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灾人祸自悠然
义熙四年（408年），陶渊明四十四岁。这期间时局依然动乱不已，卢循义军继续与官军作战。刘裕坐镇京口，掌握北府重兵后，又入为扬州刺史录尚书事，实际上控制了东晋的军政大权，并怀着更大的野心四处征战。国无宁日，百姓噤若寒蝉。陶渊明的诗中对这一切没有反映，似乎超然物外，对国家兴亡、人民生死漠不关心，令论陶者颇为困惑，因为这不符中国文人的理想形象。其实，陶渊明不愿着笔于时局，也是可以理解的。一者，时局混乱，是非莫辨，诗人虽感到厌烦，哪里愿意去多看多想？
诗人生性恬淡，不爱过问世事，隐居本就是为图个六根清静，更不会涉笔那些纷杂的世情。二者，诗人文名既为诸侯所知，又身卑位微，家乡在刘裕控制之下，如出言不慎将枉至杀身之祸。其三，诗人的家乡在卢循义军到来之前，相对而言是比较安宁的。陶渊明的出生地是粟里（即今江西九江陶村西），后迁到北边的上京，属于山区。
诗人在此耕田为生，不闻世外之事，反映到他笔下的便主要是田园生活。关心民生疾苦、抨击社会黑暗、反映人民心声、为人民鼓与呼的诗人，如杜甫，诚然让人尊敬，但这不等于说陶渊明就堪指斥。他此时不过是一个心怀雅意的普通农民而已。其四，陶渊明不是一个能干的农民，一家生计已足让他操心，闲情逸致并不多，无暇旁鹜，就其心情而言，也是空虚、郁闷的时候多，而这是诗人不愿正视更不愿为人道的，流诸笔下就是这种愁怀的强化，所以只是抓住一些欢愉的场景来寻求暂时的忘却排遣，或者在自我开释之后来表现那种闲淡的感受。至痛无言、至忧不语，写诗作文是在痛定忧平之后。诗人很少表现过强烈的失落与忧愤，因为那时他无心提笔，所以不能只看他诗文表面的平淡，看不到他心中生而灭、灭而生的烈火。
他仕途奔波十余年，对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状况何尝不痛心疾首？但至痛无言，他只是以躲进小园成一统来表达他的全部情绪，以桃花源的构想代替他的全部心愿。
人祸在世间不断，天灾又飞降诗人一家，打破了陶渊明勉强维持的平静生活。这年夏天，在他笔下那么安宁静谧而洋溢着生活气息的“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的住宅，被一场无情的大火烧光了。全家只好寄居在船上。虽然他努力以君子固穷的气节来安慰、鼓励自己，可严酷的现实仍然让他心中难以平静。他多么希望自己是出生在衣食无忧的东户子时代啊，在传说中那个远古社会里，道不拾遗，粮食多得吃不尽，余粮就放在地头。
然而，衣食无忧作为农民最简单的心愿也是那么遥远，在《戊申岁六月中遇火》一诗中，诗人表露了猝遇天灾后的心情与愿望：“草庐寄穷巷，甘以辞华轩。正夏长风急，林室顿烧燔。一宅无遗宇，舫舟荫门前。”诗人不贪华堂丽府，甘居穷巷，可上天还要与他过不去，把几间草屋烧得一干二净，全家只好住在船上，诗人怎能不怨恨命运的不公？“迢迢新秋夕，亭亭日将圆，果菜始复生，惊鸟尚未还。中霄伫遥念，一盼周九天。”面对无情的现实，诗人想到了很多很多：“总发抱孤介，奄出四十年；形迹凭化往，灵府长独闲；贞刚自有质，玉石乃非坚。”回首前半生，他不认为自己的选择有什么值得悔憾，那怕落到如此地步，还以心坚胜玉石来自励。诚然，天灾是偶发事件，但诗人的困窘却是由他的心性、他的人生选择所决定的必然，悔憾毫无意义，惟有自励才能振作，而不被天灾击倒，更不被自己的悲愤、怀疑与悔恨击倒。“仰想东户时，馀粮宿中田；鼓腹无所思，朝起暮归眠；既已不遇兹，且遂灌我园。”
诗人虽然仰羡东户子时代，但并不停留于幻想，而是打起精神，重整田园。虽然这里有几许无奈和听天认命的成分，但诗人毕竟还是振作起来了。他没有什么伟大的志向、高远的目的，只是努力要活下去，这固然称不上高尚，不值得赞美，但“活着”本身不就是人生最根本的意义，“活下去”不就是最永恒的主题吗？
影片《芙蓉镇》中秦书田入狱前对胡玉音说：“活下去，像狗一样活下去。”这是多么荡气回肠！
在艰难岁月中，在天灾人祸前还能坚定地活下去，这不也是一种可歌可颂的精神吗？诗人像一个老农一样活下去，何损于诗人的诗名与文学地位？何必定要强加给他一个“固穷的志节、隐士的高风”，让他为这种高风亮节而活？
东户子时代的传说见之《淮南子·缪称洲》。东户子即东户季子，传说中的古代帝王。“鼓腹无所思，朝起暮归眠”典出《庄子·马蹄》：“共赫胥氏之时，民居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游。”
丰衣足食是中国农民的基本心愿，好逸恶劳不是劣性，而是中国农民经年劳累却不能保证基本需求而必然产生的心理反应。东户氏时代和赫胥氏时代的根本特征不是不劳而获，而是劳而有获。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是对过于操劳的幻想式的逆反，粮食多得堆在田头是缺粮少食的心理折射。陶渊明的愿望不仅反映了农民的愿望，也反映出农民的生活状况。如果不是饱受了农民的辛劳与磨难，他是不能暗合农民心理而表现出农民的理想的。这个理想，就是正在进一步成形的桃花源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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