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宁远大捷
正当袁崇焕等在辽东边防前线艰苦奋斗，苦心经营，励精图治的时候，明王朝的政局却一天天败坏下来。明王朝中的实权派、宦官集团的头子魏忠贤见边防战事形势有所好转，利用熹宗昏庸无知，勾结朝臣，朋比为奸，其势力日益膨胀。
他担任司礼监的秉笔太监，掌握了在内阁代皇帝草拟的诏旨上用朱笔加批的大权，实际上是代替皇帝处理政事，从而裁决朝政。
他又亲任东厂的提督，取得了特务机构的指挥权。
其他军权、人事权、财权也几乎全部掌握在他手中。
而此时，熹宗则终日热衷于引绳削墨，以做木匠活为戏，对国事全然不予过问。天启初年被东林党排斥的一批腐败官僚看到魏忠贤权势很大，就纷纷投到他的门下，谋求功名利禄。当时有“王虎”、“王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等名目。各地巡抚、巡按又纷纷给魏忠贤建立生祠，并且“曲意献媚，务穷工作之巧”，少者花费银两几万，多者几十万。顺天巡府刘诏谒祠时，见魏忠贤像，甚至行五拜三叩首礼。
当时魏忠贤权倾朝野，确实是“义子满朝廷，生祠遍天下”。这样，就形成了腐败官僚与宦官互相勾结的阉党和极端混浊的政治空气。阉党把自己的党羽顾秉谦、魏广微等安置在内阁中，同东林党人争夺权力。
天启四年（1624年）九月左副都御史杨涟首先弹劾魏忠贤的二十四大罪，左光斗等东林志士群起响应，魏忠贤大兴党狱。阉党排去首辅叶向高、韩爌等，又编造黑名单，如大学士魏广微编的“邪人”、“正人”
名单，工部侍郎崔呈秀所编的《天鉴录》、《同志录》、《点将录》等，有计划地陷害、屠杀东林党人。阉党横行，炙手可热，建立了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专政。
叶向高、韩爌既是东林领袖，又是当时的人所共望。他们被迫辞职，意味着“君子道消，小人道长”，吏治边防，江河日下。这不能不引起袁崇焕的极大忧虑和孤立无援的感觉。他在《叶台山相国乞归得请，赋诗寄之》诗中说：“先生今竟去，世事更堪忧。举人疑高马，无人为丙牛。乞身原贵早，屈指势难休。肯为苍生计，艰难再少留？”诗中指斥魏忠贤之奸，比喻其为心怀叵测、指鹿为马的赵高；痛惜叶向高之离去，慨叹朝中少了燮理阴阳、过问牛喘的贤臣丙吉。
他虽然知道政局败坏，为个人考虑乞请归去应该早提出，但为了国家社稷的安危，还是希望叶能够留在朝中，勉为其难。末尾二句恳切慰留，情见于辞。然而，事实上袁崇焕自己又何尝不是在“乞身”与“难休”的矛盾中稍事停留呢？
阉党是统治阶级中最腐朽、最反动势力的代表，为了排除疑己，他们不惜颠倒黑白，破坏边防，冤杀将帅。为了对东林党人杨涟、左光斗进行政治陷害，竟然诬陷栽赃他们接受熊廷弼的贿赂，对他们严刑拷打，竟将他们残害至死。阉党毫无人性的专政，加深了苍生的灾难，也削弱了抗金的力量。
孙承宗是东林干将之一，德高望重。起初，魏忠贤想拉拢他，使其依附于自己，成为自己的党羽。于是曾经派太监刘应坤等同孙承宗联系，不料孙承宗置之不理，魏忠贤因此大为恼火。不久，魏忠贤又排除了东林党人赵南星和高攀龙。孙承宗得到这个消息，本想送上奏本，向皇帝力争，但是考虑到奏章上去，未必能够送到皇帝手中，于是打算入朝面奏，却又遭魏忠贤、顾秉谦等所阻，没有能够成功。接着阉党分子崔呈秀等连续上书攻击孙承宗，孙承宗因此上书求去。恰九月里马世龙因误信传闻，派兵袭击耀州，在柳河受到金兵的掩杀，死了400多人，谄附阉党的朝臣纷纷弹劾马世龙和孙承宗，孙承宗就此决意辞职。
袁崇焕看到阉党势力日益猖獗，正直的朝臣纷纷遭到迫害，连在边疆上的孙承宗也受到排挤，觉得边事实在无法继续支撑了，就也想和孙承宗一同离去。他每次见到孙承宗，都痛哭流涕，要求辞职。天启五年（1625年）十月，孙承宗辞职获准。孙承宗的挂冠而去，对袁崇焕等几年来奔走风霜、驰驱险恶的边将无疑都是极大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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