法使馆前请愿示威，高呼争取“生存权”和“求学权”的口号。他们要求：由政府发给学生津贴来解决入学问题，里昂中法大学和比利时中比大学应该任便学生自由入校。请愿时，遭到法国警察和马队的驱散和毒打。
对这个事件，留法学生中出现了分歧的看法。这次请愿示威的骨干主要是从蒙达尼公学和女校来的蔡和森、王若飞、李维汉、向警予、蔡畅等人。而在克鲁邹等地工厂的赵世炎、李立三、陈公培、刘伯坚等人则认为：勤工俭学生应该坚持到工厂做工，用劳动的收入来维持自己的生活和学习，并通过做工来接近留法华工，进行工人运动。持有这两种看法的人的革命目标是一致的，只是在方法上有分歧。周恩来从英国到法国后，立刻对这次事件的前后经过进行详细的调查，写出长达二万五千字的长篇通信《留法勤工俭学生之大波澜》，在天津《益世报》上分十天连续刊载。他对参加斗争的学生的遭遇表示热烈的同情，而谈到他们提出的具体要求和做法时，也提出一些善意的批评。
在这次事件后，几支革命力量都深感有消除隔阂、团结起来的必要。赵世炎、李立三等发起成立勤工俭学会，填表参加的有七八十人，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等都参加了。接着，赵世炎给蔡和森、李维汉等去信，又赶到蒙达尼同他们面谈了两三天。双方一致表示：争论已经过去，今后要共同研究问题，共同革命。不久，赵世炎又从克鲁邹给蔡和森去信，主张成立一个包括留法学生和华工中优秀分子的共产主义组织。蔡和森回信表示同意，并且主张采用“少年共产党”的名称。这是成立少年共产党的最初酝酿，时间大约在一九二一年四、五月间。
六月初，北洋政府派遣专使朱启钤、财政次长吴鼎昌到巴黎，同法国政府商谈秘密借款和购买军火事宜。由于法国统治集团内部有矛盾，这件事在十六日的巴黎各大报纸上报道出来了。正在巴黎的周恩来听到这个消息后，愤慨地写道：“是直一分赃之借款也，而担保品之重，又关系全国命脉。呜呼国人，尚在睡梦中耶？”“若是之借款，而欲吾国民之承认，吾国民苟非梦死，断无予以可字者。”〔14〕他认为，这次斗争同二月二十八日事相比，两者都是为了对付官僚，但性质上却有很大差异：一个是为生活问题，一个是为国家问题。
周恩来和旅法华工中的工学世界社社员袁子贞等，联络华工会、中国留法学生联合会、国际和平促进会、亚东问题研究会、巴黎通讯社、旅欧周刊社六个团体，组成反对借款委员会，发表《拒款通告》，表示中法借款如果成立，中国人民决不承认。他们还将拒绝借款决议案用法文印刷一千份，分送法国各界，在法国报纸上也刊登出来。六月三十日，周恩来、赵世炎、李立三、陈毅、徐特立、刘清扬、袁子贞等三百多人在巴黎哲人厅举行拒款大会。会上宣读各地华人团体来函来电一百数十封。在舆论的压力下，法国政府被迫暂时中止对借款的讨论。但到七月底，法国报纸又传出消息，说中法借款合同草约已于七月二十五日秘密签字。八月十三日，旅法华人各团体在巴黎召开第二次拒款大会，到会的有三百多人。会上，迫使驻法使馆秘书长王曾思代表公使陈箓和使馆全体官员签字声明：反对此项借款；如此项借款成立或今后再举行类似借款，公使和全体职员立即辞职，以谢国人。在这次事件中，周恩来还先后写了《旅法华人拒绝借款之运动》、《中法借款之又一黑幕》、《中法大借款竟实行签字矣》、《中法大借款案之近讯》等四篇通信。
到这年九月，又发生留法勤工俭学生占领里昂中法大学的事件，把留法勤工俭学生的斗争推向高潮。
里昂中法大学是华法教育会创办的，校长是吴稚晖。长期以来，留法勤工俭学生一直要求进入该校学习。周恩来在这年一月二十五日致严修的信中说到：“恩来居法约半月余，以事外之身来看，以为勤工生之救济，舍里昂大学外实无再善之所。”而校方却以“勤工学生程度太低”和“自费亦殊不易”〔15〕为借口，不愿接受留法勤工俭学生入校。这年夏天，吴稚晖公然宣布在国内另行招生，并决定于九月二十五日开学。使馆方面，因对勤工俭学生发动拒款事件不满，在八月二十日布告：停发在二月事件后改由使馆发放的勤工俭学生生活维持费。八月二十一日，从国内招来的里昂大学学生在上海乘波尔多斯号轮船前来法国。九月十二日，里昂中法大学校部又拒绝克鲁邹勤工俭学生提出的入学要求。这就把很多勤工俭学生一步一步地逼上绝路。
怎么办？正在克鲁邹的赵世炎、李立三等经过商议，决定发动一个争取勤工俭学生到里昂中法大学入学的运动。他们一面通知巴黎的勤工俭学会，一面同蔡和森等联系，得到同意。商定：要在国内学生抵达法国前赶到里昂，先把校舍占领起来。九月二十日，由赵世炎、蔡和森、李立三、陈毅、陈公培、张昆弟、颜昌颐、罗学瓒等一百多人组成的“先发队”，分别从巴黎、克鲁邹、蒙达尼等地到达里昂。但学校早有准备，所有教室、宿舍的大门都已上锁，无法进入。他们没有办法，只好在校内的草地上休息，并派代表继续同校方交涉。校方要求里昂市长以“逮捕匪类”的名义派警察前来镇压。第二天，法国政府出动大队武装警察，把这些“先发队”包围起来，押送到一座兵营内囚禁了二十多天。十月十三日，又派了武装军警二百多人将这批学生（共一百零四人）押送到马赛，强令他们登船回国。只有赵世炎在同志们帮助下逃了出来。
这次斗争虽然失败了，但它的影响是巨大的。一位留法勤工俭学生在回忆中说：这个事件“向我们说明，想学习一点搞实业的本领都不允许，在这样的世道里，要靠实业救国不是纯粹的幻想吗”？从此，接受马克思主义、要求进行社会革命来改造中国的人越来越多了。
周恩来一直积极地参加这场斗争。在激烈的斗争中始终保持冷静的头脑，这是周恩来的一个重要特点。当讨论派遣“先发队”到里昂去时，他提醒大家：斗争是复杂的，敌人逼我们陷入绝境。斗争要讲究策略，要做两手准备。他建议各团体留下一部分骨干，以便负责后方工作和准备以后的斗争。后来的事实证明：他这个提醒是十分重要的。
“先发队”被强行遣送回国后，他写了长达三万字的长篇通信《勤工俭学生在法最后之运命》，分十八天在《益世报》上连续刊出。他在叙述这场斗争的整个过程后，满怀激情地写道：“途穷了，终须改换方向。势单了，力薄了，更需联合起来。马克思同昂格斯（即恩格斯——编者注）合声嚷道：‘世界的工人们，联合起来啊！’他们如今也觉悟了：‘全体勤工俭学的同志们，赶快团结起来啊！’”〔16〕
“赶快团结起来”，确已成为勤工俭学生中先进分子的共同要求。为了把蔡和森、李立三等被押送回国后勤工俭学生中留下的先进分子团聚起来，周恩来、赵世炎在这年年底或第二年初托人带信约蒙达尼的李维汉到巴黎一个旅馆会面，商议成立旅欧青年中的共产主义组织的事。他们议定：分头进行筹备工作。一九二二年三月，周恩来到德国后，仍经常往来于柏林、巴黎之间，在勤工俭学生中作过多次讲演，积极推动共产主义组织的筹备工作。他曾和张申府、刘清扬等从柏林写信给留在法国的赵世炎，建议在五一节前完成这项筹备工作。但赵世炎有一个困难：他的证件在占领里昂大学事件中被没收了，一时无法在巴黎居住，只得避居法国北方，通过通信的办法同旅法、比的同志联系。而旅法同志中的认识在开始时并不一致，意见没有很快取得统一。所以，筹备工作到五月底才全部完成。
到这时，信仰共产主义的旅欧革命青年联合起来的条件就成熟了。
【参考文献】
〔1〕《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1月出版，第17、26页。
〔2〕《周恩来同志旅欧文集》续编，文物出版社1982年3月版，第70页。
〔3〕天津《益世报》，1921年3月22日。
〔4〕天津《益世报》，1921年3月23日。
〔5〕《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1月出版，第23、24页。
〔6〕《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1月出版，第24页。
〔7〕天津《益世报》，1921年7月29日。
〔8〕《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1月出版，第41页。
〔9〕《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1月出版，第37页。
〔10〕《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1月出版，第36、40、41页。
〔11〕《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重新确定周恩来同志入党时间的报告》（一九八五年五月二十三日），《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4期。
〔12〕《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1月出版，第46、47页。
〔13〕访问陈公培谈话记录，1961年2月20日；访问张申府谈话记录，1961年1月27日。
〔14〕天津《益世报》，1921年8月16日。
〔15〕《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1月出版，第19页。
〔16〕天津《益世报》，1921年12月23日。
2007/09/10
第六章赴欧和入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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