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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五四风暴

  周恩来这次从日本归国,是为了进刚创办的南开学校大学部读书。这时离学校开学的时间还早,所以他没有直接回天津,而是从日本坐轮船到大连,先去沈阳看望伯父。接着,又到哈尔滨东华学校做客。那所学校的校长和大多数教师是南开学校的毕业生。他们都很热情地欢迎他。周恩来几乎被留在那里工作。〔1〕

  就在这个时候,一场席卷神州大地的巨大风暴突然来临,改变了周恩来的生活道路。这便是伟大的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的发生,是中国人民长期以来对帝国主义侵略和政府卖国罪行郁积着的愤怒的大爆发。本来,中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对德宣战,应该是“战胜国”之一;可是在战后的巴黎和会上,列强却把德国从中国山东攫取的权益转交给日本。消息传来,整个中国立刻沸腾起来。站在爱国运动前列的是各级学校的青年学生。

  五月四日那天,愤怒的学生群众在北京首先喊出“拒绝巴黎和会签字”、“收回山东权利”、“惩办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的口号。他们在示威游行后,火烧曹汝霖的住宅,痛打章宗祥,被卖国政府拘捕三十多人。

  事件立刻震动了全国,也震动了天津。七月,天津各校学生举行示威游行。十四日,天津中等以上学生联合会成立,谌志笃、马骏当选为正副会长。二十三日,十五所大中学校的一万多名学生罢课。二十五日,以女校学生为主体的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成立,选出刘清扬、李毅韬为正副会长,郭隆真、张若名、邓文淑(颖超)为评议委员。邓颖超还担任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的讲演队长。在两会的领导下,热血沸腾的男女学生分别组织讲演队,到公共场所作宣传,沉痛诉说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经过,揭露政府的卖国罪行,要求各界奋起救国,在社会上产生巨大的影响。

  六月初以后,运动向更广泛的社会阶层扩展。九日,在天津河北公园举行有两万多人参加的公民大会。十日,全市商店宣布罢市。十八日,成立天津各界联合会。二十七日,马骏、刘清扬等十名天津代表在北京参加向总统府的请愿,要求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他们和各地代表一起,坚持斗争到第二天晚上。后来,中国参加巴黎和会的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处于被统治状态的民众,以如此广泛的群众规模行动起来,直接干预政治,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周恩来从东北回到天津。〔1〕五月十七日,他到南开学校参加了“敬业乐群会”的茶话会。他这时还没有入学,只有一个校友的身分;但对这样一场热烈的爱国学生运动,他难以置身事外。在他给留日南开同学的信中说:“我是现在天天到南开去的。”〔2〕他曾联络南开校友共同反对学校接受曹汝霖的捐款和让曹担任校董。六月下旬,马骏、刘清扬等代表赴京时,他也赶到车站送行。

  七月初,省教育当局召集天津各学校校长开会,决定提前放暑假,推迟开学。这一措施的目的,是要让学生分散。放假后,学生纷纷离校。不少人看到卖国贼曹、陆、章已被免职,巴黎和会上也已拒绝签字,运动又已进行了两个多月,斗争情绪开始松懈。学联负责人鉴于这种情况,鼓励运动中的骨干分子搬进南开学校居住,集中办公。在南开学校举行的一次茶话会上,周恩来对斗争的下一步提出建议:“宜审慎,有恒心,有胆力,方能成功。”〔3〕

  为着把运动坚持下去并引向深入,六月下旬,学联决定创办《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周恩来虽然仍没有入学,但他在南开学校曾先后主办《敬业》和《校风》,他的才能为许多人所熟知。所以,谌志笃、马骏去看他,邀请他出来主办这份报纸。周恩来答应得很爽快。他说:《学生联合会报》是非常必要的,要想学生爱国运动能坚持下去,必须注意爱国教育。同学们既然需要我编辑学生会报,我愿与大家共同努力,负些责任是义不容辞的。随后,他也搬进南开学校和学生运动中许多骨干分子一起居住,还劝说已在南京金陵大学读书、回天津度假的南开学校老同学潘世纶(述庵)留下来,帮他一起办报。

  要创办这样一份报纸是不容易的。一无经费,二无纸张,三没有印刷厂,四要向警察厅立案,这些都是难题。可是,在周恩来等的细心筹划和奔走下,问题一一得到了解决。

  潘世纶在回忆时感慨地谈到:那时参加学联的人很复杂,爱出风头的、锋芒毕露的、争权夺利的有的是。周恩来却不是这样。他不怕麻烦,不辞劳苦,踏踏实实,埋头苦干,当无名英雄。他搞什么活动都专心致志,非常热心,几乎把全部心血都用到工作上。办报纸是个苦差事,编排、撰写、校对、印刷、出售等杂七杂八的事都由他一个人管,往往从深夜赶到清晨,饿了就吃个烧饼、烤山芋,从没有下过小馆吃饭。他写文章又快又好。当大家没有主意时,他会出新主意。所以,许多人尊重他,有事愿找他。

  《会报》发刊前,为了扩大宣传,在七月十二日的《南开日刊》上发表了周恩来起草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发刊旨趣》。他把“这次全国学生自动的事业”同“日本的米骚风潮、朝鲜的独立运动”并提,指出:“这都是受世界新思潮的波动,在东亚历史上增加些国民自觉的事绩。”从这里也可以看到日本米骚动给他的印象是很深刻的。《发刊旨趣》宣布:《会报》将“本民主主义的精神发表一切主张”,“本‘革心’同‘革新’的精神立为主旨”。什么是“革新”?就是要改造社会。什么是“革心”?就是要从改造学生自身的思想着手。“至于一切的研究,还是须求社会的帮助,指导我们,以便共同得着大家新生命的所在。”〔4〕如果同早年在南开学校求学时相比,他这时的思想和视野显然已开阔得多了。

  这篇《发刊旨趣》发表后,天津各大报纸纷纷转载,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大批订报的函件纷纷寄来。根据该报记载,订户有四五千份,不仅有学生,而且有铁路员工、邮电职员、爱国资本家和家庭妇女;不仅有天津的,而且有北京、保定以至上海的。

  七月二十一日《天津学生联合会报》正式创刊。报纸最初是日刊(九月二十二日受警方干涉而被迫休刊,十月七日复刊后改为三日刊,出了两期后又恢复为日刊),辟有主张、时评、新思潮、新闻、国民常识、函电、文艺、翻译八个栏目。创刊号上发表了周恩来撰写的以《革心!革新!》为题的发刊词。马骏看后,兴奋地说:这篇社论真带劲!这比我们站在几千人面前大喊一阵,可有用得多!《少年世界》说:“天津学生办的报有点价值的自然要算这报了。”〔5〕上海的《新人》杂志说:《会报》和女界爱国同志会的《醒世周刊》“这两种刊物都是很有精神,《学生会日报》(即指《会报》——编者注)比较的更为敢言”。其“‘主张’与‘评论’二栏又有特色。敢说是全国的学生会报冠”。〔6〕

  山东问题是当时全国人民关注的焦点所在。八月初,山东戒严司令、济南镇守使马良悍然宣布全省戒严,残酷镇压当地的爱国运动,并且捕杀了回教救国后援会会长马云亭等三人。消息传到天津,爱国群众人人义愤填膺,学生运动重新高涨起来。六日,周恩来在《会报》上发表《黑暗势力》一文,大声疾呼:“国民啊!国民啊!黑暗势力‘排山倒海’的来了。”“我们应当怎样防御啊?要有预备!要有办法!要有牺牲!推倒安福派,推倒安福派所倚仗的首领,推倒安福派所凭借的军阀,推倒安福派所请来的外力。国民自觉!国民自觉!现在就是时候了。”〔7〕三天后,该报又发表一篇《讨安福派的办法》,写道:单靠打电报、发宣言、上请愿书,是不能去掉安福派的。“我们当知道,我们所恃的是群众运动。”并且响亮地喊出:“罢工!罢市!不纳税!罢课!种种的举动,那才真足以致安福派的死命。”〔8〕

  经过天津学联和女界爱国同志会共同商定,再次派出刘清扬、郭隆真等十人赴京请愿。她们和北京代表十五人一起,在八月二十三日到总统府递送请愿书,要求严惩马良以平民愤。代表们在总统府守候了一天,北洋政府却出动军警,将代表全部逮捕。

  消息传到天津,各校代表都异常激动,周恩来却冷静地说:“这正是掀起继续加强爱国运动的时机,用不着惊慌紧张,依照计划进行就是了。被捕,只要经得起考验,不算什么!但营救他们是我们的责任。”

  《学生联合会报》的号外出来了!人们奔走相告。二十六日,京津学生二千多人推马骏为总指挥,在北京包围总统府、国会和国务院。斗争坚持了三天。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调动数千名全副武装的军、警、保安队,再加派骑兵,把请愿群众驱赶到天安门前,用木棍和枪托演出了一场“全武行”,打伤学生一百多人,强行逮捕马骏等代表。马骏因此得到一个“马天安”的响亮的外号。为了救援这些代表,天津学生五六百人再次赶往北京。这一次,周恩来也去了。他们同北京各界代表一起,连日在总统府门外露宿请愿,要求释放被捕代表。全国各地也纷纷声援。三十日,两次被捕的代表终于都得到释放。

  这个回合的斗争胜利了。九月二日,周恩来和郭隆真、张若名、谌伊勋(小岑)等七人一起坐火车从北京返津。归途中,他们热烈地交谈着。以前,由于封建习俗的束缚,男女学生不能在同一个团体中活动,只能分别参加天津学联和女界爱国同志会。在实际斗争中,这个界限被一步步冲破。八月间,曾有过酝酿:想在天津发行两种小册子,不分男女界限,都用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和天津学生联合会的名义来组织。这时,张若名提出:将两个团体合并起来。周恩来主张:学习北京的经验,从两个团体中选出一些骨干分子,组成一个比学联等更严密的团体,从事科学和新思潮的研究,并出版一种刊物。周恩来的这个倡议,得到大家的赞同。这便是觉悟社的由来。

  在历史上不乏这样的例子:一次群众运动风暴的猛烈冲刷,可以在短时间内使如此众多的人们思想上发生急遽的变化。这是和平时期多少年也难以达到的。在运动的高潮中,一场场尖锐的冲突,一幕幕激烈的斗争场面,在人们面前提出了无数的问号,迫使他们去严肃地思索。当运动稍稍平静时,一些先进分子就带着头脑里积存下来的这些问题,如饥似渴地重新学习。而运动高潮中,那些热烈的群众场面又帮助他们从原来比较窄小的圈子里冲破出来,卷进广阔得多的天地,和许多志同道合的人聚在一起,建立起一种新的关系。在五四运动中,我们到处可以看到这种现象,觉悟社的成立便是其中的一个。

  经过十多天的准备,九月十六日,他们在天津学生联合会开学生杂志筹备委员会,决定出版一种不定期的小册子,名叫《觉悟》。它不再用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和天津学生联合会的名义和范围来约束,而成为一个独立的团体,叫做“觉悟社”。最早的会员共二十人。为了表示男女平等,男女会员各十人。他们中有:周恩来、邓颖超、马骏、郭隆真、刘清扬、张若名、李毅韬、谌志笃、谌小岑、潘世纶、李锡锦、关锡斌、李震瀛等。这样,觉悟社便正式成立了。根据会上讨论后的共同看法,推举周恩来起草《觉悟的宣言》。

  “觉悟”,这在当时的进步青年中是一个十分流行的名词。《宣言》劈头写道:“‘觉悟’的声浪,在二十世纪新潮流中,澎渤得很厉害。我们中国自从去岁受欧战媾和的影响,一般稍具普通常识的人,也随着生了一种很深刻的觉悟:凡是不合于现代进化的军国主义、资产阶级、党阀、官僚、男女不平等界限、顽固思想、旧道德、旧伦常……全认他为应该铲除应该改革的。有了这种‘觉悟’,遂酝酿成这次全国的‘学潮’,冲动了全国的学生界,人人全想向‘觉悟’方面走。”〔9〕

  它宣布觉悟社的宗旨是“要本‘革心’‘革新’的精神,求大家的‘自觉’‘自决’”。为着实现这个宗旨,采取的方法有四:“一、取共同研究的态度,发表一切主张;二、对社会一切应用生活,取评论的态度;三、介绍社外人的言论——著作同讲演;四、灌输世界新思潮”。〔9〕

  觉悟社一成立,第一个活动是请李大钊在九月二十一日到觉悟社讲话。那是觉悟社成立后的第五天。李大钊是北京大学的教授,是五四运动中有着很高声望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对觉悟社不分男女的组合和出版刊物的做法非常赞成。会上并提出要分类研究问题等许多具体建议。

  九月二十五日,南开学校大学部开学,设文、理、商三科,学制四年,学生共九十六人,教师十七人。周恩来已在这月八日注册入学,学号是六十二号,进该校文科学习。隔了几天,大学部决定改名南开大学,并在十一月二十五日召开南开大学成立大会。周恩来是南开大学的第一期学生。

  开学后,学生从四面八方回到学校,学生运动又迅速高涨起来。为着继续声讨马良在山东的罪行,天津学生代表郭隆真、黄正品、关锡斌等同山东、上海等地代表于十月一日再度前往北京,到总统府请愿,全部被捕。周恩来这次也同代表们一起到北京,负责通信联络。七日,被捕代表获释。十日,天津各校学生和各界群众四五万人齐集南开大操场举行共和八周年的纪念会。会后游行,遭到保安队、警察的拦阻和殴击,邓颖超等十一人受伤。邓颖超被殴打时吐了血。游行队伍继续行进到警察厅,推周恩来、李毅韬等四人为代表,进警察厅提出质问。十三日,天津学联和女界爱国同志会宣布罢课四天,《停课宣言》是周恩来起草的。十七日起,又继续罢课两天。这二十多天内,觉悟社的社员几乎全力投入这场群众斗争,觉悟社本身的活动暂时停顿下来。

  十月下旬起的两个多月,是觉悟社活动的高峰时期。它的主要内容有:第一,请社外名人演讲。除李大钊外,曾请徐谦讲《救国问题》,包世杰讲《对于新潮流的感想》,周作人讲《日本新村的精神》,钱玄同讲《研究白话文学》,刘半农讲《白话诗》等。第二,确定固定会所,设立共同的图书室。社员将各人的书籍杂志交给图书委员,备大家共同阅读。第三,开各种问题的讨论会。题目先后有:学生的根本觉悟、家庭改造、共同生活、工读主义等。讨论的方法:有全体会,有分组会,有报告,有批评,也有“忏悔”(就是自我批评)。第四,在一月二十日出版了《觉悟》的第一期。讨论会的结果,有些就写成文章在《觉悟》上发表,如第一期的《学生的根本觉悟》便是。社员还用抽签的办法,决定代表各人的号码。在《觉悟》上发表文章时,姓名就用号码来代替。周恩来抽到的是五号,使用了“伍豪”的代名。第五,继续发展会员。并且规定:新社员的“资格必当具有‘牺牲’、‘奋斗’、批评同受批评的精神”。〔9〕邓颖超后来说过:觉悟社“只做过那些事情。那时候我们还是学生,活动以搞学生会为主,不可能有更多的时间从事社会活动”。〔10〕

  觉悟社成立不久,就引起许多人的注意。十一月二十五日,北京《晨报》把觉悟社称作“天津的小明星”,并且写道:“该社产生了三个月。会员是天津学界中最优秀、纯洁、奋斗、觉悟的青年。”“他们抱了时时觉悟、刻刻觉悟的决心,所以叫做觉悟社。”

  觉悟社的社员,一般都有这种改造社会的愿望和奋发向上的精神。但也要看到:他们大多还处在比较幼稚的启蒙时期,很少人像周恩来那样在日本已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各人的想法也不尽相同,所以严格说来仍缺乏同一的奋斗目标和途径。邓颖超生动地描述过这种情况:

  “五四运动是思想解放运动。一解放,就像大水奔流。那时的思想,受到长期禁锢,像小脚妇女把脚裹住,放开以后,不知怎么走路,有倒的,有歪的,也有跌跤的。那时是百家争鸣,各种思潮都有。我们也是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的。”〔11〕“当时我们的思想还处于启蒙时期,就是说还不明确,不肯定,思想还在变动着,发展着。”〔10〕

  刘清扬也有过一段描写:

  “以后我们常在一起开会、谈论和研究一些新思潮。那时我们都很幼稚,只有满腔的爱国热情,还没有一定的信仰。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等,什么都谈论。共产主义是什么,我们都不懂得。”〔12〕

  这些一点也不奇怪。人们的思想都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在五四运动那样的启蒙时期尤其是这样。这些青年人在一起,热烈地谈论着各种新思潮,思想那么活跃。但在众多的新思潮中什么才是科学的真理,人们并不能一下就认识和分辨清楚。就是周恩来,虽然已经比较多地接触马克思主义,远远地走在其他人的前面,但他的思想也没有最后确定下来,还在继续探索的过程中。

  这时,爱国群众运动的浪潮还在继续向前汹涌推进。十一月十六日,日本军国主义者又制造了枪杀中国居民的福州惨案,举国为之震动。二十五日,天津学生一千多人游行讲演,散发传单,声援福建人民。十二月十日,由男女学生合组的天津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号召抵制日货。十五日,周恩来作为新学联的执行科长,到天津总商会讨论抵制日货的具体措施。二十日,在南开操场召开有十多万人参加的国民大会,当场焚烧在街市检查所得的十多卡车日货。广场上烈焰飞腾,火光冲天,堆积如山的日货顿时付之一炬。会后又举行浩浩荡荡的示威游行。二十七日,天津各界群众数万人在南开操场举行第二次国民大会。会后游行,并高呼“救亡!爱国!牺牲!猛进!”等口号。

  外号“杨梆子”的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下决心对爱国运动进行更严厉的镇压。一九二○年一月二十三日,学联调查员在魁发成洋货庄检查日货,遭到闯入的三个日本浪人的毒打。各界代表向省公署请愿时,军警又殴打学生,并逮捕了各界代表马骏、马千里等二十人。二十五日,当局将天津各界联合会、学生联合会等的办事机构一律查封,并且张贴布告:“天津学生联合会、天津各界联合会、国民大会,均未经呈请令准有案,即属违犯法令。”今后,“举凡非法及未经立案各团体,一律解散取消。如有私行集会、结社、屋外集合或粘贴图画以及言语形容有扰害煽动之作用者,一律依法究惩,决不姑息!”

  局势已经很险恶了!反抗却没有停息。一月二十九日,各校学生五六千人集合后,以周恩来为总指挥,奔赴直隶省公署请愿。群众推出周恩来、郭隆真、于兰渚(方舟)、张若名四人为代表。他们不顾军警的阻拦,强行闯入省公署,全部遭到逮捕。军警随着就冲入手无寸铁的学生队伍中,用枪托刺刀横击直刺,重伤学生五十余人,造成天津“一·二九”流血惨案。

  反动统治者是最愚蠢的。他们总是不断地用这类野蛮暴行给越来越多的人上课,驱使他们走上坚决反抗反动统治者的道路。邓颖超后来讲到这次事件时说:“从此我们更认识了反动政府的狰狞面目,认识了爱国自由和民主权利决不是不经过斗争和流血,就能轻易得到的。”〔13〕

  这是周恩来第一次遭受反动当局逮捕。

  被捕后,他们同原先被捕的代表一起,先被关押在警察厅的营务处,彼此不能见面,不能交谈。反动当局采取拖延的办法,既不转交法庭公开“讯问”,又不释放,一直拖了两个多月。四月二日,周恩来和难友们经过秘密联络,发动绝食斗争。他们分别向警厅宣告:被拘七十多天,没有受到正式审判,这是违背民国约法和新刑律的规定的。因此,限警厅在三日内举行公审,否则就全体绝食。有些人在当天就开始绝食。五日,天津新学联代表谌志笃、邓颖超等二十四人又到警厅,要求替代被捕的二十四人入狱。由于被捕的人中有学生、教员、商人,在社会上有相当大的影响,反动当局不能不有所顾忌。七日,警厅被迫将被捕代表移送地方检察厅。

  送到检察厅后,拘留条件得到一些改善。经过被捕代表的坚持斗争,除女代表两人外,大家可以同住一处,自由往来,并且能够阅读书报。他们共同议定:每天早晨做体操,每晚举行全体会议,并推举周恩来、马千里、于兰渚三人主办读书团,带领大家研究社会问题。又议决每星期一、三、五开演讲会,介绍各种新思潮。

  于是,一种特殊条件下的学习活动开始了。当世界工业革命史讲完后,周恩来在五月二十八日、三十一日,六月二日、四日、七日,分五次作了介绍马克思学说的讲演。所讲内容,据周恩来当时编写的《检厅日录》记载,有:历史上经济组织的变迁,马克思传记,唯物史观的总论和阶级竞争史,经济论中的余工余值说(即剩余价值学说——编者注)、《资本论》和资产集中说。在当时的中国,能作这样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系统讲演的人是不多的。周恩来所以能在被监禁的条件下做到这一点,自然同他在日本时已研究过马克思的学说有关。

  七月六日,检察官对周恩来等提起公诉。著名律师刘崇佑为他们作了有力的辩护。十七日,天津地方审判厅仍以所谓“骚扰罪”判处被捕代表徒刑,其中周恩来被判处有期徒刑两个月。邓颖超在回忆中说:“公审的那一天,法庭上挤满了旁听的人群。天津河北三马路上的地方审判厅的外面,站立着伫候消息、声援代表的男女学生和各界的广大队伍。当局也感到众怒难犯,决心释放被禁的代表。但他们还是死要面子,不肯承认自己做下的错事,强把捏造的罪名,加在各个代表的身上,判定了若干日的拘禁,而这判定的日期恰恰和他们已被禁的日数相等。于是法官宣布期满释放。”〔14〕

  从一月二十九日到七月十七日,周恩来失去自由。这半年对他很有好处。他利用这段被羁押的时间,重新思考了许多问题。出狱一年多后,他在一封讲到自己的共产主义信念的信中说:“思想是颤动于狱中。”〔15〕入狱前,他是一个关心国家命运和社会改造、积极参加进步活动的学生;出狱后,他就逐步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他又说过:一种革命意识的萌芽,“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16〕可见,这个时期的思考对他此后的一生有着多么重要的意义。

  周恩来出狱后,觉悟社在八月初召开一次全体会议,出席的社员有十四人。周恩来在讲话中说:只有把五四运动以后在全国各地产生的大小进步团体联合起来,采取共同行动,才能改造旧的中国,挽救中国的危亡。并且指出:当时团体虽多,但思想复杂,必须加以改造,才能真正团结起来,为这个目标而奋斗。他把这一切概括为“改造”和“联合”四个字。会后,觉悟社十一个社员来到北京。十六日上午,在北京陶然亭约请少年中国学会、青年工读互助团、曙光社、人道社的二十多人集会。先由邓颖超报告觉悟社的组织经过和一年来的活动。然后由周恩来对觉悟社提出的“改造联合”的主张作了说明。李大钊在会上也讲了话。他特别强调主义的重要性:“主义不明,对内既不足以齐一全体之心志,对外又不足与人为联合之行动。”最后由这些团体共同发表《改造联合宣言》和《改造联合约章》,宣布要联合各地主张革新的团体,分工合作,来实行社会改造,并且喊出“到民间去”的口号。

  周恩来这时的生活依然十分俭朴。他经常穿一件白布衣,着一双干净的旧皮鞋。平时出门,总是步行。他说:“这样做,既节省经济,对锻炼身体也有好处。人既生了一双脚,就是要用来走路的,‘用进废退’,不肯走路就要退化。”他的宿舍十分简单,一张单人床,一张书桌,一条凳子,桌上的书籍和文具都放得整整齐齐。他常对周围的朋友说:“一个青年,不以国家民族的存亡为念,只追求个人享受,是不对的。”

  与此同时,周恩来也在积极准备到欧洲去求学。那时候,国内正掀起一个赴法勤工俭学的热潮。周恩来在狱中就有了远涉重洋赴欧求学的想法。准备前往法国勤工俭学的李愚如六月初在行前到监狱去看望周恩来。周恩来听到后十分兴奋,在狱中用两个小时写了一首白话诗送给她。诗中说到:“三月后,马赛海岸,巴黎郊外,我或者能把你看。”〔17〕

  他出狱后,严修向张伯苓提出,推荐两个南开学生出洋留学,一个是周恩来,一个是李福景。他还给中国驻英公使顾维钧写介绍周恩来和李福景的信。为了在经济上资助他们,严修在南开学校特设“范孙奖学金”,给了他们很大帮助。周恩来后来说:“当时有朋友提到,我用严修的钱,却成为一个共产党人。严修回答说:‘人各有志,不能相强。’”〔18〕周恩来的二堂伯周龢鼐一直很关心他,也给了他帮助。周恩来在行前又同天津的《益世报》商定,当他们的旅欧通讯员,经常为他们撰写通信,以所得的稿费补贴旅欧的生活费用。

  十月八日,他和李福景同到华法教育会办理赴法证明。十月中旬,离开天津,到上海候船赴法。

  为什么要到欧洲去求学?周恩来到欧洲后不久给表兄陈式周的一封信中说:“主要意旨,唯在求实学以谋自立,虔心考查以求了解彼邦社会真相暨解决诸道,而思所以应用之于吾民族间者。”〔19〕周恩来从来是注重实际的。他已经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现在想到马克思的故乡——欧洲,去实地考察一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真相,进一步了解欧洲各种改造社会的学说主张,经过充分的比较和选择,来最后确定自己所要走的道路,把它应用到中国来,寻求拯救中华的具体途径。

  【参考文献】

  〔1〕访问周恩寿(同宇)谈话记录,1982年9月17日。

  〔2〕《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1月版,第3页。

  〔3〕《南开日刊》,1919年7月7日。

  〔4〕《南开日刊》,1919年7月12日。

  〔5〕《少年世界》,第1卷第1期,1920年1月。

  〔6〕《新人》月刊,第1卷第4号,1920年8月18日。

  〔7〕《天津学生联合会报》,1919年8月6日。

  〔8〕《天津学生联合会报》,1919年8月9日。

  〔9〕《觉悟》创刊号,1920年1月20日。

  〔10〕访问邓颖超谈话记录,1957年5月。

  〔11〕邓颖超在五四时期老同志座谈会上的发言,1979年5月4日,载《五四运动回忆录》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11月版,第10页。

  〔12〕刘清扬:《觉醒了的天津人民》,《五四运动回忆录》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3月版,第553页。

  〔13〕邓颖超:《五四运动的回忆》,《五四运动回忆录》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3月版,第73页。

  〔14〕邓颖超:《漫话五四当年》,《五四运动回忆录》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3月版,第530页。

  〔15〕《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1月版,第49页。

  〔16〕曾敏之:《谈判生涯老了周恩来》,《文萃》第31期,1946年5月23日。

  〔17〕《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1月版,第10页。

  〔18〕严仁赓:《周恩来与严修》,《党的文献》1990年第4期。

  〔19〕《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1月版,第23—24页。

  2007/09/10

  第五章五四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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