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七年六月，周恩来以优良的成绩从南开学校毕业，并以“国文最佳者”获得特别奖。他的毕业证书上写着：“中学部学生周恩来，年十九岁，浙江省绍（兴）县人，于中华民国六年六月业将功课肄习完毕，计得毕业分数八十九分七二。”〔1〕
四年的南开学习生活结束了，毕业后该怎么办？这是放在周恩来面前的难题。他还年轻，并且有着远大的抱负，希望能继续求学，但他的家境却那么贫寒，难以给他多少支持。这时，友人借给一笔路费，帮助他去日本求学。
日本是中国的近邻，过去也蒙受过外国列强的欺凌，明治维新后却一天天兴盛起来。中日之间相距很近，路费也比较省。周恩来很想去看看他们为什么能富强起来，从中思考中国今后该走什么路。那时，中日两国之间有一个由日本政府指定学校为中国代培留学生的协定。协定中规定：中国学生凡能考取指定的日本大专学校之一的，可以享受官费待遇，直到学成返国为止。如能得到这个待遇，他在日本求学的费用问题就解决了。所以他很想试试，到日本去报考官费留学。
这时，周贻赓已被调充奉天全省清丈总局西安清丈行局科员，在一九一六年三月只身赴东北就任。〔2〕周恩来对伯父几年来的抚养很感激。出国前，他先到东北探望伯父，并回沈阳母校同师友相见。他在八月三十日给同学写下的临别赠言是：“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3〕
九月，他由天津登轮东渡。临行前夕，写下了那首抒发他青年时期救国抱负的著名诗篇：“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3〕
南开学校毕业生在日本留学的很多，不少人原是周恩来的好友。他的同班同学王朴山只比他早到东京三天。南开创办人严修的儿子严智开（季冲）正在东京美术学校学习，快要毕业了。其他同学还有童启颜（冠贤）、陈钢（铁卿）、张鸿诰、张瑞峰、高仁山、吴瀚涛、刘东美、杨伯安等。在东京，有着南开同学会的组织，总干事是童启颜。周恩来去后不久，被选为评议员。因为同学多，所以虽在异国，还能得到不少照顾和帮助。
那时去日本留学的人多，所以住处很紧张。周恩来在东京神田区一家家具店的二楼，同一个早住在这里的姓陈的中国留学生挤住在一个“贷间”（日本有些房主将多余的住房出租，并承办租客的伙食和一般生活照料，称为“贷间”）里。以后为了寻找房租便宜的地方，又多次移居。十月间，他进入同在神田区的仲猿乐街七号的东亚高等预备学校补习大学考试的科目，主要是学习日文，也复习一些其他课程。这不仅因为日文是他在日本生活和求学必须具有的条件，是日本大专学校入学考试的重要科目，而且还因为他在南开学校所学的数学、物理、化学等科使用的词语都是英文的，如果不学习日文，对其他科目的考试也会带来很大的困难。
他准备报考的是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和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如果考取其中的一所，就可以得到官费学习的待遇。在南开学校时和他同住过一间宿舍的同学张鸿诰也准备考这两所学校。
周恩来十分明白：他到日本来求学很不容易。日本学校的考期越来越临近，家里的景况一天比一天困难，使他忧心如焚。他在一九一八年一月的日记里写道：“我现在惟有将家里这样的事情天天放在心上，时时刻刻去用功。今年果真要考上官费，那时候心就安多了，一步一步的向上走，或者也有个报恩的日子。如今我搬到这个贷间来，用度既省，地方又清静，正好是我埋头用功的日子。”〔4〕同月的日记里又写道：“我想我现在已经来了四个多月了，日文日语一点儿长进还没有，眼见着高师考试快到了，要再不加紧用功，不要（说）没有丝毫取的望，就是下场的望恐怕也没了。”“我一个人，除了念书，还有什么事做呢？用功呀，用功呀，时候不再给我留了。”〔5〕
但他又不愿意一味地死读书。他来到异国他乡，总想多从周围的实际生活中去学习。他到日本后曾给南开学校同班同学沈天民写了一封长信，并附寄一本英文版的《日本时代精神》。他同在东京的南开同学往还密切，经常到中华青年会去看报，注意观察日本社会。他在日记中写道：
“无处不可以求学问，又何必终日守着课本儿叫做求学呢？我自从来日本之后，觉得事事都可以用求学的眼光看。日本人的一举一动，一切的行事，我们留学的人都应该注意。我每天看报的时刻总要用一点多钟。虽说是光阴可贵，然而他们的国情，总是应该知道的。”〔6〕
“大凡天下的人有真正本事的，必定是能涵养能虚心。看定一种事情应该去做的，就拼命去做，不计利害；不应该做的，便躲着不出头，或是极力反对。这样子人总是心里头有一定主见，轻易不肯改变的。成败固然是不足论事，然而当着他活的时候，总要想他所办的事成功，不能因为有折磨便灰心，也不能因为有小小的成功便满足。梁任公有一句诗：‘世界无穷愿无尽’，我是很赞成的。盖现在的人总要有个志向，平常的人不过是吃饱了，穿足了，便以为了事。有大志向的人，便想去救国，尽力社会。”〔7〕
由于虚心观察，使周恩来得到一些新的认识。原先在国内，他受过社会上一种流行看法的影响，以为中国太弱了，“军国”这种主张未必不是救中国的一种办法，但对它并没有多少具体的了解。到日本后，经过实地观察，他很快看到：“日本也是行军国主义的国。军国主义的第一个条件是‘有强权无公理’的。两个军国主义的政策碰到一块儿，自然是要比比谁强谁弱了，而且军国主义必定是扩张领土为最要的事。”“将来欧战完后，德意志的军国主义保怕难保得住了，日本的军国主义不知又教谁打呢？军国主义在二十世纪上我看是绝对不能存留了。我从前所想的‘军国’‘贤人政治’这两种主义可以救中国的，现在想想实在是大错了。”〔8〕
那么，中国真正的出路在哪里？同当时中国绝大多数先进分子一样，他一时还没有找到正确的答案。
这真是一个艰难而痛苦的摸索过程，中间甚至也不是没有过彷徨和曲折。在他到日本后不久有一个短时间，由于个人的境遇和家庭的景况，苦闷几乎达到极点。一九一八年一月八日，堂弟来信，告诉他在家久病的叔父贻奎去世了。他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我身在海外，猛然接着这个恶消息，那时候心中不知是痛是悲，好像是已没了知觉的一样。”〔9〕第二天写道：“想起家中一个要紧的男子也没有，后事如何了法？这几年来八伯（指周贻奎——编者注）同八妈的苦处已算受尽了，债务天天逼着，钱是没有，一家几口子饭是要吃的，当也当净了，卖也卖绝了，借是没处借，赊是没处赊，不要说脸面是没了，就是不要脸向人家去要饭吃，恐怕也没有地方去要。八伯这个病，虽说老病，然而病到现在何曾用一个钱去医治的呢？简直说是穷死了。”〔10〕接着，又写道：“连着这三天，夜里总没有睡着，越想越难受。家里头不知是什么样子，四伯急得更不用说了，只恨我身在海外，不能够立时回去帮着四伯、干爹（指周贻赓和周劭纲——编者注）做一点事儿。如今处着这个地位，是进不得也退不得。”〔4〕再加上初到异国的孤寂之感，使他一度考虑过：能不能用当时日本流行的佛教“无生”思想来摆脱自己内心难以忍受的痛苦。
可是，像他这样一个对祖国、对亲人怀着如此深挚而热烈的感情的人，又怎么能从这里找到什么解脱呢？这只是他摸索前进过程中一个短暂的插曲，很快就被抛弃了。在他稍后的日记中留下了这样一段记录：
“以后我搬到神田住，忽然又为孤单独处的缘故，看着世上一切的事情，都是走绕道。‘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不如排弃万有，走那‘无生’的道儿，较着像少事的。闹了多少日子，总破不开情关，与人类总断不绝关系。虽不能像释迦所说‘世界上有一人不成佛，我即不成佛’那么大；然而叫我将与我有缘的一一断绝，我就不能，哪能够再学达摩面壁呢？既不能去做，又不能不去想，这个苦处扰我到今年一月里才渐渐的打消了。”〔11〕
二月十一日，是农历戊午年的春节。中国的老话说：“一年之计在于春。”他在这天的日记里写道：“我平生最烦恶的是平常人立了志向不去行”，接着就写下了自己在新的一年的方针：“第一，想要想比现在还新的思想；第二，做要做现在最新的事情；第三，学要学离现在最近的学问。思想要自由，做事要实在，学问要真切。”〔12〕
这时，《新青年》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在过几天的日记中写道：“晨起读《新青年》，晚归复读之。于其中所持排孔、独身、文学革命诸主义极端的赞成。”〔11〕
一个人的生活中常常有这种看起来很奇怪的现象：当他还没有集中精力注意某一个问题时，有关的东西虽然也接触到，却会被忽略过去，没有留下多少印象；一旦他的注意力集中到这个问题上，原先被轻轻放过的东西，忽然都在他眼前跳动起来，对他产生异乎寻常的吸引力。
当周恩来在南开学校求学的后两年，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最初叫《青年》杂志）早已出版，但那时并没有引起他的注意。他说过：“从前我在国内的时候，因为学校里的事情忙，对于前年出版的《新青年》杂志没有什么特别的去注意。有时候从书铺里买来看时，亦不过过眼云烟，随看随忘的。”〔11〕他从天津临动身的时候，有朋友给了他一本《新青年》第三卷第四号。他带在赴日途中看看，很是喜欢。到东京后，又从严智开（季冲）那里见到《新青年》第三卷的全份，借回去看，受到一些启发，觉得“把我那从前的一切谬见打退了好多”。〔11〕但后来又放下了。到了这时，他在极端苦闷中把《新青年》第三卷重新找出来，又读了一遍。其中宣传的新思想强烈地吸引了他，使他顿时感到眼前变得豁然开朗。
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的心仍然要用在‘自然’的上，随着进化的轨道，去做那最新最近于大同理想的事情。”“这个月开月以来，觉得心里头安静了许多。这几天连着把三卷的《青年》仔细看了一遍，才知道我从前在国内所想的全是大差，毫无一事可以做标准的。来到日本所讲的‘无生’主义虽然是高超了许多，然而却不容易实行。总起来说，从前所想的、所行的、所学者全都是没有用的。从今后要按着二月十一日所定的三个主义去实行。决不固持旧有的与新的抗，也不可惜旧有的去恋念他。我愿意自今以后，为我的‘思想’、‘学问’、‘事业’去开一个新纪元才好呢！”〔11〕
那几天，他一直非常兴奋，非常激动。在日记中连续地写道：
“我自前天忽然的醒悟，将从前一切事体都看成了不足重的事，不足取的事，心里头非常的快活。‘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我这时候的思想与这句话一点儿也不错。我这时候的喜欢好像比平常人信宗教还高兴十倍。宗教家常说人要信宗教就是‘更生’‘重生’。我觉得我这回大领悟，将从前的全弃去了，另辟‘新思想’，求‘新学问’，做‘新事情’，实在是同‘重生’‘更生’一样子了。法国女优倍那儿常说自己是小儿。我今天借用他这句话。我看我自己现在实在是小儿了。哈哈！”〔13〕
“我现在心里非常快活。想起我从前所思、所学、所行，实在是一无可取。”“我但期望我的‘思’、‘学’、‘行’三者能顺着进化的轨道、自然的妙理去向前走。”〔14〕
在二月十五日那天日记的开头处，他兴奋地写下两句诗：“风雪残留犹未尽，一轮红日已东升！”〔11〕
是的，一片新的希望在他面前升起了。这种新的信念是他过去还不曾领略过的。因为他本来在精神上正处于极端的痛苦和烦闷中，这种新的信念带给他的震撼力量就格外巨大。
他开始确信：世界是合乎自然地、活泼泼地、永不停息地进化的，自己的思想、学问和事业都要毫不可惜地抛弃“旧”的，追求“新”的。这一切使他振奋，使他受到巨大的鼓舞。他觉得要重新考虑自己今后的生活道路。但严格地说，这个“新”的究竟是什么？对他说来，一时仍然是模糊的，不那么清晰的。
这以后几个星期，他集中精力投入东京高等师范的入学考试。考试是在三月四日至六日进行的，共考日语、数学、地理、历史、英语、物理、化学、博物八科，还进行了口试，结果没有被录取。这对他自然是个不小的打击。但他精神上并没有沮丧。他的同班好友张鸿诰虽然考取了高师物理科，却希望考入第一高等学校，以便将来可以上大学学工科。报考一高，必须先从高师退学，但将来能否考上一高又没有把握。张鸿诰很犹豫，征求周恩来的意见。周恩来劝他说：不能只顾一时的得失，动摇多年的志愿，应该考虑国家的需要和个人在哪一方面可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来决定取舍，你既能考上高师，为什么怕考不上一高？经他一说，张鸿诰下决心退掉高师的学籍，后来果然实现了他学工的宿愿。
考试结束后，他准备全力以赴地投入下一次考试的准备。他在日记中写道：“我自从考完了师范后，心里头非常的着急，以为七月里考第一高等，功课若不预备好了，定然没有取的希望。要打算取上，非从现在起起首用功，断然没有把握。”〔15〕他订了计划：每天读书十三小时半，休息和其他事三小时半，睡眠七小时。
但是，一场突发的爱国运动改变了周恩来在日本的全部生活。
大约从四月初开始，陆续传出消息说：日本政府准备同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秘密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共同出兵西伯利亚以镇压俄国革命。这个消息给了留日学生很大的震动。周恩来立刻注意到这件事。他在日记上记道：“阅英文报，知日政府又提出二十条要求于中国矣。”〔16〕又记道：“早起因思昨日日本要求事，我政府尚愦愦，奈何！”〔17〕
五月初，消息越传越紧了。周恩来五月二日的日记记道：“观报多时，国事益坏矣。”这时，第一高等学校的中国留学生首先发难，主张全体留学生离日归国以示抗议。他们派代表四出游说，并且发布传单征求各省同乡会、各校同窗会的意见。其他学校的学生也纷纷集会响应。有些激烈的学生破指写下血书。五月五日，留日各省及各校代表会议“以外患紧急，祖国危殆，群议组织团体，共图挽救之法”〔18〕，决议成立“大中华民国救国团”。六日，救国团成员四十多人在神田区的中国饭店维新号楼上召开秘密会议。日本警官和侦探数十人突然持刀冲入，拳打脚踢，并将与会学生全部双手反缚，送往西神田警署。途中经过中华青年会门口。中国留学生从二楼、三楼窗口下望，满怀悲痛。十日，传来消息：著名报人彭翼仲本月二日从轮船上蹈海而死。他的绝命诗中有这样两句：“霹雳一声中日约，亡奴何必更贪生？”〔19〕周恩来在当天日记中录下彭翼仲这两句绝命诗，这对他又是强烈的刺激。
十六日，段祺瑞不顾人民的反对，悍然同日本政府秘密签订这个协定。这使留日学生更加愤慨。许多留日学生罢学归国，先后达四百人。二十一日，十数校学生在北京举行示威游行，并派代表到上海，组成学生爱国会（以后改称学生救国会），成为促成第二年五四运动爆发的远因之一。李达、李汉俊、黄日葵等就是在这个运动的高潮中离日归国的。他们回国后，分别在上海和北京成为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宣传者。
这个巨大的波澜，一下子冲破并改变了周恩来原来的生活状况。周恩来有着强烈的爱国心。民族危亡的严酷现实使他的满腔热血沸腾起来，无法再沉下心来埋头准备考试。五月间，他的日记内容几乎全部是记载这次留日学生爱国运动的情况。他参加各种集会，散发爱国传单。五月十九日，又参加了留日学生中的爱国团体——新中学会。
新中学会以在日本的天津南开学校和天津法政学校毕业生为主体，中心人物童启颜（冠贤）、高仁山等是比周恩来早到日本半年的南开同学，同他都很熟识。他们在国外求学，亲眼看到日本军国主义者处心积虑要侵略中国，而国内的军阀政客却醉生梦死，只知卖国求荣，不顾人民死活，从而深感民族危机的严重。他们相逢在一起，就谈论国家大事，悲愤异常。童启颜、高仁山提议组织这个团体，借以敦品励学，积极救国，并用复兴意大利的三杰的故事以自励。新中学会的《会章》规定：以联络感情、砥砺品行、阐明学术、运用科学方法刷新中国为宗旨。所谓“刷新中国”，也就是改造中国。至于怎么改造中国，他们的答案还是笼统的，大体上还是科学救国、实业救国这些主张。他们吸收会员很慎重，看重的是个人品行是否纯正，同其他会员是否相知有素、感情笃厚。学会规定以“赤心”为会徽，表示赤胆忠心为国为民，同时也含有热烈、勇敢和会员间赤诚相见的意思。入会的那天，周恩来在会上发表了一篇讲演：
“我们中国所以如此的衰弱的缘故，全是因为不能图新，又不能保旧，又不能改良。泰西的文明所以能发达的原因是因为民族的变换、地势的迁移，互相竞争，才能够一天比一天新。中国的民族是一系的，地位是永据的，所以无进步而趋于保守。文化不进则退，所以旧的也不能保了。再说我们二千（年）的历史，思想学术全都是一孔之见。泰东西的文化比较我们的文化可以说新的太多。他们要是主宰中国，决不能像元、清两朝被中国的民性软化了。我们来到外洋求真学问，就应该造成一种泰东西的民族样子去主宰我们自己的民族，岂不叫比着外人强万倍不止了么？所以我刚入这会，见着这个‘新’字，心里头非常着痛快，望诸同志人人心中存着这‘新’字，中国才有望呢！”〔20〕
末了，他把两句话作为给其他会员的赠言：“哲学的思想，科学的能力。”〔20〕
新中学会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注重会员的集体生活。他们在东京早稻田租定一处会址，有十七八间房子，题为“新中寄庐”。每星期日上午，举行会员座谈会。讨论的题目，有时是国家大事，如凡尔赛会议有关中国的问题等；有时是个人学习心得。准时开会，准时散会，不许无故迟到早退。无故迟到的只能自觉地站在旁边，等主席招呼后方能入座。会员除确有困难者外，都搬到“新中寄庐”的宿舍中集体居住。宿舍内所有烧饭、洗碗、采买、看门、清洁卫生等工作，由会员轮流担任。各人所有的现款一律交公存储，大家按需支用，不许浪费。经济比较宽裕的会员还一次或分次缴付互济金，帮助有困难的会员的学膳等费。这一年四月，南开学校校董严修去北美考察教育路过东京时，周恩来每天都去看他，还亲手为他烧菜。严修笑着夸奖说：“翔宇的醋溜白菜真不错。”十二月，严修和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天津水产学校校长孙子文等访美回国路过东京时，再次见到周恩来，曾到“新中寄庐”参观并进午餐。这顿午餐，也是由周恩来和会员马洗凡、李峰等做的。张伯苓等很称赞这种集体生活，认为是新中国、新社会的开始。〔21〕
由于周恩来积极地投入爱国运动，对七月二日至三日的报考第一高等学校顾不上再做多少准备。考试结果，又因日文、日语的成绩不够好，没有录取。周恩来的心情自然很懊丧。他在日记中写道：“昨前两日试验失败，心中难堪异常。”〔22〕这时正在暑假中。七月二十八日，他离东京回国探亲，乘船渡海，到朝鲜釜山改搭火车。八月一日，回到天津。〔23〕
他在国内度过了一个多月。其间到北京住了一个星期，去看他的生父。九月四日，重新回到东京。
当他归国的这段时间内，在日本发生了席卷全国的米骚动。这次骚动的直接导因，是日本出兵西伯利亚后在国内大量收购军米，造成米价高涨。每升白米的价格，在春天是二角，到夏天就猛涨至五角五，短期内上升一倍多，严重影响了人民生计。七月下旬，骚动从富士县开始。八月中旬，在连续四天内，京都每天都有数千人袭击米店。这个风潮迅速扩及全国，在农村和煤矿工人中也都发生暴动。九月中旬，日本军队开枪镇压矿工，打死十三人。五十七天内，全国有三十三个县发生暴动。卷入这个事件的人数，将近占日本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这场骚动的规模在日本是空前的，对日本社会心理的影响也是异常深刻的。在米骚动中，日本社会结构的内部矛盾暴露得那样尖锐，那样清楚，社会主义思想得到更广泛的传播。
周恩来原来同许多留日学生一样，把日本看作中国学习的榜样，想从中找到救中国的出路。现在，在日本突然发生这样巨大的事变，强烈地吸引了他的注意力，把他的视野扩展到日益尖锐的社会问题上来。既然日本社会的发展道路并不是那样完美无缺，中国在考虑自己的未来前景时，自然也必须对社会问题给予严重的关注。这为他以后进一步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创造了重要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周恩来初到日本的时间是一九一七年十月，正是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夕。他后来同日本朋友谈话时说到过：“我来日本不久，刚好十月革命就爆发了。”“关于十月革命的介绍，我在日本报纸上看到一些。那时叫‘过激党’，把红军叫‘赤军’。”〔24〕但他最初对这些似乎没有给以太多的关心，在他思想上似乎也没有造成多大的影响。一九一八年四月二十三日的晚上，他到东京堂去买书，随便看看新出的杂志。从《露西亚研究》这本刊物中偶然看到一篇论述俄国党派情况的文章。这篇文章给他留下比较深的印象。回来后，他在日记中凭追忆写下了八百多字的详细摘要，里面说：
“政府越压制的利（厉）害，国民想改革的心越发坚固。百折不磨的精神，一直等到去年的春天居然把俄罗斯皇帝的位子推翻了。”
“一个叫做社会民主党。这党中分做两派，一派是‘过激派’，他的主义是主张完全的民主，破除资产阶级的制度，实行用武力去解决一切党纲。他的行为大半与社会革命党很接近，党魁就是现执政的赖宁（即列宁——编者注）。还有一派是温和派，他的主义是民主如办不到，仍主张君主立宪，资产阶级的破除须与有资产的人接近。”
“俄国现在的各党派除了保皇党少数人外，大宗旨全不出于‘自由’‘民本’两主义。按现在情形说，君主立宪的希望恐怕已没有再生的机会。过激派的宗旨最合劳农两派人的心理，所以势力一天比一天大。资产阶级制度，宗教的约束，全都打破了。世界实行社会主义的国家，恐怕要拿俄罗斯作头一个试验场了。”〔25〕
但这以后没有几天，反对中日军事协定的巨大风潮掀起，转移了他的注意力，对这个问题没有来得及进一步去探讨。九月初重新回到日本，由于亲眼看到米骚动中暴露出来的严重社会问题，使他对这个问题有了更多的关心。他在十月的日记上写道：“二十年华识真理，于今虽晚尚非迟。”〔26〕可见他的思想在这时有了一个变化。
他阅读约翰·里德写的反映俄国十月革命的《震动环球的十日》。他又阅读在日本宣传社会主义的著名经济学家、京都帝国大学教授河上肇的《贫乏物语》和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幸德秋水的这部著作和片山潜的《我的社会主义》是日本早期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两部最重要的著作，在日本思想界有着巨大的影响。虽然这些著作在内容上还不成熟，甚至还程度不同地掺杂着不少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社会改良主义的观点，但它们毕竟比较通俗地向人们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那时，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还没有一本被完整地译成中文，列宁的作品连一篇译成中文的也没有。对许多不能直接阅读外文的中国人来说，要在那种情况下接触马克思主义是相当困难的。周恩来却有着有利的条件：他已能直接阅读英文和日文的书籍，而日本思想界当时正处在十分活跃的状态中。尽管还不能说他这时已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但比起国内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来，他确能更早地、并且更多地了解一些马克思主义。
第二年一月，河上肇所办的刊物《社会问题研究》创刊了。河上肇后来在《自传》里说过：“一九一九年一月以来，我之所以办个人杂志《社会问题研究》，原因大概是那时找到了真理的方向，尽管不懂，却决心宣传马克思主义吧。我的开始啃《资本论》，大约也是那个时候。”〔27〕这个刊物每月出版一册。从第一册起，连载河上肇的《马克思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里面说：“总之，唯物史观和资本论和社会民主主义是涉及理论与实际两方面的马克思主义的三大原理。这三大原理是根本贯穿着一条金线，此三大原理密不可分，就是所谓阶级斗争学说。”周恩来立刻成为这个刊物的热心的读者。
这时他寄住在东京神田区三崎町南开同学王朴山家的楼上。他和王朴山合写了：“浮舟沧海，立马昆仑。”有一个在王家和他共住过一个多月的留日学生，谈到当时的周恩来给他的印象：沉着，冷静，不爱说笑话。每当谈论问题时，总是讲些国家的大事，民族的前途，青年一代应该怎样学习。另一个印象是：生活朴素，学习刻苦，博览群书，知识渊博，记忆力强，条理清晰。每次外出散步，他从来不在马路上溜达，而是走得很快，去书店翻书阅读。
周恩来东渡日本，原是想寻求可以用来“济世穷”的学问。现在，他对日本的社会越来越失望了。正在这个时候，他的母校南开学校决定创办大学部的消息传来。他就下决心回国学习。临行前，把他东渡日本时所写的“大江歌罢掉头东”这首诗抄赠给已经考入一高的同学张鸿诰，表示要“返国图他兴”。
三月间，周恩来离开东京。经过京都时，他到正在第三高等学校就读的南开同学吴瀚涛那里住了一段时间。他归国的时候，箱子里还带着河上肇的书。
四月五日，他在京都写下了《雨中岚山》、《雨后岚山》等几首诗。在《雨中岚山》里有这样几句：
“潇潇雨，雾蒙浓；一线阳光穿云出，愈见姣妍。人间的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真愈觉姣妍。”〔28〕
只有知道他在日本时期那段探索的旅程，才能理解这些诗句中凝聚的全部复杂的感情。留日的时间虽然只有一年多，周恩来思想上却经历过多少艰难和曲折！一个又一个的救国方案先后提出来，但没有一个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他痛苦过，彷徨过。“人间的万象真理”仿佛是“愈求愈模糊”。就在这种“潇潇雨，雾蒙浓”的艰难时刻，“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有如“一线阳光穿云出”。尽管他当时还不能深刻地理解它，但已在他面前燃起了新的希望，使他感到格外欣喜——“真愈觉姣妍”。
周恩来就是怀着这种欣慰的心情，在四月间由神户乘船离开日本，返回祖国。
【参考文献】
〔1〕周恩来毕业证书存根，1917年6月26日。
〔2〕1920年下半年至1921年上半年期间周贻赓填写的履历表。
〔3〕《周恩来手迹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1月版，第3、4页。
〔4〕周恩来旅日日记，1918年1月11日，手稿。
〔5〕周恩来旅日日记，1918年1月29日，手稿。
〔6〕周恩来旅日日记，1918年2月4日，手稿。
〔7〕周恩来旅日日记，1918年2月6日，手稿。
〔8〕周恩来旅日日记，1918年2月20日，手稿。
〔9〕周恩来旅日日记，1918年1月8日，手稿。
〔10〕周恩来旅日日记，1918年1月9日，手稿。
〔11〕周恩来旅日日记，1918年2月15日，手稿。
〔12〕周恩来旅日日记，1918年2月11日，手稿。
〔13〕周恩来旅日日记，1918年2月17日，手稿。
〔14〕周恩来旅日日记，1918年2月18日，手稿。
〔15〕周恩来旅日日记，1918年3月10日，手稿。
〔16〕周恩来旅日日记，1918年4月3日，手稿。
〔17〕周恩来旅日日记，1918年4月4日，手稿。
〔18〕周恩来旅日日记，1918年5月5日，手稿。
〔19〕周恩来旅日日记，1918年5月10日，手稿。
〔20〕周恩来旅日日记，1918年5月19日，手稿。
〔21〕杨扶青、李峰、张芥尘、于树德：《新中学会纪要》，《五四运动回忆录》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11月版，第463、464页。
〔22〕周恩来旅日日记，1918年7月4日，手稿。
〔23〕周恩来旅日日记，1918年8月1日，手稿。
〔24〕周恩来同日本友人后藤钾二先生的谈话记录，1971年1月29日。
〔25〕周恩来旅日日记，1918年4月23日，手稿。
〔26〕周恩来旅日日记，1918年10月20日，手稿。
〔27〕河上肇：《河上肇自传》上卷，商务印书馆1963年7月版，第130页。
〔28〕《觉悟》创刊号，1920年1月20日版。
2007/09/10
第四章东渡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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