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带来幸福处所的变化
刚才讨论的天才的愤世嫉俗者们力图在政治上远离老百姓，生活在对老百姓的嘲笑、蔑视中。在他们的所谓清谈中，其思想背后吸收的虚无主义与悲观主义的因素日益为人所识，而且他们将之变成某种确定性的东西，那就是佛教。绝望与怀疑，失望与愤世，始于孔子的指向现世时代的终极取向，很自然地在一个时代转化成了完全扎根于宗教的终极目的，而这将尽可能长久地持续下去。不经意之中，结束成为新的开始，精彩篇章的开始展开了一个新的序幕。
中国最初的佛教迹象要回溯到公元一世纪。然而很奇怪的是，很多年以后，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才开始认识到佛教不是道教的变种，而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佛教产生的原因有种种，很长时间以来对这个问题的解答一直是模糊的。但有件发生于西方的事情不能认为是外来的。据传说，老子把《道德经》交给关隘的哨兵后就消失于西方的山中。完成《道德经》是他最后的心愿，是他对信仰的证明。西方是最为古老的道教的天堂，是“西王母”所在之地。后来有许多道士坚持说佛就是老子，他离开中国，在印度宣教。除此而外，还涉及佛家的社会态度。文人们倾向于把世界与社会看成纯属一体的一样东西，所以在佛教对人的悲观的放弃与信任大自然的道家对社会的基本乐观的放弃之间，没有什么必要的清晰的差别。因而表面上看来，佛家的消极反应与道家反对国家对人民的要求、反对社会几乎是一样的。最初，佛教的许多概念并没有直译成汉语，已成为特殊的事实，这就意味着外来词被冷落一边。因为是概念，汉语书写系统确实已不能胜任这一任务。取而代之的是作出确切翻译每一术语的努力。然而严格说来所有能符合这一目的汉语词也都是传统中国哲学中的相当简单的语汇，与相当丰富与复杂的佛家术语尚不能相比，因而一开始就产生了严重的误解。但后来，误解得到了改正。然而也仅是在理论上而已。实际是，因为这些错误已很早就深深地进入了人的意识之中，所以它们永远也不会产生什么有益之处。极其显然的是，令人惊叹的汉语同化力确实是由于语言的无力而导致，实事求是地说，尤其是由于其取代外来思维系统的书写系统而致。所有从外部渗入中国的意识形态渐渐显出其悲哀，因为汉语书写的概念体系不会允许任何一个外来词溜进其词汇之中，除非它作为一个外来因素已得到同化。外来词必得经过“翻译”，这就意味着外来词必须被同化(通常是简单化了)。否则，这些词从其完全意义上而讲，将永远打上舶来品的烙印。在这一过程中，不论发生何种性质的国家范围的运动都导致了它们的厄运。
早期对佛教的接收过程也有严重的误解，导致误解的原因是人们把佛教与中国的灵魂观等同起来。在佛教看来，“灵”(严格说来并不存在)是对个人存在产生幻灭的一个至为关键的构成因素，也是产生生命再生轮回的原因。起先，它并不意味灵魂经过了各种各样的美化，因为它再度暗示了“自我”的存在。我们所能看到的是一种生命轮回运动，一种充满活力的推动自身发展的力量 ，堪与物理学中的波浪运动相媲美。这一佛教概念翻译为汉语词为“生灵”。据古老的中国人信仰看来，灵魂是人生命中不朽的部分，人死后，它将再度被世界上的鬼魂接纳(后来，也称之为“魂”，以区别于短暂的“魄”)，正唯如此，导致人们对佛教的误解。因为哲学化的佛教不仅摒弃了灵魂的概念，而且打算摧毁生命轮回，于是使佛教成为异已的这个问题立即出现了，它就是在佛教中新发现的人们误解了的灵魂永生问题。这个问题使佛教与道教早已提出的重大主旨直接地紧密相连，并且是多层次、多方面地相连，即怎样保存生命。
儒家与道家在争论关于死后的生命与人的永生问题前，就曾改变过他们的立场。起先，儒家将他们的整体信仰建立在对古人教条的崇拜基础上。古代人所谓生命延续的观点因而是天经地义的。但渐渐地，它开始离开早期幼稚的观点，日益倾向于看到各种具体宗教性事物，包括作为隐喻的从灵魂中获取永生的信仰。相反道家则开始宣称，个人还在活着时，就得放弃其个性，因为人必得一死，事实是个人不可能从死亡中获救。但后来，道家越来越致力于发现保存个人生命的方法，致力于使人获得永生、成仙得道进入天堂的手段。
尽管道家与儒家一直受人尊重的地位已发生了变化，它们仍坚持对立。又同样对于佛家而言，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颇为矛盾的是，佛教并未十分致力于在时空上摒弃这个世界，而是致力于戳穿所有传统观念，当知识分子们将这一观点与儒家(也与道家)相比时，这一观点就使他们中的大部分为之着迷了，因为它看到一个不可理解的巨大多维世界，在那里，穿越同样巨大的短暂而广阔的距离，所有的生灵在各个方向上被因果之索连接在一起。确切地说，由于“灵魂穿越存在”的错误信仰，于是人们认为万物的个体生命处于芸芸众生中，创世时代种种生命形式就已注定了芸芸众生，万古如斯。在佛教中所谓占据中心地位的部分，在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时空观念前，显得黯然失色，这要追溯到婆罗门的影响，但它已深植于中国人思想之中，并将之看作习以为常的“人的历史维度”。通过无尽的再生链条，人能获得完全的因果报应，这将得到应验。作为宗教而言，这一观点使佛教得到了巨大的推动力，它在中国能得到接受则就是相当可以理解的了，因为在中国伦理道德注定比冥想更为重要。下列两段文字则深刻洞察了这一新动向。其中之一是僧人慧琳于431年写的。他摒弃了灵魂不灭观，而赞同其对手陈述的观点，这将在下面征引。第二段则是佛教徒宗炳(375-443年)在433年所写，因为他攻击慧琳的文章，但多少也与后者的反对观点相一致：
周孔为教，正及一世，不见来生无穷之缘，积善不过子孙之庆，累恶不过余殃之罚，报效止于荣禄，诛责止于穷贱，视听之外，冥然不知，良可悲矣。释迦关无穷之业，拔重关之险，陶方寸之虑，宇宙不足盈其明，设一慈之救，众生不足其化，叙地狱则民惧其罪，敷天堂则物欢其福，措泥洹以长归，乘法身以遐览，神变无不周，灵泽靡不覃，先觉翻翔于上世，后悟腾翥而不绍，坎井之局，何以识大方之家乎？
生不独造，必传所资。仰追所传，则无始也。奕世相生而不已，则亦无竟也。是身也，既日用无垠之实，亲由无始而来，又将传于无竟而去矣。然则无量无边之旷，无始无终之久，人固相与凌之以自敷者也。是以居赤县，于八极曾不疑焉。今布三千日月，罗万二千天下，恒沙阅国界，飞尘纪积劫。普冥化之所容，俱眇末其未央，何独安我而疑彼哉。夫秋毫处沧海，其悬犹有极也。今缀彝伦于太虚，为藐胡可言哉。故世之所大，道之所小，人之所遐，天之所迩。所谓轩辕之前，遐哉邈矣者，体天道以高览，盖昨日之事耳。书称知远，不出唐虞；春秋属辞，尽于王业；礼乐之良敬，诗易之温洁。今于无穷之中，焕三千日月以列照，丽万二千天下以贞观，乃知周孔所述，盖于蛮触之域，应求治之粗感，且宁乏于一生之内耳。逸乎生表者，存而未论也。若不然也。何其笃于为始形。而略于为终神哉。登蒙山而小鲁。登太山而小天下。是其际矣。
通过生活空间的爆炸性扩展，此时此地的现实区域缩小了。它对社会与个人的各种各样的对理想境界的构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因为这个新宇宙巨大的时空背景的出现，古时候的黄金时代与世界之尽头的天堂一样令人怀疑，二者都从现实中被一寸一寸地分离出来。由于期待着从黄金时代与天堂中获取真正的、永恒的救赎，二者似乎越发靠近了。最具决定性的是，佛教中幸福的意义，实际上与机智的中国人之思维系统中的幸福观完全不同。佛教不否定大量短暂、有限的快乐的存在。但其教义的中心意旨是确信生命中没有什么绝对的永恒的幸福，这一信仰也并未被后来教义中出现的新成分所丢弃。这一铁的法则不仅用于人与动物，甚至也用于至高秩序中的神人。并且佛教认为，从一开始，不管哪一层面的所有存在都被不幸所染指；不久，不幸就统治了存在。只有涅槃才能从存在的毒咒中解救人们的不幸。对这一境况的任何观点，描述或定义原则上都是不可能的。而这一形势不是“虚无”，它必然地缺乏倾向性，分界面及区别性。这种信仰不仅起源于对这个世界的背弃，而且源于幸福自身，因为在它看来，每一种幸福的形式都包含着忍受痛苦的真面目，把人们从救赎的道路上拉出来，而且也暗示了人们很少能获得好报。它代表了一种生命形式，这种生命是由前世修业决定的，因而对其信徒来说，天国与天堂里也染上了佛教徒的色彩，无法摆脱佛教色彩的浸染。它们是暂时的有限的天堂，而它们令人质疑的价值也在宗教范围之内为人们所认识，为人们所讨论。例如，在慧琳431年写就的一篇文章中，则对他的反对者作出了回答，其中有人们期待出现在佛教徒天堂里的幸福赞歌：
“且要天堂以就善，曷若服义而蹈道，惧地狱以敕身，孰与从理以端心。礼拜以求免罪，不由祗肃之意，施一以徼百倍，弗无吝之情。美泥洹之乐，生耽逸之虑，赞法身之妙，肇好奇之心，近欲未弭，远利又兴，虽言菩萨无欲，群生固以有欲矣。甫救交敝之氓，永开利竞之俗，澄神反道，其可得乎。”黑曰：“不然。若不示以来生之欲，何以权其当生之滞。物情不能顿至，故积渐以诱之。夺此俄倾，要彼无穷，若弗勤春稼，秋穑何期。端坐井底，而息意遮虑者，长沦于九泉之下矣。”
因而知识界出现与现世世界的分离以及对现世幸福的认识产生了怀疑的现象，它给10、11世纪的知识分子的生命打上了印记。事实是，它不会放弃在寻求现世幸福的过程中彰显自身，更为正确地说，这一逆转已成事实。中国的佛教时代是一个持续的战斗年代，各民族国家间都处于充满活力的文化交流中。后来而不是最后，文化呈现了成熟的、世界性的辉煌，这在中国是前所未有而且永不会再现的盛况。在其繁荣程度与灵活性上来说，人们相信佛教自身表现出来的、将永远存在的生命之昙花一现的繁荣及其中的悲剧因素。这个世界不再像所有过去的中国哲人所看到的是牢不可破永恒存在的，在其他许多方面，哲人们的认识也发生了较大的偏差。不仅自我的湮灭，而且人类得以安身立命的整个世界的湮灭现在都是微不足道的，这显然已无法抗拒了。诚然，如此的湮灭确实代表了人类努力的终极目标。这种精神发展的必然是它扩展着，进而超出真正佛教徒的范围而在许多文人和百姓中传播，这比难以置信的渐而构成一个重要经济政治因素(然而仍不能确定)的寺院生活，更为具体地反映了新的消极悲观态度。
显然，知识界的氛围是对于理想社会秩序的新模式并没有好感。对于注定不得不遭受承受苦难的世界而言，不值得为此立刻努力想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因为对于任何实现理想所必需的努力而言，这些解决办法不可能具有长久永效性，在遭逢厄运的时代，人们普遍认为僧侣放弃其义务，不思其荣辱，由其家庭供养因而使自身获得自由，如果这些人最易于得到救赎，那么这时一个模范的政治体制和一个幸福的生命的用途是什么呢？这是固执的儒者们经常抱怨的世界，如果这将能得到救赎的话，那么对宗教的狂热不能阻止人们短期的自我残害。因而人们希望离开流泪谷而到达彼岸世界。严格说来，佛教中描述的天国、天堂在本质上与现世没有区别，然而这些地方向人们允诺说，幸福与长寿是短暂的，不必总是期盼着它们；另一方面则是关于菩萨的教义，对此很难在理想领域里反对它，于此人们发现了它被狂热接受的原因，尤其是其中的大乘佛教，在东亚地区起了决定性作用。其中的佛们放弃了涅槃来助人超渡，其中最为人所知的是观音，她眼观八方，耳听六路。这一形象产生于7世纪，在中国渐而形成女身。观音的形象多年来一直在绘画、雕塑中有所表现， 且给人印象极为深刻，它使人极易联想起基督教中的圣母形象。和许多其他菩萨一样，在人们的想像中，一直把观音看作受人崇拜的居住在类似天堂地区的天与地之间的使者。这些则又赋予其他那些天堂以更大的价值，证明了人们对它们的渴望，尤其当天堂中的某些被当作为涅槃的最初必经之地时。虽然并没有特别强调其价值以及从理论上来证实，然而通过佛教展示给人们华丽的描绘，佛教的天国与天堂占据了中国人心灵。纯粹从天堂数量上来看，就发生了从事实到事实的变化，并且激发了人们对日益完美幸福的想像力，具有某种使人沉醉的力量。当道家把儒家与法家对理想的描述搁置一边，涉及天堂时，总是单纯而质朴，从而具有社会指向性。159然而来自印度的这些观点则以其开阔的想像力来面对中国人。它们详细列举每一财宝的名称已足以证明是多么地迷惑人们，以致他们无条件地向这一奇迹屈服。更为甚者，有时在印度人那些浮夸的想像中，无情地降低了古老的、某种程度上已稳固建立在中国人心中的，然而也可能更是可感亲切而朴素的天堂的地位，将之看作是毫无意义、微不足道的小事一桩。然而印度人的天堂更为阴暗，在他们无止尽的反复描述中，体现的只是人们看到的劳顿，在他们枯燥的系统组合中所看到的只是冷冰冰的东西。因而起初，印度人的天堂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确切地说因为在这方面与早期的中国人的理想观相比，它们并没有为此时此地的现世生命作出楷模，它们只是向那些意欲离开此岸世界的人们保证，在极其遥远的国度里，此岸世界生命中的烦恼与存在之诸种问题将不会再困扰他们。
西方极乐世界
佛国天堂中至为著名的、事实上也是一个完全的佛国天堂复合体是安乐净土，即西方极乐世界，由早期的佛教传说中人物“无量寿佛”统治，他与历史上的释迦牟尼不能等同。这块幸福乐土在无数的文本中被长篇大论地描绘着，讨论着。其中在中国最为古老，最有影响的是《大无量寿经》，它于公元252年译进中国。在此书中对极乐世界有着详细的描绘，下列征引的部分某种程度上来说已体现其宏旨：
阿难白佛「法藏菩萨为已成佛而取灭度为未成佛为今现在」佛告阿难「法藏菩萨今已成佛现在西方去此十万亿刹其佛世界名曰安乐」阿难又问「其佛成道已来为经几时」
佛言「成佛已来凡历十劫其佛国土自然七宝金银琉璃珊瑚琥珀砗磲玛瑙合成为地恢廓旷荡不可限极悉相杂厕转相间人光赫煜烁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越十方一切世界众宝中精其宝犹如第六天宝又其国土无须弥山及金刚围一切诸山亦无大海小海溪渠井谷
佛神力故欲见则见亦无地狱饿鬼畜生诸难之趣亦无四时春夏秋冬不寒不热常和调适」
「又其国土七宝诸树周满世界金树银树……
「或有宝树紫金为本白银为茎……行行相值茎茎相望枝枝相准叶叶相向华华相顺实实相当荣色光曜不可胜视清风时发出五音声微妙官商自然相和
「又无量寿佛其道场树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由旬枝叶四布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以月光摩尼持海轮宝众宝之王而庄严之……
(菩萨经典究畅要妙名称普至道御十方无量诸佛咸共护念佛所住者皆已得住大圣所立而皆己立如来道化各能宣布为诸菩萨而作大师以甚深禅慧开导众生通诸法性达众生相明了诸国供养诸佛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善学无畏之网晓了幻化之法坏裂魔网解诸缠缚
超越声闻缘觉之地得空无相无愿三昧善立方便显示三乘於此化终而现灭度亦无所作亦无所有不起不灭得平等法)
「其讲堂精舍宫殿楼观皆七宝庄严自然化成复以真珠明月摩尼众宝以为交络覆盖其上内外左右有诸浴池或十由旬或二十三十乃至百千由旬纵广深浅各皆一等八功德水湛然盈满清净香洁味如甘露黄金池者
底白银沙白银池者底黄金沙水精池者底琉璃沙琉璃池者底水精沙珊瑚池者底琥珀沙琥珀池者底珊瑚沙砗磲池者底玛瑙沙玛瑙池者底砗磲沙白玉池者底紫金沙紫金池者底白玉沙或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共合成其池岸上有旃檀树华叶垂布香气普熏天优钵罗华
钵昙摩华拘牟头华分陀利华杂色光茂弥覆水上
「彼诸菩萨及声闻众若入宝池意欲令水没足水即没足欲令至膝即至於膝欲令至腰水即至腰欲令至颈水即至颈欲令灌身自然灌身欲令还复水辄还复调和冷暖自然随意开神悦体荡除心垢清明澄洁净若无形宝沙映彻无深不照彻澜回流转相灌注安详徐逝不迟不疾波扬无量自然妙声随其所应莫不闻者或闻佛声或闻法声或闻僧声或寂静声空无我声大慈悲声波罗蜜声或十力无畏不共法声诸通慧声无所作声不起灭声
无生忍声乃至甘露灌顶众妙法声如是等声称其所闻欢喜无量
……
佛告阿难「其有众生生彼国者皆悉住於正定之聚所以者何彼佛国中无诸邪聚及不定聚十方恒沙诸佛如来
皆共赞叹无量寿佛威神功德不可思议诸有众生闻其名号信心欢喜乃至一念至心回向愿生彼国即得往生住不退转唯除五逆诽谤正法」
……
佛告阿难「生彼佛国诸菩萨等所可讲说常宣正法随顺智慧无违无失於其国土所有万物无我所心无染著心去来进止情无所系随意自在无所适莫无彼无我无竞无讼於诸众生得大慈悲饶益之心柔软调伏无岔恨心离盖清净无厌怠心等心胜心深心定心爱法乐法喜法之心灭诸烦恼离恶趣心究竟一切菩萨所行具足成就无量功德得深禅定诸通明慧游志七觉修心佛法
「肉眼清彻靡不分了天眼通达无量无限法眼观察究意诸道慧眼见真能度彼岸佛眼具足觉了法性以无碍智为人演说等观三界空无所有志求佛法具诸辩才除灭众生烦恼之患从如来生解法如如善知习灭音声方便不欣世语乐在正论修诸善本志崇佛道知一切法皆悉寂灭生身烦恼二余俱尽闻甚深法心不疑惧常能修行其大悲者深远微妙靡不覆载究竟一乘至於彼岸决断疑网慧由心出
「於佛教法该罗无外智慧如大海三昧如山王慧光明净超越日月清白之法具足圆满犹如雪山照诸功德等一净故犹如大地净秽好恶无异心故犹如净水洗除尘劳诸垢染故犹如火王烧灭一切烦恼薪故犹如大风行诸世界无障碍故犹如虚空於一切有无所著故犹如莲华於诸世间无染污故犹如大乘运载群萌出生死故犹如重云震大法雷觉未觉故……
正如此处所描述的，“西方极乐世界观”在净土宗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净土宗在三世纪下半叶渐渐得到发展，对没有受过教育的大众有特殊的吸引力。为了从日常生活的痛苦中寻求解脱，许多单纯的信徒们把他们的最终的、辉照着神光的希望寄托于天堂福地——不仅许诺他们以幸福，而且除此而外还反对佛教直接进入涅槃的逻辑，极乐世界的形象激发许多艺术家的灵感。画家们在洞窟与佛塔上虔诚地绘上彩画以表现佛国色彩斑斓的世界，诗人们则在诗歌中歌唱它。因为它植根于人们心中，净土宗在九世纪开始就比儒家竭力攻击的其他教派更为成功地幸存了下来，并首先瞄准了受过教育的人们，以图重新控制他们。在更近的一些时代，净土宗因而成为在现代的佛教寺院组织中一个强有力的构成部分，不仅是在中国，在日本亦复如是。理想国度中个人的优良品性不同于人们投射在想像空间里产生的人的品性，在这一引人遐想的空间里赋予了在秘密社团中才具有的政治效能。更为甚者，作为一个理想，这一希望刺激着人们的心灵，而不管在来自印度的佛典的描述中其显示的空间有如何巨大，在面对这一几乎不真实的永恒时人有多深的畏惧，中国人的实际感受却是倾向于与宇宙相互亲融友善，因而偏离了无人迹的来世无量之光照耀之地。162在中国人的影响下，天国变得更小了，但从社会感上来说则更为现实、更为人们所理解。一份非常早期的材料很好地表现了这一点。僧人支遁(314—366年)是一个为具有重大意义的儒道融合尽到几分贡献的重要人物。如果既称他为道士，又称他为佛徒，也许不无道理(他为《庄子》写了一部重要的注)。对佛教信仰，他留下了一份书面表白，阐明了其信仰的目标是在西方极乐世界获得转世。尽管文章很短，但他也作出了他自己对极乐世界的描绘。其用词在语气的变化与转换上颇富特色，它表现了在中国人社会环境下产生的对极乐世界的描绘：
西方有国，国名安养。迥辽迥邈，路逾恒沙。非无待者，不能游其疆。非不疾者，焉能致其速。其佛号阿弥陀，晋言无量寿。国无王制班爵之序。以佛为君，三乘为教。男女名化有于莲华之中，无有胎孕之秽也。馆宇宫殿，悉以七宝，皆自然悬构，制非人匠。苑囿池沼，蔚有其荣。飞沈天逸于渊薮，逝寓群兽而率真，阊阖无扇于琼林，玉音天谐于箫管，冥霄陨华以阖境，神风拂故而纳新，甘露徵化以体被，蕙风导德而芳流，圣音应感而雷响，慧泽云垂而沛清，学文嗡兮而贵言，真人冥宗而发翫，五度冯虚以入无。般若迁知而出玄……
佛国天堂没有无谓的纷扰，它再度变成道家天堂，不再是“无量光天”，而是“无量生命”之所在。对于缀满珠宝的树枝，沉静的中国人真的不知所措，这些树的景色已进入了背景地位，那些辉煌的宫殿也是这样。另一方面，山林湖沼中充满了种种可以食用的生物——坦率地说对于佛教徒来说是难以想像的——而神仙们的醇酒使人酩酊大醉，说出的诙谐幽默的话则有害于佛教。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酩酊大醉与不可思议的狂喜在道教中是和谐的，并不像在后来，二者彼此同一、调谐反而成为罕见的了；而另一方面，对于佛家来说，救渡的关键不是充满了温暖，从而无意识地重归无知的混沌状态，使万物获得生命，相反是充满了冷漠，甚至是泠冰冰地洞察到所有存在的无望悲惨的境况，在那里生命与遭逢痛苦总是如影随形。因而在无量光天中任何对动物的描绘之缺乏就不是偶然的了，也正因为这个原因，佛教徒们饮茶而不喝酒，在整个亚洲，人们都接受了这一习惯，它完全与中国对佛教的引进有密切的关系。这没让人们的思维飞翔起来而是使思维变得敏锐，而且趋向于强调人的聚合，而不是瓦解以使人们分离，在美学上，茶不比酒差而可能是更好，因而导致整个文学都完全与各种各样的茶、水及准备沏茶的方法有关。后者后来形成了独具风格的“茶道”，扮演了一个类似礼仪的角色。道家对支遁的极乐世界的描述之影响已是毋庸置疑的，当支遁谈到人的生命与动物的生命相伴随，而佛教的一个重要目标则是在二者之间建立差别，这并非出于任何反感，而是基于这样的信仰——动物们甚至神仙们都无力去理解生命与痛苦之间的关系。无疑，将近最后，支遁引进了一个彻底的道家概念“真人”，这一理想人物已进入了自然的轮转而不是与自然相分离，这一形象早已占据了庄子讨论论题的中心。
令人惊奇的是，我们甚至在这描述中看到儒家的陈词滥调，诸如屋无外门，路不拾遗，国无盗贼等。这一建立于良好教养基础上的价值观在一句话中就得到了表达，概言之，在最后天国的优点用独具风格的严整的排比句式列举出来了，并气势一贯。这段描述其要旨明显又是反儒家的，一开始就赞扬无君的状况，但是也显然看出这段描述表现的是中国作家的思想，它更为强烈地面向社会，是典型的儒家方式而非印度模式中的情况。
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是弥勒菩萨而不是阿弥陀佛这一非历史实有的佛首先得到人们欢迎的原因。在佛教徒的观念中，弥勒菩萨是一个居于未来的佛，一个“还没有出现”的佛。据一些学派看来，他将出生在遥远的未来，而其他一些在我们的语境中更为重要的学派则认为他将在任何时刻到来。弥勒菩萨居住在兜率天，此处是为那些更为圆满地从尘世中获得赦免、从而使自己摆脱因果报应的链环而获自由的人们准备的处所。正唯如此，在历史上，释迦牟尼发现了他最后的再生肉体之前，他也曾拜访过弥勒菩萨。像“西方极乐世界”一样，兜率天也是所有信徒们心向往之的地方。然而其重要性的确不如“西方极乐世界”，因为总而言之，这与弥勒菩萨多少有着一定的关系。阿弥陀佛许诺在他的极乐世界里，他将保证带那些信仰他的人进他的王国，以使他们从现世遭逢的痛苦中救渡出来。逃避现实者彻头彻尾的向往彼岸世界的思想与这一承诺相互关联，他们决不会去期待现世的进步。而在弥勒菩萨那里，情况则完全不同了。不管他的到来将会是怎样的遥遥无期，他在此时此地众生眼中依然不是那么遥远，但要到达它仍像天空星辰的闪烁一样不可抗拒。尽管在起初的佛家教义中并未证实这一点，然而从精神上来说他成为信徒眼中的救渡者是可以理解的，他不仅像历史上的释迦牟尼一样宣教，而且同时努力强调从痛苦不义的世界中获得自由，在天堂里创造纯粹的幸福与快乐。在早期的《山海经》中便已成形的道家对救渡的期待，在佛教的影响下继续存在，可以将之看作与这一希望是同一的。阿弥陀佛被人崇拜的光芒从七世纪中期以来一直盖过了对弥勒佛的崇拜。最终这将部分归功于这个国家温和的态度，唐朝(618—906年)时，阿弥陀佛恢复了其威力。对于佛教而言，背离现世也许似乎比执着现世更能为人接受。然而，弥勒佛继续在秘密社会中起着可能招致人们反对的作用，他因为这些重要作用而成为一个象征性人物，但这与人们对儒家观念支配下的世界产生的不满之潜流显然不能等同。
在儒教战胜了佛教之后——将近公元1000年末期，这已非常明显，弥勒菩萨重又以一种完全不同的形式出现，这当然不仅仅是偶然的，而是预示了儒教看到了人们信仰更好的、完全重组的未来，看到了这一个人化了的信仰之危险处，而儒教的兴趣在于秩序的稳定，以及现世的稳定。宋朝时(960—1280年)，弥勒菩萨突然以笑嘻嘻的弥勒佛的形象出现，自那时起，这一形象表现在所有的艺术材料之中，弥漫在东亚地区，甚至在今天它还浸染着中国艺术，摆放在古董店里。不管意识到还是没有，对更美好未来的期待采取了一个新的方向。在儒教的影响下，它很少威胁到现存的等级制度，因而也不再见不得光。一度雄伟的弥勒佛的形象不合时宜地把目光投向永恒的未来，并向人们许诺新的宇宙法则的曙光，这个形象完全不同于其新形象——它包含了更为简约的东西，即对未来美好天国的信心全来自于其丰满的肚子，已经有大量的陈词滥调间接地阐释了人间的不幸与悲惨，并将之作为人间的不足之处。尽管对于这一朴素的意识来说，这也许不能说是完全错误的，但它也意味着弥勒佛崇拜已剥离了其革命性，而蠢笨的好好先生与面貌极相似人的弥勒佛则是一个可怕的庸者，在与真正的苦行的弥勒佛的斗争中，它为人们提供了可能达到的最好的帮助。它经常向人们保证，如果胃是空的，真正挨饿的就不会试图去看肚子以外的东西。
北瞿庐洲
不仅仅是佛国天堂在它们的新环境中采取了不同的形式，中国人非常注重世俗的特点可能也是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这样的天国观并非佛教传统的一部分，当佛教也开始盛行的同时(也许更早一些)，它就已在中国出现。大体上说来，它源于对现世很少漠不关心的婆罗门传统，它们立足于现世，给普通人而不是圣人提供可以享受的愉悦，因而孤立于几乎所有疏远普通人感受的宗教天国之外。在所有这些天堂中，最为古老的已成为无数其他天堂的样板的、部分地形成了“西方极乐世界”观念的，而且对《列子》一书中的理想之地的描绘产生了影响的地方，就是世界上芝罗山北面的北瞿庐洲地区。早在公元前四世纪时，在《罗摩衍那》与《摩呵波罗多》中已有记载，它们不仅向东传播，而且也向西传播。在西方，品达与希罗多德把北瞿庐洲描绘成北极乐土，“世界极北处的人类居住地”。这些不由得使人产生某种强烈的动机，联想起在哲学书籍《淮南子》、《吕氏春秋》中所描绘的北瞿庐洲，其中的这些记载要回溯到公元前二世纪，甚至更早；在前所提及的半传说性质的地理书《山海经》中也有所发现；尽管这些联系现在还未得到证明，仍存有疑问。不管怎样，高度复杂的神话网络遍布欧亚大陆，也许更远地区。于此我们陷入难以置信的迷惑。因为这些神话在某种程度上从人到人都是不同的，所以使对其中明显的偏差状态进行有趣的分析成为可能。如果说《山海经》中记载了某些南方的人们，吴与帝二地，那么实际上它也是以北瞿庐洲作为范本的，但从中国文化角度显示了其遏制力。在《罗摩衍那》中，整个国家简直是充溢着黄金、宝石、琉璃，无数的河床中没有沙粒只有珍珠宝石。而在《山海经》的相应段落中仅强调了翠、铁、银以及朱砂(道土炼丹的基本材料)的富足。在前者的描述中，树上的枝条缀满了形形色色的珠宝，对此，人们尽可以发挥他们的想像力，音乐萦绕在空气中，而人能达到几乎无止尽的高寿；但中国的书中仅叙述到居民们不必耕织便可丰衣足食，神鸟鸾、凤唱歌，跳舞使他们得到娱乐，人们的所有愿望也能得到满足。即使他们的想像把他们带进了梦幻世界，但他们保持冷静的现实感，同时对奢靡浪费深恶痛绝。
早在7世纪，僧人达摩带来了与佛教教规相结合的变化。对北瞿庐洲的描述也正包含新的看法，就某种程度而言，这一看法即在两个极端之间走中间路线。因此很显然，它投合中国人的口味，然而又与很早时期对奢华的乌托邦景象描述没有明显的偏离，这一结合的成功显然基于这样的事实：即使一度佛教几乎完全被从上层阶级中赶出去，但是对福地的描绘仍有读者。文人黄周星(1611—1680年)作了大量摘录，对每段摘录他都用精心构撰的诗歌作结论，表达他的热情。现代作家林语堂发现这些摘录非常有意思而将之译入著作《生活的艺术》，把它们作为中国人的思维范例向西方读者介绍。下列引用的译文并未采取林语堂的选译，因为它仅仅列出中国人感兴趣的段落，最终指向一个目的，且都是描绘社会形势的。我在此尝试对原文采取更宽阔的视角，以下这段引文被划分为许多各自独立的部分，每部分都由一句感叹句开始：“听着，僧侣们，”(此处从略)
诸比丘。其郁多啰究留洲。有无量山。彼等众山。有种种树。其树郁茂。出种种香。其香普熏。遍满彼处。生种种草。皆青绀色。右旋宛转如孔雀毛。……种种诸鸟，各各自鸣。和雅微妙。彼等诸山。种种河流。诸道四散。平顺向下。渐渐安流。无有波浪。又不速疾。其岸不深。平浅易度。其水清净。众花覆上。度半由旬。……土地平正。无诸荆棘坑坎稠林。亦无屏厕粪秽不净。以及礓石瓦等物。纯是金银。不寒不热。时节调和，又其地中，恒常润泽。青草弥覆。诸杂林树。叶常敷荣。华果成就。其树皆高六拘庐舍。叶密重垒。雨滴不漏。次第相接。如草覆舍。彼诸人等。在树下住。又诸香树。亦高六拘庐舍。或复有高五拘庐四三二一拘庐舍者。其最小者。犹高半拘庐舍。……复有劫波树。亦高六拘庐舍。……自然而出种种杂衣。又有种种璎珞之树。……又诸器树。……其次又有音乐之树。……其地又有不因耕种自然粳米。清洁白净。不为皮之所结裹。若欲成熟。是时自有诸敦持果而作铛釜。有诸火珠。不假薪然而自出焰。所欲作事种种成熟。诸饭食而已。……周匝四面。而有四池。其池名曰阿耨达多。各各纵广五十由旬。其水清凉。甜美轻软。香洁不浊。……复有七重多罗行树，周迥围绕。杂色可憙。皆以金银琉璃颇梨求赤真珠车璖马瑙等七宝所成。……有诸杂花。……其华圆广。大如车轮。香气氛氲。微孙最极。有诸藕根。大如车轮。破之汁出。其色如乳。食之甘美。味甜如蜜。……恒常夜半。从彼阿耨达多四池之中。起大密云。周匝遍覆郁多罗究留洲及诸山海。悉遍布已。然后乃雨。八功德水。犹如抅捋牸牛乳顷。所下之雨。如四指深。更不傍流。当下之处，即没地中。还彼半夜。雨止云除，上虚空中，悉皆清净。从海起风吹于凉冷。柔软甘泽调适。触之安乐。……彼善现苑。无我无主。无守护者。……澡浴游戏受诸乐时，即皆至彼河之两岸。各脱衣裳。置于岸边。欲入水故。坐于舡上。乘向水中。澡浴身体。游戏受乐。彼等谁最在前出者。即取上衣自恣著已。随意而去。亦不专求。自许本衣。何以故。彼郁多罗究留人辈。无我无所。……头发青色。垂长八指。其人一色。一形一像。无有别色可知其异。……不全露形。不半露形。无有适莫。齿皆平密。不鄄蝗薄Ｉ坪媒喟住Ｓ腥珑姹础！说热吮病Ｓ撤拐摺＜醋稀Ｓ诒耸敝小６髂媳薄＠从痴摺Ｎ巳说取Ｉ栌诜故场７怪詹痪 Ｄ酥帘说取Ｊ┓故橙俗黄稹１酥故吃虺Ｓ！说热吮病Ｊ呈鞘呈薄Ｉ矸殖溆Ｎ抻腥奔酢Ｎ蘩衔薇洹Ｕ咳徊欢？68……若有欲于诸妇女边。生染著心。意相向者。彼即观看彼之妇女。而彼妇女。即便随逐彼人而行。至于树下。若彼妇女。是彼人母。或复是姨。是姊妹等。为彼等故。彼之树林枝不垂下。其叶即时萎黄枯落。各不相覆。亦不出华。亦无床敷。若非是母。亦非是姨。非是姊妹。彼诸树木。即便垂覆。枝叶郁茂。树枝各各共相荫映。众华鲜荣。亦为彼人。出百千种床敷卧具。彼等相将。入于彼处。欢娱受乐。随意所作。……其郁多啰究人辈。住胎七日。至第八日。而彼妇人即便产生。其产既讫。若男若女。即将彼子安置坐于四衢道中。舍之而去。时彼所有东西南北人辈来者。彼等诸人。为欲养育彼男女故。各将手指。内于彼等男女口中。彼等指头。出好甘乳。与彼男女。饮以得活。如是七日。彼等男女。还成就彼一种身量。与彼人辈等无殊异。若是男子。即随男伴。若是女子，即随妇女。结伴而去。……寿命一定。无有中夭。……其寿命住满一千年。不增减也。……其郁多啰究人辈。若其寿命终极之时。彼无有人忧愁啼哭。惟有庄严已。弃置四大衢道之中。舍已而去。……应时即有一鸟飞来。其鸟名曰优禅伽摩。从大山谷。迅疾飞来。即衔其发。将彼死尸。掷置馀洲。……其郁多啰究留洲。于四天下。比馀三洲。最上最妙最胜。
在引文中的天堂里，某些早已在道家对理想境地描述中出现的事物又跃入人们眼帘。文章最重要的母题是无君思想，庄子首先将之作为冥国的特点而提到它，自那以后人们经常提及。无君论并非只由道家提及，但在字面上它明显是一种反儒家的表达，摒弃了在等级制度内可以想像得到的儒家的理想人格“君子”；无君论找到了它的间接表达方式，在这里它所使用的是某种更为中立的儒家对应词“无主”，这段文字里很明显表现了无君国度。在这段文字描绘的天堂里，比起其他的佛国天堂来是没有统治者的，文章已表达得非常清楚。但最受人们欢迎的“西方极乐世界”尽管是用某种高尚的方式来统治，也是由如来佛统治着的。在西方极乐世界里，国君，法律，阶级及贵族等级已不再存在。与佛面前的平等以及上帝面前的平等相比而言，这一事实还是显示不能达到绝对平等，总之，这是全然不同的。另一方面，我们还发现，在北瞿庐洲，不仅仅只是真正的“无君”，所有那些保证空前的无君时代到来的前提是一切都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国家中人人平等，“缺乏自我”最终走向了这一田地：所有的人都长得一样高，因而可以毫不费劲地换衣服穿；他们看起来完全相像。据古老的印度渊源来看，他们都是方脸盘，正如国家的国土一样方；他们准确地死于同一年龄；更有甚者年龄的差别也消失了，因为年轻人成长期只有七天便可达千年寿命，人老化的过程是没有的。然而确切地说，这种等级制度为中国的所有等级制建构了基本模式，即完全地摒弃了家庭——无疑这使中国人感到透不过气来。因为这一时期，某种程度上抚养孩子成为公共事务，葬礼没有葬仪，家庭成员竟然彼此互不相识，因而有乱伦现象发生并被当作天性的反应，然而实际上，乱伦的禁忌正是家族制的遗留产物。
惟一的例外是情欲方面的自由不受限制，可以理解的是这在佛国天堂里是受约束的，因而也被着重强调过。然而一个受印度前佛教影响的教派，也有着北极之地的传说，有着古怪的宇宙统治者，它与认为人生即是痛苦的北瞿庐洲人完全不同，它们肯定了爱的欢悦。而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神仙天堂分为多层的事实(一般来说包括二十八步)。在那里，每进一步爱就变得更为神圣。确实，它正是采取了这种形式来作为评价令人敬畏的天国的标准。这就类似于人的寿命在天上一天在地则为五十年，天堂五百年在地则万世万古；因而在天国的底层有真正的性接触，到了下一较高的层面上则只有手的触摸。在进一步的净化中，所剩下的只是一个微笑与明眸，到了最后在天国的最上层，所有的欲望都熄灭了。正如我们所见，在大车国天堂里，一开始就使人升华，净化。尽管于此我们可以看到婆罗门幸福观的反映，但它们还是稍许包含了掺杂不纯的佛徒的欲望之果。不管怎样，爱的欢悦既不存在于西方极乐世界，也不在于比哈萨瓦佛统治下的“东方极乐世界”(东方极乐世界由于其地理位置的关系，从未在东亚起过显著作用)，惟一的原因就是没有一位女性可以进入这两个世界。不管这一景象以及无数珍宝——尽管丰富的珍宝发出冷然的、晶莹剔透的光芒，这就几乎象征了与生命的某种距离——是怎样刺激她们感受，怎样使她们欣喜，爱的欢悦仍是完全将她们拒之门外，然而恰是在爱中，生命的欢悦与永恒才找到它们最基本的表达方式。
尽管后来佛典的内容与原先的内容有所不同，后者对前者一直努力地有秩序地进行革新，然而二者仍是彼此间不能完全调和。但是它们二者中不同的天国、天堂也几乎当然地融为一个同质的整体，这样对形形色色福地的境况，人们就可望在更大可能的范围内作出选择。不管怎样，它所留给人们的无疑是一种含含糊糊的感觉，那就是：人们能看到彼岸的时空之海，而那里人类所有繁多的秩序都已失去了意义。而在面对这一巨大的宇宙空间时，在面对不可思议的时空之海的浩渺无边时，一直对朴素的幸福观习以为常的中国人，直到此时才认识到他们面对着毁灭性的失败(正如胡适，他曾稍显尖锐地评价这一问题)。但当我们研究“西方极乐世界”的变化之前，我们就指出，中国人的现实精神拒斥这一多维度的极度伸展。他们也许比印度人更为强烈地意识到，这些超人非现实的成分已经承担某种侵犯人所有行为准则的任务。假如在涅槃中获得救赎还是遥远的，那么不管怎样，中国人无疑要放弃对它的任何兴趣。同样，当人们借助朴素而又冗长的文字持续地赋予空茫巨大、深不可测的天国以超自然特色时，这些天堂也就大大失去它对人们的吸引力；只有受过教育的人对这些过分的做法有较大的保留看法，这也是正常的。很明显，在大约公元450年时，中国佛教早期发展阶段，人们还对佛教教义有很多误解，并且与道教混淆在一起。后来大约在公元650年后，佛教发展的后期阶段，这一点表现得同样明显，这时面向中国人固有思维方式的诸种信仰形式开始占优势——这就意味着道教再度复兴。尽管中国人热情地接受了佛教，佛教对于他们来说仍然是外来物。确切地说在这一世界观的曙色与暮霭中，中国人最基本最具本质的观念已隐约显露了其确定富有特色的轮廓。
时间的消失和佛教禅宗
时间和新概念在中国佛教传统中发展着，它作为与印度佛教间接对证的结果已成为一项重大发现之一。几乎就在这些时候，宗炳满怀热情地表现了时间的宏大，僧肇(384—414年)认为必须完全摒弃时间，这个观点成为其理论核心。最后，既是道士又是僧人的他，明白了就像在光线的闪烁中一样，所有现象都紧密地与时间单位连结在一起。这就包括了佛法中那些小如原子核的元素，它们不同的排列组合形成了世界的存在。产生时间感的运动与变化，只是一场幻灭；时间中的同一被错误地归结于显示出其所属于运动与变化的事物，这事实正是幻灭的原因。但此刻人们已认识到每一运动与变化阶段都稳定地、不变地停留在时间单位中，呈现给人们的奔涌不息的运动，也要归结于一种由静止的人物形象呈现的无数如胶卷般的带状排列，它们彼此相邻，完全平等。正因为人们所见皆不完美，运动的幻灭才得以产生。正是由于人们认为现世境况完全出于偶然而产生，并且为人们假设了某种尘世景象，这景象才启发了人们产生奔向未来与回到过去的不合理念头。僧肇的文中就曾试图表达这一观点：
夫生死交谢。寒暑迭迁。有物流动。人之常情。余则谓之不然。何者。放光云。法无去来。无动转者。寻夫不动之作。岂释动以求静。必求静于诸动。必求静于诸动。故虽动而常静。不释动以求静。故虽静而不离动。然则动静未始异。而惑者不同。缘使真言滞于竞辩。宗途屈于好异。所以静躁之极。未易言也。何者。夫谈真则逆俗。顺俗则违真。违真故迷性而莫返。逆欲故言淡而无味。缘使中人未分于存亡。下士抚掌而弗顾。近而不可知者。其唯物性乎。然不能自己。聊复寄心于动静之际。岂曰必然。试论之曰。道行云。诸法本无所从来。去亦无所至。中观云。观方知彼云。去者不至方。斯皆即动而求静。以知物不迁明矣。夫人之所谓动者。以昔物不至今。故曰动而非静。我之所谓静者。亦以昔物不至今。故曰静而非动。动而非静以其不来。静而非动以其不去。然则所造未尝异。所见未尝同。逆之所谓塞。顺之所谓通。苟得其道。复何滞哉。伤夫人情之惑也久矣。目对真而莫觉。既知往物而不来。而谓今物而可往。往物既不来。今物何所往。何则。求向物于向。于向未尝无。责向物于今。于今未尝有。于今未尝有以明物不来。于向未尝无故知物不去。覆而求今今亦不往。是谓昔物自在昔。不从今以至昔。今物自在今。不从昔以至今。故仲尼曰。回也见新交臂非故。如此。则物不相往来明矣。既无往返之微朕。有何物而可动乎。然则旋岚偃岳而常静。江河竞注而不流。野马飘鼓而不动。日月历天而不周。复何怪哉。噫。圣人有言曰。人命逝速。速于川流。是以声闻悟非常以成道。缘觉觉缘离以即真。苟万动而非化。岂寻化以阶道。覆寻圣言。微隐难测。若动而静。似去而留。可以神会。难以事求。是以言去不必去。闲人之常想。称住不必住。释人之所谓往耳。岂曰去而可遣。住而可留也。故成具云。菩萨处计常之中。而演非常之教。摩诃衍论云。诸法不动。无去来处。斯皆导达群方。两言一会。岂曰文殊而乖其致哉。是以言常而不住。称去而不迁。不迁故虽往而常静。不住故虽静而常往。虽静而常往故往而弗迁。虽往而常静故静而弗留矣。然则庄生之所以藏山。仲尼之所以临川。斯皆感往者之难留。岂曰排今而可往。是以观圣人心者。不同人之所见得也。何者。人则谓少壮同体。百龄一质。徒知年往。不觉形随。是以梵志出家。白首而归。邻人见之曰。昔人尚存乎。梵志曰。吾犹昔人。非昔人也。……是以如来。功流万性而常存。道通百劫而弥固。成山假就于始篑。修途托至于初步。
显然可以看出，世俗成分的崩毁这一外国思维体系已被中国人采纳，并再度成为典型的发生于中国知识分子历史中的现象。不管是强调过去还是未来，总是存在着某种倾向——即抹去当下世俗与超俗的时空维度的界限，同时在更大范围内回到使中国人成为真正中国人的境况，回到当下的状况。佛教无疑激发和滋养了人们等待和期望的情感，但事实上，自从公元250—600年间，这一罕见动荡而骚动不安的年代里，几种力量在一个人的生命历程中反复交替、沉浮，这样的情感也许会偶而占据主导地位。总而言之，不管怎样，蕴含这种情感的信仰已回返到希望完全存在于永恒的现在这一观点上来。
至于佛教，这一观点则不仅体现在僧肇的时间观上，而且同时更为直接地体现于涅槃中的救赎等同于领悟这一问题的争论中。这种等同于救赎的领悟可以在更广泛的认识过程中实现吗？打上自我否定以及相继而来的转世印记了吗？也许不是，也许是否可更进一步地说，启悟包含在对真理的顿悟中了呢？中国的佛教徒道生(约360—434年)是第一个亮出这一革命性观点声音的人。他的观察结果是“好事没好报”，与这一观点相一致，道生文章在一些细节上被认为是佛教的“新教义”。这些事实足以让我们发现，它与以下陈述的理论密切相关，即：在道生为佛教的不同方面作出综合前，印度人与中国人都对佛教的至高真理作出了两种各执一端各富特色的阐释，并且在两个国家内都已走向成熟。尽管我们不可否认佛教教义源自印度，但它只在时间因素无关紧要的中国人的知识氛围中才致完美。谢灵运对这一伟大的发展性跳跃作了表述：
同游诸道人，并业心神道，求解言外。余枕疾务寡，颇多暇日，聊申由来之意，庶定求宗之悟。释氏之论，圣道虽远，积学能至。累尽监生，方应渐悟。孔氏之论，圣道既妙。虽颜殆庶，体无鉴周，理归一极。有新论道土以为，寂鉴微妙，不容阶级。积学无限，何为自绝。今去释氏之渐悟，而取其能至。去孔氏之殆庶，而取其一极。一极异渐悟，能至非殆庶。故理之所去，虽合各取，然其离孔释远矣。余谓二谈救物之言，道家之唱，得意之说。敢以折中自许。窃为新论为然，聊答下意。迟有所悟。
给人带来最后救赎的顿悟观也许是中国人对佛教发展最重要的贡献，事实上，最关键的是它几乎与佛教没有挂碍，因为它使佛教徒放弃显然是陈式化的佛教教义阐释成为可能。不必认为，领悟只能产生于所谓超逻辑的空间中，且在此空间中，时间与空间以及对时空的所有反映突然间土崩瓦解了。所有知识分子们对阐释佛教教义作出的努力，他们那复杂的、无止尽地在思维中表现其中泯灭现实的反映程式，以及所有优秀的著作思考，与顿悟相比之下都显得苍白无力，已变成没有实在意义的简单游戏。真正的顿悟是来自一个完全不同方向的启发，使人们突然感到世界终止了。就像监狱中一块松动的石头，由于盲目的不断摸索使得整个墙整个监狱突然坍塌了，不管这墙有多高，从而使人得到救渡。在顿悟的背后，存在失去了时间意义，即使是佛教教化的意义也荡然无存了，因而僧肇与道生的观点在佛教禅宗学派中十分盛行，这一传统直到公元520年才由普提达摩建立，虽然一开始它还具有源于二世纪的道教色彩。大约在7世纪中期，所谓的佛教北派还保留着渐悟的观点，但是由于当时佛教主流观念的反对，它只存在了很短时间，并明确表示摒弃自己的观点。此刻，一种全新的佛教经验形式崛起了，其表面上完全不同于其他的佛宗。尽管寺院在禅宗中继续是宗教活动的中心，但将僧人与非僧人划分开来的界限已不明显，因为此时佛教教义的字面意思只占次要地位了。禅的态度更易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相联结，更易同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然而又与寺院生活无关的人相融合。174相反，广泛的云游与身体修行也部分地成了寺院里用来达到最终领悟的手段了，因而它们增加了许多来自外部世界的印象，增加了触发决定性事件发生的机会。这些修行在更大程度上将禅宗的僧带回到社会中去，而使禅宗不仅仅只是与其他宗派相并列的佛教宗派。然而，在禅宗里我们也能看到对话中的高僧，其中还保留了许多极重要的探求悟禅的方法。但在这里我们所期望看到的不是什么教条或对教条的理解，而是吹动着一种超俗的气息，这种气息直渗进佛徒个性的精髓之中，使他产生了彻底的改变。这些使人顿悟的冲击力(据说随着这股气息而来的还有“棒喝”或高僧出乎意料的言行举止)当然已表现在个案中，佛教文献中记载了许多包含真知灼见的对话，这些对话有一特殊名称叫“公案”，以下即是公案的一些例子：
僧问：“学人通身是病，请师医。”师曰不医。僧云：“为什么不医？”师曰：“教汝求生不得求死不得。”
僧问：“鲁祖面壁用表何事？”师以手掩耳。
僧问：“承古有言，未有一人倒地不因地而起，如何是倒？”师曰：“肯即是。”僧曰：“如何是起。”师曰：“起也。”
僧问：“无言如何显？”师曰：“莫向这里显。”僧云：“向什么处显？”师曰：“昨夜床头失却三文钱。”
僧问：“常在生死海中沈没者是甚么人？”师曰：“第二月。”僧云：“还求出离也无？”师曰：“也求出离，只是无路。”僧云：“出离什么人接得伊？”师曰：“担铁枷者。”
僧问：“如何是佛法大义？”师曰：“填沟塞壑。”
僧问：“缠有是非纷然失心时如何？”师曰：“断断。”
解释公案语录与理解具有道家色彩的《世说新语》中的故事一样困难。高僧们的回答不仅仅听起来荒谬，而且词语构成上也很复杂；其中既对徒众的问题给出了回答，同时又没有回答，这是为了使门徒在领悟之前产生虚空意识。例如在最后一段对话中，僧人高呼“断、断”似乎就包含了要求门徒断除明显体现在提问这一行为上所产生的束缚，但这一粗鲁的方式也暗示了断除束缚并非完全消极的过程。在语言上，公案语录与《世说新语》有相似之处，不过《世说新语》更为浅显，源远流长的传统之阴影色彩仍然存在。后期哲学化的道教已失去了使道教稳定的基础，而回复到宗教与伪科学，其虚无的成分被佛教吸收与发展了。“清谈”也变成了佛教的“公案”。
也许道教送给禅宗的另一个更为重要的礼物是对自然的感悟。因为佛教其核心为悲观世界观，所以确实使人惊奇的是道与佛之间建立了勇敢无畏的联系。从印度传来的对佛国天堂的记载中，我们已注意到其人工化的痕迹，佛国天堂几乎是死寂一片，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完全没有动物存在。因为佛教认为生物是低级的，所以对它们而言几乎是不可能居于佛国天堂中的，但这并没有能阻止支遁偷偷地把它们带进他对西方极乐世界的描述中。鸠摩罗什从西方东来时也曾把对自然的感悟引入到别样的抽象教义中，尽管他采用的是更为庄严的形式。自2世纪以来，此刻，他们发现了自然，而道士们也不再把自然看作是完全“自然的”，不再把自然看作一度认为的漠漠荒野，而是把自然当作一座大乐园。禅宗由此出发，在它们眼中自然已变得无比脱俗，他们不再被无穷无尽的生死轮回中骚动着的生命所吸引，而为现世观所吸引。这些现世观虽然常被复杂的运动弄得模糊不清，然而还是在无尽的静寂中，在复杂的运动后崛起了，而且还允诺只有在人们可视言辞的闪烁完全熄灭时，在澄明的光照中才能得到领悟。于此，道生突然了悟了所有运动的非现实性，从而获得了令人欣喜的具体手段：在冥想中，他放弃了时间，从而使时间成为达到目的手段，这就标志着已达到领悟。某种程度而言，对这些概念的认识则意味着对禅宗至高的幸福的感悟。相近于这些概念的语句也表现在与道教相近的僧人德清(他的法名为憨山，16世纪)的诗文中。以下所引是他写给朋友的信：
时太守陈公，与妙师及予，意甚勤，为刻肇论中吴集解，予校阅。向于不迁论，旋岚偃缶之旨，不明，切怀疑久矣，今及之，犹惘然。至梵至出家，白首而归，邻人见之曰，昔人犹在耶。志曰，吾似昔人，非昔人也。恍然了悟曰，信呼诸法本无去来也。即下禅床礼佛，则无起幼相，揭帘立阶前，忽风吹庭树，飞叶满空，则了无动相，曰，此旋岚偃岳而常静也。
自然不可能把这种神秘的感悟以及在感悟中感觉到的幸福真正描绘出来，因而，在文学作品中也很少有这些描绘。即使在高度个人化的书信形式中来描绘，即如以上举的寒山的例子，它们似乎总显得有些平庸。对这类感悟有意味的描述不表现于文字上，而是表现在形象上。禅宗给人的超凡脱俗的强烈印象不是来自于它们的文献记录而是绘画。尤其是在中国水墨绘成的朴素的理想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天堂，它们与早期的用浓墨重彩表现的佛教“西方极乐世界”与道教“福地”全然不同，那二者都常具有强烈的青绿山水画风格。即使当禅宗表现强烈的动势时也存在着某种抑制、恬淡与遥远的韵味，正如“冰”与“冷”从后期道教到佛教都是“宁静”的代名词。它们不是再现，而是隐喻；它们不是呈现一个事物，而是表现超然的领悟境界，这一境界反映了奇特的变化了的现实，其目的不在表现幸福乐园，自由自在的大自然，而是达到一种领悟。这些朴素的智者传说在叙述上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感受方式，其中的禅宗僧人没有像道家的圣者一样升天，或者像佛与菩萨一样急速奔向天堂，但据说他们中的一些人消失在他们自己的绘画中，就像漫步处于他们认识里的山川河谷的美景中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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