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指责朝阳初起的青少年悲观消沉，不可以强求历尽风霜的中年老人还那么豪情满怀。况且这里诗人并非在鼓吹虚无空幻的人生观，而是在慨叹自己一事无成，在这世间留不下什么有光彩的东西，将来也不过埋没于一片荒丘，同时，三十年而朝市异，世事变化如此之快，诗人也在探寻追索一些不变的东西，能使生命永恒的东西。
《归园田居》之五写诗人劳作一天归来后的生活情景。“怅恨独策还，崎岖历榛曲。”“怅恨”估计是因庄稼长势不好，更兼劳累，心情因此不好，由此对自己沦为农人也不免有怨天尤人之想。“山涧清且浅，遇以濯吾足”，在山泉中洗洗脚，也可以洗去心中烦闷。此句既淡且雅，淡者，农人收工回来，遇水洗洗足，这是多么平常的事；雅者，是承屈原“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之意。诗人于不经意间，既写出了情状，又写出了心境。笔调而后渐转欢愉：“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日入室中暗，荆薪代明烛。欢来苦夕短，已复至天旭。”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与人同乐，其乐无穷。燃薪代烛，欢夕达旦。固然自在，固然自足，但诗人这种着意追求的尽欢，这种借以消忧解愁的放浪，也是怅恨的一种变形宣泄。
《归园田居》五首，既较为全面地反映了诗人归田之初的各项生活内容、生活情形，也写出了他情绪由欢快转为平静、并淡淡生出一丝怅惘的过程。总体上来说，诗人的心情还是恬静的，欢愉或怅惘都只是暂时的波动。从同期所作《旧鸟》一诗来看，“岂是天路，欣及旧栖”，作者已经绝了飞黄腾达之念，“游不旷林，宿则森标”，他已不敢再作离开丛林的设想，只愿从此安居在田园。
诗人对此生不再抱奢望，委任自然的思想从他对子女的态度上也可以看出来。望子成龙是每个作父亲的心愿，子女的生命在一定意义上是父母生命的延续，子女的作为也在一定程度上是父母生命的延续。父母对生活要求愈高，在子女身上寄托的希望也就愈大。
如果父母有所追求因之有所失落，必然希望在子女身上得以实现。陶渊明初得长子俨时，作《命子》一诗，历数陶门光荣历史，其中寄意不言自明。
而现在，四十四岁的陶渊明又作《责子》一诗，面对五个不成器的儿子，他又作何感想呢？“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诗人早生华发，肌肤不再丰实，渐近衰老，这一辈子也就这么完结了。“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粟。”五个儿子都不爱读书，真是让诗人无可奈何。但他不是严加训斥，勤勉督导，而是“天命苛如此，且进杯中物”，以酒消忧，忘记这些不顺心的事。作为一个不得志的诗人，他的消沉、嗟怨、贪恋杯中之物，浑然忘世忘家忘身，可以理解也值得同情。但作为一个父亲，陶渊明确实不称职。一个好父亲，哪怕自己再落泊，也要在子女面前保持挺立的形像，不为自己心愿的延续，也为子女的前程。
所以，陶渊明消极厌世的思想，固然可以化为正常的诗意来触动落寞者的情怀，引起一代又一代人的共鸣，但作为一种为人立世的态度，却不值得推崇，也不应当归咎于时世以为其开脱。痛苦出哲人，但我们不必为了哲理而强求痛苦，而只是取前人痛苦经验来避免、解消痛苦。失意、消沉出凄美的诗意，但我们不必为了这种失意而去寻愁觅恨，而应在与这种落寞情怀的沟通中遣走自己的愁情，放眼现实世界的风物而有所实际行动。诗人和哲人的生活本身往往是不值得追慕的，不能因其生活的结果：思想的、艺术的作品而去赞美其生活本身。尼采、叔本华、凡高的生活都是不值得赞美也是无法仿效的，其为人也不能与其作品的奇异光环混为一体。历代中国文人中有实际作为的人屈指可数，他们的奇篇丽句是由他们独特不可模仿的生活孕育出来的，他们的不平凡的生命历程又是因他们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个性与世俗的冲突造成的。
假如要有所归咎，那决不只是时代的过错，而也与他们自身的弱点、缺点有关。这是一个美丽的错误，让受难者的泪与血浇开艺术的花朵。可这花朵掩盖了泪水与心血，掩盖了艺术家的心灵、性格上的斑点。后世以其对艺术的景仰，进而衍生为对艺术家人格、心性的崇慕，对其一生不分青红皂白的肯定与称颂，这是合情却不合理的。具体到陶渊明来说，于国于家于身于子女，一生中他除了诗文还有什么值得称颂的呢？归隐是无可奈何，拒仕是年老心淡，非要上升到品行的高度，徒然欺诱后人，为懒散、消沉、畏惮找一个美丽的借口，为他们的不负责任、放浪形骸找一种合理的解释而已。但是，既然隐者的情怀可以为在仕途的忐忑不安的心情找一个依托，为他的遭贬谪后的信念找一个支撑，那么它也就有了长存的理由。
话说回来，一事无成，心灰意冷、无德无能、仅有舞文之长的陶渊明，面对五个不成器的儿子，当此群魔乱舞、百姓谋生未易、求进无门的时世，除了借酒浇愁，又能怎么样呢？所以《责子》一诗姑且作为一篇风趣的作品来欣赏，而不必深究诗人对子女的责任和对生活的态度。十六岁的长子懒惰无人可比，十五岁的次子不好诗文，十三岁的阿雍、阿端连六和七都不认识，小儿子更是只知道寻觅吃食。夸张形容，充满了戏谑，流露出无奈，命运如此，陶门败落，有愧列祖列宗。百绪千愁，都让它融化在酒中吧！
从踏上仕途前夕的《命子》，到归园田居后的《责子》，诗人由夸宗耀祖到斥责儿子，由谆谆祝告到认同天命，笔调由高昂到低沉，由满怀热忱转为无可奈何，这是诗人十三年迷梦颠落的结果，是他归返田园后的心情写照。而无论有望无望，不敢奢望却是自始至终贯穿诗人心迹的。这是每一个人尤其是多思善感的文人的共同心态。寄望之前先降温，是怕失落得更多。陶渊明责子何尝不是希望儿子好读书、求上进呢？只是此事，这种愿望是以无望的方式表达的，与《命子》中以低调的希望表达强烈的心愿异曲同工。
诗人这样的心性反映到诗中，便没有那种李白的浪漫激情与蓬勃热力，亦无杜甫的那种大悲大愤，而自成一派平和、舒缓的风格，这种风格在诗人诗作中一以贯之，而在后期表现得越来越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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