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载有余情
陶渊明以其独特的处世姿态和诗文风格，对中国文学与中国文化发生了深远影响。正是因其独特，所以人们对他的认识与评价，经历了一个分歧甚多、长期变化的过程。
历代杰出的文人，其所为后世瞩目者，常常不仅是以其为文，亦是以其为人。或文因人著，或人因文显，当然绝大多数是才情并茂、交映生辉的，人们对他为人为文的印象，也往往混融不分，互相加强。陶渊明最初是以清高自持的隐者风度而引人注目，令时人与后人景仰其人品而为他立传作诔，而后才渐渐欣赏到他诗文中那种自然流露的至情至性的魅力。其人品在多大程度上衬照出他的文采，其文名在多大程度上源自他的为人处世，这种具体的区分，对于准确全面地认识其作品的艺术价值，客观公正地评价其文学史地位是很有必要的。
陶渊明作为一个文学家，在他生前和死后的一二百年间，一直受到冷落乃至歧视。陶渊明的生前好友颜延之，在《陶徵士诔》中极力赞扬陶渊明的人品，对其创作只以“文取指达”寥寥四字一笔带过。陶渊明死后六十年，当时文坛领袖沈约修《宋书》，将陶渊明归于《隐逸传》，强调他的人格，尤其赞扬他“耻复屈身后代”忠于晋室的节气。
所辑入的《五柳先生传》等四篇作品，纯是从记事角度，对其创作无一字评论，甚至在《谢灵运传》里详论魏晋文学发展，历数一代著名诗人时，仍无一字论及陶渊明。
齐梁时期的钟嵘是历史上第一个企图摆脱传统偏见、正式评论陶诗的人，他在《诗品》中指出：“宋徵士陶潜，其源出于应璩，又协左思风力；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典婉惬。每观其文，想其人德。世叹其质直，至如‘欢言酌春酒’，‘日暮天无云’，风华清靡，岂直为田家语耶！古之隐逸诗人之宗也。”但是评价并不高，只将陶诗置于中品。直到萧统，才开始给陶渊明的诗文以较高的评价，并为之编集、作序，又写了一个比《宋书》更详尽的《陶渊明传》。
但是，萧统在编《文选》时，录《陶诗》不过八首，远不如录谢灵运的作品多，可见尚未认识到陶渊明诗的独特风格的独特价值。
到了唐代，推崇和赞扬陶渊明其人其文的作家陡然多了起来，同时分歧也多了起来。
李白既有“何日到彭泽，长歌陶令前”的热情向往，又有“龌龊东篱下，渊明不足群”的激烈贬责。杜甫充满钦慕地说：“焉得思如陶谢手，今渠述作与同游。”又对陶渊明为儿女操心过分不以为然：“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公子贤与愚，何其挂怀抱！”
白居易用“垢尘不污玉，灵凤不啄膻”来比喻陶的高尚人格；对陶诗更是爱不释手：“数峰太白雾，一卷陶潜诗。”对于陶渊明“偏放于田园”则为之惋惜。唐代以王维、孟浩然、韦应物、柳宗元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派的出现，更是壮大了陶诗在诗坛上的声势、地位。王维肯定“陶潜任天真”，不满其“生事不曾问”，甚至责怪其挂冠归田的行为：“尝一见督邮，安食公田数顷。一惭之不忍，而终身惭乎？此亦人我攻中，忘大守小，不鞭其后之累也”，颜真卿的“呜呼陶渊明，奕叶为晋臣”之句，则极赞陶渊明的忠晋节气。
宋朝诗话发达，评点文章风气大开，陶渊明作品的艺术价值不断挖掘出来，陶渊明的地位升到顶峰。
苏轼是历史上把陶渊明举得最高的一个。他在《与苏辙书》中说：“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
夸奖略过，大概是因为他一生几番起伏，与陶心境相通，爱人及文；二是陶诗风格是他所难学，他作拟陶、和陶诗凡“一百零九篇”，模仿是难以超越的，况时代不同，经历、心境不同，许多浑然天成的东西岂是摹拟得出的。苏东坡论陶一些话则相当有见地，显出其理解之深。《冷斋夜话》中说：“渊明诗初视若散缓，熟视之有奇趣。”《东坡续集》中说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充分揭示了陶诗的深刻内蕴与独特风格。爱国诗人陆游少年时即爱读陶诗，手不释卷，乐以忘食，其《读陶渊明诗》赞美陶诗的艺术魅力说：“陶谢文章造化侔，诗成能使鬼神愁。君看夏木扶疏句，还许他人更道不？”
朱熹对陶渊明的道德文章也深为拜服，视为古今第一流高士、高诗，其《题霜杰集》中赞道：“先生人物魏晋间，题诗便欲倾天悭。向来天地识眉宇，今日天遣窥波澜。平生尚友陶彭泽，未肯轻为折腰客。”
黄庭坚称赞陶诗是“不烦绝削而自合。”总的来说，北宋人论陶，是强调他的真率、自然，南宋人则较多地强调他的“耻事二姓”的“忠”。
元明清时代，论陶的基本观点倾向，一般已跳不出唐宋人两种对立意见的圈子。但清人龚自珍、谭嗣同的推崇陶诗，却能别有寄托。他们特别强调陶诗的“不平谈”精神。如龚自珍把陶渊明和屈原、诸葛亮相比，并以“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来说明他在读渊明咏荆轲诗时的激荡心情。谭嗣同以为渊明“伤己感时，衷情如诉”，乃是“慷慨悲歌之士也，非无意于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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