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火之后，经过诗人全家半年多的整治，陶渊明渐渐恢复了往昔的生活，依然平静，依然清贫。如第二年（409年）作的《和刘柴桑》一诗所言：“茅茨已就治，新畴复应畲。谷风转凄薄，春醪解饥劬。”
刘柴桑即刘程之，字仲思，彭城人。雅号曰遗民。曾为柴桑县令，后辞官隐居庐山。由《和刘柴桑》中“山泽久见招，胡事乃踌躇”二句看，似是陶渊明失火后刘遗民曾相邀他去庐山隐居，而诗人“直为亲旧故，未忍言索居”婉言谢绝，并告诉他自己一切当好，住宅业已修整，又该开垦新田了。并表白了“耕织称其用，过此奚所须？去去百年外，身名同翳如”的淡泊心情。
刘遗民隐居之处西林与上京不远，陶渊明有时去访刘，二人都是辞官归隐，有相投处。萧统《陶渊明传》载：“时周续之入庐山，事释慧远，彭城刘遗民亦遁迹匡山（庐山），渊明又不应征命，谓之浔阳三隐。”周续之投到高僧名下，隐得似乎彻底，刘遗民离群索居庐山，也算得上高士，只有陶渊明隐在家中，忙于农事，相形见俗，但陶渊明不着意求隐，不标榜其特立独行，如《饮酒》诗云：“结庐在人境，心远地自偏”，不离开亲朋故友，所以隐得真实，相反，周、刘则有沽名钓誉之嫌。渊明说：“百年之后，身、名都会化为乌有。”功名之想已绝，隐者的虚名更非所图，只要安居田园，“栖栖世中事，岁月共相疏”，随着岁月的推移，自己远离了世事，世事也就远离了自己。
同年秋，陶渊明又作《酬刘柴桑》，由“新葵郁北牖，嘉辛养南畸”两句可见，诗人这年小有收成，于是打算出游，及时行乐：“今我不为乐，知有来岁不（同否）？命室携童弱，良日登远游。”劳逸结合，能吃苦，也善取乐，携妻儿出游，诗人的情趣，毕竟高于一般农人。
及时行乐是中国文人心态的另一方面。一般的规律是：初涉世道时雄心勃勃，扬言要大济天下；几番挫折，锐气磨落后就鼓吹及时行乐；得志时想有所作为，失意时就放浪形骸。总的来说这两种心理是交织在文人心中的，只是各有占上风的时候。陶渊明的及时行乐是感于来日无多又别无所图，所以要好好感受人生，更多地体验生之意趣，这是人之常情，诗人之雅趣，无可厚非。
这种及时行乐的思想在其《己酉岁九月九日》一诗也流露出来：“靡靡秋已夕，凄凄风露交。蔓草不复荣，园木空自凋。清气澄馀滓，杳然天界高。哀蝉无留响，丛雁鸣云霄。”一系列萧瑟凄凉的秋景，引发诗人心中的伤逝感慨：“万物相寻异，人生岂不劳？从古皆有没，念之中心焦。何以称我情，浊酒且自陶。千载非所知，聊以永今朝。”
人生劳苦，不知究竟何求，人终有一死，诗人深深焦急。生之困惑，死之困惑，都是人心中永远解不开的结。千年以后的事不是人能知晓的，不如及时行乐。诗人找不到生死的答案，理不清悲秋的思绪，只有忘情于一杯浊酒，方始称心，自得其乐。
义熙六年（410年），陶渊明一家由上京迁往南村。头年四月，刘裕即出兵北伐南燕，这年二月，刘裕攻下南燕都城广固，生擒燕主慕容超，南燕亡。
当刘裕北伐南燕节节胜利的时候，卢循率十万农民起义军从广州向北推进，兵锋直指建康。三月，义军进攻豫章，江州刺史何无忌战死。义军进据浔阳。四月，刘裕匆忙赶回建康。五月，起义军在桑州（今江西九江市西）大败官军，刘毅狼狈逃走。七月，卢循攻建康不下，退守浔阳。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战火烧到了陶渊明的家乡，陶渊明的生活与其他百姓一样受到了影响。这年九月，诗人才下田收割早稻。战乱纷至，芸芸众生无论是官员百姓都难保旦夕祸福，诗人更加珍惜自己的劳动成果，更加珍惜与世无争、自食其力的田园生活。《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一诗写道：“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经营农事是为衣食自安，点明了一个朴素的真理。这比那些宣称躬耕是为了保守气节，实际却在观望时事、企待投机的隐者要真诚得多。
“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
晨出肆微勤，日入负来还。
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
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
诗人笔下反映出了农民的希望、喜悦，也反映出了诗人的疾苦。不是他们不觉得苦，只是没有办法摆脱。可见诗人并非甘于躬耕之苦，只是无可奈何。“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
四体虽然劳累，但也许可以避免祸患，江州刺史何无忌不就横祸临头了么？与其无意义地死去，不如以苦为乐地活着。“盥濯息檐下，丰酒散襟颜。”收工之后洗洗手脚、喝点酒，也开心得很哪。“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但愿长如此，躬耕非所叹。”值此乱世，能长此以往下去就不错了，哪里还会引以为叹？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