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推行均田，奖励垦荒
要使百姓“安静”，首先要有田可种。经历隋末丧乱，州县萧条，人口稀少，大量空荒地的存在是唐初实行均田制的前提。武德七年四月，唐高祖颁布均田令，规定：“丁男、中男给（田）一顷，所授之田，十分之二为世业，八为口分。世业之田，身死则承户者便授之；口分，则收入官，更以给人。”这种计口授田的土地分配法，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士族、豪强对土地的垄断。但是，武德七、八、九年间，皇室内争激烈，均田令并未认真贯彻。唐太宗即位后，才开始切实地推行。但是，在地主土地私有制的情况下，所谓“均天下之田”是不可能彻底实行的。诚如元代马端临所说：“似所种者皆荒闲无主之田，固非尽夺富者之田，以予贫人也。”所以，在空荒地较少的地区即“狭乡”，农民群众往往得不到法定的百亩。贞观十八年二月，唐太宗“幸灵口，村落侧，向其受田，丁三十亩。遂夜分而寝，忧其不给。”对于受田不足的情况，唐太宗深感忧虑。
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呢？唐太宗极力鼓励农民迁往空荒地较多的地区即“宽乡”，以便给足田数。贞观元年，关内旱灾，粮食歉收，组织饥民到关外“分房就食”。贞观二年，唐太宗提出：“安置客口，官人支配得所；并令考司录为功最”。希望地方官“善相劝勉”。所谓“客口”，就是迁居客地附籍的客户。
其中有灾民、流民，也有部分自耕农，他们迁居的地方主要是宽乡。贞观十一年，新颁布的《唐律》规定，宽乡占田逾限不作违反律令论处，移民垦荒可以得到减免租税的优待。据后来编纂的《唐律疏议》卷十三解释：“若占于宽闲之处不坐。谓计口受足以外，仍有剩田，务从垦辟，庶尽地利，故所占虽多，律不与罪。”如果“人居狭乡，乐迁就宽乡”的，可以免除赋役负担：“去本居千里外，复三年。五百里外，复二年。三百里外，复一年之类。”官员不按赋役令执行，要受“徒二年”的刑律处分。这些措施清楚地反映了唐初统治者鼓励农民移居宽乡垦荒的意愿。贞观十八年二月，唐太宗巡视灵口后，“诏雍州录尤少田者，给复移之宽乡。”以上证明，推行均田制的重点在于宽乡占田，奖励垦荒。
（二）租庸调法与“轻徭薄赋”
唐初赋役称为租庸调法，它初定于武德二年二月，修订于武德七年四月，受田户每年纳粟二石，叫做租。
服役二十日，如不服役可用绢代役，一天折绢三尺，二十天共计六丈，叫做庸。纳绢二丈，另加丝绵三两；或者纳麻布二丈五尺，另加麻三斤，叫做调。由于经受隋末农民战争的打击，唐初比隋代放宽了直接生产者徭役折色的年龄，严格了服庸时间的计算方法。唐太宗即位以后，基本上照章办理，对租庸调法没有作过重大的更改或调整。
实际上，唐初的减免租赋是很有限的，因为当时“国家仓库犹虚”，没有丰裕的物质条件。因此，“贞观之治”的主要内容不是减免租赋，而是在于防止滥征民力，反对劳役无时。唐初统治者亲眼目睹隋亡的全过程：“驱天下以从欲，罄万物而自奉，采域中之子女，求远方之奇异。宫苑是饰，台榭是崇，徭役无时，干戈不戢”，结果是“民不堪命，率土分崩。”
鉴于此，唐太宗十分强调去奢省费，躬行节俭。例如，贞观元年，他想营造一座宫殿，材料都准备好了，但一想到历史的教训，就不再兴建了。贞观二年八月，群臣再三建议营造一座高燥的台阁，以改善“宫中卑湿”的条件，但是唐太宗坚决不允许。贞观四年，又对大臣们说：“崇饰宫宇，游赏池台，帝王之所欲，百姓之所不欲。劳敝之事，诚不可施于百姓。”
既然农民群众减少了“劳弊之事”的负担，也就意味着他们用于自己土地上的劳动时间相对地增多，势必提高了生产积极性。
至于限制役使民工，唐太宗还运用《唐律》，从刑法上加以约束。《唐律疏议》卷十六规定：“修城郭、筑堤防，兴起人功，有所营造，依《营缮令》，计人功多少，申尚书省，听报始合役功。或不言上及不待报，各计所役人庸，坐赃论减一等。”《唐律》对违令者予以刑事处分，显然意在防止滥用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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