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初露锋芒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35岁的袁崇焕第二次进京会试，考中进士第三甲第四十名。
从此，袁崇焕踏入了仕途。踏入仕途的袁崇焕最初在工部任职，不久便被派到福建省邵武县做知县。
他的《初至邵武》诗中认为要当好知县这一亲民之官，受任之初就该谨慎从事。他要轻刑简政，做好征收钱谷、安抚百姓两件大事，闲暇时读诗文书赋以开阔视野，或放松放松身心。
袁崇焕在任职邵武知县期间，因为他既有才干又有操守，所以治县成绩卓著。《白冤疏》中说他自从身为县令到官至大将，一贯是“恤贫扶弱”、“加意寒生”、“恩施井邑”。《乾隆邵武府志》说他“明决有胆略，尽心民事，冤抑无不伸”。又“矫健有力，尝出救火，着靴上墙屋，如履平地”。这些记载说明这位父母官有胆有识，有极高的判断能力和工作成绩，同时又能全心全意为民众办事，为百姓伸冤理屈。尤其是他能急人之难，见义勇为，亲自上屋救火也不怕有失官颜就更为难能可贵。这在当时的官场中是极为罕见的。至于“着靴上墙屋，如履平地”则更见他身轻如燕，武艺不凡。此等文武兼得的人才，确是凤毛麟角，实为人中龙凤，世所少有，况于江河日下之明王朝，天灾人祸不断、国家多事、边患严重之时，袁崇焕的出现于国于民实在是一大幸事。
最让人折服的是袁崇焕的操守：他在邵武任知县期间，上不贿赂大吏，下不欺压小民，真正做到“一钱不入”。后来，他做监军时，曾对熹宗说：“臣自为令至今，未尝余一钱以负陛下。”他在生活方面也自始至终是“第宅肃然，衣食如故”。他为官以后一直“家亦无余资”，至“死之日所没者皆同产崇灿子兆基与弟崇煜及祖产”。可以说他的一生颇知人间甘苦，故袁崇焕才能够在当时明王朝吏治败坏、国患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出淤泥而不染，成为佼然出群的人物，这也正是后来魏忠贤阉党专权，他从不趋炎附势，和那些腐败官僚同流合污；在辽东前线能与士卒同甘共苦，共历风霜雪雨、出生入死，为边防大业作出贡献的思想基础。
明王朝自丧失抚顺、清河之后大为恐慌，赶紧从各地调集兵马，任命兵部侍郎杨镐为辽东经略，以总兵李如柏、刘綎、杜松、马林分东南西北四路，领兵20万，加之叶赫、朝鲜援军数万，号称47万。明军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二月誓师辽阳，企图合围赫图阿拉，彻底摧毁后金势力。不料明军的作战计划和出兵日期事先都泄露了，对方早已有了相应的准备。努尔哈赤率领后金的全部兵力约6万人，采取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战术，主动迎击。明军兵力分散又人生地疏，三月，明大将杜松勇而轻敌，在抚顺东南的萨尔浒山的一场战斗中全军覆灭，杜松战死。
努尔哈赤立即挥师转进，兵锋直指马林的一路明军，马林临阵先逃。努尔哈赤又用计诱使刘綎率军深入，然后在中途设下伏兵，加以夹击。刘綎力战阵亡，他所率的一路明军也全部被歼灭了。四路明军只有李如柏的一路没有和后金接仗，他闻风鼠窜，仓猝撤退。
数十万明军仅仅一个月间便丢盔弃甲、一败涂地。这就是历史上的萨尔浒大战。萨尔浒战役充分暴露了朝廷和明军的腐败，也给明朝的有识之士敲响了警钟。
从此以后，明朝在对后金的战争中就一直处于防御的地位，而后金对明的战争则成为攻掠性的战争了。
袁崇焕开始做邵武知县的时候，正值杨镐所率之师萨尔浒惨败之后，辽东形势岌岌可危。深具报国壮志、大丈夫应先天下之忧的他，决不以做一个一尘不染、超凡脱俗、节操罕有的廉吏为满足。事实上，他从未曾有一刻忘怀边疆之事。抗清志士夏允彝（著名少年爱国英雄兼诗人夏完淳之父）在《幸存录》中说：“袁崇焕从少年之时就喜欢谈论军事，见了人就拜为同盟，引为知己，为人豪爽、侠义，肝肠很热。他做福建知县时，分房阅卷，每天叫一个熟悉边疆战事的老兵跟他谈论军事，宁可把阅卷的事情暂时放置一旁。”这说明他认为研究边疆防务比用毫无实用价值的八股文取士重要得多，这体现了袁崇焕忧国忧民、虚心下问、重视调查研究的精神。这和孙承宗为辽东将领之时常向材官老兵询问辽事形势与险要厄道的作法十分相似，是深深值得称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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