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贞观之治
唐太宗即位以后，曾主持开展过一次关于“自古理政得失”的辩论。这次辩论的目的是力图找到一条实现“天下大治”的途径。当时面临着百废待举、百乱待治的局面，大乱之后究竟能否大治？看法是很不一样的，持怀疑态度的不少。连唐太宗也发出了“今大乱之后其难治乎？”的感叹，对于“致治”缺乏信心。唯独魏征满怀信心地说：“乱后易教，犹饥人易食也”，“若圣哲施化，上下同心，人应如响，不疾而速，期月而可，信不为过，三年成功，犹谓其晚”。
这是很有见地的。大臣封德彝等却大不以为然，引证历史，说什么夏、商、周三代以后，人心渐渐地浇薄，所以秦朝专用法律，汉朝杂用霸道，它们是想教化而不能，不是能教化而不想。他甚至当着唐太宗的面，厉声指责：“魏征书生，不识时务，若信其虚论，必败乱国家。”魏征也不客气，他援古引今，考之史籍，反复说明乱后致太平的事例多得很。唐太宗采纳了魏征的建议，作出了“大治”天下的决策。
天下怎样才能“大治”呢？唐太宗和魏征认为，必须抚民以静。所谓“静者，为化之本”，这就是“安人理国”的根本方针。武德九年八月，唐太宗即位。这时，北方突厥扬言以“将兵百万”相威胁，颉利可汗侵犯至渭水之北。面对这种情况，唐太宗坚决实行“安人理国”的方针，他挺身而出，订立了“便桥之盟”，突厥撤退回去。事后，唐太宗对大臣们说：“我新即位，为国者要在安静。”因为“国家未安，百姓未富，且当静以抚之。”这说明，唐太宗所谓“安静”，最初主要是指不进行对外战争，使百姓减少兵役的负担。
任何施政方针都是不断完善的。随着形势的发展，唐太宗所谓“安静”又包括了新的内容。武德九年十一月，唐太宗和群臣商议“止盗”对策，提出了“安人理国”的四项措施：一是“去奢省费”，二是“轻徭薄赋”，三是“选用廉吏”，四是“使民衣食有余”。
同年同月，唐太宗强调指出：“君依于国，国依于民。
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满而身毙，君富而国亡。”这个比喻，形象地表明了治国必先安民的远见卓识。贞观元年，唐太宗重申“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次年进一步阐明治国在于“人君简静乃可致耳。”这样，以“存百姓”为宗旨、以“简静”为特征的治国方略，就被明确地规定下来了。
唐太宗的抚民以静的治国方略，是以民为邦本的政治思想和静为农本的经济思想为其基础的。对于这一点，唐太宗在贞观二年曾讲过这样一段话：“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唐太宗鉴于隋亡于虐民的教训，把“存百姓”当作“为君之道”的先决条件，同时又把“存百姓”跟帝王“正其身”相联系。他的思路是很明确的：封建王朝的长治久安取决于百姓的能否生存，百姓的存亡取决于君主自身能否克己寡欲。他把国治、民存、君贤三者有机地联系起来，反复强调民存取决于君贤。他有一句名言：“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这是君主的安危受到人民力量制约的思想流露。同时，唐太宗也清醒地认识到，要想在政治上大治，必须在经济上十分重视农业这个根本问题。他说：“国以民为本，人以食为命，若禾黍不登，则兆庶非国家所有。既属丰稔若斯，朕为亿兆人父母。”
唐太宗的农本论并非抽象的概念，它的表现形式就是静为农本的观点。具体地说，一方面要让农民休养生息；另一方面统治者征役要不违农时。与民休息是静为农本的核心内容，不违农时则是休养生息的必要条件。贞观二年，唐太宗在慰劳刺史陈君宾时说：“是以日昃忘食，未明求衣，晓夜孜孜，惟以安养为虑。”
贞观三年四月，在《赐孝义高年粟帛诏》中说：“自登九五，不许横役一人，唯冀遐迩休息，得相存养。”
贞观八年，又指出：“朕有天下以来，存心抚养，无有所科差，人人皆得营生，守其资财，即朕所赐。”
从这些话里，可以窥见唐太宗是注意贯彻静为农本思想的。
唐太宗不仅规定了以“静”为特征的施政方针，而且采取具体措施加以落实。具体地说，他的重农政策择其要者有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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