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诗人心中已生出隐忧，只怕这种虽苦仍安的生活也难以长久。而他的担忧，无论从时世来说，还是从自身条件、家庭境况来说，都不是多余的。
诗人移居南村之后，位近浔阳城，不再是荒僻、人迹罕至的气象，交游也就多起来。这也是他移居的一个重要目的。如其《移居二首》，言：“昔欲居南村，非为卜其宅；闻多素心人，乐与数得夕。”不是南村宅地风水好，而是有心的朴素的人。如殷景仁、庞遵、颜延之等可以经常往来。诗人并非像人们想象的隐士那么好静甘寂，而是常常苦于没有“邻曲时时来，抚言谈古昔”，没有知交与他“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南村是一个大村落，诗人与众多邻里打成一片，“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文人最怕的是寂寞。寂寞则生愁心，则生乱绪，陶渊明喜欢热闹、喜欢交游，免为这些无所寄放无以排遣的心绪所困。他诗人的气质、言谈又为邻里所喜爱。因此他们能如此投合、融洽相处，让诗人感到莫大的欢慰。
诗人与当地官吏过往甚密。由《酬丁柴桑》一诗可见，他从这种交往中亦得到一丝乐趣。当然，这些官吏都不是昏官污吏。丁氏为柴桑令，从善如流，秉公办事，惠及一县，所以诗人才乐于和他往来，“放欢一遇，既醉还休”。
殷景仁是诗人的好友之一。他先做晋安南府长史，居住浔阳，与诗人彼此相投，后任刘裕太尉参军，移家东下。诗人作《与殷晋安别》一诗送他，深深怀恋二人的交谊，忆起昔日一见相投、畅谈同游的情景：“游好非久长，一遏尽殷勤；信宿酬清话，益复知为亲。去岁家南里，薄作少时邻。负杖肆游从，淹留忘宵晨”。充满依依之情，同时也不无遗憾地说，彼此仕和隐的道路不同，分手势在必然：“语默自殊势，亦知当乖分；未谓事已及，只言在兹春”。想到从此好友再难相见：“飘飘西南风，悠悠东去云，山川千里外，言笑难为因。”诗人不由自伤：“良才不隐世，江湖多贫贱。”优秀的人才不会隐居，只有自己这样寡陋贫贱的人才沦落江湖。希望以后他有机会还来看望自己：“脱有经过便，念来有故人”。
诗人在和友人的交谈、唱和中，常常探讨一些人生哲理。《五月旦作和戴主簿》是诗人对生和死主题的继续思考。“既来孰不去，人理固有终。”表明生死乃自然之道。“居常待其尽，曲肱岂伤冲。迁化或夷险，肆去无隆。即事如已高，何必升华嵩！”过着清贫的生活，也有乐在其中，无论人生道路平坦或坎坷，只要纵心任情也就无所谓高下、贫贱了。幸福是一种感觉，没有客观的标准。纵心任情，自觉如意，这就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对现实诸事达到这种超脱的认识，又何必要升天成仙呢？
世事对人生的影响，归根结底是通过人的心灵，通过主体精神转化为行为方式，其结果最后又归于人的心理积淀，即人的处世姿态与心情。陶渊明对生死、穷通、贫贱的认识未必放之四海而皆准，但他能达到这种适于自己的认识，也就能够安然于自己的处境，以不变应万变的心境，在天灾人祸莫测、通达乖蹇难知的人生旅程中踏踏实实地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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