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焕的被捕下狱，皇太极的反间计不过是个导火索，其中更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崇祯皇帝即位后，锐意中兴，诛阉党、定逆案，颇有一番新政。然而在他面前仍摆着两个最棘手的难题：一个是农民起义。
崇祯元年（1628年）十一月，陕北因连年大饥、官吏横征暴敛，王二首举义旗，闯王高迎祥等相继起事。另一个就是辽东问题。而这两者又是互相关联的。
辽事不结束，对粮饷的加派不会停止，民不得不反；民变迭起，官军不能一意东向，辽事更不易了结。崇祯皇帝将辽事重任委于袁崇焕，袁崇焕许以五年平辽，崇祯似已看到摆脱困境的希望。“已巳之变”后金铁骑震撼京师，“五年平辽”已成画饼，预示了“新政”棋局将全盘皆输。加之自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以来，京都80年来首罹兵祸，星布于北直隶的中贵庄田被劫掠，黎民百姓三教九流受蹂躏，激起了朝野各界的普遍不满。这一切对崇祯新政是非常沉重的打击，对朱由检的威望及心理的打击也是极其巨大的。因此，身为蓟辽总督的袁崇焕及兵部尚书王洽等，是难逃其直接责任的。造成英雄悲剧的不仅是崇祯皇帝和逆阉党羽，同时也是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尖锐得无法克服的腐朽荒唐的明王朝。
袁崇焕之死与思宗的为人也有密切关系。如果不是思宗上当受骗，袁崇焕是绝对死不了的。那么思宗的为人到底怎样呢？现在不妨简介如下：
1.年少无知，昧于事理，暗于知人
思宗即位之初，不过十六七岁，既缺乏政治经验，更缺乏军事知识。虽然自作聪明，实际却幼稚得很。
老奸巨滑的温体仁欺骗了他一辈子。两任首辅、作风不正的周延儒嘲笑他是“羲皇上人”。崇祯除了对魏忠贤等元凶巨恶，因罪恶昭彰，有所认识以外，对于熊廷弼、王化贞的是非功过就不甚了了。对于东林党也缺乏正确的评价。由于是非不明、忠奸不分，所以往往处置乖方，决策失误。用人失当的事例更是不胜枚举。自东林党人排斥以后，所用之人，不是奸臣、就是庸臣，兵部尚书中也有不少人是胆小鬼。
2.求治过急，用法过严
边防、吏治、党争是思宗最感棘手之事。这三件事因为由来已久，积因复杂错综，没有一件可以迅速解决。但是思宗求治心切，只从主观愿望出发，不按客观规律办事。他的办法实际有二：一、力求速效。二、惩办从严。因为不可能求得速效，所以就剩下惩办从严。崇祯十七年中，总计杀了总督7人，巡抚11人。十四个兵部尚书中，除三人外，都不得善终。
其余官员受到惩办的尚有许多。
严刑峻法，残害英才，是思宗最大的失误之一。
3.师心自用，饰非拒谏
思宗自以为是，又有虚骄之气。每有失误，群臣进谏，就认为触犯了皇帝的尊严，加上“阻旨”、“藐抗”等罪名，横加处罚。结果是刚直者去位，柔佞者幸进，开谄谀之风，行苟且之政，纪纲日坏，国事日隳。皇太极在击灭虎墩兔部完成对明朝的包围态势以后说：“南朝君骄而臣谄，兵弱而民务，亡无日矣！”皇太极不愧为目光敏锐的政治家，能首先从政治方面看出明朝必然覆灭的命运。
4.躬勤细务，琐屑苛求
事无巨细，君亲躬勤，不能从大处落目，通盘考虑，解决全局问题，而且容易束缚臣下手脚。琐屑苛求，不能全面论人，区明贤愚曲直。温体仁正是利用他的这一弱点，专门“摘发细事”、“务为刻核”，排击正士，朋比为奸，从而败坏国事的。
5.心存猜忌，不能容物
封建君主往往患有猜忌的“职业病”，程度虽有不同，本质并无差异。由于心存猜忌，臣下稍有“不逊”或“越权”行为，马上视为侵犯君权，大逆不道，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思宗当然也不会例外。正因为如此，袁崇焕杀了毛文龙，他才会耿耿于怀；皇太极那种蒋干盗书式的反间计才能收效；阉党残余的挑拨才能使他大动肝火，迫不及待地要处以极刑。
由上述几点看来，袁崇焕之死，固然与思宗少年无知、刚愎自用的个性有关，但也牵涉到君主专制制度。实际上，袁崇焕的悲剧是植根于专制制度之中的，因而很难避免。“自古圣贤皆薄命，奸雄恶少尽侯王”；“汉廷荣巧宦，麟阁绌边功”，这些在当时都已经成为规律。既然温体仁这个“外曲谨而内猛鸷、机深刺骨”、极端狡诈、极端阴险的巧宦，深得思宗信任，总计作了八年辅臣，五年首辅，死后还追赠太傅，赐谥“文忠”，可谓富贵寿考、生荣死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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