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还有不容忽视的一点就是这一战役的胜利还应归功于正确的战术措施。与袁崇焕同时并且通晓军事的科学家徐光启在崇祯二年皇太极进攻北京，明朝政府讨论如何保卫京城，是在城上坚守，还是在城外扎营时，曾经总结过辽东作战的经验。他认为：“现在守城，全靠火器过去袁应泰守辽阳，不出一兵，歼敌万余。两者相较，守城是上策。”思宗采纳了徐光启的主张，作出了守城的决策，皇太极在坚城大炮之下，惟恐重蹈努尔哈赤的覆辙，不得不放弃北京，转往涿州、良乡骚扰。由此可见，袁崇焕凭坚城、用大炮的战术确是屡行屡效，为敌所惧的。
袁崇焕这一战术是从当时实际情况出发的一大创造。因为：1、后金军队久经锻炼，长于骑射，明军战马缺乏，野战训练较差，明军以弱敌强，不得不借助于城堡，凭借有利地形，运用西洋大炮，加强守卫，从而避免对己不利的野战，而强迫敌人攻城，舍其所长而用其所短。2、当时比较进步的火器——西洋大炮是明朝单方独有的。到崇祯四年以后，后金才有这种武器。当时后金攻城的方法，只能凭勇敢用云梯攻城，或用高大的战车撞城，派战士在战车的掩护下挖掘城基。如果城堡筑得坚固，城上防守严密，是可以把城守住的。特别是当敌人尚未冲到城下时，可以居高临下，用大炮向密集的敌人轰击，造成敌人的大量伤亡。史书有大炮一发，“糜烂数里”（平射可达十五里）的记载，可见大炮威力之大。这种坚城大炮的战术，对后金来说的确是一个难题。努尔哈赤《兵法》说：“至于城郭当视其可拔者攻之，否则勿攻。倘攻之而不克，反损名矣！”事实上，努尔哈赤在袁崇焕这一新的战术面前，确实损了威名。
这一次胜利的意义是巨大的。首先是粉碎了敌人进攻宁远和山海关的计划，确保了边境的安全，解除了首都的威胁；其次是严重打击了金军的气焰，扭转了过去若干年明军屡战屡败的形象，增强了军民胜利的信心。清朝官修的《明史》说：“我大清举兵，所向无不摧破，诸将罔敢议战守。议战守，自袁崇焕始。”
清朝人魏源著《圣武记》也说：“崇焕以关外孤城，抵敌十倍之众，卒能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可见，即使站在清朝立场上讲话的人也不能不承认宁远战役明军胜利的重大意义，给予袁崇焕以较高的评价。
由于宁远保卫战的胜利，袁崇焕的威信更高了，当战事发生后的第十天，捷报传到北京时，本来认为宁远必不可守的人都额手相庆。阉党这时也不能不敷衍袁崇焕，任命他兼任右佥都御史，其他守城将领也都得到奖励。这一年三月，明政府又以袁崇焕为辽东巡抚，后又被加任兵部侍郎衔。阉党一方面不能不利用他，一方面又派太监刘应坤、纪用出镇辽东，来监视他。袁崇焕虽然上疏，对阉党这种掣肘、削弱边防力量的行为表示严重的抗议，但是阉党置之不理。这时，高第因为不救宁远被弹劾去职。继任辽东经略的是为一阉党分子王之臣。王之臣与高第一样，是个逃跑主义者，始终主张放弃辽东等地。因此，同袁崇焕意见不合。有一次，袁崇焕调动将领，事先没有和他商量，他更对袁崇焕不满。后来，阉党虽然对袁崇焕稍作让步，把关内外的防地作了明确的划分，命王之臣专督关内，袁崇焕和刘应坤负责关外。但是袁崇焕明了阉党的排挤打击迟早要落到自己身上，恢复大计能否完成毫无把握。因此，忧虑重重。他当时写了《偕诸将同游海岛》诗，倾吐了胸中的郁愤：
战守逶迤不自由，偏因胜地入深愁。
荣华我已知庄梦，忠愤人将谓杞忧。
边衅久开终是定，室戈方操几时休？
片云孤月应肠断，椿树凋零又一秋！
在这首诗里，已经看不到像《边雨》诗那样高昂的情调，而只是忧国伤心时的深沉悲叹。他明白说出了受到牵制不自由的苦况，表示了自己并不是为荣华富贵而来，而是想对边防事业有所贡献，可是自己一片忠诚谋国之心却不为人所重视，而被看作杞人忧天。
那么，自己恢复失地的素志到什么时候才能实现呢？
因此每到山川形胜之地，总加深了忧愁。最后，又叹息国家的忧患不在外而在内，因为如果仅仅是边衅，总还可以解决；但是阉党陷害正直的大臣，同室操戈，必将使边患更加严重，后果不堪设想。此时他已升任巡抚，在五年之内由一个知县做到封疆大吏，如果是一个贪图功名之人，必然会感到高兴，可是他却因为政局的变化无常，把富贵功名看作梦幻，为内政和边防的问题而感到苦闷忧愁，这就再一次表明了他热心为国的真挚感情。
他明知这种处境对自己很不利，但是为了保卫边疆，不惜委曲求全。他在《陈辽事治标治本之法疏》
中一方面说明自己的作战方略（用辽人宁辽土；且守且战，且筑且屯；坚壁清野以为本，乘间击暇以为用），一方面要求朝廷对他信用到底，使他能够顺利地按照原定计划，巩固边防，收回失地。这个奏疏上去之后，虽然得到“优旨褒答”，但是事实上他并没有真正得到信任，他的战略思想也不曾得到当权者的真正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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