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由晋宋时代的一个中品诗人，历经数代文人学者的评议，最终确立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对于这一转变，应该如何看待呢？如果说陶渊明的创作被其同时代所曲解与埋没，而在历史的长河中洗尽尘沙，散发出真金纯玉的光彩；说他的诗文有历久弥新的魅力，如陈年久酿，时间愈久愈醇，这种解释固然不错，也很合乎人们对陶渊明的崇慕心意，但又不尽然，还没有认识到这一文学现象背后的许多实质性问题。首先，陶渊明的诗，从中国诗歌发展的历程来看，尚未达到盛唐时那般巧夺天工、精雕无痕的化境。陶诗在艺术形式上是率意而为，固然有其天然美感，但艺术之所以为艺术，有时就在于有其特定的规范与技巧。最精美的艺术品，不在于无规范无技巧，而在于合规范而未有牵强做作处，合技巧而不露斧雕刀琢痕。
技巧的最高境界是无技巧，在此“无”是不显的意思，并非真的不讲，真的没有。中国诗歌由四言发展到五言、六言而后七言，由古体发展到格律，这是一个艺术形式、技巧上不断进化、升华的过程。至于格律成为约束，那是成熟之至便退化、美到极至便难再及的规律，也是后人拘泥固守，而自我限制。在陶渊明的时代，诗歌艺术还是处于向上发展阶段，这是无可避讳的。论到文学之精美凝炼、韵律之优美和谐，陶诗显然不如盛唐佳作。陶诗总量不多而重复的词、意义重复的句子却不少见，大多数诗句节奏感也不强，因而情感缺乏强度，思想缺乏力度。但是正因陶诗的不事雕琢，暗合了精雕无痕的美学规律，所以他的某些篇章、某些语句，由于他的艺术功力的日渐深厚或一时激发，有意无意间也在技巧上达到了化境。
同时，当艺术技巧的过分讲究使人们感到厌烦和无以进一步发展后，人们又开始推崇陶渊明的那种率意任情而为的自如的创作方式。但就唐宋诗人而言，他们是在已经掌握了娴熟精到的艺术技巧之后再追求这种自然式创作的，是形似而非神似，故而并不是退化，而是借鉴以提高，也就是在无数次精雕细琢的磨炼基础上实现陶渊明的天然真姿，达到高度技巧上的无技巧。这样，陶渊明的受推崇，显然是因为隔时隔世，而产生了距离美，所谓的慕陶、拟陶、和陶，并不是要重复陶氏的创作，而只是某些方面的摹拟，或某种程度上的化用。况且，中国人历来有好古、崇古之风，对古人总是推崇有加，对其不足往往视而不见，其实也是以古托人，借人自表，所以如此宽容大度，不吝溢美之辞。倘若仅以历代大诗人大作家诗文中对陶渊明的赞慕而来确认陶的地位，很可能会受一次好心的欺骗。
陶诗的思想内容也较单调平淡，大都是田园生活、恬然心境的反复吟咏，贫士与酒在诗中出现得太多。
这是由其较为简单的人生和趋向恬远的心境决定的。
李白那种“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神奇想象；杜甫的那种“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的沉郁胸怀；苏轼的那种“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豪情；陆游的那种“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的壮志，在陶诗中都是看不到的。文学作为一门人们用心灵去赏析感应的语言艺术，平淡清雅固然也是一种魅力，也能触动人们的情怀，闲情逸致固然也能使人们感受到生活的真趣，但大多数时候，人们还是需要那些至悲至壮至情至爱至为激越至为怪戾的东西，陶诗中《咏荆轲》之类金刚怒目式作品被后人赞不绝口便是见证。人们的心灵总是追求平静也趋向平衡，大多数人的生活态度都是拘谨平庸的，大多数人的生活历程都是平淡无奇的，那些具有某种极致的艺术品便是对人们波澜不惊的心灵的一种补偿，因而有了特殊的审美价值。
只有那些经历了大风大浪的人，只有那些在希望与失望之间、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上下求索、苦思苦虑、心灵焦灼不堪的人，才会向往平静，才会从陶诗的恬淡意境中找到共鸣，感到轻松和欣慰。因此，像李白、杜甫、苏轼、陆游这样的心怀远志而一生坎坷的人，便与陶渊明的隐逸情怀天然相通，而绝大多数普通读者并不是那么欣赏陶诗。绝大多数人不是陶诗的最好读者，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反过来说，陶诗不是最好的诗。这不是苛求，而应该是比较客观的。陶诗是纯粹文人的诗。中国文人多落寞，陶诗正是落寞文人所作也为落寞文人所爱的诗。
在这里，有必要对中国文人的心态作一番探讨。
中国文人，或者说中国历代的文化人、知识分子，主要是诗人、作家，他们首先不是文人，而是社会人，是在宦海沉浮，在变幻无常的人生漂泊的人，他们首先有个人理想，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社会理想，因为不得志，因为历经波折，心中有所郁积，于是为诗为文，抒其不平之气，展其雄心梦境。他们的人生态度总的来说是积极进取的，甚至是有过于常人的、理想主义的强求苦索。正因如此，他们的失落也就远远多于常人。他们极易激动，极为情绪化，过分乐观也过分悲观。如李白，口口声声要“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却在六十高龄随永王出征；如苏轼，念念不忘“山中故人应有招我归来篇”，也从未曾放弃建功立业的念头。中国文人的个人理想和社会理想都是超现实的，这注定了他们的忧患意识和悲剧意识，他们不可能如愿以偿。
于是，他们便极易变得灰心丧气，便时时生出隐逸之心。刚刚“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忽而又“一夜归心满旧山”，苏轼的这种情绪有如小孩子一样善变。陶渊明与李白、苏轼的不同在于，他的后半生是真正的隐逸，他的诗境如其心境是真正的恬淡，这是由他的客观处境所决定的。陶渊明一生无大的波折，没有多少大展宏图的机会，很少亲历铁马金戈和风云变幻的场面，后来贫病交加，所以只能寄情山水田园。李白、苏轼等人既然有叱咤风云的机会，就不可能真正归隐，归隐只是作为一种心意存在，他们对于失意人生欲舍不能，所以才羡慕陶渊明能够有坦然自得的心境。其实，他们何尝感受不到陶诗中那种寂寥与怅惘，只不过他们宁愿将此美化，以营造自己的精神家园，使自己在纵横天下与安居田园之间可进可退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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