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创无线通信迫在眉睫
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周恩来是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具体负责中央组织部和军事部的工作。这时党中央领导机关逐步由汉口迁到上海。有一段时间，党中央同各级党组织以及各根据地红军的联系，主要以地下交通秘密传递信件的方式进行。这种原始的通信方式，由于路途遥远，交通不便，加之敌人对根据地的层层包围和严密封锁，既不安全，又费时误事。各地党组织也多次报告中央，反映他们与党中央和各地红军联系十分困难，希望尽快建立党的无线电通信事业。例如，湘鄂西特委书记邓中夏，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强调：“无线电台成为我们火烧燃眉的迫切要求，务望派人并购买机器送来。”创立党的无线电通信事业，成为一项迫在眉睫的重要工作。为此，周恩来亲自领导了我党第一套通信设备的研制、第一批通信骨干培训、第一套通信密码的编制和第一部“地下电台”的组建。
建立“地下电台”，必须具备一定的通信器材。一九二八年秋，周恩来指派在中央军事部工作的李强去学习无线电技术，准备研制收发报机。李强读过大学，英文、数理化等基础都比较好。接受任务后，他刻苦攻读《无线电基本原理》、《无线电业余手册》等英文书籍，进行系统的无线电理论学习，还秘密到上海无线电厂学习无线电元器件制造技术。除此之外，他又积极同业余无线电爱好者交朋友，向他们请教。为尽快研制出收发报样机，他想方设法，把上海私营大华科学仪器公司生产的发报机买出来，进行分解研究，并利用社会关系，向美国RCA公司上海经销部和亚美明远等公司买进收发报机的灯泡等。后来，李强在“绍敦电机公司”经理蔡叔厚掩护下，在该公司设立秘密工厂，安置车、钻、铣、刨四部机床，和同志们制作零件、练习组装。这样，经过半年多边学习、边实践、边自制无线电元器件的过程，到一九二九年春末，我党第一套收发报机在周恩来的领导下研制组装成功了。当时，研制通信器材，要充分考虑到秘密工作的需要，所以要求电台轻小、便于携带、操作简便，音量要小而清晰，既利于接收，又免于被敌人察觉。后来，周恩来又指示，要根据第一套样机和图纸，做一套，改进一套，要反复检验，力争套套符合标准。技术人员遵照周恩来的指示，日以继夜的工作，有时一年能生产装配五、六套收发报机，与此同时，周恩来还指示，要通过各种关系和渠道，在社会上购置电信工具、小型电机和电台，例如在广西，党组织通过关系买了几部军用电台。后几经周折，秘密运到上海。
培养通信骨干
通信骨干的培训，分别在国内和共产国际进行。
在国内，周恩来在抓设备研制的同时，挑选那些有一定文化基础、经过斗争实践锻炼，政治上完全可靠的同志，把他们培养为党的通信骨干。一九二八年十月，周恩来亲自到上海三马路惠中旅馆，找到当时任法租界地方党支部书记的张沈川，对他进行了面谈、了解和考察后，以党组织的名义，决定派他去学习无线电收发报技术；并指示李强同他单线联系，具体帮助指导，一切生活费用由党组织负责供给。这年冬，张沈川化名为张燕铭，以优异成绩考取了上海无线电学校（该校设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第六军用电台内），专门学习收发报技术。经过半年多刻苦学习。一九二九年夏天毕业后，党组织又在上海赫德路租了间房子，为他们提供装配机器和抄收世界各地政治经济新闻的实习场所。为培养更多的通信骨干，周恩来指示他们，尽快在上海开办无线电训练班。一九二九年十月，在李强和张沈川的具体筹划下，党在上海创办了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起初，两三个人一班，分散居住，单线联系，以“家庭补习”方式进行教学。学习科目分报务和机务两类。后来，随着训练班的扩大和人数的增多，原先的教学形式已不适应，就及时改为集中教学和管理。为此，党组织又在上海创办了“福利电器公司工厂”。领取了营业执照，以公开合法身分，一边经销电灯泡等电器用品，一边秘密组织教学。这样的培训班办了多期。我党通信事业的前辈伍云甫、曾三、王子纲等都是这个时期培养出来的。
在国外，周恩来以党中央的名义，积极寻求共产国际的帮助，请他们代我党培养通信技术人材。一九二八年五月初，为筹备即将在莫斯科召开的党的“六大”，周恩来经大连、哈尔滨等地前往苏联。他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商定后，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正式请求共产国际在中国留学生中，为中国革命培养军事指挥和各军兵种技术人材。这个建议，立即被共产国际采纳。一九二八年夏，共产国际决定从莫斯科“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留学生中，选派毛齐华、方仲如等六人，利用业余时间，到“国际无线电训练班”学习收发报技术。对此，周恩来极为重视，“六大”结束后，他没有马上回国，而是抽时间深入到留学生中去，向他们传达“六大”精神和介绍国内革命形势。在交谈中，当他得知毛齐华在学习无线电通信时，亲切地对他说：“你们要抓紧时间学习，国内急需无线电通信人材。这批学员，没有辜负组织对他们的期望，经刻苦学习，不仅基本掌握了无线电原理和收发报技能，而且通过到无线电厂实习，还初步掌握了简单的无线电元器件的制作技术。一九二九年初，共产国际又从“莫斯科东方大学”挑选了涂作朝等四人，到列宁格勒伏龙芝军事通信联络学校学习无线电通信，为我党培养了第二批通信技术人材。他们学成毕业后，于一九三○年十月先后回到上海，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积极参与了我党通信骨干的培训和设备的研制。
潜心研究编密码
要顺利地实现党内无线电通信，必须编制自己的密码系统。一九二九年秋，周恩来同张沈川一起，经过多次反复推敲，编制了两套简易密码。一是汉字明码颠倒更换系统，一是英文字母换阿拉伯字母再变成汉字密码系统，此种密码系统，被当时党中央领导人称之为“豪密”（即周恩来化名伍豪）。它是我党无线电通信史上最早的两套密码系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在上海的秘密电台，虽遭到了一些破坏，但我党的密码。始终没有被敌人破译掌握。
准备齐全试通报
周恩来亲自抓在建立秘密电台的工作。在条件基本具备的情况下，周恩来指派李强和张沈川具体负责。接受任务后，从一九二九年秋开始，他们分头准备。张沈川负责上海中央台的组建，李强负责香港南方局电台的组建。为选择安全隐蔽的台址，周恩来到处奔波。经反复了解和调查，最后确定在上海沪西极斯斐尔路福康里九号租了一幢石库门三层楼房，作为我党第一部秘密电台的台址，在建台期间，周恩来曾多次具体指示：台址要注意隐蔽安全，要有一对夫妇作掩护，周围要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电台人员要仪表整洁，西装革履。家里摆设要大方得体，布置得像富户人家。经过半年多的筹建试机。一九三○年一月，上海党中央同香港南方局正式沟通了联络。实现党内第一次无线电通报的报务员是上海的张沈川和香港的黄尚英。从此，设在上海的党中央有了千里眼和顺风耳。紧接着，周恩来又指示中央电台，要组织人员和设备，到汉口的长江局和天津的北方局，尽快同他们建立无线电联系。后终因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未能实现。
实现党内第一次通报后，建立中央与各革命根据地的联系，便成了十分紧迫的任务。从一九三一年初起，周恩来又组织力量向各革命根据地秘密输送了一批通信器材和骨干。到这年夏秋，中央苏区和湘鄂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先后同上海党中央沟通了无线电联系。邓颖超在回忆上海党中央与中共苏区实现第一次通报时说：“我们第一次同苏区中央局通报时，苏区方面是弼时同志译的，上海方面是我和恩来同志译的。”大家为这一历史性时刻的到来而欢欣鼓舞。从此，一束束看不见的电波就像一座“空中桥梁”，把党中央与各根据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三十七）创建“中央特科”
中共中央办公厅一九八二年一月十四日发出一份文件指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五年间，在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创建和发展起来的‘中央特科’，在保卫中央机关和党组织的安全，开展对敌斗争、惩办叛徒、获取情报、发展通讯联络工作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应予充分肯定。”这是对周恩来早年直接领导创建的“中央特科”，所作出的最公正、最准确的评价。
一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共中央成立了一个特别任务委员会，简称“中央特委”，亦称“中央特科”。它是为保卫党的领导机关安全，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隐蔽斗争的政治保卫机关。那一年，蒋介石和汪精卫合流建立起来的国民党反动政权，制造了“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挥舞起屠刀残酷无情地对手无寸铁的中国共产党、共青团和革命群众进行镇压和屠杀，我党的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党员人数由大革命时期的近六万人减少到一万余人，一些在革命高潮时候参加党的不坚定分子，有的声明自动脱党，有的自首叛变。
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大镇压、大屠杀，中国共产党适时改变了斗争方式，采取两条战线作战：一是拿起武器举行武装起义，公开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另一条就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坚持斗争。这种斗争是在敌人心脏里进行，必须要有绝对的保密措施。“中央特科”就是在这个特殊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八七”会议后，党中央机关从武汉陆续搬到上海，上海是全国最大的城市，地方大，好隐蔽，租界情况复杂，不登记户口，住房易找，便于设立机关，搞秘密活动。上海又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党的工作一直未间断，开展工作的基础好。不利的因素是：一方面上海是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中心，驻有外国的海、陆军和租界巡捕，另方面上海又是国民党反动派政治、经济，外交的重要阵地，驻扎有军队，设有警察、宪兵、特务机关等等，上海还有一帮地痞流氓势力。因此，在上海这个中外反动势力聚集的地方，开展革命活动，犹如深入龙潭，要保证党中央的安全，没有十分严密的保卫工作，是非常困难的。
“中央特科”，是在周恩来亲自主持领导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但是，它有一个产生发展的过程。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九日至十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虽然错误地给以周恩来同志为书记的南昌起义前委集体警告处分，但周恩来仍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继续担任中央军委书记。会议还决定着手恢复中央各部（局）、委的组织。会后，周恩来留在中央任职，兼中央组织局代主任职并负责筹建“中央特科”的工作。
“中央特科”开始由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三人负责，他们当中“向忠发挂名不管事，周恩来是决策人，顾顺章负责日常工作”。特科下面设四个科，一科开始叫总部，后来称总务科，前任科长是洪扬生（后叛变），继任科长欧阳钦。该科的主要职责是为中央机关和领导同志租赁住房，布置开会场所，营救被捕中央负责同志，建立联络点以及负责收殓被敌人杀害的同志遗体，料理家属生活等等。如一九三○年五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华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预备会议的会场就是由特一科布置的。这次会议参加人数多，开会时间长，工作量大，当时，会场准备了两处，以防一处发生问题时，可以转移到另一处。会议规定，人员只进不出，代表进入会场后在会议期间不能自由出入，就地吃饭睡觉，伙食专门派人备办。特三科负责会议安全，陈赓多次到两处会址检查安全保卫工作，整个会议期间没有发生问题。一科还筹办了党的六届三、四中全会，均未发生事故。
二科是情报科。科长开始时为陈赓。该科主要负责收集情报，掌握敌情。在作法上，他们采取“打进去”和“拉出来”的办法，深入敌人要害部门，搜集各种情报，掌握敌人的活动规律，破坏敌人的阴谋。当时，党中央和周恩来通过特二科利用各种关系打入敌人心脏部门，向国民党的特务、军队、警察、宪兵机关以至西方国家的巡捕房，派去我们的工作人员搞情报。同时，想法将国民党特务机关某些人员和巡捕房的包探，以及能够利用的一些人，尽量设法争取过来，从而掌握敌人的动向，保卫党中央的安全。
三科是行动科。一九二八年四月，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组织局主任罗亦农由于叛徒贺家兴的出卖而被捕牺牲，使党进一步懂得了镇压特务、惩治叛徒工作的重要，因此，决定成立行动科。行动科科长先由顾顺章兼任，后来周恩来发现他行为不好，改让陈赓继任，三科负责抢救被捕同志，打击罪大恶极的叛徒。该科下面设有手枪、盒子枪武装的红队，也叫打“狗”队。其成员多从上海工人中和各苏区红军中，选调一些机智勇敢、枪法最好的特等射手组成，专门负责打“狗”（镇压叛徒和国民党特务）的工作。三科在保卫党中央安全，营救被捕中央负责同志，镇压叛徒、奸细等方面作出了贡献。
四科叫交通科，又称通讯联络科，科长李强。其任务是负责党中央同各根据地、红军和各省委的无线电台联系，水陆交通线的联系。一九二八年十月，周恩来参加党的“六大”回到上海不久，就亲自抓这项工作，决定派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共产党员张沈川到无线电学校去学习了半年报务知识，成为我党第一个报务员。四科还派了一些党员担任轮船上的水手、茶房、火车上的司机、乘务员或小商贩，负责传递中央同各根据地、各省委的通讯联络和护送干部工作。
“中央特科”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创立到一九三五年解散，前后有八年的历史。其中，前四年主要是周恩来直接领导。在此期间，中央机关虽出了一些问题，但没有遭到重大的破坏。周恩来离沪后，陈云也负责过一段时间“中央特科”的领导工作，以后由康生负责。
二
“中央特科”是由周恩来亲自创建的。在党中央担负着军事、组织、政治等方面极其繁重的领导工作的周恩来，不仅要决定“特科”各项重大方针政策，制定重要措施，而且常常奋不顾身地指挥行动队，抢救被捕同志，镇压叛徒。“中央特科”对保卫党中央和各级党组织，打击敌人的阴谋活动，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中央特科”的主要工作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派同志深入敌人内部，掌握敌人动向。
周恩来本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原则，很重视挑选可靠机敏的党员或党的同情者打入敌人心脏，掌握敌情，为我党制定对敌政策提供可靠的依据。
他派遣鲍君甫、杨度等人打入国民党驻上海的特务机关，给我党通风报信，提供信息。鲍君甫是广东人，曾留学日本，是国民党左派，化名杨登瀛，同日本通讯社和国民党的一些人物很熟，又很会交际。他在五卅运动时，同上海总工会有过联系，开始同情共产党。通过中共党员陈养山等对他做工作，鲍愿意尽力给共产党帮忙。一九二八年三、四月间，国民党特务机关——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成立，这是中统的前身，也是国民党最早的特务机关，这个科成立初期先后由陈立夫、张道藩负责。调查科成立后，在南京设立了调查科总部。不久，总部派杨剑虹到上海筹建特务机关。杨剑虹也是广东人，和鲍君甫是同乡，昔日又有旧，他为了在上海开展特务工作常拉鲍去帮忙，认为鲍的关系广，要鲍去做侦察工作，在上海侦察共产党及其他反蒋党派的活动，建立办案机构，同租界进行联系。鲍把上述情况全部告诉了当时住在他家里的陈养山，并表示愿意将他所了解到的情报提供给我们党。陈养山属江苏省委领导，省委要陈给党中央写一个报告，说明这个关系可以利用。一九二八年五月，党中央和周恩来派陈赓同鲍见面后，经中央同意确定使用这个关系。
当时，鲍君甫因经常陪杨剑虹、张道藩出入公安局、巡捕房等，需要经费和一部小汽车，“特科”便满足了他的要求，还给他配了一名保镖连德生，连是中共党员，特科工作人员，实际上是做党组织和鲍之间的联络员。连德生每天陪鲍到处活动，连的工作直接由陈赓领导。
一九二八年七、八月间，杨剑虹因涉及贪污案自杀。蒋介石正式委任鲍君甫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驻上海的特派员，成为国民党驻上海特务机关的负责人。从此以后，我们党一方面利用鲍的关系，派人打入国民党警察局、侦察队、宪兵队中去；另一方面尽力巩固鲍在国民党中央地位。鲍因为有这样一个特殊身分，掌握的情况多，帮我党做了很多工作。例如，一九三○年，有一个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从苏联留学回来，是中共党员，到上海后，就叛变投敌，给蒋介石写信，密告周恩来和他会面的地址。蒋见信后，批交徐恩曾办。信转到鲍手里，鲍立即通知我党，“中央特科”很快组织红队把这个叛徒除掉，保卫了周恩来和党中央的安全。
鲍君甫在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一年间，给我党做了不少工作，顾顺章叛变敌人才知道我们党的这个关系。一九三一年四月底，他被国民党逮捕，但他没吐露真况。一九三二年，国民党当局把他放出来。一九三四年以后，他当了南京反省院剧院长。解放时，他在南京摆小摊，生活很困难。一九五一年镇反时，人民政府把他抓起来。周恩来同志知道后指示把他放了出来。因生活无着，每月由人民政府给他一些补贴。“文化大革命”中，他再次挨斗，一九七○年初逝世。
一九二九年后，周恩来为了把国民党中央特务组织“拿过来”，先后派遣我党优秀党员钱壮飞、李克农、胡底等打进国民党最高特务机关，准备长期埋伏，搜集情报。钱壮飞曾在北京当过医生和教员，多才多艺。一九二八年夏天，钱壮飞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国民党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办的无线电训练班。因他才华出众，善交朋友，又与徐恩曾是浙江湖州同乡，深得徐的信任，调他担任自己的秘书。一九二九年底，陈立夫调徐担任调查科主任，徐的权势更大了。调查科设在南京，徐把钱带到南京，做他的机要秘书。我党又把李克农调到南京，配合钱壮飞的工作。
徐恩曾是一个纨绔子弟，又是陈立夫的表亲，依仗后台硬，整天在妓院舞场混日子，把许多事都交给钱壮飞办。他的秘密电台就设在调查科，各地凡是给徐恩曾的电报、报告和各种情报都是先送钱审阅提出处理意见。这样，钱壮飞就掌握了这里的重要机密。陈立夫、徐恩曾为了搜集情报，要求设立公开机关，李克农等同志根据“中央特科”的指示，利用这个机会，在天津、南京、武汉、北平等大城市建立以通讯社为形式的情报机关。从此，钱壮飞实际掌握了国民党全国最高特务指挥机关，胡底在南京主持国民党情报机关“民智通讯社”，后又调天津创办国民党情报机关“长城通讯社”，李克农实际主持上海的国民党情报机关。周恩来派特科陈赓和李克农联系。李、钱、胡成立党小组，由李克农任组长。这样，国民党最高特务组织的机密，从南京国民党中央到上海，天津等地方，大都被我们党有领导、有系统地及时掌握了。李、钱、胡相互配合，收集了很多国民党军事、政治、特务等情报，了解和掌握了国民党的动向，为党中央制定对敌政策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在许多紧急关头，敌人还没出动，我们就知道我党哪个机关或哪位同志已暴露，立即通知转移，使敌人经常扑空，甚至连蒋介石调动军队向我革命根据地进攻的情况，有时也能得知晓，这使我党的对敌决策下得快、下得准，成功把握大。
（二）营救被捕同志，打击无耻叛徒。
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中，敌人不惜以高官、厚禄、金钱、美女等卑劣手段，收买我们队伍中革命意志不坚定的分子，充当他们的特务和内奸。“中央特科”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镇压叛徒和特务，保护党在白区的安全。周恩来领导的“中央特科”在营救被捕同志、惩治叛徒方面，有几件事件十分突出。
一、抢救罗亦农，处决叛徒贺家兴。
一九二八年四月十五日早晨，刚从湖北回中央工作不久的罗亦农到北京西路赫德路一带去接头，正在等人的时候突然遭逮捕，被敌人由英租界捕房解到龙华关押。党中央和周恩来领导“中央特科”想尽办法营救。以后探听到罗亦农将被引渡到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去，便准备在解押途中进行武装劫救。但捕房和国民党当局恐生意外，提前引渡，并未经任何审讯即下令枪杀于上海西郊，致使“中央特科”的营救工作没有成功。
为了查清罗亦农被捕的原因，周恩来组织“中央特科”同志通过巡捕房的内部关系，查出了出卖罗亦农的叛徒是贺家兴和何芝华夫妇，他们都曾留学德国，回国后两人在罗亦农领导下做秘书工作。他们迷恋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不遵守我党秘密工作纪律，受到罗亦农多次严肃的批评，他们因此怀恨在心。当时，我党地下工作人员每人每月生活费只有二十块钱，无法满足他们享乐腐化的欲望。于是，这一对叛徒与帝国主义租界巡捕房密商，以十万元的代价，出卖中共中央在上海的十几处机关，然后准备携带黄金、外币逃到西方，他俩出卖的第一个人便是罗亦农。贺、何二人的罪行调查清楚后，“中央特科”决定由陈赓带领红队战士，在一天凌晨突然冲进他们寄居的旅馆，在院子里放鞭炮作掩护，枪决了贺家兴，何芝华钻进床下，也被打瞎一只眼睛，并把他们掌握我党同志的名单、地址搜出。制止了这两个叛徒对中央十几个机关的进一步出卖，使党避免了一场大的牺牲。
二、营救彭湃等同志，镇压叛徒白鑫。
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四日，住在新闸路麦特赫司脱路（今泰兴路）的中共中央军委机关正在开会，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根据叛徒提供的情报，前往会场逮捕了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等党的优秀军事干部。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本来也要去参加这次会议，临时因其他事要处理未去，得以幸免。
机关被破坏的前两小时，鲍君甫才知道敌人的行动计划，来不及通知我党。事情发生后，“中央特科”很快查明告密的叛徒是白鑫。此人原是军委秘书。对军委的情况很熟悉。八月二十四日那天，白鑫事先已向敌人告密，开会时他佯装无事仍去参加会议并担任记录，虽一同被“捕”，但很快就被敌人保护起来。我党通过鲍君甫以国民党调查科上海特派员的身分去找白谈话，知道他准备去南京继续出卖党的机密，再回上海对中共中央机关大肆破坏，然后去意大利躲避。周恩来知道这个消息后，决定把这个罪大恶极的叛徒尽快除掉，以免后患。“红队”立即设法在白地住地上海租界霞飞路（今淮海路）和蒲石路（今长乐路）之间的和合坊四十八号的旁边租了几个房间，把白鑫监视起来。周恩来还亲自到白鑫住的地方观察现场，并结合所得到的情报，制订了周密的行动计划，指挥陈赓执行。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一日晚上十一时，当白鑫、范争波等五人走出住所，还未上汽车时，隐蔽在弄堂里的特科人员一齐开枪，当场打死四人，除白鑫外，还有范争波的弟弟和一个保镖、一个巡捕，范争波负伤。“特科”的特等射手枪法非常准确，三个人向白开枪，三发子弹都从白脑后一个部位打进去。巡捕、法医验尸后，都惊叹不已。一时上海滩上，“共产党的神枪手”威名大震，使得特务、叛徒为之丧胆。
周恩来调动“特科”全部力量，来营救彭湃等四位同志，营救的办法是等敌人把他解往刑场的途中实行武装劫救。但解往刑场那天，敌人戒备森严，营救没有成功。
三、寻找内线，托人说情、行贿买通，营救被捕同志。
任弼时同志在一九二九年前曾先后三次被捕，因他均用化名，没有暴露身分。前两次周恩来领导“特科”同志，请同情我党的律师、法学教授潘震亚与律师费国禧到法庭辩护，合法营救出狱。最后一次，是一九二九年九月他在上海被捕，被捕时他将暗藏的秘密文件放在口里嚼碎咽下去了，敌人在他身上只搜出一张月票。由于月票上假地址的房子已在一次火灾中烧掉了，查无实据，敌人严刑追问他的真实姓名，甚至使用电刑，他始终未吐露真实姓名。周恩来同志领导“中央特科”，先请律师辩护无效，接着又派陈赓找鲍君甫设法营救。鲍利用他和租界巡捕房的关系，说任是他手下人，同时又派洪杨生给捕房探长陆连奎送去一百元现洋买通关系，次日任弼时安然获释。
一九三○年冬，关向应在上海租界被捕，捕房抄走了一大箱文件。鲍君甫受我党之托找巡捕房表示愿意帮助鉴别这批文件，巡捕房同意。“中央特科”派工作人员刘鼎以鲍派去的专家身分到巡捕房去“鉴别”文件。刘鼎把重要的文件都拿回来。后来由鲍告诉巡捕房说，被捕的是一位学者，抄出的文件都是学术参考资料，没有什么重要内容。敌人认为关向应不是要犯，对他判刑较轻，不久，便被释放出来了。
四、追捕顾顺章，保卫党中央。
顾顺章曾长时间是“中央特科”三个负责人之一，并兼任特三科的科长。一九三○年五月，中央从顺直省委把聂荣臻调到特科工作，顾对此很不满，想尽各种办法刁难，周恩来曾多次严厉批评他，但是屡教不改，后来只好将他调离特科去搞交通。
一九三一年三月，中央派顾顺章从上海送张国焘、陈昌浩到鄂豫皖苏区根据地工作。在武汉送走张、陈后，他继续留在武汉，化名“化广奇”，白天在汉口登台表演魔术。四月下旬的一天，顾顺章在马路上被叛徒看见，叛徒带特务侦缉队将顾逮捕。
顾顺章被捕后，立即向敌人屈膝投降，他提出要见国民党武汉绥靖公署主任何成浚。二十五日拂晓，何亲自提审顾顺章，顾供出了我党在武汉的地下交通机关——鄂西联县苏维埃政府和红二军团驻武汉办事处，使这些机关全部被敌人破坏，我们的十多位同志惨遭杀害。四月二十七日，国民党特务机关用军舰将顾顺章押到南京，蒋介石立即亲自接见。顾除出卖恽代英外，还把党中央负责人周恩来、瞿秋白、李维汉等同志在上海的住址供出，蒋介石欣喜若狂，迅速调动大批特务进行搜捕。由于我党已及时防备，敌人的搜捕处处扑空。蒋介石妄图一网打尽我地下党组织的阴谋彻底破产
鉴于顾顺章的叛变对党危害极大，中共中央一九三一年五月二十一日专门发出第二百二十三号通知，决定永远开除他的党籍，并号召全党同志严密组织，特别注意秘密工作。同时指示陈赓组织力量消灭叛徒顾顺章。顾叛党心虚，知道“特科”红队厉害，不敢公开去上海同敌特一道实施破坏我党的罪恶计划，便派人和他的亲属进行联系，以便里应外合，再次阴谋破坏我党中央。顾顺章在上海的亲属很多，他的老婆、兄弟、妻妹、姨表妹都住在中央机关，参加党的一些活动，知道党的秘密，认识中央许多负责同志，如果让他的阴谋得逞，将会给党造成巨大的损失。因此，党中央采取了果断措施，将这些人除掉，把顾顺章这条线索砍断了。顾叛变后，不久加入国民党特务组织。后来，他在国民党内部闹派性，拉山头，结果被特务头子陈立夫在一九三五年枪毙了。
由周恩来建立与领导的“中央特科”尽管存在仅仅几年，但作为我党早期的一个执行特殊使命的武装组织，为保卫处在错综复杂的环境中的中央机关的安全、获取敌方情报、营救被捕同志、惩处叛徒等，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十八）一场特殊的战斗
一
一九三一年四月，发生了顾顺章被捕叛变的事件。这件事，严重地威胁党在上海领导机关的安全。
顾顺章是什么人？顾顺章，宝山县白杨人，原是上海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制烟厂（在杨树浦）的“拿莫温”——一个小工头（原先作过钳工）。比较熟悉顾顺章的人们，曾对他形象加以描绘说：个头不大，身体肥胖，鼻梁很高，喜欢要枪弄棒，打架斗殴，能够双手打枪，会耍魔术，曾以“化广奇”的艺名，在上海大世界游艺场公开表演。还在斜桥路二十二号开过一个魔术店，专卖一些玩魔术的小玩艺儿。
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时期顾顺章参加过制烟厂工会的领导。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是英商办的，厂里工会活动比较活跃，当时他在厂里领导工人进行罢工，表现比较勇敢。他曾专职搞纠察队，对于买枪、打架很有兴趣；打叛徒、工贼、流氓，他都参加。“五卅”运动以后，调上海市工会工作。一九二六年，曾同陈赓一起去苏联学过政治保卫工作。学习结束即从苏联回来，一九二七年参加周恩来领导上海武装起义，担任一个武装纠察队的队长，在斗争中有过一些成绩，曾经受到赞扬，在上海有点小名气。“四一二”后转往武汉，做过短时期的隐蔽斗争，镇压过叛徒特务。同年八七会议以后，党中央从武汉搬到上海，顾顺章随着也调上海工作。周恩来创建中央特科的时候，他参加了中央特委，负责中央特科的具体工作并主持行动科（三科）。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革命运动处于低潮，白色恐怖严重。但是，上海是一个具有革命传统的城市，是全国工人阶级力量最集中、最强大的地方。在我们党领导下，上海的工人阶级发动过“五卅”反帝斗争，举行过三次武装起义，直到一九二九年，这里大革命的影响还在，工人和革命力量还很强大，反动势力不敢轻举妄动。由于存在这样的有利条件，党的隐蔽斗争发展比较顺利。
随着工作中取得一些成绩，顾顺章的错误思想日益严重地暴露出来。他得意忘形，在执行任务的进候，忽视秘密工作的政治方向，在具体行动中忘掉党的政策，而把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化为单纯的恐怖行动。这种作法，显然和党的长远利益格格不入，是和党的秘密工作的方针政策背道而驰的。任其发展下去，势将丧失社会人士的同情，党有陷于孤立的危险。而且三十年代开始后，敌人增加了力量，改变了策略，客观形势的急骤变化，逼迫我们必须改弦更张。
这个时候，顾顺章个人品德方面的恶劣倾向也更加膨胀起来。狂妄的个人野心日益暴露。他在同党的关系上，骄傲蛮横，飞扬跋扈，已发展到不可容忍的程度，党内只有周恩来的话，他能够听一些，他的家里只有陈赓和李强能去。陈赓去了两次，发现顾顺章生活腐化，花天酒地，乱搞女人，抽鸦片烟。他还找“星相家”看相算命，吹嘘他有“福相”，将来会作皇帝。陈赓从他家里回来，曾对柯麟说过：“我们两人如果不死的话，准能见到顾顺章叛变！”周恩来曾经多次严厉批评过顾顺章，向他指出：私生活的腐化堕落完全违背共产主义道德的准则。因他阳奉阴违，屡教不改，以后只得采取组织措施，经中央决定将他调离特科。
顾顺章的恐怖行动，早已引起陈赓、李强等同志的不满和抵制，并且多次遭到周恩来的干预制止。例如，有个时期，租界包打听的总机关，每周在一品香饭店集中二、三十个包打听头目开会。顾顺章想用恐怖手段把这些家伙一起炸死，曾经准备了几个大皮箱的炸药、定时炸弹。如照他的计划进行，这所饭店的大楼就会炸光，一品香就会变成废墟，周围居民也会遭到极大的损害。这时周恩来进行了干预，阻止了这次恐怖行动。在此以后，在特科工作的陈赓等同志坚决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极力抓紧政治线索，摆脱恐怖行动，对敌人动态和社会上各阶层动向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把党的秘密工作扭转到政治斗争的轨道上来。隐蔽斗争从此循着政治斗争的方向前进，陆续结识了许多具有代表性的政治人物，日益广泛地打开工作局面，接连取得许多胜利，上海党的机关得到周密保护。
一九三一年三月，陈昌浩和张国焘到鄂豫皖苏区红军去工作的时候，顾顺章由上海经武汉护送他们前往。顾顺章从鄂豫皖回到武汉，在汉口离大智门车站不远法租界的德明饭店住下，就用“化广奇”的艺名，到新市场游艺场公开表演魔术。这个时候，武汉有个叫王竹樵的叛徒，叛变后特务机关要他上街抓人，限期必须找到共产党员。他像一条疯狗，伸长鼻子到处搜索。王竹樵原是武汉纱厂工人，曾经参加过工人武装纠察队，和顾顺章相识。眼看这天限期已满，王竹樵正愁无法交帐，来到江岸徘徊。四月下旬的一天中午刚过，顾顺章适由武昌轮渡回到汉口，下船刚到江汉关门口，就被这个叛徒撞见。王竹樵暗中跟踪盯梢，一直盯到顾顺章的住处，马上报告特务机关，将顾顺章逮捕。
带领特务逮捕顾顺章的叛徒王竹樵，属于徐恩曾在汉口新建立的特务机关——武汉绥靖公署侦缉处。
顾顺章被捕，当天叛变。这个叛徒认为，他知道党的许多重要机密，知道党中央机关和许多中央领导同志的地址，知道蒋介石身边有钱壮飞同志在那里为党工作，以此作为出卖灵魂的资本，可以向蒋介石请赏。因此一被敌人抓住，他就要求将他立即解往南京，说有特别紧急的机密情报当面向蒋介石报告；并且提出在他到南京前，不要就他被捕的事向南京发电报。但是，武汉的特务机关和国民党官僚急于抢功，根本不买叛徒的帐，没有理睬他的要求，立即给蒋介石发了电报。顾顺章被捕后要求见武汉绥靖公署主任何成浚。他先把我党在武汉的组织供了出来。当他得知何成浚和特务机关已经给陈立夫、徐恩曾打电报的时候，急得顿足惊叫：“这就糟了，抓不住周恩来了！”敌人问：为什么？他回答说：共产党有人在蒋介石那里当机要秘书。这个时候，共产党员钱壮飞确实正在南京担任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的机要秘书。
顾顺章叛变这天，何成浚和武汉特务机关立即将情况向南京报告，电报到达南京时，已是这天的夜晚，徐恩曾早已跳舞、玩女人去了。
这一夜，钱壮飞一直坐在南京中山东路五号徐恩曾的特务机关“大本营”里，接连收到了从武汉来的六封“十万火急”绝密电报，电报上都写着“徐恩曾亲译”的字样。钱壮飞想：是什么事情这样急呢？这时候，他手里已经有了徐恩曾和国民党高级官员通报用的密码本的副本，他就偷偷地把电报译出来。这才知道是顾顺章被捕叛变，要和敌人勾结起来破坏我们上海整个党中央机关。情况万分紧急，钱壮飞的心情也很紧张。但他非常沉着，仔细地看了电报的内容，记下电文，就把原电封好，考虑如何应付这个千钧一发的局面。
何成浚的电报，发给国民党中央党部徐恩曾转秘书长陈立夫（当时陈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秘书长），电报的主要内容是：
第一封电报，说黎明（顾顺章的化名）被捕，并已自首，如能迅速解至南京，三天之内可以将中共中央机关全部肃清；
第二封电报：说将用兵舰将黎明解送南京；
第三封电报，说改用飞机解送南京，因为据黎明供，用兵舰嫌太慢了，这个电报还讲，无论如何这个消息不可以让徐恩曾左右的人知道，如让他们知道了，那末把上海中共中央机关一网打尽的计划就完全落空了。
钱壮飞看完这些电报，经过周密思考，决定先派他的女婿刘杞夫连夜坐火车到上海，把这个情报报告李克农转报中央。他把刘杞夫打发走以后，先将银钱帐目清理好，放在钱柜子里；天亮后，还通知“民智通讯社”的一个工作人员赶快逃走。在四月二十六日（星期日）上午，他又若无其事地把电报亲自交给徐恩曾，随即乘火车赶去上海。为了防止出事，他到真如就下了车，徒步进入市区。
刘杞夫于当天夜里到达上海在一家旅馆里面找到李克农，便把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的情况，详细地向他报告。李克农见他神色有点紧张，极力使他冷静下来，劝慰他说：“你为什么沉不住气，这么不沉着！”这天不是预定碰头的日子，特科同李克农联系的人没有来，但他即以高度负责精神，设法迅速找到陈赓，陈赓马上报告周恩来。
二
顾顺章在被捕前是党中央委员，又作过特科具体工作的负责人，因此国民党反动派极为重视，阴谋用顾顺章提供的线索对我党发动突然袭击，将我党地下组织一举破获。当时由于顾顺章知道中央的机密特多，晓得周恩来和许多中央负责同志的住址，他的叛变对中央机关的威胁危害确实特别严重。周恩来得知顾顺章叛变的消息，立即向中央报告并采取紧急措施，把警报分送中央各部门。
面对着这种形势险恶、时间紧迫的情况，周恩来受党的重托，挑起了全面负责处理这一紧急事变的重担。在陈云等同志协助下，周恩来以惊人的机智果断，抢在敌人前面，跟敌人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搏斗。他和陈云当机立断，马上召集有关人员举行紧急会议，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全力粉碎敌人破坏我党的罪恶企图：第一，对党的主要负责人做了周密的保卫和转移，把顾顺章所能侦察到的或熟识的负责同志的秘书迅速调用新手；第二，对一切可以成为顾顺章侦察目标的干部，尽快地有计划地转移到安全地带或调离上海；第三，审慎而又果断地处理了顾顺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重要的关系；第四，废止顾顺章所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由各部门负责实现紧急改变。当天夜里，党中央和江苏省委以及共产国际的派驻机关全部都搬了家；同时命令陈赓等同志从各方面进行调查，以便及时采取措施，准备反击。这是千钧一发的紧急时刻，周恩来临危不惧，沉着镇静，在陈云等同志协助下，经过几天几夜不眠不休的紧张战斗，终于抢在敌人的前面，迅速妥善地保卫了党中央和江苏省委机关的安全，彻底粉碎了敌人妄图一网打尽我党领导同志的大阴谋，使党避免了一场特别严重的大破坏、大灾难。
星期一（四月二十八日），顾顺章才被敌人用兵舰解到南京。蒋介石立即召见他。顾顺章在这里出卖党的机密，倾筐倒箧，把知道的事情全都招供。他还勾结敌人，布置了一个将上海我党中央一网打尽的大阴谋。徐恩曾立即派调查科情报股总干事张冲、党派组组长顾建中带领大批特务人员，连夜赶到上海，会同英法捕房执行这个罪恶计划，星期二（四月二十七日）早上，在上海的大搜捕开始了。当时已经搬了家的、我们还留下人在附近观望的中央秘密电台原址被抄了，随后，周恩来原来的住处也被搜查了。敌人虽然行动很快，到底一步来迟：上海我们党的机关早已转移，中央领导同志都已无影无踪，敌人的阴谋可耻的破产了。事情证实：钱壮飞提供的情报是正确而及时的，周恩来采取的对策是果断机智的。在关系我党命运的紧急关头，钱壮飞、李克农对保卫党中央作出的这一卓越贡献，得到了中央的嘉奖。
二十五日的夜里，钱壮飞在打发刘杞夫去上海以后，曾经考虑自己要不要离开南京的问题。因为受到当时秘密工作条件的限制，他对顾顺章这个人的整个情况并不十分了解；而且自己和战友们在南京、上海含辛茹苦，历尽艰险所创造的这个局面，顷刻间被敌人全部毁掉，的确是很难下决心的。可是经过冷静的思考，全面的分析，最后还是下决心迅速走开。李克农在上海坚信钱壮飞能够作出正确的判断，采取果断的措施，只是要不要让刘杞夫仍旧回南京呢？在这个问题上，他也流露出“难下决心”的心情。刘杞夫最后还是返回南京去了，因为他的妻子钱椒椒还在南京。刘杞夫临走时候，李克农紧紧地握住他的手，非常关切地跟他说道：“此行可能凶多吉少，遇事要英勇沉着！”
周恩来对于有关同志的安全非常关心。钱壮飞到上海后，就叫特科把他安置在一个同志的家里，对他的家属也作了妥善的安排。星期一晚上，又用暗语给天津的胡底发了一个电报，暗示局势严重，需要离开，胡底不久也安全地到了上海。李克农也暂时隐蔽起来，避开敌人的搜索。只因南京的交通机关被破坏，刘杞夫、钱椒椒终于被捕。钱壮飞最后离开南京时候，曾经给徐恩曾留下一封信。他在信中警告对方：如果徐恩曾胆敢陷害他的子女，他就要把徐恩曾的所有秘密全部公布出来。当时国民党两个特务组织“中统”与“军统”间互相倾轧，矛盾尖锐，争斗激烈，徐恩曾害怕公布了他的秘密对他不利，因而未敢杀害钱椒椒和刘杞夫。他们被关了三四个月，就被释放出来。对于钱壮飞留在上海的亲属，党组织一直尽心照顾。李克农得悉刘杞夫送来的情报以后，就叫钱壮飞的爱人张振华预作准备，随时警惕。她那时在上海医院妇产科作医生，还住在法租界甘世东路辣斐德路新兴路新兴顺里四号。星期二敌人开始大搜捕的时候，曾经开了一卡车戴铜帽子的警宪，到家里来搜捕钱壮飞。张振华机智地躲开，家里只剩钱壮飞的母亲。敌人找老太太纠缠，追问钱壮飞的下落。他们欺骗她说，钱先生已经回到上海，找他没有别的事情，有一笔很大数目的钱财，只要他签个字就属于他的了。老太太根本不晓得钱壮飞已经到了上海，更不知他在什么地方。敌人没有办法，只得空手走掉。
三
在叛徒顾顺章勾结国民党反动派严重危害革命的紧要关头，周恩来在陈云等同志协助下，粉碎了顾顺章及其主子蒋介石的阴谋诡计，使我地下党得以在千难万险的局势中完整地保存下来，并在白色恐怖更加严重的上海继续进行工作。这个时候，同志们怀着无限崇敬和十分感激的情愫，衷心赞颂周恩来机智勇敢的不朽功勋：“一生机智一身胆，周公谈笑破敌谋！”
周恩来领导特科屡次挫败敌人，打得敌人晕头转向，狼狈不堪。因此，敌人对他非常害怕，极端仇恨，曾多次用巨款悬赏，购买他的头颅。这个时候，敌人在上海又出动了大批军警宪特，疯狂地到处搜捕他。周恩来沉着应战，首先将顾顺章最熟悉、敌人极痛恨的特科工作人员作了妥善的安置。根据他的指示，敌人追索最急迫的李克农、钱壮飞和胡底迅速离开上海，分别前往以江西南部为中心的中央红色区域和以湖北东北部为中心的鄂豫皖红色区域；李强在五月间出国工作；陈赓于六月间偕同陈养山同志等前往天津工作（他在九月间又被派往鄂豫皖区红军工作）。将有关同志全部妥善地作好安置以后，周恩来也及时巧妙地隐蔽起来，继续留在上海坚持斗争，直到这年十二月上旬，他才离开上海，越过国民党军“围剿”部队的封锁，进入中央红色区域的边界，并于十二月二十日左右到达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所在地瑞金叶坪，和毛泽东、朱德会合。
顾顺章这个出卖灵魂的叛徒，想要向主子邀功请赏，立即到监狱去认人。他被押到南京的第二天（四月二十八日），就亲自跑到中央军人监狱，出卖了被关在那儿的我党优秀领导者恽代英——恽代英于一九三○年四月十九日在上海被捕，押在苏州狱中（后来转到南京中央军人监狱）一年，未被敌人认出。周恩来亲自擘划，进行营救，恽代英行将出狱的时候，被顾顺章出卖，第二天（四月二十九日）即被害死狱中。
顾顺章初到南京的时候，原拟赶来上海推行破坏党的罪恶计划。周恩来指示陈赓等部署力量，消灭叛徒，准备在火车站动手，等顾顺章一下火车，给他来个措手不及，明正典刑。顾顺章心怀鬼胎，没有敢来，但他仍不死心，千方百计地派人到上海寻找他能利用的一些关系，妄想通过他们破坏我们的党。党便采取了断然措施，把他这些线索斩断。
顾顺章贼心不死，对于挫败了他的罪恶阴谋的周恩来恨得咬牙切齿。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下旬，上海《时报》、《申报》、《新闻报》、《时事新报》和《民国日报》上面，连续刊登出以顾顺章的名义悬赏数万银元巨款缉拿周恩来的紧急启事。虽然周恩来近在咫尺，敌人却始终找不到周恩来的踪迹。这个时候，周恩来已经在党组织和革命群众掩护下深深地隐蔽起来，继续领导党组织同叛徒顾顺章和他的主子国民党反动派相周旋。
这年十二月一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同志亲自签署了“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通令——为通缉叛徒顾顺章事”。
通缉令历数了顾顺章的罪行。最后写道：“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特通令各级苏维埃政府、红军和各地赤卫队，并通告全国工农劳苦群众：要严防国民党反革命的阴谋诡计，要一体严拿顾顺章叛徒。在苏维埃区域，要遇到这一叛徒，应将他拿获交革命法庭审判；在白色统治区域，如遇到这一叛徒，每一革命战士，每一工农贫民分子有责任将他扑灭。缉拿和扑灭顾顺章叛徒，是每一个革命战士和工农群众自觉的光荣的责任。”
（三十九）花园洋房里的秘密会议
一
一九三○年八月中旬，一列从德国到中国东北的国际列车，正奔驰在苏联的广袤大地上。
车厢里，坐着一个年轻英俊、两眼炯炯充满机敏和智慧的中国人，他是周恩来。
周恩来是从莫斯科回国的。但是他并没在莫斯科上车，而是先从莫斯科到柏林，然后成为柏林去中国东北的乘客坐在这趟车上。这样做，显然是从安全考虑。周恩来才三十二岁。但是已经是经验丰富的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了。这时，他机警地扫视了一下同车的旅客，又看看窗外掠过的白俄罗斯盛夏景色，而心中，却翻腾着今年以来在上海和在莫斯科的难忘经历。
周恩来是三月从上海动身的，他坐船到欧洲，五月间到达莫斯科。这次到莫斯科，他是代表中国共产党参加联共（布）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党的工作，同时处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同共产国际间的一些分歧问题。而在他离开中国的这几个月中，国内的政治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党内出现了李立三“左”倾错误，这错误正在实行中，如果不很快纠正，党就会受到更大的损失。这是周恩来现在最为焦心的事。
自从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到处被抓被杀，血流成河，共产党员由六万多锐减到一万多人。一九二八年夏天召开党的“六大”，周恩来作为大会秘书长，费尽心血加以筹划，把这次会议开成了复兴党和革命事业的会议。六大后，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在秘密状态下工作，周恩来实际上是中共中央的主要支撑者。从那时到现在这两年来，党的组织得到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纷纷建立，红军已建立和逐渐壮大起来。到一九二九年夏六届二中全会时，全国党员已达六万九千多人，超过了大革命时期。到一九三○年夏，党领导的游击战争已经发展到江西、福建、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河南、安徽、江苏、浙江、四川等十几个省，建立了赣南、闽西、湘赣、湘鄂赣、闽浙赣、洪湖、湘鄂西、鄂豫皖、左右江等革命根据地，红军发展到七万人，连同地方武装共约十万人。作为直接主管军事和组织这两方面工作的领导人周恩来，深知取得这样的成就，全党同志两年来付出了何等艰辛的努力。
中共六大认为，中国革命是在两个高潮之间。现在看来，革命正在趋向新的高潮。这从国内的新军阀大混战的形势也能看得出来。从一九二九年三月蒋介石集团同桂系集团为争夺两湖地盘而进行的战争以来，内战频仍，蒋冯之战，粤桂联合反蒋之战，唐生智、石友三反蒋拥汪之战，直到今年三月开始的现在还在进行的冯玉祥、阎锡山、桂系联合反蒋的中原大战。国内形势以及世界形势，都有利于革命的发展。
在这样的形势下，关键是党的领导必须正确。
去年十月，共产国际执委给中共中央发来了关于国民党改组派和中共任务问题的信。信中认为中国当时已到了“革命高潮的初期”，“现在已经可以开始而且应当开始准备群众去用革命方法推翻地主资产阶级联盟的政权，去建立苏维埃形式的工农专政”。这封信，从共产国际来说，是因为这年七月发生了中东路事件，苏联同国民党政治断交后关系更加恶化，八月开始，苏军同中国张学良的军队在东北中苏边境接连发生战斗，到十月冲突达到高峰。共产国际希望中共发动武装暴动来保卫苏联。信中提出了“变军阀战争为阶级的国内战争”的口号。这封信之后，一九三○年三月，共产国际主席团委员曼努依斯基讲话说中国共产党不应“成为游击运动的参谋部而不去干别的事情”。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马基亚尔写了《中国的危机与革命运动》一文，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的社论发表，提出需要“准备武装暴动，建立工农专政的苏维埃政府”。四月，东方部负责人米夫在《真理报》上发表《迎接即将到来的中国革命风暴》。号召中国共产党要“坚决的决斗”。这些都可看出共产国际的意向。
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对于国际的指示是必须接受和服从的。周恩来组织纪律性很强，当然也是如此。当时，中国党还没有成熟，对于国际指示有相当盲目性。但是周恩来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他是一个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革命家。因此他尽管开始时在言谈中或书面上也接受国际的指示，但是联系到实际工作，他则反对盲目暴动。这样他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同在国际影响下极力要搞暴动的李立三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李立三提出要在南京搞武装暴动。周恩来表示反对。他召开了一个小型会议，有军委干部曾中生和党在南京负责军事工作的同志参加。大家分析了党在南京的工作情况，包括士兵组织、群众工作等，认为暴动是困难的。周恩来根据实际情况以及敌我力量对比，特别是南京为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反动统治力量雄厚，认为不论主观上还是客观上，都不具备举行暴动的条件，这就实际上否定了南京暴动的可能性。
二月十七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李立三再次提出：要坚决决定组织一省或几省暴动，他提到了武汉、顺直，主张在全国暴动中江苏是主要的力量，山东、满洲等则要配合。周恩来表示反对。他说：江苏工作不够，主要是农村没有发展游击战争；武汉，铁路和海员工人中的工作不够；满洲，如大连、抚顺等处还没有合作工作，这样的缺点不克服，决不能组织满洲暴动。
周恩来虽然也接受国际的看法，但是他进而说，已有革命高潮并不等于就是有直接革命的形势。
所以，周恩来在上海这段时间，李立三的搞暴动的设想一直没有实现，直到周恩来去了莫斯科，李立三才能在六月十一日的中央会议上通过《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立即下达各地区各支部。
鉴于上面所说共产国际领导人的态度，可想而知，周恩来在莫斯科作了多么艰巨的努力，用实际情况来说服共产国际领导人，这样，共产国际研究了中共中央六月十一日决议，认为李立三对形势的估计过分夸张，他的否定革命发展不平衡、脱离群众的武装暴动计划等，是错误的。共产国际执委会吸收周恩来、瞿秋白参加，拟定了七月二十三日决议。国际认为，中共中央六月十一日决议应该停发，武装暴动应该停止，但是肯定了“中共政治局是在国际路线之下工作的”，“在策略上组织上工作上都犯了部分的错误”，要周恩来、瞿秋白回去纠正。因此周恩来在八月中旬动身回国。
国际列车到达莫斯科站。周恩来利用列车停留的时间，下车同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马基亚尔取得联系，问他：“国际的同志还没有新意见？”
马基亚尔答：“没有了，据国际七月决定改正就行了。”
这样，周恩来带着共产国际的精神回到国内。
二
周恩来坐火车到达东北，然后从大连搭轮船去上海。
轮船到青岛的时候，正是清晨，碧波万里，船上喊叫乘客们到甲板上来做早操，周恩来到甲板上，意外地发现了帅孟奇也在。他就悄悄地站在帅孟奇的背后，趁机告诉她：“到上海后，住五马路某某旅馆，我马上派人来接头。”
帅孟奇在上海五马路按指定地点住下后，就有一个女交通员来接头，叫她不要外出。第三天早上九点钟，周恩来头戴博士帽，衣着朴素，亲自来找她谈话，然后分配了工作。这次谈话，帅孟奇在几十年后还记忆犹新，其中周恩来谈到当时形势时，是这样说的：
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断送了大革命，李立三的“左”倾错误，不顾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结果暴露了我们的党组织，使我们受到敌人残酷镇压和破坏，牺牲很大。不能再空喊“革命高潮马上要来”的口号了。要准备作长期的艰苦的复杂的斗争，经受革命的严峻的锻炼与考验。在苏联学习的理论，要在实际中学会掌握和运用。当前中国革命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任务是反帝反封建，为着这目的去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不是要搞轰轰烈烈，而要扎扎实实。
这是对形势和要求的一番很正确的谈话。李立三的错误，问题正在于追求轰轰烈烈，使党的力量受到了很大的损失。以南京为例，周恩来走后，李立三还是发动了南京兵暴，勒令曾中生领导的学兵营的党组织举行起义，攻击国民党中央党部，占领南京。曾中生反映说：这点力量，根本是做不到的。李维汉也提出：暴动后还是把队伍拉到农村去吧。但是，李立三批评他们都是右倾。结果，暴动使地下党暴露，全市被敌人逮捕的党员有一百多人。南京的党组织遭到了大破坏。
李立三规定了一套以武汉为中心的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结果，使刚刚恢复起来的白区党组织和革命力量遭到严重破坏，许多同志被捕和牺牲。如江苏省，从四月到九月这半年中，被国民党杀害的党员有三千多人。各地红军和根据地也都受到不程度的损失。
周恩来八月十九日回到上海。他带回了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秘书处的七月决议，负有贯彻这个决议的任务。他们先是通过个别谈话和召开两次政治局会议，传达了共产国际的决议，中央政治局经过讨论，基本上统一了对形势的看法。随后，中共中央发出一系列指示，开始纠正李立三冒险主义的主要错误。
周恩来亲自起草了中共中央致长江局的三封信：
九月一日第一封信中，说：“促成全国的革命高潮，是要有步骤的，是要依据于主观力量（这当然要联系到客观发展的可能）来作正确决定的。”“今天武汉还不能暴动，还不是暴动的前夜。”
九月四日第二封信中，说：“你们一切工作计划，最中心的缺点是在布置暴动上做文章”，“应坚决反对这一观念——‘左’倾会比右倾好些。”
九月九日第三封信中，说：“巩固的而不是猛进的向前发展，更成为目前的中心问题。”
九月四日，中央决定恢复被李立三取消了的党、团、工会的领导机构和组织系统。九月八日，中共中央发出接受国际执委会政治秘书处七月决议的指示，决定停止武汉、南京暴动和上海总同盟罢工。李立三在实际工作中的一些主要错误，在周恩来等的努力下，开始纠正了。
九月二十四日到二十八日，上海租界内麦特赫斯脱路的一幢花园洋房，黑漆的竹篱笆的院墙内，和平常一样静谧幽雅，但实际上，屋子里却是热气腾腾，中国共产党正在秘密地召开六届三中全会。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共产国际七月二十三日决议，纠正李立三的错误。
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关于传达国际的决议的报告》。他说，“中国革命新高潮已无可怀疑，但在今天，中国工农的力量还不能聚集起来袭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统治。今天还没有全中国客观革命形势，也就是说今天还不是全国的武装暴动的形势。”他说，李立三是“把前途的某一可能”，“作为今日要做的根据”，这就导致了冒险主义的错误。
这次会议，根据共产国际决议和周恩来的报告，作出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议决案。决议比较全面地分析了李立三在政治上、组织上的冒险错误，指出它是策略错误而不是路线错误，这是符合共产国际的口径的。
李立三在会上承认了错误，承担了责任，对自己和中央政治局几个月来所犯的错误作了检查。他的态度是严肃诚恳的，不文过饰非，勇于承担责任，有改正的决心。后来，李立三对他的家人说道：“当时我很幼稚，巴不得革命早日成功，在中央工作的时候，下达过许多错误指示，给革命带来严重的损失。”
周恩来对李立三也是善意的，尽管李立三主持中央政治局的那个月，曾经对周恩来不公正地进行斥责，说周恩来“在政治上组织上都暴露他右倾的危险，应在政治上负严重责任”，还提出“中央对周恩来的斗争，必须是很坚决的”，并且粗暴地要把周恩来调离中央。但是周恩来始终认为，李立三是革命的同志。在李立三、向忠发等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意见后，周恩来就代为起草了致共产国际信，说他们与国际认识一致。在李立三承认了错误并希望共产国际不要调他去莫斯科时，周恩来为他写信疏通。在三中全会上，李立三仍被提名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六届三中全会可以说是完全按照共产国际七月二十三日决议办的，周恩来等贯彻执行得很好。当然这次会也有缺点和不足之处，但基本上应当肯定。
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代表给三中全会写了信，说：读了瞿秋白、周恩来、李立三的发言，李立三“完全正确地了解了自己的错误”，“党的路线常常是与国际路线相适合的，从来没有两条路线，只是曾经在这条正确的路线上有过不正确的倾向”。也就是说，立三的错误不是路线错误。
从党内来说，何孟雄过去是不同意李立三的作法的。三中全会后，十月九日，他给中央写了意见书，表示他过去曾说“中央路线与国际路线不同”，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夸大了中央的错误”。王明也给中央写了意见书，认为“三中全会有重大意义”，还说立三的错误现在只是“残余”了，大家“在目前紧张的局势下”，应当“竭力避免一切不必要的争论和争辩，免致妨害执行党的当前任务”，表示“已经用不着任何争论”。罗章龙当时是候补中央委员，出席了三中全会，他在会上发言对于报告和决议表示“完全赞成”，“并没有提出原则上不同的意见”。
六届三中全会，周恩来等的工作非常出色，稳当妥贴地使中国党转过了一个大弯子，端正了航向，并使全党形成了团结一致的气氛。会后，本来可以在已有的工作基础上继续努力，扩大反对“左”倾错误的成果，补救立三错误所造成的损失了。
但是，就在这一时刻，共产国际的态度却变了。
三
正当周恩来、瞿秋白在国内进一步纠正李立三“左”倾错误的时候，在莫斯科，共产国际却因为李立三在六届三中全会前的两次讲话而大发雷霆。
李立三在讲话中，主张暴动，说“等到占领武汉之后，就可以用另外的方式去和共产国际说话了”；还说了中国的武装暴动在遭到帝国主义干预时，要把苏联卷入战争等等，这些，再加李立三多次对抗国际关于停发六月十一日决议和制止武装暴动计划的指示，都使共产国际十分恼怒，决计“给这种反共产国际的立场以致命的回击”。
于是，他们把李立三的错误升级，指责他是半托洛茨基主义盲动主义的路线，“甚至不但是路线的问题，”“而且还在组织上”“进行反国际的斗争”。共产国际十月二十三日发出给中共中央指示信，其中说：
“在中国革命最重要的时机，曾经有两个在原则上的根本不同的政治路线彼此对立着”，“这就是立三的路线，这就是反国际的政治路线”。
这样一来，周恩来、瞿秋白回国后的一系列纠正立三错误的措施和六届三中全会，也就处于被批判的地位，正确稳妥的做法成了保守调和的错误，忠实贯彻国际的七月指示信反成了批判的对象。十月的共产国际不认七月的共产国际的账，周恩来等被冤屈地推上了审判台。
共产国际的不满意，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对瞿秋白的不满意，为什么？因为瞿秋白在六大后留在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在处理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国留学生中的派别斗争时，不同意王明等少数人的宗派活动，这使得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对他不满。于一九三○年春，他被共产国际撤掉中共代表团团长的职务。共产国际向中共中央提出要刷新中共代表团的成分。这次周恩来去莫斯科，原因之一也是为了处理这件事，共产国际要瞿秋白回国。周恩来一向是很谦让而没有个人私心的，回国后，他让瞿秋白的名字列在自己的前面，三中全会实际上是周恩来在负责的，但是周恩来让瞿秋白主持会议，作会议结论，并违背共产国际意愿把瞿秋白选进了中央政治局，瞿秋白成了党中央主要领导人之一。这也是共产国际所不能接受的。
这一点，从共产国际调子的逐渐变化中也可以看得出来。
先是，在共产国际执委十月给中共中央的指示信上，说同李立三的分歧是“两条路线的原则上的区别”。但这封信上还说：“在伍豪同志报告之后，政治局已经取消了以前的决议，而完全同意于国际执委和中国共产党中央代表团所共同拟定的决议”，“共产国际执委会很满意”。这里，肯定了伍豪（周恩来）的报告，而不提瞿秋白。
接着，共产国际东方部向国际主席团写了关于中国党三中全会与李立三错误的报告，指责“三中全会没有揭发立三路线的实质”。“报告”点名批评瞿秋白，指责他“对于立三半托洛茨基盲动主义的路线采取调和的态度”，“没有揭发和纠正以前的一部分政治局领导的半托洛茨基盲动主义的路线。”
十二月间，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召开关于立三路线的讨论会，会议的主要矛头却不是对着李立三，而是对着瞿秋白，发言的七名委员无例外地批判瞿秋白，指责他“不是中国全党的代表”。
在上海的周恩来，对于共产国际的这些变化，十一月十六日（这天接到国际的十月指示信）以前，是全然不知的。可是王明却先知道了。因为在此期间，留苏学生王盛荣、陈昌浩从莫斯科到上海，先把信息透露给了王明等。王明正在为中央派他到苏区工作而担心路上不安全，一听到这消息，立刻觉得时机难得，可以大做文章，于是作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变，攻击党中央和三中全会，写了《两条路线的斗争》小册子，在党内传阅扩散，发动一部分人同中央对立，破坏统一，制造混乱，宣布现在的中央“已经没有可能再继续自己的领导”。
周恩来知道了王明等人在吵闹，但是不了解原因。他想：大概是中央让他们去苏区工作，他们不愿意去，故而掀起风波吧。后来接到了国际十月来信，他才恍然大悟。
几十年后，周恩来回顾这一段历史时曾经说道：七月，国际的中国问题决议案对李立三的批评还是温和的，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六月十一日的决议，同中共代表团讨论了，没有说是错误路线，希望我们回来纠正。看了李立三在八月会议上的讲话后，国际认为李立三是冒险主义、半托洛斯基主义、反国际路线，三中全会就被放在调和主义地位了。
周恩来处于极度苦闷之中，他在组织上接受和服从共产国际的十月指示信。他不诿过于瞿秋白，自己承担了责任。但是，他回来所传达贯彻的明明是共产国际的精神呀！他不能不有所申辩。
十一月二十二日，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上发言，一方面承认三中全会是“取了调和态度”，同时也说明三中全会是在国际路线之下传达国际决议的。
十一月二十五日，他参加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作出关于最近国际来信的决议。这个决议表示完全同意国际十月来信，同时提出：“三中全会一般的已经接受了国际的路线，立三同志在三中全会上也已经承认自己的错误”，反对“把三中全会和国际路线对立的企图”。会议还对王明等人反中央的宗派活动进行了批评，指出他们“不是帮助中央，而是进攻中央。”
十二月一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工作人员会议上作报告。报告中批评王明等人的一些观点和李立三“是同样错误的”，并指出王明等拒绝党派他们到苏区去工作的错误。
王明由于有米夫等的支持，有恃无恐，在党内扩大反中央的活动。他同何孟雄、罗章龙等联络一起，要求召开紧急会议，改组中央。周恩来夜以继日地向各方面做工作，焦头烂额，舌敝唇焦，但是风波未能平息。党中央处于严重危机中，已经濒临党内分裂、中央破产的地步。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经过慎重思考，决定从大局出发，极力忍让，对个人委屈不再提及，一切以保护党的统一为重。这年十二月，共产国际派米夫到上海。周恩来和瞿秋白就向米夫提出：自己既然已经犯了错误，就应该退出中央政治局，辞去所担任的中央职务。
他们的态度是：我们既然错了，就应该使各方面过去曾经反对过李立三错误的人团结一起，来执行共产国际的路线。周恩来看到米夫到上海后会见了王明、罗章龙等人，就荐引曾经反对过李立三错误的何孟雄也去见米夫，并提出把何孟雄也列入四中全会补选中央委员的名单。
但是米夫考虑的却是怎样扶王明等人上台，掌握中共中央领导权，何孟雄进中央对王明不利，因此米夫拒绝了周恩来的建议。
对周恩来、瞿秋白的辞职，米夫采取“拒瞿留周”的方针。米夫说：对周恩来“应该打他的屁股，但不是要他滚蛋。看他是否在工作中改正他的错误”。王明也跟着说：为了实际工作便利，给周恩来以改正错误的机会。不过这也道出了一点真情，米夫和王明心里清楚，党中央的工作确实离不开周恩来。
瞿秋白被排斥了。他从党的利益出发，对周恩来说：“你还是背着这个担子吧。”
当时的形势，李立三的错误已使党受到很大损失，急须稳定团结，再图恢复，而王明等人却只怕天下不乱，这种态度背后又有共产国际支持。周恩来已很难工作，但是又不准他辞去。为了党的利益，为了党的生存，周恩来挑起重担，拼命苦干，他忍辱负重，顾全大局，一心维护党的统一和生存。在这样的心情下，他参加了四中全会。
四中全会仍旧在三中全会的地址召开。长方形的会场内，放着一张长长的桌子。人们围着长桌，大吵大叫，从傍晚一直开到第二天天明，闹得不可开交。
会上周恩来虽然受到猛烈的攻击，但是他一方面接受批评，作了检讨，另方面还保护大批干部。他勇敢地提出：“站在派别观点上来解决问题，就一定会离开党的利益而只顾到派别的利益，这不是布尔塞维克所能允许的。”“认为过去凡坚决执行立三路线者，或者是领导机关主要负责同志，便是立三派，拿他们当派别看待，说他们不堪造就，这依然是立三路线的继续，我们也是要反对的。”
他尽力使党免于分裂，尽可能减少损失。
一九三○年的六届三中全会到四中全会期间，中国共产党处在危殆的境地，党内纷争严重，王明在共产国际支持下篡党夺权，很多组织瓦解了，很多党员消沉了，有些党员对党怀疑了，只是看到有周恩来在，才认为这还是真的党中央。在这样的情况下，周恩来使党度过了难关，维护了中央的统一领导，这应该是周恩来的伟大历史功绩之一。
（四十）勇悼何孟雄
一九三一年三月十二日，周恩来在党的《群众日报》上，亲笔写了一篇题为《反对国民党残酷的白色恐怖》的社论，愤怒声讨国民党残杀何孟雄等二十四烈士的暴行；同时，冲破了“左”的重重阻力，为烈士正了名。
一九三一年一月中旬，何孟雄、林育南、丰求实等党的重要干部、“左联”作家和革命群众三十多人，在上海先后被敌人逮捕。被捕前，何孟雄曾被王明戴上“反党”“反中央”的帽子。被捕后，王明又在党内开展大规模的批判“右派领袖”何孟雄的运动，并通过狱中支部不予何孟雄等“右派”编入党的组织，进而从组织上开除了何孟雄的党籍。国民党蒋介石对这批革命者施以威胁利诱均无效，在深知他们在共产党内的处境，进行种种挑拨离间又遭失败之后，大开杀戒，于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晚秘密集体枪杀了何孟雄等二十四名党的重要干部。对何孟雄等同志的遇难，王明不仅不表示哀悼，相反继续对烈士们肆意进行攻击，说他们是“个人野心”“反党、分裂党”的必然结果；还利用手中的大权，推行他的“左”倾错误纲领——在党内大反“右倾”，对何孟雄的支持者们做“分化”“瓦解”工作，胡诌什么：何孟雄虽然牺牲了，是“右派英勇牺牲”，对他们的错误要严肃对待，彻底清算。他罗织了“何孟雄十大罪状”，首先在沪中区委这个何孟雄最后工作的单位，也是直接在何孟雄领导和影响下坚决同王明、米夫作顽强斗争的堡垒，找干部逐个谈话，要赞同者签字画押，不赞同的则被开除党籍，又由沪中区推及江苏省委机关。不少正直的共产党人就因为不屈服于王明的压力而失去了党籍和工作，断绝了生活来源。更有甚者，王明在何孟雄等慷慨就义后三天的二月十日，在上海写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一书的《再版书后》专章里，竟明目张胆地篡改历史，诬陷我党最早也是最坚决地反对立三路线的何孟雄是反立三路线最迟、“最不坚决的分子”，是他们这些“坚决拥护国际路线的同志们……帮助他在声明书中能写些正确意见的主要来源”。进而捏造事实，栽赃陷害说何孟雄“走到与罗××派联合进行反党的错误了”，对烈士的英灵恣意糟蹋。周恩来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弄明了何孟雄等先烈们慷慨就义的英勇事迹后，亲笔撰写了我党唯一的一篇悼念社论，通过时任党中央宣传部长张闻天，并在他主编的党报——《群众日报》（半公开报纸）上发表。
社论刊于报纸的头版头条。社论一开头向全党宣告：“在阶级斗争日益尖锐中，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二十三个（应为二十四人，下同，笔者注）同志，又被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残忍枪杀而牺牲了！”接着在第二段中沉痛追颂他们的光辉的战斗业绩说：“何孟雄等二十三个同志，他们都是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他们大多数都有英勇的阶级斗争历史，自然，他们都成为帝国主义、国民党资本家的死敌！这次反动统治阶级的残酷枪杀，是统治阶级在革命日益发展的形势下，表现着在拼死挣扎中企图以残忍的白色恐怖来消灭革命群众的领导力量，但另方面却更表现革命战士为阶级斗争而牺牲的英勇，给予统治阶级的白色恐怖政策以有力的回答。革命战士英勇斗争的热血，必然更要燃烧着广大工农群众的革命火焰，更迅速摧毁和埋葬帝国主义国民党以及一切反动势力到死亡的进程。”
出于无产阶级的坚定立场，社论以鲜明的爱憎对先烈们慷慨就义作出了历史的评价：“何孟雄等同志……在帝国主义国民党残酷摧残中，仍表现其对统治阶级反抗的坚决，与为阶级斗争而牺牲的慷慨激昂，绝不能因其对党内斗争的错误，而与出卖阶级的叛徒同日而语。何孟雄等同志的牺牲，自然是革命中的巨大损失！”这大段文字中，沿用了王明定的调子，称他们“坠入了右倾机会主义的泥坑”，这是当时批判何孟雄处于高潮阶段的历史痕迹，是在路线是非被颠倒的条件下的必然产物，今天读来当然是错误不实之词。可贵的是上述文字，从根本上把何孟雄等二十四位党的英雄，对敌斗争英勇，决不是叛徒的真面目向全党及时昭告，维护了先烈的英名，这是对王明践踏先烈们英灵的丑恶行为的最好揭露，是周恩来继他为何孟雄生前的平反、恢复工作，及推荐入党中央委员会、面见米夫陈述己见后的又一重大步骤，表现了他对党、对阶级、对革命、对同志的高度负责精神和冲破白色恐怖及“左”倾藩篱的勇敢斗争精神。
社论号召开展反右派和反对极少数人分裂党的行动，着重以何孟雄等烈士不幸牺牲的血的教训告诫全党说：“不顾一切的秘密环境与地下党的条件作极愚蠢的行动，恰好事实上完全直接帮助，而且已经帮助了敌人以极便利于破坏党的机会，何孟雄等二十四个同志，亦即因此而遭受了逮捕与牺牲。这一事实的教训，更明显的表现右派在革命斗争中的反革命作用”。这里的反右倾、反“右派”、“反革命作用”同样是错误的党内斗争的产物。因为在当时党内盛行着“左”倾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反右倾为纲”，动辄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但社论确实表现了周恩来为保卫和维护党组织的团结、统一而苦心焦虑，相忍为党、顾全大局的党性立场和良苦用心。当时，他对分裂责任的认识远未达到也不可能达到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决议的水平，但他以烈士们的牺牲为代价，指出分裂只能是“完全直接帮助，而且已经帮助了敌人以极便利于破坏党的机会”，尤其是谆谆告诫全党要特别警惕上海地下党所处险恶环境，决不再去作“极愚蠢的行为”，这种饱含了对同志的深厚革命情谊的忠言，多么催人泪下！这正表现出周恩来在当时冲破王明的阻力，顽强地战斗以保卫党的高尚品格。
社论最后大段文字指示全党：“在统治阶级经济、政治危机中革命发展中领导和动员成千成万的广大群众，作一切经济和政治的斗争走到武装暴动以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暴力统治，才能真正打倒一切白色恐怖的组织者，而建立与发展工农兵自己的苏维埃政权，亦才能真正的为死难烈士复仇。”这就从根本上揭示了龙华二十四烈士的阶级根源，高屋建瓴地把全党凝聚在冲破帝国主义国民党屠杀，推翻其暴力统治的大目标下，为实现死难烈士生前的遗愿而奋斗。文章结尾高呼三句口号：“打倒帝国主义国民党为死难烈士复仇！”“反对白色恐怖及其组织者——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残酷屠杀！”“起来，一致起来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
短短二千余字的社论，是周恩来在党危急年代冲破极“左”统治的阻力留下的对敌斗争檄文，是教条化、神圣化盛行年代历史的真实记录；也是周恩来忍辱负重，相忍为党又率领全党英勇战斗、顾全大局品格的代表作。
历史是作为一个过程展开的，在毛泽东领导和主持下，经过延安整风，清算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宗派主义，分清了路线是非之后，伴随着正确路线战胜错误路线的斗争必然是为何孟雄等先烈的冤案平反昭雪。后来，在毛泽东主持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中，党组织终于公开为何孟雄等反王明上台的英雄业绩正名，号召全党永远纪念。
一九六○年，周恩来在谈到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时，仍对何孟雄念念不忘，他说：“三中全会补了一批中央委员，就是没有补何孟雄，其实那个时候他的意见还是对的居多。”这不仅是公正的评述，也是两位伟大革命家之间超越时空的心心相印。
（四十一）“伍豪启事”的风波
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日和二十一日，上海《申报》连续刊登了《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
二十二日，《申报》广告处又刊出一则启事：伍豪先生鉴：“承于本月十八日送来广告启事一则，因福昌床公司否认担保，手续不合，故未刊出。”这后一则启事真令人费解，既未刊出，外界也就不知，又何须声明？岂不是多此一举！
正当读者大惑不解之时，三月四月《申报》又刊出第三则启事——《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要启事》“兹据周少山君所声称：渠撰投文稿曾用别名伍豪二字，近日报载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产党启事一则，辱劳国内外亲戚友好函电存问。惟渠伍豪之名除撰述文字外绝未用作对外活动，是该伍豪君定系另有其人，所谓二百四十三人同时脱离共产党之事，实与渠无关。”
看了这一则启事，读者才恍然大悟。原来有两个伍豪，周少山为了避免被误认为是脱离共产党的伍豪，故连登两则启事，而那个脱离共产党的伍豪则是另一个人，然而，热心者可没猜对，因为伍豪只有一个。
同年二月，位于瑞金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以主席毛泽东的名义，发布了一个布告：“上海时事新报、时报、申报等于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日左右连日登载，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的冒名启事，宣称脱离共产党，而事实上伍豪同志正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担任军委会的职务，不但绝对没有脱离共产党的事实，而且更不会发表那个启事里荒谬反动的言论，这显然是屠杀工农兵而出卖中国予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党徒的造谣诬蔑。”
看了这个布告，读者才算真正明白了事情的真相：所谓伍豪启事实际上是国民党反动派炮制出来的，用以诬蔑伍豪同志的政治骗局。目的是想在我党广大党员和工人群众中造成思想混乱，使我党涣散解体。
原来，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五日，原为我党政治局候补委员，从事党中央情报保卫工作的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六月二十二日，又发生了党的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事件。面对这两起恶性事件，当时主管中央情报保卫工作的周恩来，在陈云等同志协助下，力挽狂澜，紧急应变，终于抢在敌人前头，粉碎了敌人企图利用叛徒将我党中央一网打尽的阴谋。为此，敌人对周恩来恨之入骨，乃于九月一日下令“悬赏通缉”周恩来等，继而又于十一月底在上海各报刊登《顾顺章悬赏缉拿杀人凶手周恩来等紧急启事》。失败后，敌人又于一九三二年二月，用周恩来别名“伍豪”的名义，在上海一些报纸上刊登了所谓伍豪启事，这就出现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其时，周恩来已到达瑞金两个多月了。面对敌人的突然袭击，当时在上海的临时中央迅速采取各种反击措施。除了散发传单和在党报上撰文外，还在《申报》上刊登了两则启事，以揭露敌人的另一个阴谋，上文提到的周少山就是周恩来的另一个别名，通过以上措施，敌人又遭到一次惨败，“伍豪启事”也在党内外得到澄清。
没想到几十年后的一九六七年夏，天津一些红卫兵在查阅旧报纸时发现了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当他们知道伍豪是周恩来的别名后，于五月十二日将报纸抄件送予江青。江青收到后，不作任何调查研究，突然发难，于五月十七日给林彪、周恩来、康生三人写了一封信，把伪造启事的抄件摆在三人面前，信中阴险地说：“他们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伍豪（周××），要求同我面谈。”面对这种通牒式的挑衅，周恩来大义凛然地予以反驳。五月十九日，他在江青的信上写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纯属敌人伪造，只举出二百四十三人，无备一姓名一事，便知为伪造无疑。我当时已在中央苏区，在上海的康生、陈云等同志均知为敌人所为，故采取了措施。详情另报。”这一天，周恩来亲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并将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二年有关事件编为《大事记》，一并送给毛泽东。
毛泽东看后批示：“送林彪同志阅后，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一九六七年底，北京一学生向毛泽东写信重提此事，毛泽东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六日批：“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诬蔑。”同年五月八日，他又指出：“像许世友这样六十多岁的人，他都不知这件事是敌人伪造的，可见了解当时的历史情况很不容易。”除了上述两次亲自澄清伪造启事外，毛泽东同志还曾嘱咐周恩来在适当的会议上给同志们讲一讲，录下音，存入档案，使后人了解此事。
江青等人则企图利用伪造启事陷害周恩来。一九六七年十月，江青在钓鱼台接见吴法宪等人时说：“我这里什么人的材料都有……这一口袋是周总理的材料。”同一时期，“四人帮”把持下的上海市革委会的《抓叛徒》简报中，列入“伍豪启事”一条。一九六八年五月，上海档案馆的造反派头头刘和德将诬蔑周恩来的材料密封起来交给了吴法宪。
周恩来注意到江青等人居心叵测，因而曾就此事多次严正声明，除上述外，一九六七年十月和十一月，他先后将载有伪造启事的报纸和他给毛泽东同志的信拍照存档。一九六八年一月十日他给江青写了一封信，通知她将有关材料拍照存档的事，信中并说，此事在一九三一年、一九三二年，凡熟悉上海政情和共运的，均知其为伪造。我在一九三四年延安整风，下半年开的中央座谈会上已原原本本谈过，今年有暇，我当在小组碰头会上再谈此事，并予录音，记入中央档案。
一九七二年批林整风汇报会议开始，毛泽东要周恩来在会上讲讲这个问题。所谓“伍豪启事”问题列入了会议议程。六月十二日，陈云在发言中说：“我当时在上海临时中央，知道这件事的是康生和我。对这样历史上的重要问题，共产党员要负责任，需要对全党、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采取负责的态度，讲清楚。这件事完全记得是国民党的阴谋。伍豪二百四十几人的脱党声明，是在恩来同志已经到达中央苏区之后。”六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在会上专门报告了这个问题，再次说明这是敌人的造谣诬蔑。
对于周恩来的报告，毛泽东和政治局曾提出将录音和根据录音整理的记录稿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存档，但是会后却被搁置下来未办。而王洪文于七月间还叫人从上海档案馆寻找“伍豪的材料”。上海档案馆查到了一份伍豪等人启事，于七月十七日报王洪文，王洪文批道：“此件先存敬标同志处，再等一个时期，可能中央有指示。”一九七二年冬，上海有人证明一九三二年二月为验斥国民党反动派伪造启事而设法刊登党代写的“伍豪启事”的情况，启事说：“报载事实不符，谣传不足凭信”，这一材料被张春桥、徐景贤扣压，不报中央。这些都说明江青一伙陷害之心不死。
现在，周恩来已经离开我们了，国民党反动派和江青一伙泼在他身上的污水，也早已被历史的长河冲刷得荡然无存。倘若周恩来的英灵有知，定然会笑慰九泉的。
2007/09/10
九、上海党中央的主要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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