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八年五月初，周恩来和邓颖超正要动身，特科来人通知，他们的住处已不安全，必须立即转移！
周恩来、邓颖超马上销毁所有文件，离开住所。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幸好前一天已安排她和夏之栩的母亲夏娘娘一起住机关了。
他们走得匆忙，只穿着随身衣服，带了一个小手提箱。
他们登上一艘由上海开往大连的日本轮船。周恩来留着长须穿着长袍，装扮成一名古玩商人。邓颖超穿着一件半旧旗袍，完全是家庭主妇模样。
为了确保他们安全，组织上给他们订了头等舱，只因走得匆忙，准备好的衣服，包括庄东晓特地托交通员带给五姐的两件漂亮旗袍，都没来得及拿。现在，周恩来和邓颖超穿着他们的日常衣服，和住头等舱的阔人身分很不相称。
一九二八年五月三日，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在山东济南屠杀中国外交官员，打死打伤中国民众多人，制造了著名的“五三惨案”。周恩来、邓颖超自然非常关心“五三惨案”事件的发展。他们上船那天，将上海各种报纸都买上一份，准备在船上翻阅。
按照坐头等舱的条件，客人们每天都要更换衣服，但周恩来、邓颖超却无衣可换，老穿着他们上船时的一套普通衣衫。这就不免引起别人的注意。他们又没法躲在舱内不出来。坐头等舱的客人，每餐必须到餐厅用餐，有两个客人就餐时总注视他们，听口音是天津人，看身分是大商人。机警、沉着的周恩来，邓颖超在他们注视下依然神情自若，进餐时谈谈笑笑，就如一对出门旅行的商人夫妇。
回到房舱，邓颖超担心地悄悄问周恩来：
“你看，餐厅吃饭时那两个天津口音的商人，是不是认出我们来了？”
周恩来沉着地说：
“沉住气。我离开天津已八年，你离开天津也有三年了。现在，我们的容貌打扮已经大不相同，他们不一定认得出来。”
邓颖超轻轻叹了口气：
“在上海我从不和你一起出来，就怕我们走在一起，会被人认出来。这次一同走，偏偏走得匆忙，连八妹好意借给我穿的衣服都没穿上。我们这身打扮，跟头等舱客人身分实在不相称。”
周恩来淡然一笑：
“事到如今，只能沉着应付。你我都演过戏，只要下决心演戏，我这个古玩商人保险不露马脚。你这位太太可要配合好啊。”
邓颖超点了点头。
船过青岛，有短暂停留，允许乘客上岸。周恩来和邓颖超上岸进市区吃了午饭，顺便买了几件像样衣服，又买了青岛各种报纸带回船舱。
这一来，可能引起日本方面安排在轮船上的密探的注意。他们可能怀疑，这对商人夫妇，为什么要买那么多报纸看呢？
轮船到了大连，刚刚停靠码头，周恩来和邓颖超正要上岸，驻大连的日本水上警察厅上来几个人，对他们盘问。他们首先不客气地问周恩来：
“你是干什么的？”
周恩来沉着回答：
“做古玩生意的。”
“你们做生意的，为什么买那么多报纸？”一个留着东洋式小胡子的家伙，指着桌上放着的一堆报纸，气势汹汹地问。
周恩来平静地回答：
“在船上没事，看看报纸，消遣消遣。”
邓颖超灵机一动，在一旁插嘴道：
“我们先生也做股票生意。报纸上天天都有股票行情，我们不能不留意看啊。”
邓颖超这句生意经的行话，堵得日本警察无话可说。
“你们到哪里去？”日本警察紧追不舍地问。
“去吉林。”周恩来坦然回答。
“到吉林干什么？”
“去看舅舅。”周恩来从容回答。
“那你跟我们走一趟吧。”几个日本水上警察站起来，不由分说，要带周恩来走了。
邓颖超紧张了，站起来说：
“我也一起去吧。”
周恩来瞪了邓颖超一眼说：
“你不要去，你去干什么？这大概是误会，我一会儿就会回来的。”他又对水上警察厅那个官员说：
“麻烦你们帮我的太太找个旅馆，并请你们送她到旅馆先住下。”他又像个做惯大生意的阔商人那样，加上一句：
“要大连最好的旅馆，我的太太最讲究卫生。”
周恩来那副颐指气使的有钱商人的气派，一时竟镇住了那些日本水上警察。他们慌忙点头哈腰：
“请放心，我们送太太到大和旅馆，那是大连最好的旅馆，是我们日本人开设的，卫生条件很好很好，太太一定满意。”
邓颖超无奈，只得带着一颗焦灼不安的心，望着周恩来跟那几个日本警察上岸，坐进一辆小汽车走了，她的心也随着周恩来飞走了。可是，她还必须装出阔太太无端受了委屈的样子，随一名水上警察上岸。警察要了一辆出租汽车，她到了大连的大和旅馆，要了房间，等候周恩来回来。
她坐在陈设豪华的房间里软软的沙发上，如坐针毡，她不是度日如年，而是度分秒如年啊！
时间一分钟、一分钟的过去，邓颖超的心如同墙上挂钟的钟摆一样，沉重地来回摇摆着。他们会不会认出他是周恩来？认出了必遭毒手！在大连又不认识一个人，如何设法营救？
邓颖超坐立不安，可又不能显露出来。
她进卫生间洗了洗脸，又打开房中的收音机，立即传出东洋歌女软绵绵的歌声。她装作是在欣赏，一个音符也没听进去！
难挨的两小时过去了。房门一响，周恩来安然无事，推门进来了，邓颖超高兴得正想从沙发上跳起来，周恩来用手指在唇上按一下，示意她不要作声。邓颖超想起，大和旅馆必定有日本密探，他们现在必定仍在受监视。只听周恩来大声说：
“我可真累了，想马上洗个澡。你到卫生间放水吧。”然后，他低声对邓颖超说：
“立即销毁接头证件。”
邓颖超马上找出证件，到卫生间撕碎，投入抽水马桶，放水冲掉了。她又放了洗澡水，大声喊周恩来：
“洗澡水放好，快来洗吧。”
周恩来进了卫生间。邓颖超指指抽水马桶。
周恩来明白了，两人相视一笑。
周恩来洗完澡，和邓颖超有说有笑地到楼下餐厅吃饭。他们特地点了日本菜。
回到房里，周恩来才小声给邓颖超讲了在水上警察厅被查询的经过。
在那里，他们又详细问了周恩来的出生年月、学历、职业。周恩来照编造的说了一遍。
“你到东北究竟干什么？”日本警官眯缝着双眼问。
“去看舅舅。”周恩来平静地回答。
“你舅舅姓什么？叫什么？干什么的？
“姓周，叫曼青，在吉林省政府财政厅任科员。”
“你舅舅姓周，你为什么姓王？”那日本警官仿佛抓住了一大话柄，厉声问。
周恩来夷然冷笑一声：
“在中国，舅舅和叔叔名称有区分，姓氏不一样，不像欧美，舅舅、叔叔都叫uncle。因此，我姓王，舅舅姓周。警官先生，你是东方人，又在中国工作，应当清楚这一点。”
日本警官被周恩来说得面红耳赤，气急败坏地说：
“我看你不姓王而姓周！你不是做古董生意的，你是拿枪杆子的！”
周恩来不动声色，伸出他一双文雅修长的手：
“警官先生，请看，我像拿枪杆子的吗？”
那警官霍地站起，仔细察看周恩来的一双手，没有拿过枪的痕迹。他打开抽屉，取出几张卡片，反来覆去地看。他那双杀气腾腾的三角眼，笔直地逼视周恩来，猛地大叫一声：
“你是周恩来！”
周恩来泰然自若地接受着那逼人的注视，无畏的眼光笔直注视着警官，坦然问道：
“你们凭什么说我是周恩来？我姓王，和周恩来毫不相干，只是我舅舅姓周而已。”日本警官实在拿不出什么证据，说这位古董商人是周恩来。他手中卡片上的周恩来，是国民党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一身戎装，青年英俊。面前这位商人，满脸浓须，一身西装，派头很大，确像个大商人，不能随便拘禁。
他只好挥挥手，疲惫地说：
“那就实在对不起，打扰你了。你回旅馆去吧，你的太太还在大和旅馆等着你。”
周恩来微微一笑：
“还要麻烦你们代买两张下午去长春的火车票，请你们送到旅馆。”他从皮夹中取出钱，交给那个警官。警官点头哈腰，接钱还道歉。
周恩来讲完水上警察厅盘问的经过，邓颖超不觉笑了起来：
“好险哪，多亏你沉着应付了。他手中拿的是什么卡片呢？为什么一口咬定你是周恩来？”
“很可能是我在黄埔军校时任职的材料，”周恩来说：“那时我公开活动，要弄到我的材料并不难。”
日本水上警察果然派人送来两张火车票，邓颖超轻轻一笑：
“你看，你多有办法。连火车票也不用咱们自己去买了。”
他们到了火车站，上了大连去长春的火车。他们依然坐头等车。
上车后，他们发现软席车厢中已坐了一名日本人，能说纯熟的中国话。他俩微微一笑，已识破这名日本人是跟踪的密探。周恩来装作漫不经心地和他随便聊天，问他到中国多久了？做什么生意啊？还说中国文物丰富，不妨到中国来做做古玩生意，似乎他真是一位古玩生意的行家。说来也巧，地下党在上海真开了一家古玩店，周恩来常去接头，也浏览过一些古玩文物，如今说起来头头是道，真把那名日本暗探迷惑住了。
但他看来并不甘心，火车快到达长春了。他忽然从袋里掏出名片，恭恭敬敬地递给周恩来。
在日本，有交换名片的习俗。周恩来本应立即拿出自己的名片交换。但他们在上海走得仓促，哪里来得及去印假名片呢？
机智的周恩来一边客客气气地接过日本人的名片，一边装出往西装上衣小口袋中取名片的样子：
“噢，我的名片没有带在口袋里，还在箱子里呢，很对不起。”他又装出要去取小手提箱的样子。
那个日本人连忙说：“不必了，不必了。”汽笛长鸣，长春车站到了。周恩来、邓颖超很有礼貌地和那个跟踪的日本暗探告别。
他们出车站雇了一辆马车，在车上，邓颖超回头看看，小声说：“后边好像没有尾巴。”周恩来点点头，没有作声。
他们住进了旅馆。周恩来立即脱下西装，换上长袍马褂，把胡子刮掉。他们又乘火车到吉林。
他们到了吉林，没有直接去伯父周贻赓家。他们先住旅馆，写了一封信给伯父。刚巧，周恩来的三弟周恩寿也在吉林，看到信他惊喜交集，立即赶到旅馆，接他们到伯父家。
周恩来、邓颖超本来要去哈尔滨，为什么绕道吉林呢？他们怕日本警察厅去吉林财政厅查问伯父，有没有姓王的外甥？伯父回答不上来，有可能出事，惊扰了伯父。周恩来从十二岁起，就到东北伯父家上小学。以后上天津南开学校，也由伯父供养。周恩来对伯父很孝敬。他怕伯父应对不好，随时可能被捕，因此要赶来与伯父打个招呼。
他们在伯父家住了两天。邓颖超和周恩来商定，他先走，到哈尔滨三弟家住下。隔一天，由三弟周恩寿陪她到哈尔滨会合。邓颖超说：
“我是第一次当周家的媳妇，理应多陪侍伯父、伯母一两天。”
邓颖超的体贴周到，周恩来充分领会了。他怀着感激的深情看了小超一眼，笑着对伯父、伯母说：
“小超还是第一次当周家的媳妇，让她多陪伯父、伯母谈谈。我先去哈尔滨了。”
伯父、怕母很疼爱周恩来，很想多留他住几天，但也知道他有大事在身，不能强留。老人对于邓颖超能多留一两天，已很高兴了。
邓颖超既是坚强的革命者，又有充足的人情味。她深知伯父、伯母没有儿子，从小把恩来当亲生儿子看待，她要代替恩来，多尽一点侍奉老人的亲子之情。
周恩来到了哈尔滨，住在铁路局当小职员的三弟家里。过一两天，邓颖超也来到哈尔滨。只是，他们在哈尔滨接头的证件已在大连销毁，无法接头。邓颖超很着急。周恩来说：
“去莫斯科开会的‘六大’代表是分批出发的。在我们后面还有李立三等同志。你到火车站去等吧。只要等到李立三或其他同志，我们便能走了。”
邓颖超每天都到火车站。一连等了几天，没有等到李立三。她真着急了，但还得耐性去等候。
一天，在火车站出口处，她终于看到了李立三。她急忙叫住了他。李立三回头一看，见是邓颖超。他有点奇怪，低声说：
“我还以为你们早到了哩，怎么还在哈尔滨？”
邓颖超带李立三来到周恩寿家，给他讲了一路上遇险和脱险的经过。李立三听着听着，脸色都变了，连声说：
“好险，好险！恩来！这一次，大约是你的大胡子帮了大忙，当然，主要是你的沉着、机智，还有小超配合得好。我知道你们都是演戏的能手。”
大家哈哈大笑，共庆周恩来、邓颖超这次的脱险。在他们革命生涯中，遭遇过多少次生死相间的危险，都被他们从容应付过去了。
有了李立三，他们便同在哈尔滨的同志联系上了。
周恩来、邓颖超、李立三一起离开哈尔滨，踏上去莫斯科的旅程。
（三十四）重振党和革命事业的会议
中共六大是在由北伐战争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转折关头，党所举行的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全国代表大会。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事部部长、中央组织局主任职务的周恩来，直接参加了“六大”的工作，是当时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他不但对六大的筹备、召开，而且对贯彻执行大会制定的路线和政策，对促进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都作出了卓越贡献。
在六大的酝酿、筹备过程中，周恩来和瞿秋白起了核心的组织和领导作用。召开六大，是在八七会议上提出来的。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在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周恩来参加起草讨论并为会议通过的《关于第六次全党代表大会之决议》。一九二八年三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决定在莫斯科举行中共六大，并提议周恩来与瞿秋白等立即赴莫斯科，进一步商定召开大会的有关事宜。同年四月，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会议，决定周恩来和瞿秋白前往莫斯科，负责筹备和组织党的六大。
同年五月初，周恩来装扮成古董商偕邓颖超从上海启程去莫斯科，抵达后，他首先参加了五月十六日的“南昌暴动讨论会”，并就土地革命、政权、军事等八个问题发了言，为六大对南昌起义作出结论，提供了第一手珍贵材料。翌月七日，周恩来和瞿秋白等召集先期到达莫斯科的部分代表举行座谈会，讨论起草大会决议案等事宜，其中周恩来等负责起草军事工作决议案。
六月九日，周恩来参加了斯大林召集的部分中共六大代表“谈话会”。十四至十五日，出席了布哈林以共产国际代表身分召集的“政治谈话会”，并在会上发言。会议讨论了准备提交六大的政治报告，并围绕中国革命性质、任务和形势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周恩来还与王若飞报告了陈独秀拒绝到莫斯科出席六大的情况。
六月十八日，六大隆重开幕。周恩来是大会的重要主持人之一。他参加大会开幕式，并被选为大会主席团委员、秘书长、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同日晚，他出席六大主席团第一次会议，讨论决定大会议程、会场规则、议事细则和各个委员会的组成等问题。周恩来参加了政治、组织、土地问题、苏维埃、军事、青年、财政审查等七个委员会，并担任组织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的召集人。
十九日至二十日，周恩来出席大会，听取共产国际书记布哈林和瞿秋白所作的政治报告。此后，他参加对政治报告的讨论会。二十四日，大会主席团开会，决定成立湖南委员会、湖北委员会、南昌暴动委员会。他是这三个委员会的主要组成人员。二十七日，他就中国革命性质、革命形势等问题作大会发言。同日，大会主席团决定在政治委员会领导之下成立广州暴动委员会，周恩来是委员。
关于党的组织和军事问题，是大会的两项重要议程。三十日，周恩来受中央委员会的委托为大会提出《组织问题报告大纲》，并在大会上作《组织问题报告和结论》。随后，大会通过了《关于组织问题草案之决议》，并交新中央修改。七月三日，他向大会作《军事报告》，总结了党自从军事活动以来的经验教训，批评了当时存在的错误倾向，提出了党今后领导军事工作的任务。
七月九日，周恩来以大会秘书长身分向大会报告中央委员会选举法，并被大会通过。一日，他出席大会主席团与各省代表团书记联席会议，报告各代表团对六届中央委员会的预选结果。接着，周恩来被选为中央委员。
十一日，六大举行闭幕式大会。周恩来在闭幕式会上致词，他说：“我们不要以为有了争论就是不好的，因为只有批评讨论之下才能得到正确的道路。”他强调，“我们有了正确的路线，还要大家拿到中国去使每个同志了解而能执行，大家要把大会的精神带到工作中去！”
在七月十九日的六届一中全会上，周恩来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月二十日，在六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决定中央组织机构的设置与常委分工时，他又被推举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秘书长兼中央组织部部长。
七月下旬至十月初，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的安排留驻莫斯科，一方面是为参加共产国际六大，另一方面是受中央政治局的委托，继续处理中共六大各项遗留的善后事宜。在这期间，他向正在苏联各院校留学的中共党员，传达六大的概况和决议精神。
周恩来在十月上旬离开莫斯科，十一月上旬回到上海，参与中共中央的领导工作。此后，他为中共中央起草了许多关于贯彻六大决议的通告、指示信等文件，并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深入一些省市区党的组织，传达六大决议精神，指导各地党组织的工作。
从一九二八年底到一九二九年初，六大的决议精神逐渐传达到各地党的组织。周恩来对指导各地贯彻六大决议，推动土地革命战争和整个中国革命的复兴与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在六大期间，周恩来对制定党在新时期的政治路线和方针政策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对当时中国革命的形势、党的建设、工农军事运动、关于党内反倾向斗争等许多问题，都进行了认真的深入的具体分析和探讨，提出了非常可贵的见解。但是，他像任何伟大人物一样，也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当时，周恩来深受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关于“城市中心论”的影响，过分强调城市斗争的意义，对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对民主革命的长期性，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策略等问题，还处在逐步认识的过程之中。因此，他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也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某些不足或失误。周恩来在六大上的报告、发言以及在六大前后的一些著作，都不同程度的反映了这一历史状况。但是，不能离开当时的历史条件苛求前人。无论从革命实践还是从理论方面来说，周恩来在六大期间的功绩都是巨大的。
（三十五）化装巡视顺直
一九二八年，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周恩来出席“六大”回国后，到天津主持中共顺直省委扩大会议，传达“六大”会议精神，整顿北方党的工作。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中旬，陈潭秋接到上海党中央发来的秘密电报。电报说周恩来已经乘船来天津，并告诉了化装情况，要派一位和恩来认识的同志去码头迎接。因为我（即徐彬如——编者注）认识恩来同志，潭秋派去接。当天下午三点多钟，我去码头等候。约四点半钟，一艘从塘沽开来的船，缓缓地靠近了海河码头。在下船的人群中，有一位商人，留着八字胡，头戴礼帽，身穿长袍马褂，一眼就认出他是周恩来。一见面，周恩来亲切地说：“是你在这儿，什么时候来的？”我说：“刚来不久，比你先到两个月。”我看时候不早了，提议到附近饭馆先吃饭。饭后，我陪他先到长春旅社（现滨江道一百一十七号）稍事休息。当时这里是党的秘密交通机关，已经有不少准备出席扩大会议的代表住在这里了。休息后，我送恩来同志到日租界一家高级宾馆住下。这是一幢三层楼房，恩来同志住二层一个有套间的大房间里。第二天上午，潭秋、少奇、韩连会、张昆弟、郭宗鉴和我一起去见周恩来同志，向他汇报了北方党的工作和召开顺直省委扩大会议的筹备情况。当即决定，大会的政治报告由恩来同志自己起草。在研究代表名单时，少奇和潭秋都提了一些人，恩来同志意见，凡出席“六大”回来的华北地区的中央委员都可以参加，代表名额不宜太多，经反复研究，由五十多人压缩为四十余人。
为了统一思想，把会议的筹备工作搞得更好些，我们针对顺直党存在的问题，编印了一个党内刊物《出路》，意即北方党的出路。第一期于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六日出刊。刘少奇同志写的发刊词。这是一个战斗性比较强的小册子，是油印的，主要内容，一是对顺直党的出路和如何整顿进行讨论，统一认识；二是论述党的组织原则，向党员进行组织纪律和党的基础知识教育。此外，也还刊登一些有关中国革命前途、共产主义事业和党的方针政策等方面的文章。就在顺直省委扩大会议即将召开之前，《出路》第二期印出。第一篇文章是中央给顺直省委的一封信，题目是“中央对顺直党改造的路线。”在这一期《出路》上，周恩来同志还署名伍豪，写了一篇《改造顺直党的过程中几个问题的回答》。这是恩来同志刚到天津，同一部分同志谈话之后，为了解答大家对整顿顺直党组织的一些疑问，在《出路》付印之前赴写出来的。在《出路》上，少奇同志化名赵启也写过《职运须知》等文章，潭秋也有文章，我也写过一篇。这是个不定期的刊物，到一九二九年八月才停刊。全国解放后，我一直在找这个刊物，没有找着。“文革”期间，天津大学的学生向我调查时，我从他们手里看到了《出路》第二期，说是从保定地区倒塌房屋的墙壁中发现的。他们让我鉴定真伪，我一看就知道是真的，是技术科武径（竟）天刻写的。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底，中共顺直省委扩大会议在天津正式召开。大会会场是由郭宗鉴和詹大权负责安排的。地点在法租界内张庄大桥兴义里附近的两排平房内。这是上海地产公司新盖的房子，尚未住人。附近有个澡堂，不远处还有个小教堂。参加会议的代表，除了出席“六大”回来的华北地区的中央委员和北方党领导机关的负责人以外，来自地方党的代表有：直南的郝清玉、张兆丰（曾是冯玉祥部下的一位师长），保属阎廷弼，京东的李运昌，还有唐山的三老：老鞠怀、王德政和李静。王德政是从苏联回来的华工，是唐山的代表；李静是唐家庄煤矿的代表；老鞠怀去过法国，是唐山、天津的交通员，老鞠怀和李静后来都叛变了。
会议开始，首先由周恩来作政治报告，他详细地传达了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精神，分析了政治形势，讲述了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性质，指出当前的政治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第一个高潮已经过去，新的高潮还没有到来，党的总任务不是进攻而是积蓄力量，以待时机，争取群众，开展斗争，迎接革命的新高潮。并说，这是目前决定一切的准绳，全体同志都必须有深刻的研究和了解，然后才能正确地运用。这个报告比较长，周恩来较多地分析了党员中存在的不正确观念。指出，这些不正确的观念，都是没有了解六次大会决议的正确意义，都是妨碍我们目前争取群众的总任务的。他对顺直党内存在的种种无产阶级思想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他说，要使党布尔什维克化，要加强无产阶级的基础，同时继续改造党的组织，尤其要坚决地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意识；要全面地贯彻“六大”精神，执行“六大”路线，就必须肃清过去“左”的或右的倾向，因为它是与“六大”的精神和路线绝对不相容的。
在周恩来报告之后，刘少奇和陈潭秋都分别作了报告。少奇同志主要谈代表资格的审查和北方党的一些情况。潭秋主要谈整顿北方党的方针。会上，大家对北方党的看法有分歧。有些人认为北方党的旧基础已经落伍了，糟得不像样子了，但潭秋认为北方党的基础还是比较好的，同南方相比，白色恐怖的摧残和破坏并不十分严重，问题是上层领导不团结，纠纷不断，需要整顿。他对北方党的看法比较全面。我记得恩来同志是支持潭秋的看法的。
会议根据“六大”决议精神，结合顺直党的具体情况，经过讨论，通过了一些决议案。其中有《顺直党的政治任务决议案》、《顺直省委党务问题决议案》、《顺直省委职工问题决议案》、《顺直省委农民问题决议案》、《顺直省委青年运动决议案》以及《顺直省委妇女运动决议案》等。这些决议案，事先都经周恩来审阅过的。最后，会议通过选举，正式产生了中共顺直省委。同时成立的，还有顺直军事委员会，张兆丰为书记；顺直职工运动委员会，张昆弟为书记；顺直农民运动委员会，郝清玉为书记；顺直妇女运动委员会，秦兰英（张昆弟的爱人）为书记：
一九二九年一月十日或十一日晚上七点多钟，周恩来在天津佛照楼主持召开了顺直省委第一次常委会议。参加的人不多。我也列席了。会上研究了分工“韩连会任书记；陈潭秋任宣传部长，我协助；张慕陶任组织部长；郭宗鉴为省委秘书长。张慕陶当时正在从莫斯科回国途中，关于他任组织部长问题，会上发生了很大争论，有几位代表坚决不同意，说这个人爱吹牛，假积极，作风不正派，经恩来同志（时任中央组织部长）作了一些解释和说服工作，最后决定“维持原案”。
原计划要恢复天津市委的，后来根据恩来传达中央关于省委要集中注意产业中心区域工作的指示，决定暂不恢复市委而先建立若干区委，由顺直省委直接领导，据此，天津建立五个区委，即下边区（以小刘庄裕源纱厂为主）、河北区（以恒源纱厂为主）、河西区（以西楼五村为主），另两个区的名字我记不准了，大概一个叫租界区（以市区租界为主），一个叫河东区（以佟家楼裕大纱厂为主）。
一月底，周恩来完成了在天津的任务回上海去了。是郭宗鉴送的。他回上海后，仍然关心着顺直党的工作。记得在他离开天津时，我曾对他提起，我们没有印刷设备，刊物只能用手刻的困难，他答应回上海后立即想办法。不久，原任党的出版部经理的毛泽民同志来了，他就是根据恩来同志的意见，率领人员带着机器由上海来天津的，也是我去接的。和毛泽民同志一起来的还有他的爱人钱希钧（细君）和孩子，以及专门搞印刷的毛主席的侄儿毛远跃等。他们来后，我领他们同省委技术科的负责人纪廷梓接上了关系，在英租界小白楼一带租到一所房子，办起了一个印刷厂。这个厂对外称“华新印刷公司”，也承接一些印广告之类的外活，实际上是省委的地下印刷厂。省委后来出的刊物《北方红旗》和在天津翻印的《布尔什维克》等，就都是他们印的。这个地下印刷厂，在印刷省委的机关刊物和秘密文件方面曾起过很大的作用。
2007/09/10
八、“六大”的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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