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六年（1626年）八月，努尔哈赤死了。
他的诸多儿子为了争夺汗位，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最后第八子皇太极取得胜利，继承了汗位。此时皇太极的政权还是不巩固的。袁崇焕就利用这个时机，派人到后金去试探虚实。目的是：
（一）探明努尔哈赤的死讯是否真实。
（二）了解后金新的统治者对明朝的态度，以便研究对策。
（三）设法离间努尔哈赤的许多儿子，以便引起他们的内讧，削弱金人的力量。
（四）乘机解决长期作战所必须解决的军粮问题。因为中前所、前屯卫、中后所、宁远等四城虽然连绵200里，但北面是山，南面是海，宽不过40里。而宁远地区粮食缺乏，必须仿照孙承宗时行之有效的办法，向锦州一带推进，并移商民大开屯田，才能解决军饷民食的问题，免去后方转运粮食的困难。但是要开屯田，必须修筑城堡来保障。因此，他主张兴筑锦州、中左所、大凌河等城。为了保证城堡能顺利地修筑，不致遭到别人的袭击，他想利用与对方谈判的办法，作为掩护。因此，天启六年十月，派都司傅有爵、田成和五台山喇嘛镏南木座（即李喇嘛）以吊丧为名，到后金试探虚实，并约略表示“修好”的意思。事前，他曾把谈判计划向明政府请示过，所以他这样做是秉承明政府的意旨的。派人去后，果然不出所料，皇太极也派人向李喇嘛表示愿意“讲和”。这样，双方的谈判就开始了。
袁崇焕一面同后金谈判，一面就在这一年冬天，亲自和刘应坤等到锦州、大凌河一带巡察，并派赵率教大兴屯田。他们不断地向东推进，扩大了屯田面积，逐渐恢复了高第放弃的土地。袁崇焕、刘应坤甚至魏忠贤都因此受到明政府的奖励。袁崇焕这时又上疏说：“辽东局势败坏，虽由于人心不稳，但也因为失去险要地形，无从稳定人心。我们军队不利于野战，只有凭坚城、用大炮一法。现在关外四城既已修好，就应该再修松山等城”
从这道奏疏中可以看出：经过实践的检验，袁崇焕对“凭坚城、用大炮”的战术已经充满信心，把它作为一条指导思想确定下来，并正式向朝廷作了汇报。
同时，除了固守原有的阵地以外，他还要继续修建城堡，向松山等地推进，以逐步恢复失土，为将来的战略反攻准备先遣部队和前进基地。这种利用城堡来向前挺进的办法比利用城堡固守阵地又前进了一步。
奏疏呈上以后，朝廷批准了他调拨地方部队前往筑城的要求。天启七年（1627年），后金因连年用兵，粮食不足，想缓和一下与明朝的关系，抽出力量来向别的方向发展。因此，又遣人来联系“和谈”。
这时明朝政府已经将王之臣召回，以关内外专属袁崇焕，命他和镇守太监刘应坤、纪用一并见机行事。袁崇焕看到后金派人来联系，便将计就计，一面派人带着文书去谈判，一面乘机派兵修缮锦州、中左、大凌三城。只是后来形势变化，明政府指令袁崇焕派兵作战，谈判才又停顿下来。
在和谈开始时，对袁崇焕不满的人就乘机大肆攻击。一贯反对袁崇焕的阉党分子王之臣甚至说道：“这是重蹈历史上北宋的覆辙，陷于宋人自愚自误之弊。”其实，袁崇焕的“和谈”不过是“敌人以和谈愚弄我，我也以和谈愚弄他”的策略，目的在于修筑城堡，开辟屯田，以便将来持久作战。既不是消极后退，更不是向敌人乞降。这和北宋统治者自己不敢抗金，又不许人民起来抗击，无耻向敌人献金割地的情况是毫无共同之处的。我们只要看谈判过程中，袁崇焕坚决拒绝了皇太极提出的“关内归明，辽东（指辽河以东）归金，辽西（辽河以西）城堡不得修筑”，作为缓冲之地的无理要求，而提出了交还辽东，送还被俘官兵等和谈条件就可以知道。
在这次“和谈”中，袁崇焕没有来得及把大、小凌河等城池完全修复，却已把锦州城修好，把宁、锦防线重新建立起来，大致恢复了孙承宗时代的情形。
这座锦州城后来虽曾一度被阉党放弃，但在重修以后，一直到清兵入关（1644年）的前二年才告沦陷。
这是袁崇焕利用这次“和谈”得到的收获。当他为了“和谈”受到攻击，为了分清是非，曾经上疏说明与后金谈判的原因，说：“锦州、中左、大凌三城一定不能停止筑防，已经召集商民广开屯种，倘若未筑好而敌人已来，势必撤退，那就是功败垂成！所以乘敌人有事江东，姑且以和谈之说作为缓兵之计。敌人来了，则三城已经筑好，战争又在关外400里外，边防就更加巩固了。”
明确说明了“和谈”是利用缓兵之计，修筑锦州等三城，巩固关外的防御。这个奏疏上去以后，明政府虽然“优旨报闻”，但后来这和谈一事，还是被阉党残余用来作为攻击陷害袁崇焕的一个口实。
利用城堡向前推进，大兴屯田，逐步解决军食问题，雇辽人为兵，逐步解决兵力不足的困难，做到“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以天下复辽东，而不疲天下以事辽东”。这是袁崇焕的恢复大计，也是他指导战争全局的战略思想。这种战略思想，无疑是正确的。崇祯前期，御史郝晋提出：“万历末年，综合九边军饷，不过280万。现在加派辽饷900万，剿饷330万，业已停止。不久又加练饷730余万。自古有一年搜刮2000万输送京师，又搜刮京师2000万输送边疆的吗？”确实，明朝亡于民务财尽，而修筑城堡，开辟屯田，不失为救时良策。
可惜辽东将帅除了孙承宗、袁崇焕等人外，大都见不及此。有的还要把关外拱手让人，有的惟恐开辟屯田，刺激了敌人，不敢有所行动。而像孙承宗、袁崇焕这样的人才，或者有而不用，或者用而不专，或者专而不信。结果，人民遭殃，民族受难，国家亦随之覆灭。
反之，如果袁崇焕等始终得到信用，那么辽饷的加派可以渐次减免，人民的负担可以逐步减轻，阶级矛盾可能趋向缓和，“剿饷”、“练饷”可以不必征收，农民起义的次数就可以逐步减少，明王朝的统治可以延长，满族入主中原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减少，甚至会完全没有这种可能。由此可见，识别人才、爱养人才、信用人才是极端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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