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蒋介石、汪精卫的疯狂屠杀面前，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一九二七年七月上旬，中共中央排除了陈独秀的机会主义领导，成立了临时政治局，十三日发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政局宣言》，宣布中国共产党人坚决反对武汉国民政府日趋反动背叛革命的政策，退出武汉政府，继续不妥协地和新旧军阀、帝国主义进行斗争。改组后的中央决定了三件事：发动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召开中央紧急会议（即后来的“八七”会议）。
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军事委员会书记周恩来挑起了组织领导南昌起义的重担，担任前敌委员会书记。
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七日，周恩来身穿朴素的中山装，手提着一个黑色皮包，从武汉秘密抵达南昌，住在花园角二号（今四号）朱德的寓所。周恩来一到，不顾旅途疲劳，立刻紧张地工作起来，日以继夜，和朱德及其他同志一起运筹决策。
朱德一九二六年底根据党的指示到南昌任军官教育团团长兼南昌市公安局长。这个军官教育团名义上隶属国民革命军第三军（滇军），实际是共产党领导的军官学校。一九二七年六月，江西省省长、第五路军总指挥朱培德“礼送”共产党人出境。朱德将军官教育团的大部分学员分配到赣江流域各县从事革命活动，自己也离开南昌去武汉。七月二十一日，朱德在武汉接受党的指示，又返回南昌，他利用自己原来的社会地位和声望，为起义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参加南昌起义的主力部队之一，是贺龙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北伐战争开始后，贺龙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一师师长，率部由贵州铜仁进军到湖南常德，改为独立第十五师。在共产党员周逸群的帮助下，开办政治讲习所，招收一大批进步青年，经过训练后，充实和改造部队。一九二七年六月，扩编为第二十军。
另一支起义军主力就是叶挺领导的第二十四师。这是我党能够完全掌握的部队，是起义军的骨干力量。北伐军占领武昌后，叶挺被提升为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师长，后兼武汉卫戍司令。原来的叶挺独立团，编为第四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团，该团及第二十五师第七十四团一小部及第七十五团的大部也成为起义军的主力之一。
叛变了革命的武汉政府，为了与蒋介石争夺地盘，继续盗用“东征讨蒋”的口号，以唐生智的第一方面军沿长江北岸向南京方面进发；以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辖第四、十一、二十军）沿长江南岸向南京方面进发。七月中旬，我党遂利用“东征讨蒋”之名，将属于第二方面军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和第二十军，由武汉、鄂东一带向九江、南昌集中。
一天傍晚，第二十四师的官兵登上了开往九江的江轮。面对着沉沉的夜色，大家指点江山，议论纷纷。军驻九江，党内召开了一些会议，动员反汪，留守武汉的教导队中队长陈守礼乘木船赶上来，向上级和同志们报告了情况，大家才知道，第二十四师离开武汉后，局势已急转直下，汪精卫开始了大屠杀。陈守礼大骂：“汪精卫实在是人妖！几天前还在喊：‘革命的到左边来，不革命的滚到右边去！’他妈的，一掉过头来就不认人！”坐在他身边沉着脸一言不发的大队副申朝宗突然一掌拍在桌上，把话接上去：“现在看来，那些坏蛋的话都是不能作数的！”中队长李鸣珂和战士们大叫起来：“再不拚一下，得把人闷死！”大家越说越激烈，越议论越感到还有许多疙瘩解不开。陈守礼语意深沉地说：“这一向，尽是反动派向我们进攻，我们步步退让。说是为了团结，武力都让到别人手里去了；说是要防止过火，就让我们的群众眼睁睁地被官僚地主屠杀。这哪里叫革命？简直是投降！”
革命面临成败存亡的紧急关头，应该怎么办？大家心怀疑虑，深沉地思索着。特别是从两湖逃出虎口参加了第二十四师的共产党员和革命者，从切身经历的血的教训中，更深刻地提出了这个问题。人们十分关切地问道：“我们的领导态度怎么样？”一个干部气愤地回答：“叫我们忍耐，忍耐。”大家听了再也压抑不住内心的怒火，大声吼起来：“现在快要被人杀光了，还忍耐，忍耐，要忍耐到何时？为什么不让拿起武器跟反革命干？”广大指战员纷纷表示决心：“军阀手中铁，工农头上血，现在是我们为革命牺牲的时候了。我们要抱定必死的决心去战斗！”
从鄂东武穴出发的贺龙的部队，沿途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和支持，不少农民协会的骨干纷纷自动加入行军行列，这些同志大部分是党、团员，政治上很强，有的当了基层干部。有一天，警卫营的同志奉命到一个地方，一下子取回来好几百条枪。这是工人同志拒不执行陈独秀的解除武装的政策，在白色恐怖下，冒着生命危险保存下来的。人民把这批武器献给革命军队，它寄托着千百万工农群众对这支革命武装的多少殷切希望啊！
第二十军和第二十四师这两支部队激烈的革命情绪，引起了反动派的严重注意。在九江，汪精卫和几个新军阀策划阴谋，以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的名义，通知贺龙、叶挺去庐山开会，妄图借此机会解除他们的兵权。这时，叶剑英以第四军参谋长的身份随军驻在九江。第四军司令部设在鄱阳湖中的烟水亭。叶挺、叶剑英、贺龙等同志，在鄱阳湖一条小船上研究如何应付，他们共同的意见是：不执行张发奎关于去德安集结的命令，叶挺、贺龙率部开往南昌。
次日，第二十四师和第二十军次第转移。沿着南浔铁路线，浩浩荡荡，从九江向南昌开进。七月二十六日，到达涂家埠。涂家埠通往南昌的大桥被破坏了。当地党组织为了使“铁军”能够顺利通行，立即组织铁路工人和锯木工人抢修大桥。他们克服了缺乏木材和道钉的困难，不顾疲劳，从二十六日晚到第二天早晨四点钟，一夜就把桥修好了。当部队通过大桥时，工人们忘了疲劳，围在桥头两旁，向战士们频频招手致意。
七月二十七日，叶挺率领的部队到达南昌，随后，贺龙也率部到达，南昌街头，到处张灯结彩，一派节日气氛。“欢迎铁军来南昌！”“打倒蒋介石！”的标语，触目可见。富有革命传统的南昌人民，一直坚持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着激烈的斗争。七月二十五日，成千上万的工人、学生和革命群众在皇殿侧广场召开大会，愤怒声讨蒋介石的反革命罪行，遭到反动派的武装镇压，当场有不少群众流血牺牲。今天，广大人民群众看到自己的革命军队到来了，心情是何等兴奋啊！他们立即组织起纠察队、运输队、招待站，南昌的革命声势更加高涨起来。
接着，刘伯承也到达南昌。根据党的决定，刘伯承在四川省发动了顺庆（今南充）、泸州起义，失败后，越秦岭，渡汉水，取道陕西到达武汉，随后带了参谋周国干来南昌，成为起义军的参谋长。
几天来，党的领导干部恽代英、李立三、彭湃、吴玉章、林伯渠、郭亮、方维夏、徐特立等，以及国民党左派人士彭泽民、张曙时等人，陆续到达南昌，参加起义的准备工作。
七月二十七日，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在江西大旅社正式组成。第二天，周恩来亲自找贺龙谈话，向他传达了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关于立即举行起义的决定，并征求他的意见。贺龙当即坚决表示：“很好！我完全听共产党的命令，要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周恩来当即代表前委任命贺龙为起义军代总指挥。刘伯承草拟了起义计划，组织了起义军总指挥部。
为了扑灭南昌城里燃烧起来的革命烈火，汪精卫、孙科、朱培德、张发奎等于七月二十九日在庐山召开反共会议。阴谋策划：严令贺龙、叶挺限期将部队撤回九江；在第二方面军实行“清共”，逮捕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廖乾五等人。叶剑英预闻此事后，立即派人通知廖乾五转移。廖乾五等第二天（三十日）离开九江奔赴南昌，向前委作了报告。
在这紧急关头，临时政治局委员张国焘，坚持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在九江以“中央代表”身分给前委连发两次电报，说什么“起义宜慎重，无论如何等我到再决定。”妄图阻挠起义。以周恩来为首的前委认为：起义决不能停止，起义的准备工作，必须抓紧进行。七月三十日，周恩来召开了起义军领导干部会议，阐明起义的重大意义，并拟定了起义部队的编组。
七月三十日下午二时，叶挺在心远中学召集全师营以上干部会议，时值盛夏，天气闷热。接到开会通知的干部，对未来的行动进行着各种分析和猜测。四十多个年龄在二十到三十岁之间的青年军官，穿着被汗水浸湿了的军装，骑着汗溜溜的军马，赶到会议地点。他们是各团的团长、团指导员、参谋长、营长及师部的干部。会议室是临时布置的，远处有不少卫兵警戒，使会议显得严肃而又机密。叶挺首先在会上传达了党的决定，指出：“宁汉合作已成定局，国民革命遭到了严重的危机。中央决定。实行武装起义来挽救目前的危局。粉碎反革命的阴谋。这次行动的具体任务，就是占领南昌城，彻底消灭南昌城关内外的反革命军队。”接着，师参谋长徐光英作战斗计划的报告，他说：“我们和第二十军一起行动，胜利是有绝对把握的。但是敌人有增援部队，有的二十四小时可到，有的两天之内可以到达。如果让敌人增援部队到达，战局就复杂了，下一步行动就有困难，因此，要求在一个夜晚全部解决战斗。”到会干部听了，精神振奋，一致拥护党的英明决策。大家对起义前的准备工作，作了详细而具体的研究。
贺龙的指挥部设在子固路中华圣公会。三十日下午四时，团长以上军官陆续到达军部。贺龙早已先到会场，他摇着大蒲扇和团长们随便闲谈着，不时发出一阵阵爽朗的笑声。到会干部看到军长这种神态，知道一定有什么重大而又令人兴奋的事件即将到来。“开会！开会！”贺龙笑着向大家招呼，军官们立即围着一张大桌子坐下来。贺龙收敛了笑容，严肃地说：“今天召集大家来，有件重要的事情谈一谈，大家知道，武汉政府已经叛变了革命，我们今天要重新树立起革命的旗帜，反对反动政府，打倒蒋介石，打倒汪精卫。”说到这里，贺龙停顿了一下，眼睛严峻地扫视着到会的人。屋里静悄悄的，连打扇子的也停住了手，一个个都定睛注视着贺龙。贺龙接着说：“我们大家在一块都很久了。根据共产党的命令，我今天起义了。愿意跟我走的，我们一块革命；不愿跟我走的，可以离开。”听到这里，大家闷在心里的疑团终于解开了，纷纷表示：“军长决定怎么办就怎么办，我们坚决跟着走。”贺龙微笑着点了点头，说：“好！我们今后要听从共产党的领导，服从共产党的命令！”接着，宣布了起义的具体计划和部署。
刘伯承前往中共江西省委所在地三益巷，把中央关于南昌起义的决定告诉了中共江西省委的负责人宛希俨、黄道。中共江西省委召开省市党团员活动分子紧急会议，传达中央关于武装起义的决定，布置工会、农会、学联、妇联等革命团体，动员各界人民积极协助起义军搞好通讯、联络、后勤和宣传工作，并组织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队配合起义军行动。
起义总指挥部负责政治保卫工作的陈赓，率领起义军士兵，连夜在南昌逮捕了一批反革命分子，并接管了江西省银行。
正当武装起义将要进入行动阶段，张国焘以“中央代表”的身分，于七月三十日从九江赶到南昌，竭力阻止起义。在前委召集的紧急会议上，一场激烈的斗争开始了，张国焘说，起义如有成功的把握，可进行；否则不可动。他还极力美化张发奎，主张依赖张发奎，胡说起义需得张发奎的同意，否则亦不可动。张国焘的错误主张当即受到周恩来、恽代英、李立三、彭湃等的坚决反对。针对张国焘取消起义的游说，周恩来指出：这个意思与中央派我来时的想法不相吻合。起义不能推迟，更不可停止！他接着具体分析了张发奎的情况，指出：张发奎受汪精卫的影响很深，不会同意我党举行起义。我党应站在独立领导地位，再不能依赖张发奎了。会议开了几个小时，争持不下。七月三十一日早晨，继续开会，又经过几个小时的激烈斗争，才否决了张国焘的错误意见，把发动南昌起义的决定坚持下来，前委会议最后决定：八月一日凌晨四时行动。起义命令由叶挺起草，以第二方面军代总指挥贺龙的名义发布。此时，张国焘又以修改起义文件为借口，提出继续推迟起义。在这种情况下再推迟行动，使敌人争得时间，把反革命军队集中到南昌，起义就要化为泡影。周恩来针对张国焘的无理纠缠，愤怒地说：由我来改！经过周恩来和前委其他同志的坚决斗争，终于排除了张国焘的干扰，周恩来签发了作战命令：“我军为达到解决南昌敌军的目的，决定于明（一）日四时开始向城内外所驻敌军进攻，一举而歼之！”
在这个紧要关头，第二十军第一团有个姓赵的副营长叛变，被一个战士发现，当即报告了贺龙。贺龙连忙赶到总指挥部，向前委作了报告。前委针对这一新的情况，决定提前行动，把四时改为二时。七月三十一日夜里，设在南昌市中山路南侧江西大旅社的起义军总指挥部，进行起义前的战斗部署。粟裕所在的警卫队，警惕地保卫着首脑机关。所有工作人员都以紧张的工作，激动的心情，迎接着八月一日黎明的曙光。
二
南昌，江西省的省会，位于赣江下游东岸。古人说，南昌“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在一九二七年，这里牵动着整个中国的革命形势。在这座英雄的城市里，聚集了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革命的一代英杰，他们站在历史潮流的前头，组织领导了南昌起义，打响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在中国革命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
起义前夕，南昌敌我兵力对比情况是：我方有贺龙领导的第二十军，叶挺领导的第二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和在党影响下的第十师，驻在马回岭车站的第四军第二十五师的大部分，朱德领导的军官教育团留校学员和两个警察队、一个消防队，共三万余人。敌方第五路军总指挥兼江西省省长朱培德正在庐山开会，该部第三军王均的部队主力在吉安，第九军金汉鼎的部队主力在东乡、进贤一带。南昌市内和近郊只有朱培德第五路军总指挥部及警备团，第三军的第二十三、二十四团，第六军的第五十七团，第九军的第七十九、八十团，南昌卫戍司令部和伪省政府的警卫部队，总计六个团的番号约一万人。从敌我双方态势看，在南昌市内和近郊我们占绝对优势，包围着敌人；在吉安、东乡、进贤的敌人和九江地区的张发奎部，又包围着南昌。这种错综复杂的军事态势，就要求起义后能速战速决，在敌人来不及增援的情况下，夺取胜利，占领南昌。
三十一日傍晚，根据总指挥部的部署，主要街道布下了起义军的岗哨。服装标志是：颈上系红领带，夜里左臂扎白毛巾，口令是“河山统一”。手电、马灯用红十字作标志，以致不用喊口令，从灯光上的标志就能认出自己人来。
战斗准备开始了。
起义军第二十四师的许多干部，在起义前用各种名义和关系侦察攻击目标的情况，看了地形和路线。第七十二团第三营营长袁也烈，化装到永和门附近的一个营房里会朋友，把敌人的兵力、地形、道路摸了个一清二楚。傍晚，袁也烈率领第三营从驻地出发，沿着大街由西向东行进。到新营房附近，下令“休息”，部队停下来。联络副官进入敌第二十四团团部，以部队刚从外面进城，找不到宿营地休息为由，要求在敌营房门前的空地上露营，敌团长同意了。第三营住下后，各连干部立即通过借东西、拜访等活动，进进出出，把敌情、道路等项，暗记在心。
此时，敌人总指挥部已经注意我们的行动了，通知“今夜城里部队移动频繁，注意防止发生事情，加强警戒。”敌军的巡逻队增加了，一队队荷枪实弹的敌兵从起义军的宿营地走来走去。而起义军的战士们却像没有任何事情似的，打开背包，躺在地上睡觉。夜深了，敌人的巡查渐渐松了，起义军开始逐级向下传达起义命令和战斗任务。起义军很多成员参加过北伐战争，有较高的政治觉悟和军事素养。听到就要举行武装起义的消息，个个精神抖擞，斗志昂扬。大家悄悄地准备着穿衣，打背包，佩带武器装备，把识别符号白毛巾扎在左臂上。一切就绪，又躺下来。
在南昌城北的牛行车站，第二十军第四团第三营在营长王炳南的带领下，和敌人驻扎车站的巡防队住在一个院子里。三十一日傍晚，王炳南营长突然召集三个连长到江边，激动而严肃地说：“今晚有情况，各连集合队伍到江边警戒，不许吹号，要肃静。”接着下达三条任务：“第一，任何人不许下河洗澡和在木排上睡觉；第二，不许城内军队夜晚过江；第三，防止上游来部队。”全营很快就在江边渡口摆开，警惕地监视着江面。这时才告诉战士们，今晚我们举行起义，要缴反革命军队的枪，并要大家记好口令和识别符号。夜深人静，从院子里传来敌巡逻队士兵浓重的鼾声。各连按照分工，持枪以待，等着城里统一的信号。
起义军的其他部队也都进入了战斗岗位。
根据前委的指示，朱德在起义这天晚上执行特殊的使命——“请客”。他利用和滇军的“旧谊”，把第三军第二十三团团长卢泽明、第二十四团团长萧曰文和一个姓蒋的副团长，“请”到大士院一号伪市长李尚庸家，大摆酒宴，吃罢晚饭就打麻将“消遣”。晚上九时，起义总指挥部送来了“河山统一”的口令，朱德借故离席布置一切。这时一个滇军青年军官进来报告说，外面有要解除滇军武装的消息。朱德哈哈一笑，从容地说：在这混乱时期，什么谣言都有，大家请接着打牌。又拖延了一个时候，客人相继散去。朱德拖住这几个军官，为解除第三军两个团的武装创造了有利条件。
历史的时钟指向八月一日二时整。叭！叭！叭！清脆的枪声响彻沉寂的夜空。由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诸同志领导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南昌起义爆发了。枪声呼啸，喊声震天。起义军的战士们像潮水一般从四面八方扑向敌人。此刻，周恩来在松柏巷天主教堂附近的一所学校里，领导着这一场伟大的斗争。他的指挥部代号“炮兵营”。战斗打响后，“炮兵营”的电话连续不断，各处报告着进展情况，周恩来不失时机地指挥着各路起义部队。
贺龙、刘伯承指挥第二十军第一、第二团向朱培德第五路军总指挥部发起进攻。朱培德总部设在藩台衙门，这里有敌人一个警备团，是朱培德从云南带来的“精锐”，由于事先得到叛徒的告密，仓促做了些准备。战斗开始时，敌人凭借优越的地形，用猛烈的火力封锁了起义军的必经之路——鼓楼。起义军战士奋不顾身地爬上房顶，从侧面登上鼓楼，占领了制高点，从上往下猛烈地射击，把敌人压进了总部内，敌人又利用坚固的房屋和一座高耸的楼房，继续抵抗，于是起义军和敌人展开了激烈的巷战。
贺龙的指挥部和敌人第五路军总指挥部隔街相望，不到二百米。敌人集中火力向这里扫射。贺龙同志冒着弹雨，站在指挥部的石阶上指挥战斗。战士们一方面顶着敌人的密集火力，从正面大门发起冲锋，一方面从敌人背后抄小路翻墙冲进，历经三小时的激战，终于把敌人压缩到院子里，一个团全部缴械投降。起义军占领了敌人的总指挥部和省政府。那个告密的叛徒混在俘虏队伍里妄图溜掉，结果被起义军认出来了，得到应有的惩罚。
在顺化门外，负责解决敌第九军第七十九团的是第二十军教导团和第六团。三十一日下午，教导团团长以新换防为名率领干部“拜访”敌军团长，进入敌第七十九团驻地“小营盘”，侦察了敌情和地形。晚饭后，敌军士兵穿着白衬衣，在操场游戏，起义军战士围在那里看热闹。午夜，南昌城头枪声三响，我教导团和第六团分别迅速包围了敌人。一个总队从正门冲进去，大部越墙而过，吓得敌人魂飞魄散，乱作一团，少数妄图抗拒的被打死了，大部分敌兵从梦中惊醒，连喊“不要误会！”一团人就这样当了俘虏。驻在附近“老营盘”的敌第八十团，也在我第十师和第二十军教导团、第六团的协同攻击下，大部被歼，残敌向进贤溃逃。
在松柏巷一带。叶挺指挥的第二十四师第七十一团与敌第六军第五十七团展开了激战。驻松柏巷天主教堂的敌人，听到枪声，仓皇应战，刚走到松柏巷口，就遭到起义军的迎头痛击，只得龟缩回去。敌人关起大门，依靠坚固的掩蔽物进行抵抗。攻打天主堂的任务由第三营担任。参谋黄英率领三营一个连将敌人包围在楼上，一方面用火力猛攻，一方面喊话劝降，敌人终于支持不住，吹起“敬礼号”缴械。与此同时，第二营在营长廖快虎率领下攻占了匡庐中学。这里的敌人在起义军猛烈的攻击下，爬上城墙企图逃跑，遭到城墙上早已布置好的工人纠察队和公安局警士的英勇阻击。敌人突围不成，又跑回原来驻地，二营的同志将这股敌人步步逼紧，团部又派来机关枪排参加战斗，经过激烈的巷战，敌人才缴械投降。随即令其在大操场集合，由政工人员宣讲南昌起义的意义及有关政策，有些下级军官和士兵，当场参加起义军。
第二十四师第七十二团和一直跟随北伐的一支广东农军，负责歼灭敌第三军的第二十三团和二十四团。第七十二团第三营巧妙地接近了敌第三十四团，在广东农军配合下，一举歼灭了敌人。刚解决战斗，敌军指挥部来电话询问情况，起义军立即回答：“二十四师在此接防完毕！”敌第二十三团驻在贡院后面，遭我攻击后，沿湖边向北败退，被埋伏在水观音亭的起义军密炽的机枪火力截住了，敌人被迫又退回来，夺路突围。第二十四师教导队中队长陈守礼在阻击敌人突围的战斗中，带领十几名学兵，英勇顽强，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冲锋。在短兵相接的激战中，起义军的几个战士牺牲了，陈守礼也连中数弹倒了下来。在这紧急时刻，二营营长李鸣珂率领增援部队到了，把妄图夺路逃窜的敌人打回去，全歼了这股敌人。
陈守礼被抬进屋里，立即由军医进行抢救。他在昏迷中还不时地大喊：“顶住！”战友们围拢来。陈守礼的脉搏已经很微弱了，眼球也不受支配了，一动不动地嵌在眼眶里。这时，屋里的气氛变得异常的寂静而严肃。远处突然响起一阵激烈的枪声，陈守礼又从弥留中惊醒过来。他声音微弱而断续地问：“敌人解决了吗？”“怎么还有枪声呢？”守护他的同志都为他在生命的最后一息还一心想着战斗，激动地流下泪来。这时，敌人吹敬礼号，表示全团停止抵抗。陈守礼闭上了眼睛，他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脸上浮现出胜利的微笑。战友们举起右手，向南昌起义中牺牲的烈士致革命的敬礼。
起义军消灭了敌卫戍司令部的警卫部队，打开了监狱，救出了一百多名“政治犯”。这些爱国青年和革命志士获得了自由，他们眼里闪着泪花，放声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蒋介石！”“打倒汪精卫！”很多人立即参加了起义军。
红日高照，枪声由逐渐稀疏到零落几声，最后完全停止了。从午夜二时到六时，历经四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全部解决了驻南昌市内和近郊的敌军。起义胜利了！胜利的红旗在总指挥部的五层大楼上高高地升起来。起义军排着整齐的队伍，背着缴获的枪支，押着一群群的俘虏，行进在大街上。战士们脸上闪耀着胜利的微笑，蓝灰色的军装映衬着红领带，迎着朝阳，显得格外威武雄健。
八月一日下午，驻在南浔铁路线上马回岭的第四军第二十五师，在前委派来的聂荣臻领导下，也积极行动起来。参加起义的有周士第为团长的第七十三团，第七十四团参谋长王尔琢从反动军官的控制下拉出来的一个重机枪连，第七十五团一营营长孙一中同志串联的三个营。午后一时，他们为逃避反动军官的耳目，不带辎重行李，以“打野外”名义，分别将部队拉出驻地，一直向南走，黄昏，全部到达德安县城集合。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和第二十五师师长李汉魂听到这个消息，立即亲自带着卫队营，乘火车追来，遭到起义部队的猛烈阻击。张发奎、李汉魂见势不妙，狼狈跳车而逃。载满卫队营的火车一到德安，立即被起义部队团团围住，全部缴械，经过宣传，大部分士兵和一些下级军官参加了起义军。第二十五师参加起义的部队当晚住在德安，八月二日开到了南昌，和主力部队会师，起义计划胜利地实现了。
“八一”的黎明，总指挥部门前熙熙攘攘挤满了人，有起义军官兵，有党政工作干部，也有许多群众，于是非正式的举行了一次集会。门前的石阶就是“主席台”。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和大家见面。开会了！周恩来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登上石阶。他英姿勃发，向大家连连招手。会场安静下来，周恩来以坚定、洪亮的声音说：“革命靠军阀的部队是靠不住的。我们必须建立自己的武装来打倒反革命。现在，我们起义成功了，从此，这里的军队归共产党领导了。”群众高呼口号，一片欢腾。
起义胜利后，在党的前敌委员会领导下，起义部队各级领导人员作了调整。由贺龙代理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叶挺代理前敌总指挥，刘伯承任参谋长，下辖第二十军、第十一军、第九军。第二十军军长贺龙兼，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廖乾五，辖第一师、第二师、第三师、军直教导团和特务营。第十一军军长叶挺兼，党代表聂荣臻，辖第二十四师、第二十五师、第十师和军直炮兵营。第九军副军长朱德，该军新建，以原军官教育团为骨干，还有一些武昌市的印刷工人和铁路工人参加。
起义军总指挥部发布的《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告官兵书》宣告：“这次南昌举义，实在是一种伟大的革命行动”；“我们的下级官长尤其是士兵同志，十有八九都是贫苦的农民出身。我们此次革命的行动，既是为实行土地革命，解决农民问题而奋斗，自然就是为解决我们自身问题而奋斗”；“我们既然明白我们是为自己革命，为自己牺牲，我们对于民众……应该切实保护，不应该强行买卖。不然，我们便不是革命党，我们进行的便不是革命战争，乃是同蒋介石、唐生智以至其他夺地盘的战争，其事是反革命的行动”。这个文件的基本精神表明，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它要保护劳苦大众的利益，执行革命的政策。这就从阶级性质上同蒋介石、唐生智的反革命军队划清了原则界限。
起义后，部队各级领导干部，增加了共产党员和左派的成分，调动了一些不可靠的主官，一支由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军队诞生了。从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起，中国共产党有了自己的武装力量，高举着武装斗争的革命大旗，把中国革命的历史推进到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三十二）贺龙的引路人
一九二七年，继蒋介石发动反革命“四·一二政变”后，七月十五日，武汉政府也开始清共，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白色恐怖笼罩着神州大地，局势异常严峻。
当时，叶挺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二十四师、以原叶挺独立团为骨干扩编的第四军二十五师和贺龙领导的第二十军，在“东征讨蒋”的口号下，已移动到江西九江和九江、南昌之间。
为了挽救中国革命，中共中央毅然决定举行南昌起义。为此组成前敌委员会，由周恩来任书记。
为了部署南昌起义，七月二十七日，周恩来在陈赓、卢东生护送下，从武汉秘密到达南昌。当天，周恩来在南昌城内的江西大旅社召开会议，正式成立了党的前敌委员会，负责统一指挥，并决定在三十日晚举行起义。
七月二十八日傍晚，在周逸群陪同下，周恩来到南昌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指挥部看望贺龙军长。
当时贺龙不是共产党员。他出身贫苦，二十岁那年，两把菜刀闹革命，组织起一支农民武装，曾参加过讨伐袁世凯。一九二六年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一师师长，参加北伐，深受共产党员周逸群的影响，是北伐军中著名的左派将领，支持工农运动。
一九二七年七月初，周恩来在武昌第一次见到贺龙。两人一见如故，谈笑风生，贺龙性情豪爽，对周恩来仰慕已久。他对周恩来说：“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马列主义才是救国救民的真理。我听共产党的话，决心和蒋介石、汪精卫这班王八蛋拚到底。”七月十五日，汪精卫召开秘密会议，确定“分共”计划。对此，贺龙大义凛然，拍案而起，怒斥汪精卫的“分共”阴谋，公开声明，“谁分共，就同谁干”！
贺龙率部到九江后，拒绝上庐山和汪精卫一起开会，和共产党员叶挺到了南昌。
贺龙也深深懂得，居心叵测的汪精卫、蒋介石，是绝不会放过二十军的，早已盼望周恩来的到来。
周恩来受到贺龙热情接待。
周恩来分析了严峻的形势，指出只有坚持武装斗争才有出路，并和盘托出南昌起义的计划，诚恳地请贺龙担任起义军总指挥。
贺龙毫不迟疑地说：“我完全听共产党的话，要我怎样干就怎样干。”
由于发生了一些变故，起义推延到八月一日举行。
八月一日凌晨，一声枪响划破了静寂的夜空，顿时南昌城内响起了激烈的枪炮声。起义军激战到清晨六时，全歼城内守敌。起义成功了。
南昌起义胜利后，部队遵照中共中央决定，立即南下，准备占领广东，取得海口，以求得国际援助，俟机举行第二次北伐。
但是起义军踏上南征道路后，敌人围追堵截，加上天气酷热、山路崎岖，部队减员很大。大多数起义将士表现得很顽强。八月二十六日、三十日，起义军经过两场恶战，终于占领了瑞金和会昌。随后，部队在会昌休整。
在瑞金，前委根据贺龙的一再要求，决定吸收他入党。
周恩来亲自参加贺龙入党宣誓大会。仪式完毕，周恩来发表简短讲话，他说：“贺龙是个好同志。组织上对贺龙是很了解的。他由一个贫苦农民经过斗争，变为国民革命军二十军的军长，多年来，积极追求真理，是经过考验的，是信得过的。”
随后，起义军顺汀江下韩江，南下占领汕头。但终因敌强我弱，寡不敌众，在揭阳北部的山湖地区一战，起义军失利。
周恩来和前委机关率部队撤退。在普宁县流沙，周恩来发着高烧，主持召开会议。
周恩来首先发言，分析失败的原因，提出将部队撤到海陆丰，和彭湃领导的农民武装相结合，作长期革命斗争准备，贺龙、叶挺等有名望的同志迅速转移到上海。
叶挺谈到过去的教训，并说：“到了今天，只好当流寇，还有什么好说！”叶挺所说的“当流寇”，是打游击的意思。
贺龙也说：“我实在不甘心，我要干到底。就让我回到湘西，我要卷土重来。”
待贺龙等人按照党的指示和周恩来的叮嘱，历尽艰辛，经香港辗转到达上海后，周恩来已先行抵达上海，任中央常委、中央组织局主任，负责处理中共中央日常工作。此时，周恩来已经把贺龙在武汉的家属接到上海。这使贺龙非常感动，深感党对他真是无微不至的关怀。
贺龙见到周恩来，百感交集，想到自己带的部队被敌人全打散了，只剩孤身一人，心情十分沉重。
周恩来既关切又温和地说：“贺龙，你的头很值钱嘞，国民党可是悬赏十万大洋到处在捉你啊。”
贺龙紧紧地握着周恩来的手说：“我是在党处于困难时参加革命的，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跟着党走。”
周恩来亲切地说：“你先住下，我们有责任保护你，至于你的工作，我已做了考虑，是不是借此机会先到苏联，学习学习军事。”
性格刚烈的贺龙，对南昌起义的失败并不甘心，觉得自己熟悉湘鄂西一带的地形，如果重回湘鄂西，在那里拉队伍，搞武装，建立红军，没有问题。
经过几天的考虑，并征得周逸群支持，贺龙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周恩来。南昌起义失败后，周恩来认真思索总结失败的教训。他认为贺龙这个提议很有见地，沉思了一会儿说：“我同意你去湘鄂西。我所考虑的还是你的安全问题。现在情况这么复杂，敌人搜索得这么严，这一路上你如何走过去呢？”
周恩来考虑问题缜密周到。为了保证贺龙到湘鄂西后工作能顺利开展，他指定周逸群任湘鄂边前委书记与贺龙同行。为了确保贺龙的安全，周恩来还派忠诚可靠的卢冬生等七八个人组成一个小班子，护送他返回故乡。
临行前，周恩来请贺龙等吃了一顿便饭，为他饯行，周恩来一再叮嘱贺龙，路上千万注意安全，到了湘鄂西，要及时同中央保持联系。
贺龙化名王老板，与周逸群等十几个人，于一九二八年春回到湘鄂西，迅速地拉起一支队伍。之后不管境遇多么险恶，贺龙等始终牢记周恩来的叮咛。不断地派人或用书信保持与中共中央的联系。他们遵照中央的指示，学习红四军的经验，发动群众，坚持斗争，终于开创了湘鄂西革命根据地。
2007/09/10
七、八一起义的前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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