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对陶诗意境的向往与再造，并不能说明他们对陶渊明的创作成就至为折服，仅仅是将陶理想化以寄托自己的心意；若他一直是一帆风顺，他是不屑于陶渊明的那种无所作为的庸碌人生和因不能为而不敢为的生活态度的。另外，崇古好古的风尚使后世文人对前人总是不吝溢美之辞，在古人中获取一种惺惺相惜、顾影自怜和孤芳自赏的凄美感觉。历代文人对陶的态度不足以作为我们今天评价陶渊明的标准。总的来说，陶诗在某一范围内是极好的诗，陶诗中也有普遍意义上的极好的诗，但综观文学史上的星斗，陶渊明的创作成就不在最高之列。
那么，陶渊明愈到后世愈为人们所推崇，是否在某种程度上是历史的误区呢？当然不是这样。陶渊明的文学史地位是历史形成的，我们也应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他的成就与地位。他的诗与李杜相比纵然稍逊一筹，但在同时代却毋庸置疑是别具一格、凡眼难识的极品。而且他开一派田园诗新风，对后代诗人的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他将他率真任情的人生态度通过他的诗表现出来，在一代代作家的心灵中引起回旋不绝的共鸣，这样的诗的意义已超出了诗本身。所以纵然他的许多诗尚显幼稚、简单，可这正有如人的童真一般可贵。
那些在滚滚红尘里挣扎不休的迁客骚人，其诗其文也常常蒙上了尘垢，在饱经风霜之后蓦然回首，这才体会得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真意，这才向往“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的田园，这才渴盼追随陶渊明返朴归真。陶渊明的人品心性为人景仰，其诗作为其独特心性和品行的写照，因之也增色增彩，而这人品与诗品已经混融难分。他的淡泊坚贞融入他的诗中，外化为其诗中那种天然真态的一部分。人们对其人的神往与其诗文的喜爱也一致不可分割。这样的人造就了这样的诗，这样的诗奠定了陶渊明一代隐逸宗师、田园鼻祖的文学史地位。
陶渊明对中国文学的贡献，主要在于他创造了田园诗的新形式，以其独特的内容、个性与风格影响着后代诗人的创作。
历代文人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着他的影响。清人沈德潜《说诗论语》中分析了唐代王维、孟浩然、储光羲、韦应物、柳宗元等著名诗人对陶诗的学习与借鉴：“陶诗胸次浩然，其中有一段渊深朴茂不可到处，唐人祖述者，王右丞有其清腴，孟山人有其闲远，储太祝有其朴实，韦左司有其冲和，柳仪曹有其峻洁，皆学焉而得其性之所近。”
由于陶渊明的影响，唐诗遂成山水田园一派。
陶渊明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在于他诗文中显示出来的心境与处世态度对后世文人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后世文人主动接受而非被动感染的，或者说是他们与陶渊明的相通暗合，从陶渊明那里找到了共鸣而强化了自己的某些个性、思想。不同的人从陶渊明那里得到的人生启示也是不一样的。如陶渊明“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的高傲姿态，对李白“岂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叛逆精神有很大影响，而王维从中得到的却是“一惭之不忍，而终身惭乎”的消极教训。
同样的人在不同时期对陶渊明诗文中体现出来的人生态度反响也不同。如苏东坡，一生把陶渊明视为自己的良师益友，不但爱好其诗，更仰慕他的为人，极为推崇陶渊明坚持文人气节的高尚品质，对陶渊明《饮酒》诗中“吾驾不可回”的姿态给予很高评价。在苏东坡精神苦闷或无可奈何之时，陶渊明“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之类的诗句，对他遁世独善、逃避现实的思想的发展，也起过推波助澜的作用。
很多知识分子在他们政治失意或渐近晚境的时候，往往到陶诗中寻找精神寄托，与陶渊明产生感情的共鸣，而忽视其积极进取的一面。
陶渊明的思想本就存在着积极有为和无奈避世的矛盾，在他一生中也有着早年大济苍生到晚年固穷守节的变化。他对后世文人的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并非完全取决于他本人的作品与他的思想行为，与受影响者本人不同时期的处境、心态也有联系。从这一意义上来说，陶渊明的命运与心态在某种程度上是中国文人的代表。他的诗主要是描写自己的人生历程和心灵历程的，所以理解了他的诗也就理解了他，也理解了大多数中国文人，那些始终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挣扎，时而春风得意时而沮丧消沉、时而豪情满怀时而放诞不羁、时而怨愤不平时而自慰自安的注定不会遂心不会满足不会平静的中国文人。
陶渊明的诗文，作为文学殿堂的珍品，至今仍为人们喜爱。他的桃花源世界历经千余年的人事变迁，今天仍像一个童话那么清新、美好而浪漫。毛泽东的诗句“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既表达了对千百年来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人间乐土的无限向往，更表达了把它变为现实的幸福田园的美好愿望和坚定信心。
陶渊明“生也艰难，死如之何”的哀叹已经远逝了，他的诗文却将世世代代流传。他那恬然冲淡、醇郁深远而偶现峥嵘的意境，及其显示出的率真任情的个性，将给一代代人以一种精神的慰藉和鼓励，以及美的启迪和趣的享受。用诗人自己的话来说正是：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
[本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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